如何走出科学哲学研究的相对主义困境——以“理性动力学”的反思为求解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动力学论文,困境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4)05-0032-07 蒯因和库恩分别开启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化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主流，但是“自然主义丧失了传统认识论所主张的规范性判断，堕入相对主义的深渊”[1](P.3)，而科学哲学的社会学化也由于其理论基础(库恩范式理论的“不可比拟性”)的先天不足而走向相对主义。如何走出困境?Michael Friedman的理性动力学或许能为走出困境提供思想资源①。当代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斯坦福大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Michael Friedman在批判学术史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动力学，为走出当今科学哲学研究的相对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而理性动力学一经问世便受到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内学界尚无关注)。Marc Lange赞扬道：“弗里德曼的书(《理性动力学》)表现了作者对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极其博大精深的见解。”[2](P.711)同时，在2012年1月召开的题为“重思理性动力学——纪念米切尔·弗里德曼”的研讨会上，Mauricio Suárez和Thomas Uebel等几十位科学哲学界的重要学者参与了讨论。不仅如此，国际上重要的科学哲学类专业期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2012年第1期(总第43期)专题讨论理性动力学。 重构和批判：Friedman对于学术史的清理 Friedman建立理性动力学的前提是重构逻辑经验主义、批判把科学哲学引入相对主义的“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蒯因的整体论”。 (一)重构逻辑经验主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逻辑经验主义的主流观点有二。Ⅰ逻辑经验主义在拒绝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同时主要吸收了洛克、贝克莱以及休谟等的经验主义思想。这一观点发源于“艾耶尔”的思想，他在《语言、真理和逻辑》的序言中明确指出，逻辑经验主义是“贝克莱和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逻辑发展的结果”[3](P.31)。Ⅱ逻辑经验主义基本观点是，命题的意义在于两个地位均等的方面，即经验证实和逻辑为真。然而，理性动力学的创立者Friedman通过严密的史学考察对主流观点其一进行质疑，认为直接的经验证据不能判断空间是欧式空间还是非欧式空间。所以，“全部的早期实证主义者都极力反对经验主义的观念(如高斯Gauss，黎曼Riemann，亥姆霍兹Helmholz)……转而支持彭加勒关于‘从感觉经验不可能产生物理几何学’的观点”[4](P.6)。 在质疑的基础上，Friedman以新康德主义为起点重构了逻辑经验主义。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创始人Hermann Cohen极力反对从费希特到黑格尔对于康德哲学的知识论诠释路径，提出要以“先验方法”解读康德的理论哲学，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事实为分析前提”[5](PP.119～120)构建哲学。Cohen的后继者Ernst Cassirer按照这种方法分析当时的数理函数，并认为其形而上学意义是“函数可以整理现象为定律的序列并赋予对象以意义”[6](P.47)。 在Cohen和Cassirer基础上，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Hass Reichenbach把数学和自然科学事实细分为可进行先验分析的两个层面。一是运用于经验的物理学定律，即联结性定理(Verknüpfungsaxiome)；另一个是决定联结性公理的协调性公理(Zuordnungsaxiome)，包括具有先天成分的数学理论。协调性公理不是不变的，当相对论取代牛顿力学之后，“为了和相对论相一致，我们要修改先天范畴”[7](P.5)。在此基础上，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奠基人石里克更为明确地指出“协调性公理”的主体就是数学逻辑，进而赋予逻辑以哲学的地位。 石里克的思想在罗素、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了支持和发展，以至于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提出命题“哲学就是逻辑分析活动”。其后的卡尔纳普虽然试图利用数学逻辑和感觉材料构造世界知识体系(《世界的逻辑构造》)，但是他明确指出，命题的意义绝不仅仅取决于感觉材料，相反，只有在概念的逻辑结构中，命题才有意义。卡尔纳普甚至认为“结构描述是最高层次的形式化和非实质化”[8](P.21)。也就是说，对于命题的意义而言，逻辑结构较之于经验材料更为重要。 通过重构从康德、新康德主义到卡尔纳普的学术谱系，Friedman的结论是，“逻辑经验主义与洛克、贝克莱、休谟和马赫的经验主义传统不是传承关系而是对立关系”[9](P.9)，“逻辑经验主义源自于那个时代的哲学运动——新康德主义”[9](P.9)(反驳主流观点Ⅰ)。同时，“逻辑经验主义虽然抛弃了康德先天综合原理，但，同时确认了先天原理的构成性功能”[9](P.9)，并主张具有构成性的“逻辑较之于基本的感觉材料更为重要”[9](P.9)(反驳主流观点Ⅱ)。 (二)批判蒯因的整体论以及库恩的范式理论 蒯因的整体论把科学理论的整体看作一个巨大的“信念之网”，以此统摄外在对象形成的“经验的涡旋(tribunal)”。他把信念之网分为两个层面，层级i为处于中心地位的逻辑和数学，层级ii为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其他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等。在分层的基础上，蒯因做出了两个基本判断(命题)。(1)在面对“异常(recalcitrant)的经验”时，层级i几乎不能修改，遵循着“最小伤害原则”(Maxim of Minimum Mutilation)，但是，层级ii可以做出较多的修改；(2)层级i(分析陈述)与层级ii(综合陈述)不可区分，认为“要在其有效性视经验而定的综合陈述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有效的分析陈述之间找出一道分界线，是十分愚蠢的”[10](P.41)。 针对蒯因的以上两个观点，精通科学史的Friedman根据牛顿力学对相对论的科学史进行尖锐的批判。首先，针对蒯因的命题Ⅰ，Friedman认为当面对异常的现象时，层级i并没有遵循最小伤害原理，而是和外围的具体经验定律一起变革。如牛顿同时创立了三个革命性的理论：微积分(解决瞬时加速度问题)、三大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这三个革命性的理论“一起来面对‘经验的法庭’，因此，蒯因的整体论好像是不正确的”[11](P.4)。同样，广义相对论的建立是以下三大革命性理性同时创立的结果。数学领域的新发展，即张量微积分或者流体理论(由19世纪后期的黎曼创立)；等效原理；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描述物质和能量如何使时空弯曲)。因此，蒯因的“最小伤害原则”并不成立。 同时，Friedman指出蒯因的命题Ⅱ也不符合事实。如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黎曼几何(“分析陈述”)、等效原理(“分析陈述”)和引力场理论(综合陈述)的地位也是有区分的。就黎曼几何和等效原理而言，“等效原理描述了在各种曲面时空的几何学中，物体在测地线或直线方向的时空运动轨迹……在由黎曼创立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数学(广义流体几何理论)的背景下，各种曲面几何学所关联的理论才有意义”[11](P.38)。也就是说，黎曼几何使得等效原理有意义。就等效原理和引力场方程而言，“如果我们首先不寻找一些既定的经验现象作为几何理论的基本概念(这里指的是测地线和直线概念)，曲面的时空结构不能应用于经验，也没有经验的意义。准确地讲，等效原理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基本概念，没有等效原理所表达的复杂的时空几何学，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不能运用于经验。”[11](P.38)也就是说，等效原则使得引力场方程可以运用于经验对象。 不但如此，Friedman指出，库恩的范式并不是“不可比拟”，而是可以在元框架或元哲学下进行转换。Friedman的证据是牛顿力学的创立。在牛顿力学创立之前的时代就存在着占主导地位机械论与新柏拉图主义的争论。洛克等主张的机械论认为世界是由机械运动组成的，而摩尔等新柏拉图主义者深受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试图以此弥合笛卡尔提出的物质和精神的分离，他在承认物质的存在的同时承认“自然精神”的存在。他认为：“‘存在着一种非物质实体性的自然精神(Spirit of Nature)，它是世界上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得以产生的真正原因’。这种精神是‘由全知的上帝为了宇宙的顺利运行而赋予自然的较低级的本质能动性(Activity)，它自身就包含着一些最基本的自然律和自然的运行方式’。”[12](P.33)起初牛顿认同前代哲学家的机械论(如笛卡尔、伽桑狄、霍布斯、惠更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后来，牛顿受到了摩尔(他的老师Henry More)的影响，并把摩尔“自然精神”推演为万有引力。在Friedman看来，新柏拉图主义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转向牛顿物理学的元框架，他在与占主流的机械论的争论中引起了牛顿的关注，并最终成为牛顿力学理论形成的深层原因，库恩的范式理论显然没有注意到哲学的作用，所以不能沟通不同的范式。 总之，Friedman一方面肯定逻辑经验主义对于康德先天理论的发展(“相对的先天”)，并认为蒯因的整体论无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最小伤害原则也不能成立，其目的是证明“相对先天”范畴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批判库恩的范式理论忽视哲学史的有关思想酵素，其目的是肯定“哲学元框架”的存在。他的目的是构建理性动力学，走出蒯因和库恩开启的相对主义困境。 理性动力学：比较视野下的深层解读 基于学术史的清理，依照康德对理性的批判范式，Friedman重新创立了新的理性动力系统，可分为三层逻辑，即处于最底层的经验定律、处于中间层的“相对先天”和处于最高层的“哲学”元框架。 经验的定律指的是具体的自然科学定律，由“相对的先天”构成，“相对的先天”是Friedman基于康德的先天范畴的借用和修改。康德的“先天”有两层特质：其一，构成性(先天是构成知识的前提要件)，康德认为“只有关于这些表象根本不具有经验性的来源、以及何以它们还是能够先天地与经验对象发生关系的这种可能性的知识，才能称之为先验的”[13](P.55)；其二，先天成分由时空和四组知性范畴组成，是必然的、固定的和不可修改的。 Friedman“保留了具有先天原理的知性的构成性意义，然而拒斥了必然性、不可修改性和确定性”[11](P.73)。所谓构成性是某一命题经验定律成立的必然条件，但是这一必然条件又不意味着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B→A”(条件B是A为真的必然条件)，而意味着B使A有意义。如绝对加速度是万有引力定律成立的构成性条件，意味着没有绝对加速度，万有引力定律没有经验的意义，不能运用于外在对象。先天的构成性类似于维特根斯坦轴心命题(hingeproposition)在科学知识中的地位。所谓轴心命题，维特根斯坦的三重诠释是：“341，我们质疑的问题依赖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一些从不怀疑的命题，这些命题就像是我们可以通过‘转动’来怀疑其他命题的轴心一样。342，也就是说，轴心命题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中毋庸置疑的逻辑。343，轴心命题p成真是其他命题在经验领域内成真的必然条件。”[14](P.348)具有构成性的先天和轴心命题都是科学理论中经验命题的构成要件。略微不同的是轴心命题既具有规范意义又具有事实意义②，而Friedman和康德的构成性具有纯粹的规范性意义。 作为先天的另一个特质的“相对性”指的是，先天不是惟一的和确定的范畴，而是科学知识中的能动的(dynamical)元素，不同的科学范式具有不同的先天。具体而言，牛顿力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和三大运动定律)有着康德意义上的先天成分(实际上是先天时空和范畴)，而相对论(闵可夫斯基的时空几何学、黎曼的流体理论、光速恒定原理和相对性原理)有着另一种先天成分(实际上是数理逻辑)，不同的科学范式内在的先天是不同和相对的。我们可以把先天的相对性和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作类比。蒯因认为“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15](P.266)。约束变项即是带有量词的量化变项，“本体论承诺”可命题化为“在具体本体存在S中，存在一些量化变项P”。以此类比，“相对的先天”可表示为类似蒯因命题的形式，即“具体情境下，对于科学知识S包含一些先天元素P”。也就是说，先天被限制在具体的范式情境内，不具有固定性。 理性动力学的最高层级是在库恩的新旧范式革命之间有一个可以沟通范式的元框架——哲学反思。“哲学元框架”在沟通范式中具有三重作用：“第一，在面对于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新范式时，我们只是达成了一个相对弱的共识，我们需要的支持只是要证明新的构成性框架是一个合理的、有证据支持的选择；第二，虽然我们没有在相关的哲学争论上达成一个强共识，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在证明问题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进而使得我们意识到应该认真对待哲学争论以及相关证据；第三，重要的哲学反思和对科学的深入反思交互作用，这使得有争议的、概念上有疑问的哲学问题和与此相关的、没有争议的、毋庸置疑的科学成就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哲学反思能够促使不同的科学反思路径(包括没有争论的和毋庸置疑的领域)之间进行交流，进而为新的科学范式的引入和传播提供条件。”[11](P.107) 在上一部分，在批判库恩的范式理论时，我们已经论说了哲学反思对于牛顿力学创立的意义。其实，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科学事实也可以证明哲学反思对于范式革命的意义。几何公理的来源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爱因斯坦的时代，亥姆霍兹持一种经验主义的观点，几何公理都源自于现实生活所经验到的“刚体运动”或者源自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想象。彭加勒反驳了亥姆霍兹的理论，提出了一种约定主义的观点，即几何公理“原来是些公约(conventions)，一切可能的公约”[16](P.40)。 亥姆霍兹和彭加勒关于空间公理的哲学争论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注意，爱因斯坦对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前提的设定受到了彭加勒约定主义的影响，即物理事件的发生不是基于经验也不是基于理性，而是一种基于光速不变的约定。后来，爱因斯坦在1921年发表的《几何与经验》一文中，反对彭加勒的几何约定主义，转而支持亥姆霍兹的经验主义。他指出：“如果一个人[根据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反对经验到的刚体和几何学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不会走出约定主义的困境……没有经验主义，我不可能创立[广义]相对论。”[17](PP.59～61)爱因斯坦在他的著作中反复描述圆盘旋转的经验实例也印证了他的思想转变。具体而言，从狭义相对的观点看来，在一个旋转运动的参照系中，与旋转体系的旋转圆的切线平行放置的刚体会发生洛伦兹收缩，而与旋转体系的直径平行方向放置的刚体不会收缩。这种现象使得他发现时空是不均匀的，从而放弃闵可夫斯基的“3+1”维时空观，转而接受黎曼的几何学，进而创立了相对论。约定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争论不但引起了爱因斯坦对于运动理论的基础(几何公理)属性的反思，而且促使他创立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因此，哲学的元框架是范式转换的桥梁。 经验定律、相对的先天和“哲学元框架”是一个密切结合的三重结构，相对的先天构成经验的定律，哲学的元框架是“相对先天变动”的驱动力。三层紧密的结构共同驱动人类理性的发展。 辩护与修订：对Friedman的学术史思想和理性动力学的反思 Friedman对学术史的批判以及构建的理性动力学为我们重新理解科学哲学史和理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是任何思想必须经过批判才能证明合法性，进而成为解题的工具。经过查阅文献，我们将对Friedman的思想进行反思、辩护和修订。 Friedman的一个基本命题是“逻辑经验主义来自新康德主义”是合理的，因为赖欣巴哈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听过卡西尔的课，深受卡西尔科学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在其著作中显露了卡西尔的影响(参见H.Reichenbach,Relativit Tstheorie and Erkenntnis Apriori,Berlin Springer,1920,P.75)。Friedman对蒯因“整体论”批判的合理之处在于从科学史的层面进行了反驳，缺陷在于经过哲学的查验。就“整体论”哲学后果而言，整体论消解了分析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实际上取消了数学和逻辑(分析命题)在知识构成中的重要作用，走向以描述语言为宗旨的自然主义，最终堕入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泥潭。对此，蒯因也承认，表述自然主义观点的“《世界和对象》是以《关于经验主义的两个独断》中所谓的‘经验的边缘’(整体论的外围)为开端的”[18](P.180)，因此破解蒯因相对主义难题必须反驳蒯因的整体论，Friedman的批判在哲学层面上也是合理的。Friedman对库恩的批判只从事实出发，未从库恩的核心范畴“范式”本身进行反思。虽然库恩在《再论范式》中对范式从广义和狭义进行了规定，但是他的范式含义还是极其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库恩对范式有一个明确的功能类比，“虽然我已经使用过很多构成性范畴，但是我的关键词汇[库恩的所说的范式]相似于康德的先天的第二种含义——相对的‘先天’。二者都是构成关于世界的经验的条件。”[19](PP.331～332)也就是说，范式在功能定位上和康德的先天一样，都是构成知识的条件。如果知识变化了，那么范式必然改变，而“流变”必有更深层的哲学原因。因此，Friedman的批判是正确。 “哲学元框架”是理性动力学最具创意之处，但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如Robert DiSalle认为，Friedman最具创新意义的哲学元框架应该是一种“哲学分析”或概念分析，即“哲学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激发性原理和产生新概念的一个外在来源，最为重要的是哲学在科学革命进程中是科学探究的客观工具”[20](P.191)。事实上，DiSalle指出了Friedman理性动力学的要害，由于Friedman所谓的相对先天和哲学元框架只能通过外在反思的形式结合，所以理性动力学所意指的科学和哲学的统一只是一种外在的拼合。因此，DiSalle的反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DiSalle又进一步指出哲学分析属于哲学，然而，“和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不同，它可以解释如何和为什么会出现科学革命——不是为科学方法和成果做辩护，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进行阐释”[20](P.191)。DiSalle还给出了哲学分析的两个特质：“首先，分析是与现存理论观点的对话，为了说明现存概念的基本弱点，分析开始于现有理论的前提条件。”[20](P.199)也就是说，当现有的理论自相矛盾或与某些现象出现冲突时，新的理论范式会在已有的理论前提、问题和框架下出现。如爱因斯坦和牛顿共享的一个论证前提是，时空框架是构成任何其他具体理论的前提。而且牛顿、笛卡尔和霍布斯等机械主义关注同样的问题，即什么是天体运动的原因，什么是物体运动的力。“第二，我们可以认为，分析以直接的方式解决了矛盾，以此建立了一种更为综合的观点。”[20](P.199)如“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证明了电磁力学和经典力学的矛盾，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经典力学时空参照系进行深层分析，发现时空参照系与同时性原则都需要独立的基础(光速不变)。牛顿以前的物理学无法解释月亮和潮汐的互动关系，牛顿对于力进行深层分析，物体的“交互作用不是只有在还原为碰撞才可以认知，而是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时，人们才可以认识碰撞”[20](P.203)。所以，引入了“超距作用力”来综合传统的物理学与“月亮和潮汐互动现象”。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DiSalle和Friedman观点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DiSalle完全否认了Friedman的观点，而在于，DiSalle强调沟通不同范式的元框架应该是在原有框架内的哲学分析，而Friedman所强调的是起激发作用的哲学反思。经过详细的查阅文献和考证，“哲学元框架”呈现出一个包容二者的新模型，即哲学反思—哲学借鉴—哲学分析。 就牛顿而言，新柏拉图主义和机械论之争激发了牛顿对于力的本质的兴趣。但需要详细指出的是，牛顿在读书期间深受了剑桥柏拉图学派的Henry More的影响，More认为上帝全知全能无所不在，“上帝的精神在哪里，上帝就在那里”[21](P.262)，最高的上帝具有广延性。而牛顿在描述超距作用力的来源时，持一种和More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他(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这不仅必要，而且充分，因为(上帝的)恩德不能在外部之外存在……某种无限的精神弥漫于整个无限的空间中，包含在整个世界中，使整个世界充满活力。”[21](P.545)也就是说，牛顿三大定律的核心范畴“超距作用力”(引力和斥力)源自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精神”。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Rupert Hall经过更为详细的考证也认为，“牛顿和摩尔面对同样的问题：自然的运动性(activity)来自哪里……摩尔宣称那是精神或者上帝……牛顿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精神’也是力或活动性(activity)的本质”[22](P.232)。早年的新柏拉图主义倾向植入了牛顿的思想中，在解决机械论时发挥了作用。当时传统的机械论认为，物体之所以能发生相互作用(或碰撞)，是因为物体本身，所以碰撞必须是接触式的。但这无法解释潮汐和月亮运行的非接触性交互作用问题。牛顿并没有反驳机械论者的相互作用观点，而是追问相互作用的原因，指出“我们认识交互作用的原因不是因为碰撞，而是相互作用符合了一定的条件才会发生”[23](P.203)，这个条件就是“超距作用定律”(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牛顿不但按照机械论的概念和前提进行反思，使得学界可以接受，而且解决了月亮运行和潮汐关系问题。从牛顿的发现过程可知，哲学的借鉴和哲学分析是辩证的，就牛顿力学的发展而言，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精神”是前提，已有的问题框架内的哲学分析是为学界接受的论证方式。 至于牛顿力学向相对论的过渡，彭加勒和亥姆霍兹的争论确实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反思，Don Howard和Arthur I.Miller也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深受彭加勒约定主义的影响，而这对于相对论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在他面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的矛盾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的作用凸显了出来。但也没有彻底颠覆经典力学，他只是试图调节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的矛盾。直接证据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中指出：“对于全部的参照系，电动力学和光学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机械力学的方程有了更有力的支撑。”[24](P.150)爱因斯坦寻找的这个参照系就是光速不变，以光速不变为参照系，才能协调经典力学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方程组，以太才能被证明是多余的，狭义相对论才能创立。 因此，哲学争论引起了科学家的哲学反思，在此前提下，当现有的理论有“异常”时，哲学借鉴便成为解题的酵素和内容。在原有的框架和问题域下，哲学分析则是解题的形式或言说方式，最终将推演出更为综合的一个框架。因此在哲学反思的语境下，哲学分析(形式)和哲学借鉴(内容)达成辩证统一，推动“相对先天”的转型。而“哲学反思—哲学借鉴—哲学分析”作为“哲学元框架”才能避免理性动力学对于科学和哲学关系的“外在”性结合论，使科学(革命)和哲学(酵菌)达到统一，从而为真正走出范式的“不可比拟”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困境奠定基石。 讨论：科学哲学的新理解与相对主义的困境 Friedman对科学哲学史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以理性动力学重新理解科学哲学。而我们反思理性动力学也必然带来对于科学哲学的重新理解：科学哲学的基本结构是自然科学定律——相对的先天——“哲学元框架”(哲学反思—哲学借鉴—哲学分析)，科学哲学是科学和哲学的统一体。应该说明的是，以上基础的科学史基础只是具有范式意义的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体现出科学和哲学辩证联结的理念可以为走向科学哲学的相对主义困境提供一条研究路径。 如何走出相对主义的困境?当今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和社会学化分别由蒯因和库恩开启，蒯因开启的自然主义“把自然科学及其方法和成果置于认识世界及其与人关系的中心地位，它把灵魂完全置于世界之中，否定其具有心智功能，以此来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自然主义有两个重要方面：拒斥先天综合；为心理主义辩护”[1](P.158)。而心理主义的后果是，“如果我们大脑中的原子运动完全决定了精神活动，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信念是真的”[25](P.209)。因此，自然主义堕入相对主义在所难免。如果再进行回溯推理，那么自然主义走向相对主义的根源在于蒯因的整体论消解了分析和综合的区分，取消了数理逻辑的根本地位，进而走向了一种心理主义。根据我们的致死理路，避免自然主义的相对主义的顽疾必然要“重拾”分析和综合的区分，保留先天的领地，进而为通达具有规范性维度的哲学提供一条途径。科学哲学发展的另一个趋势社会学化，这一思潮被公认的理论支撑是库恩的范式理论，范式的“不可比拟性”的直接后果也是相对主义，而超越“不可比拟性”的鸿沟只有通过沟通二者的哲学元框架。如果Friedman的“哲学反思”还不能完全跨越鸿沟的话，那么“哲学反思—哲学借鉴—哲学分析”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可行的沟通模型，这可能为科学哲学走出相对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路径。 注释： ①米切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斯坦福大学教授兼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弗里德曼的学术旨趣在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沟通，以及哲学史、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思想交融。代表作《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A Parting of the Ways:Carnap,Cassirer,and Heidegger)等。 ②一些学者认为，轴心命题“不是事实意义上的命题，而是表达规范的命题”(Oskari Kuusela,Marie McGinn.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tgenstein,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535)。但是从维特根斯坦在说明轴心命题时举的事例“我有一只手”来看，轴心命题也可以是一个事实命题。因此轴心命题包含着复杂的含义，既是规范的又是事实的。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相对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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