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其对论文,人际关系论文,绩效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3
1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
1.1 中国社会的关系取向
中国社会自古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吕氏春秋（恃君）》中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自守，肌肤不足以抗寒暑，筋骨不足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而犹裁万物，制禽兽，伏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1]。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骨架——儒家伦理的基本假设便是人生存在各种关系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相互交叉便构成一和谐的社会秩序。儒学大师梁漱溟说：“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中国文化要义》）。梁先生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反映出的关系取向——它不从社会本位或个人本位出发，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着眼。这一见解得到了众多学者[2,3]的赞同，使之成为考察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台湾学者何友晖等人进一步提出中国背景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同样应为关系取向，这样才能使其概念架构具有本土特色[4]。他们认为“关系取向”应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而“个体取向”则说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反映了个人对自己与他人间关系的看法和态度，社会行为最有力的决定因素并不是个体本身，而是个体以外的关系背景。
1.2 如何描述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呢
最有影响的论述当属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基本原则的差序格局。他说：“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可见他认为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不同，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具有同心圆波纹性质的差序格局：波纹的中心是自己，与别人产生的社会关系，就象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随着波纹与中心的远近，而形成种种亲疏不同的差序关系。
黄光国通过研究台湾地区家族式企业中人际关系的特点，并参考了西方的社会交易理论之后，提出了中国背景下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情感性关系(expressive ties)主要用以满足关心、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像家庭、密友等原级团体中的人际关系都是情感性关系之列。人们遵循的伦理约束符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彼此间表现出较多的真诚行为，很少玩“人情”和“面子”。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 ties)是个人为了获得所需要的某些物质利益而与他人建立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人们遵循的是“一视同仁，童叟无欺”的社会交易法则，凡是被个人视为工具性关系的对象，他都会以同样的原则与之交往。混合型的人际关系(mixedties)主要包含亲戚、邻居、同学、师生、同事、同乡等角度关系，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中一张张复杂的关系网。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其交易法则是“以和为贵，礼尚往来”的人情法则[3]。
2 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模式变化了吗
2.1 人际关系变化的证据
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界定，范围较广，抽象程度较高；黄光国是基于关系的差序性，将广义的三亲五伦及陌生人关系涵概在内，较为具体。而且由于他的概念同时借鉴了西方的理论，使其的外在解释性更强，便于实际应用。但两者的观点只是处于描述阶段，尚需实证研究的支持。尤其是近期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Ho和Chiu[5]通过对中国民间传统谚语的分析及对香港被试进行的量表调查，发现人际间的工具性关系正在增加，而传统的家庭及邻里关系（即情感性关系）则处于下降趋势。此前他们的一项研究结果也发现在台湾和香港社会传统的孝道愈来愈受到忽视，人们的行为逐渐偏离家庭取向。Yang[6]指出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中国人的个体取向特点正在增加而集体取向的特点却在相应减少。Hui[5]对中美两国大学生用个体取向－集体取向量表(INDCOL Scale)进行了研究，令人惊讶地发现中国学生的得分比美国学生还要低，即中国学生显示了更强的个体取向。毋庸置疑，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改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研究结果背后的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这一改变对传统伦理约束下人际关系模式的冲击和影响，传统的集体取向是否仍然主导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呢？
2.2 人际关系基本模式并没有变
在Ho和Chiu的研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被试一方面显示了较强的个体取向，同时又并存着反对自私自利、赞同合作等支持集体取向的结果。朱瑞玲[7]研究了人际交往中中国人的面子需求，发现个人的行为动机深受社会评价的影响，个人行为依赖社会性的线索，并以符合社会规范，表现社会合宜性行为为目的。个人甚至会极力运用面子整饰(impression management)来达到这一目的。所以她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的确移植了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但充其量也只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权变，在追求社会认可成就的手段上，附加了独立自主的包装。而这种个体取向的动机放在西方，仍然是社会导向的性质。台湾学者李美枝[8]根据Sheiff,Jacob和Cambell的研究结果，认为一种社会规范（包括传统精神、价值观及风俗习惯）一旦形成，便会潜移默化地世代相传，经过制度化的基本中心价值观体系是很难改变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观就是其中之一。她运用情景实验技术对中美两国被试的内团体偏差(ingroup favoritism)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美国人的自我概念严格隔离自己与他人，包括家人。而中国人的我则包括自己和“自家人”，其间仍有较浓的感情成分。这一研究结果客观上支持了Sampson(1988)关于自足式个人主义(self-contained individualism)和包容式个人主义(ensembled individualism)的概念，他提出在美国文化下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界限是非常严格的，个体追求的是一种自我控制(personalcontrol)，属于自足式个人主义；而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则存在着较为松散的自我－他人界限，个体与家人和社会无严格区分，个体的责任在于在社会规范的约束下维系社会的和睦，属于包容式个人主义[9]。
Sampson关于个人主义概念的划分有助于说明中国背景中人际交往的个体取向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的个体取向。就此我们还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依据，中国文化强调“诚其身而天下诚”的思想[10]，孟子曾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种注重“克己复礼”“兼善天下”的思想本身就有强烈的个体取向意味，但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和睦。可见传统文化中就体现着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统一的思想。只不过由于近年来西方思潮使个体取向更加明显，并使其内容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已。李美枝还就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序性进行了检验[8]。在实验中发现：被试会因目标人物与自己的亲近度不同而加以不同的对待，在家人与非家人之间，熟人和生人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差异。这一定量的结果支持了差序格局对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描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生了某些变化，它呈现出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并存的特点，两者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其集体取向是特定于角色的，中国人表现出个体取向抑或集体取向取决于个人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判断，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用的是“特殊性原则”，而不是西方的“普遍性原则”，这一点致使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表现出了不同程度差序性。
3 中国背景下人际关系模式对组织运作的影响
3.1 人际关系对组织绩效的重要性
20世纪初人群关系学派的兴起使西方管理者开始注意到组织内人际关系对绩效的影响。50年代兴起的社会－技术理论(sociotechnicaltheory)开始把组织中人际关系层面与企业的技术因素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60年代，学者Bion认为影响组织效能的三种背景性因素是(1)组织间的凝聚力(pairing)(2)组织内及组织间的冲突与合作(fight-flight)(3)领导与成员的关系(dependency)[11]。植根于Lewin场理论之上的T－小组训练，以及团队管理形式的出现并得以迅速发展，反映出西方对提高组织内的人际互动，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视。近期周边绩效概念的发展已使人际关系再次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VavScotter和Motowidlo提出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与周边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的区别在于其侧重点不同，前者在任务而后者在人际关系[12]。周边绩效强调人际技能和以改善工作关系为目的的人际互动。我国的一些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并开始把人际关系作为组织绩效的一个评价指标。卢盛忠、邹静（注：邹静.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内外激励机制关系模型初探.杭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发现知觉到M型领导（即注意保持管理者与员工间亲密的人际关系，以关系为导向的领导类型）的员工会表现出较高的超角色行为（在无报酬无控制的条件下持续工作）。认为组织间融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员工作出恰当的自我评定，对提高员工的内在激励有重要影响。王重鸣、张玉波（注：张玉波.企业管理团队的发展阶段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利用修订的LMX(leader-member exchange)量表发现：基于工作关系上的关系协调越好，上下级交互关系成熟度就越高，个体对部门和自身的绩效评定也就越高。上下级交互关系可以作为组织绩效的预测指标。王重鸣、陶祁（注：陶祁.组织背景中个性特征与工作绩效的关系.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在探讨个性特征与工作绩效关系时，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则把人际关系单独列为了一项绩效指标，使两者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关于人际关系的观点是基于人性恶的基础之上的[13]，它是在Weber和Taylor的管理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中西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人际关系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俞文钊发现西方理论中的激励因素（个人成长、领导行为和工作性质）在我国企业内只能作为弱激励因素，而被西方作为保健因素的人际关系在我国组织中则为强激励因素之一[14]。
3.2 中国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模式
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样使中国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模式带有了自身的特点。台湾学者高承恕基于差序性的思想，认为中国组织背景下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一种信任格局。“所谓信任指的是一种‘人际的信任’(personal trust)。这是一种针对特定个人的亲近、熟悉所衍生的信任。这与典型西方基于契约所界定的权利与义务观念是不同的，因为这种‘人际的信任’是由‘亲’而‘信’。换句话说，其信任的建立是特定的、主观的，而不是基于客观的判断。但所谓的‘亲’却又不狭窄地局限于‘血亲’或‘姻亲’。举凡好朋友好同事好部属，只要经过相当时间的亲近与互动，都可能由‘疏’而‘亲’，由‘远’而‘近’。”。信任格局只是从‘亲’与‘信’的一维出发来描述组织中人际关系模式，而忽视了组织不同于社会，组织的生存必须以完成自己的目标为前提。所以信任格局并不足以涵概组织背景下的人际关系模式。为此郑伯壎从关系亲疏、忠诚高低及才能大小三个维度描述了企业组织中上级对下属的评价：经营核心（亲／忠／才）、事业辅佐（亲／忠／庸）、恃才傲物（亲／逆／才）、不肖子弟（亲／逆／庸）、事业伙伴（疏／忠／才）、耳目（疏／忠／庸）、防范对象（疏／逆／才）及边际人员（疏／逆／庸）（注：郑伯壎.差序格局与华人组织行为.交流资料）。企业的主管依据不同的原则与八类员工的人际互动，便构成了华人组织行为的运作基础。当然企业主管对下属的原型归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上下级的互动而产生变化，这一点与高承恕以及西方研究者[15]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相对于中国背景中较强调关系的情感层面，西方学者的概念体现了理性因素，它并不只注重组织中人的层面，更多涉及了组织的特性，人际的情感成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Graen[16]认为西方组织中上下级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圈内和圈外。处于圈内的下级被上级视为助手，有较大的自主权，也能获得一些利益。而处于圈外的下级只和上级维持正式的交往。Tichy,Tushman和Fombrun(1979)提出组织情景中关系网交换内容(transactional content)可分为四类——交换感情、交换影响或权力、交换信息和交换货物或服务，我们可以根据其交换内容的差异将关系网分为不同的类型[17]。
3.3 中国背景中人际关系的特点对组织运作的影响及启示
中外的有关研究似乎都证明了人际关系对组织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是一些研究结果[17]却对此产生了质疑。Dickson和Guzzo[18]认为组织内人际关系的改善，可能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对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在关系改善的早期它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成为组织发展的包袱。这些结果提示我们：人际关系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权变的。利用黄光国等人的理论体系，我们认为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以理性的工具性关系为主，个人接受的是一种“自足式的自我概念”，所以当组织内引入“人性化管理”，注重成员间的沟通和合作后，会减少组织绩效的过程损失(process loss)。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当人际关系中情感成分加大后，很可能会使以利己、损害组织利益为目的的工具性关系出现，而使原有的工具性关系产生某些扭曲，造成组织绩效的降低。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国内定量研究的支持，但在颇讲“人情”、关系取向的中国社会，组织绩效的不理想正是由于这类损害组织利益的工具性关系所致[19]。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理应在保证组织的凝聚力，巩固传统社会的情感性关系纽带基础上，同时采取“法家”的严厉措施杜绝“拉关系”、“走后门”的工具性关系，维护组织的正常运转，使各项措施和规范落于实处。
中国社会以关系取向、因人而表现出差序性的人际关系模式并不局限于组织内部，当组织间通过人际纽带而建立一种“互惠的、朋友般的”联系时，这时双方便形成了所谓的“关系户”，双方会相互支持、相互合作。赵蕙玲(1993)在考察台湾中部的成衣厂间的合作网络时，发现一旦双方形成了这种关系，即使公司经营不善、财务运转不灵，关系户会相应延长收帐时间，而非苦苦相逼（注：郑伯壎.差序格局与华人组织行为.交流资料）。正是由于中国组织运作特有的关系取向，而使中国背景下的关系研究倍受注目。Luo(1997)的一项实证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关系网对企业的重要性。他以江苏省的100家外商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基于“关系户”的产品销售及信誉保证（研究中特指财务上的信誉）对公司的赢利、资产流通及销售增长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在关系和公司绩效之间，公司类型、投资的来源和公司成立的时间长短起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即中外合资企业相对于外商独资企业、中华经济圈内（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的资本相对于西方的资本、成立时间较长的外资企业相对于较短的企业，对关系和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起着积极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关系对于外资企业的经营绩效（主要表现为市场的增加、成本的下降、公司的不良债务的减少等）有积极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受到外资企业特点的调节[20]。虽然这项研究是基于外资企业的，但它的结论对国内企业的组织运作具有同样的启示。难怪Kan(1991)曾忠告西方投资者，如果有意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发展，最好有亲戚、朋友或同学在那里，甚至朋友的朋友也可，以此来构筑自己的关系网，以适应当地的文化[21]。由此观之，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