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面临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7月6日至1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访问了中国，就中美两国加强全方位接触，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互访和部长级定期会晤磋商与中方达成了原则一致，从而表明，自去年5月李登辉访美为开端、今年3月台湾海峡危机为巅峰的中美关系大滑坡得到了制止，两国关系正朝着逐步走出低谷，趋于改善的方向发展。这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长远利益，为两国人民所期望，也受到国际舆论的欢迎。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中美两国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俱伤。”在这一新形势下，着眼于11月美国大选之后的新政府，美国如何调整其对华政策便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三种思潮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乃是其国内各利益集团互相斗争互相妥协的过程，也是各种观点与思潮相互辩论和影响的过程。当前，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思潮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即：
遏制中国论。主张采取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方式及早遏制中国，在中国尚未强大起来之前便采取行动。想通过孤立中国来推动改善人权的民主党左翼、想保护台湾、孤立中国的共和党右翼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共利益集团便是这一思潮的积极鼓吹者和支持者。但这仅代表一种声音，并非为多数人所接受，也不是美国两党的主流，更不是美国政府的现行政策。
消极观望论。主张既不遏制也不交往，无所作为。持此种观点的人看到了遏制中国的害处，不主张与中国对抗，但又认为与中国交往并不能改变中国，不如任两国关系自行发展。
积极交往（接触）论。主张扩大与中国各个层次、各种领域的交往，通过接触和交往了解中国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之中，成为一个“遵守国际准则”的大国。这一主张反映了克林顿政府目前的认识，也是对其执政以来失败了的对华政策进行总结后而意识到的。
从美国国内看，虽然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但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产生这种遏制政策的战略环境已不复存在，而且，美国政府尤其是军方认为中国尚不构成对美国利益特别是在亚太利益的威胁；退一步而言，即使美国想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一是以美国今天的实力，靠它独家是根本做不到的，当年美国搞对苏遏制时，苏联的GNP只及美国的25％，而今日的中国早已大大地超过当初苏联的经济实力；二是美国国内通不过，美国人民冷战后着眼于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这正是克林顿1992年大选获胜的关键，另一场冷战决非美国人民的意愿；三是得不到盟国以及亚太国家的支持，美国很难再象过去那样搞一个有效的反华统一战线。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国会作证时即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和朋友都支持一项对华接触政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美国的5个亚太盟国）均要求美国在包括安全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同中国交往。“如果错误地决定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我们将在亚洲孤立行事，而得不到关键盟友的支持。”
此外，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地区军事大国，一个全球性的新兴的经济和政治大国，中国的稳定以及她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是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与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因此，美国不能放弃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国家的交往与接触。明乎此，“遏制中国论”和“消极观望论”均只是美国社会思潮中的支流，全面接触（交往）乃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制订中的主流。
四个难题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在制订和实施对华政策过程中，一直为如下几个纷争或两难问题所困扰：
其一，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原有的以战略为基础的框架解构，而新的框架尚未形成，从而使得美国对华政策难以定位，只是属于欠稳定的、临时应对型的一种政策。受这种非长期性政策影响，中美关系因而波浪起伏，忽冷忽热。
其二，以“6·4”为起点，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不复存在。两党不仅在中期选举和大选中攻击对方的对华政策，而且在国会日常运作中不时就中国问题或提出议案或召开听证会进行辩论。两党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直接影响着对华关系的改善，一党独自的主动行动因而受到牵制并需为此付出一定的政治资本。
其三，对华政策主导权上国会与政府的争斗愈演愈烈。美国对华政策向来是政府起主导作用，自197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就基本上是这一格局（唯一的例外是1979年国会主导制订了《与台湾关系法》）。但国会正在越来越多地干预和影响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并扮演阻碍与恶化中美关系的负面角色。这既有强势国会、弱势总统的原因，也有两党政治的色彩，还有国会中持对华不友好态度的议员占有一定比例的因素。
其四，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外交上搞实用主义，其决策的圈子里缺乏了解中国的“中国通”，这也促使克林顿对华政策表现出摇摆多变、朝令夕改以及不能一以贯之的特点。克林顿政府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先挂钩又脱钩，向中国答允不让李登辉访美最终又向其发放签证等事件均是对此最好的注解。
调整原因
今年以来，尤其是3月台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要员纷纷就对华关系发表讲话；美国学者则借大选年之机，撰写有关对华政策的政策建议，并一批批来中国听取意见，几乎所有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今年上半年均来过中国，有的还不止一次；作为一个总结性的报道，托马斯·弗里德曼5月26日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两党在中国问题上7年来首次形成新的一致。
导致克林顿、多尔、克里斯托弗、金里奇等人对中美关系有大体相似看法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经济利益和占领中国市场的考虑压倒了对人权等因素的考虑，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界人士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既有利于商业往来，又有利于推动中国改善人权。因而克林顿上台之初推行的对华人权外交遭到了批评，中美关系去年以来急剧滑坡使这种批评更具现实性。其次，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都要求美国不能无视、更不能孤立中国，因而，中美关系将越来越具有其战略重要性。第三，过去7年来美国两党分歧的对华政策使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无所作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一状况显然不能再持续到下个世纪。第四，美国的对华政策近年来与其盟国的政策明显脱节，这一政策既受到了许多盟国的批评，也受到美国国内工商界的批评，认为不利于美国在华经济利益。
美国两党在对华问题上形成新的一致为克林顿政府调整其对华政策铺平了道路，大选年竞选的需要也促使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一定的新意，而台海危机则直接地昭示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急迫性。经过约半年的酝酿和辩论，通过克林顿政府高级官员和克林顿本人的讲话，其调整对华政策的思路已逐步显示出来。
新的政策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科纳布尔前不久在上海商城的一次会议上曾用两个词形容克林顿的新对华政策：integration（融合）和partne-rship（伙伴关系）。但恐怕还得加上一个词：restraint（约束）。
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大致构想为：
首先，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安全、稳定、开放和繁荣的国家，一个接受国际核不扩散和贸易规则、在地区和全球安全倡议方面给予合作、越来越多地尊重自己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克林顿话）。为达到这一政策目标，美国的政策手段是与中国全方位接触和全方位交流，尤其注重过去7年来所忽视的最高级正式会晤和部长级定期磋商。美国认识到，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孤立中国是不可取的，相反，与中国全面接触、交往，则既能使中国更加安定、繁荣，也能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关系，美国对华出口90年代前5年即翻了一番。
其次，在中美双边关系之外，美国拟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多边国际机制，遵守和参与制定国际准则，包括核不扩散、全球贸易、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等诸方面。美国认识到，“中国充分参与国际社会对我们解决下个世纪的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克里斯托弗语）。而实现这一目标亦需要中美之间的接触和交往。
第三，区别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手段，即在中美之间存有分歧的领域，美国通过分别使用谈判、施压乃至经济制裁等不同手段而区别对待，例如，知识产权保护乃是美国选择的一个施以强硬手段的领域，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中国达成谅解等等，从而避免两国关系因多方面、多领域的冲突而趋向失控，换言之，美国在处理中美分歧问题时，依然强调谈判和合作，而只是“有选择的强硬”。
第四，在美国全面接触和交往政策的背后，作为交替使用的手段与威慑手段，美国对华政策还具有限制与约束中国的另一面，即如克里斯托弗所言：“虽然我们寻求对话和接触来处理我们同中国的分歧，但是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防部长佩里说得更具体，强调美国要“加强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联盟关系，”结成一个“预防性的防御体系”。显而易见，美国是作好了胡萝卜与大棒两手准备的。
由于本届克林顿政府已时日无多，因此，当前对华政府的调整与其说是带有战略考虑的，不如说是出于策略需要，尤其是大选的需要，是对多尔抢先全面阐述其对华政策的一个回应和反击。由于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趋于一致，克林顿与多尔之间的分歧也不是很大，因此，无论谁在大选中获胜，现行对华政策将得以维持，中美关系总体上依然会趋于改善和发展，只是相对而言，共和党的政策中或许具有更多的战略性。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是从现实利益与需要出发的，是对“6·4”以来不正常的双边关系的纠正，从而使中美关系能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上去。但正常的中美关系决非意味着双方不再有磨擦和冲突，恰恰相反，矛盾与斗争还会不断，只是这些矛盾与斗争由于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而不致于失控以致于走向对立和对抗。正如1972年美国打开对华关系大门一样，当前美国两党一致对华政策的形成和其对华政策的调整，均是现实主义外交的产物。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并不单单取决于美国自身，还需要中国方面的相应回应；而只要这一政策不损害中国利益，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的积极回应是可以期待的。所以，虽然中美两国在人权、贸易、武器控制特别是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甚至重大的分歧，但只要双方从现实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不一味地指责对方，我们是有理由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