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良心——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良心论文,内涵论文,道德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已然成为当代中国的第一显学，经济学家随之也成为叱咤风云的焦点人物，其立场观点对现实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经济学家的话语霸权地位有时仅仅是时尚的社会地位的标志，并不意味着其观点在理性逻辑上无懈可击。把经济学局限在理财之技的范域内，是国内某些当红经济学家的通病，其症候就是凭借对西方经济学的皮毛之识，把人的经济生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以资本的最大获取作为经济学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种狭隘经济学中，“市场无良心”便是一个流行已久且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命题。无论其本意到底是什么，至少就良心一词的汉语本意和对它的常识性理解而言，该命题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曲解甚至不解。此外，这种似是而非、歧义丛生的命题流传下去，扩散开来，不仅不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也有碍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由于很多人认为该命题是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中推演出来的，因而本文打算以原命题为引子，一般地探讨一下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
一、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公利、互利或不损人
无论道德表达的具体价值是什么，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道德的本质永远是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首先，哪怕是最为向内的道德也不能离开我他关系而存在，且必须回答我他关系问题。例如，中国传统道德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独善其身”究竟怎么个善法，善了又干什么，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他关系上来。其次，对我他关系的回答归根到底是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传统义利之争中的“义”，只不过是一种利他行为；道德与利益之争中的道德只是“利他”这种狭义的道德形式；公德这个范畴最终也可以归结为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公德只不过是对这种包括我和他、我和他们在内的很多个人的共同利益的反映，并随着这些利益的变化而变化。违背了社会公德，也就等于间接地伤害了他人的利益。
既然道德的本质是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那么道德的或有德的无非就是利他或至少是不损人的行为准则，而不道德的或败德的也无非就是利己但不利人、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且不利己的行为准则。如果这一定义成立的话，那么与人的社会交往最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则与道德有着内在的契合。
就市场经济而言，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命题。商品通过均衡价格成交。均衡价格是供需相等的价格。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市场需求增加则均衡价格上升，厂商有利可图，从而增加产量，结果导致要素的需求增加。随着要素需求的不断增加，产量不断增加，供给不断上升，最后达到高价位的供需相等，形成了新的均衡价格。反之，需要减少，均衡价格下降，厂商无利可图，供给减少，结果也会达到低价位的供需相等，形成新的均衡点。这样，社会需求通过均衡价格的自发变动总会把社会资源配置到最优状态。此时，社会需求达到最大满足，供给在既定的需求约束下达到最大，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反之，如果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使得价格机制不能自发地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出现了市场失灵。这是需要设法解决的问题。
既然市场经济的核心命题是通过市场合理配置资源，那么分析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就是要分析合理资源配置的道德内涵。问题在于，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就是道德的吗？它包含了什么样的道德？再具体一点，市场在合理配置资源的同时，如何合理配置了利己／利他关系？它配置的利己／利他关系是什么？我们首先分析完全有效市场的道德内涵。其次看一下市场失灵状态下又有什么样的道德——这种道德是向有效市场的道德回归呢，还是与有效市场的道德背离？如果背离，那么市场有效和市场失灵结合起来又包涵了什么样的道德？
我们要论证的第一个命题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标准表面上是一个经济标准，但实质上是一个道德标准，所以有效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其道德内涵是公利、互利或不损人。
这一命题首先要激起的一个肤浅的反驳是公平与效率的常识性命题。谁都知道，效率并不意味着公平，甚至意味着不公平。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的是：公平不是唯一的道德形式。效率可能意味着不公，但却有它自身不同于公平的道德内涵。
判断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完全在于看它是否满足三个标准之一：帕雷特最优、瓦尔拉斯均衡和社会福利最大。至少满足一个条件，则相对于这一条件就是有效率的。如果三个条件都满足，则是最有效率的。这三个条件相互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告诉我们：瓦尔拉斯均衡一定是帕雷特最优。反过来，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告诉我们，如果消费者偏好都有凸性、连续性和单调性，则帕雷特最优一定是瓦尔拉斯均衡。此外，如果每个消费者偏好都满足凸性、连续性和单调性，则帕雷特最优也能导致功利主义的社会效用函数量大。反过来，任何社会福利函数只要满足单调性，则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必然导致帕雷特最优。一种经济满足的条件个数越多则越有效率。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同时近似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所以它是最有效的市场，亦即市场经济的范式。
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是有效率的强标准。由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只要有超出三种以上的选择，就不存在一种可靠的机制将具有完备性与传递性的个人偏好转换为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社会偏好，所以一般地定义社会福利函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有效率的强标准事实上不存在。但这并不影响社会福利函数的思想里面所包括的价值观。事实上，无论平均主义的福利函数，还是功利主义福利函数，或者是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里面包含的价值观都是社会公利最大化。只不过平均主义者主张平均分配产品才能使社会公利最大，功利主义者主张每个人的效用最大化才能使社会公利最大，而罗尔斯则认为情况最糟的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才能使社会公利最大。
瓦尔拉斯均衡是有效率的次强标准。在瓦尔拉斯均衡下，存在一组均衡价格，使得消费品和要素的总需求价值与总供给价值相等。此时，消费者在商品市场实现了效用最大化，生产者通过在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之间的合理配置实现了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以最优边际产品价值出售了要素，从而也实现了要素配置的最优化和要素价值的最大化。结果，整个市场出现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主导下的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方面表现为资源配置最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经济人之间的互利化。资源配置优化必然导致经济人的互利化。反过来，经济人之间最大程度的互利也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市场在合理配置资源的同时也就配置了一种与它相适应的道德，即互利。
帕雷特最优是效率的弱标准。它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若不减少一些人的福利，就不能增加另一些人福利。由于在经济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不减少一些人的福利来增加另一些人的福利的充足理由，因此，把它作为一个有效率的标准，背后隐藏的完全是一个道德约束，即：如果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不减少一部分人的福利就不能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地步，那么就已经达到最优了，再不需要减少一部分人的福利来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那样做对整个市场来说毫无意义。反过来，如果市场未达到帕雷特最优，则可对它进行帕雷特改进，亦即增进了一部分人的福利，但却没有损害另一部分人的福利。上述分析表明，帕雷特最优事实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即不通过损人来利人。
上述内容不仅证明了有效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而且还揭示了其具体的道德内容。它的强道德准则是公利，次强道德准则是互利，弱道德准则是利己但不损人。
我们要论证的第二个命题是：市场失灵包含着败德行为，具体表现为利己但不利人、损人利己、甚至损人却不利己。但是，市场失灵被当作是对市场有效这个范式的背离，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出现的。改造的目标是向范式的回归。
简单地说，市场失灵就是由于某些原因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具体表现为垄断、不完全信息、负外部性、公共产品及宏观经济变量失衡等形式。
由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因而也就不能配置出有效市场的道德形式，这就产生了市场失灵的败德行为。
首先，在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上，对私人的提供和不提供公共物品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博弈分析表明：私人独立决策不能导致有效率的公共物品被提供出来，即使投票机制也存在许多非效率的均衡。但是公共物品一旦被一个非私人组织，例如政府，通过适当的机制提供出来，未提供公共物品的私人却有普遍的搭便车行为。这是一种较轻的败德行为，私己但却不利他，亦即享受了公共物品的好处却未提供成本。
其次，垄断、负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都包含着损人利己的机制。垄断者的典型行为是为了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而制定垄断高价，但却提供较少的产量。这既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又减少了社会总福利。负外部性则为了自身的内部利润最大化投入了极大的社会成本，结果导致了他人的负福利甚至社会的负福利。在不完全信息下，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必然会产生欺诈行为。这些机制所生产的是一种次强败德行为，即损人利己。
再次，对寡头竞争、公共物品的提供等等的研究表明：在这些市场失灵中普遍包含着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机制。囚徒困境则包含了这样的道德哲学：竞争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最大福利只能以对方的最小福利为前提，结果双方为了得到最大的福利，一开始便通过竞争排除了对方福利最大的可能，结果是两败俱伤，都得到了比合作更小的福利。这是一种强的败德行为，即损人但不利己。
尽管市场失灵存在不利他、损人利己和损人不利己这些败德行为，但它却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是改造的对象而出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现代分支，大都是为了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许多研究成果的确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公共经济学对投票机制以及显示偏好机制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如林达尔配置、显示偏好机制等，按照这些机制运作，就可以部分地解决公共产品的无效率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虽然未能提供一般地解决恶性竞争和不对称信息的方法，但其中很多理论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仍然对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具有深远意义。例如，无限可重复竞赛中存在合作互利的结论几乎可以说对恶性竞争的未来判了死刑：交通和通讯的高度发达使得经济人之间一次性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少，重复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如果是这样，那么合作和互利就成了唯一理性的选择。就算是一次性交往中做到了短期的损人利己，但高度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会把这种经济上的损人利己转化为信誉上的损己利人，而这最终又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迫使经济人逐渐放弃这种一次性利己行为。至于以凯恩斯主义为标志的宏观经济学则纯粹是解决市场失灵的产物，其划时代意义在于论证了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后来的研究和历史教训表明，凯恩斯主义的论断未必正确，但作为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个探索，它的意义是明确的。
此外，法律和政府干预也成了克服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把垄断和恶性竞争本身就当成了法律取缔的对象。政府不仅通过法律手段，而且还通过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意识形态手段对市场失灵进行全面的干预、调节和改造。这些行为不仅干预和改造了市场失灵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改造了与它相适应的败德行为，迫使它向有效市场的道德回归，这样我们就证实了命题二。
命题一和命题二合起来的结论就是：市场经济是有道德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是公利、互利或利己但不损人。公利是市场道德的强形式，由它可推出互利，但由于其强，一般不易达到；互利是市场道德的次强形式，也是最一般的形式，在比较完善的市场上较易达到，由它出发可以推出利己但不损人；利己但不损人是市场道德的弱形式，在比较完善的市场上很容易达到。
上述结论可能要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以公利、互利或不损人作为道德准则是个无意义的命题。有效市场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或很难达到的状态，因此，它的那些标准即便是道德的，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毫无意义。
我们的看法是：首先，在这些标准难以达到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还要以它们作为参考系和努力方向，这进一步说明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含义。其次，一项标准能否达到是一个问题，这些标准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由这些标准的难以达到来否定它们的道德意义是混淆了两个不同问题。说到底，历史上哪一种道德不经过努力就能达到呢？第三，一项标准能否达到和想不想达到虽然紧密相联，但又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一般而言，如果完全不可能达到，那么理性的经济人即使想达到，但通过努力达不到，因此也就不想去达到了。但此前和此后论述表明，市场道德不是这类标准，很多标准通过努力能达到、且已经达到了。互利、利己但不损人的标准，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不太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成熟部分已成为经济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最后，任何经济体制都有与它相适应的道德形式。如果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弄清它的道德内涵。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经济变革过程的道德迷乱，更主要的是符合市场经济的道德形式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进程，正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能推动市场建设一样。在一个道德崩溃的社会中，绝对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比方说，如果道德崩溃了，价格就很难反映凝结在商品里面的要素的价值，还谈什么价格机制呢？
第二个困难是：市场经济的公利、互利和不损人很可能是一种伪道德。理由如下：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经济人，经济人受利己动机的支配在市场上进行理性的经济活动时，互利、公利或利己不损人只是利己的偶然结果或达到利己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发自良心自觉的行为，因而是一种伪道德。
这种反驳的错误在于忽视了道德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道德虽然受良心的引导，但良心又受到风俗、舆论或宗教的外在约束。虽然正如罗素所说，基于恐惧的美德没有一样是可赞赏的，但是道德的形成和运作永远离不开外在的监督。正如社会的形成把人的动物本能转化成了道德一样，市场把经济人的利己转化成了公利、互利或不损人，这种转化首先表现为通过利他达到利己这种手段的形式，经济规则的通行和持久把这种手段形式逐渐转化成自觉的行为准则。当大多数经济人按此通则行为的时候，通则也就逐渐变成了经济人自觉的道德准则：一旦违背了这种准则，也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此时道德就由自发的形式变成了自觉的形式。这里所包含的道德心理过程和文化机制与其他任何道德的形成没有什么两样。看看历史，哪一种道德不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呢？
二、公利、互利或不损人是必需的，但却不是最高的或最后的道德形式
经济关系支配着与它相适应的道德形式。市场经济是人类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因此，市场道德是必经的道德形式。
然而，市场道德不是最高的道德形式。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受现实经济关系的制约，道德被迫束缚于利己与利他关系的算计之中。对于这种冷冰冰的算计而言，公利、互利和不损人就是道德的，而不利他、损人利己和互损便是不道德的。但这种道德甚至在市场经济时代也不是道德的最高形式。例如，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就反映了人类更深刻、更高级的道德形式，而相对于这些更高级的道德形式而言，互利、不损人等在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就可能是不道德的。比方说，市场经济下互利的未必是平等的：初始条件的不平等、运作过程的不平等、运作结果的不平等，自由和博爱则根本谈不上。
说到底，利己与利他的算计，只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现实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道德的重心也会转移。所以马克思说关键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失。虽然短期内要消除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是不现实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经济最终的自我超越，在功利的重压下忽隐忽显的更为重要的道德景象最终就会显现出来。
对于超越功利的道德准则作什么许诺现在还为时过早，不过无论是“平等自由博爱”、“人是目的”、“仁慈和知识”、“以仁爱为动机、天意为归宿、真理为地轴而运转”的西方声音，还是“仁智勇”的东方声音，所表达的意思都不外乎是：在知识的引导下发自内心地爱人。这可能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
三、余论
作为本文的结尾，现在再考察一下“市场无良心”这个原命题。
如果“市场无良心”是一些经济人不想背着道德的十字架而轻装上阵从事利己行为的宣言，那么不久其他经济人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结果要么是市场的恶化甚至崩溃，要么是经济人不得不暂停下来，重新审视道德这个根本不能忽视的问题。
如果“市场无良心”是强调市场竞争的残酷本性，从而提醒经济人要建立自立自强的行为准则，防止不讲良心的骗子打着良心的幌子从事道德诈骗，那么用心是良苦的，但做法失于偏颇。竞争确实是残酷的，但却不是没有规则的，而这些规则又表达着市场经济时代经济人的底线道德。
说到底，“市场无良心”这一命题是市场经济尚未真正建立的道德表现，连市场失灵都谈不上。它的出现和流行仅仅是对现存市场经济中某种消极状况的客观描述，而绝不是其存在合理性的证明，更不能以之作为对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理性揭示。本文对“市场无良心”这一消极批判命题作出积极的批判，意在表明必须大力建设和完善真正的市场经济，在无数“市场无良心”的个人行为冲突中找到道德经济的社会合力，建立信誉、责任、义务与利益相统一的市场经济机制。这种建设以经济制度的建设为主，但同时又是一个包括现代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风尚建设的社会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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