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友交游看刘克庄的文学及仕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师友论文,仕途论文,文学论文,看刘克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9-0139-07
刘克庄(1187-1269年)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人。其文名久盛，兼擅诗词文。淳祐六年(1246年)以“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进士，历任枢密院编修、中书舍人、兵部侍郎，官至龙图阁直学士。
刘克庄好交游，曾云：“某自少壮好交游海内英隽，至老不衰。闲居无事时，四方士友委刺者必倒屣下榻，行卷者必还贽和韵，未尝敢失礼于互乡童子，人所共知。”[1](P3440)好友林希逸曾评价刘克庄为“独岿然为大宗工”，并说“其于当世交游，先后辈皆名流杰士，姓字班班见集中，不可悉数”。[2](P4879)刘克庄的诗、词、文，在南宋文坛享有较高的声誉，皆得益于其能转益多师，尊师重傅。淳祐六年(1246年)，刘克庄曾在撰拟的诏书中说，“群天下之英材而养之学，必择天下之名儒而为之师”；[3](P1598)“国尊师重傅，既尝辅导于眇躬”；[4](P1399)“重傅尊师，已致商翁之隱”。[5](P2947)同时也指出，“古之学者必尊师，子夏以不称师受曾子之责，许行以背师为孟氏所贬”。[6](P2845)在人生的成长道路上，除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外，刘克庄的成长、为学、入仕，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两位文坛宗师的提携和奖掖。这两位宗师，一位是叶适，一位是真德秀。
一、叶适对刘克庄的奖掖和影响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浙东永嘉学派集大成者，温州永嘉(今温州)人。叶适曾师从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继承并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学说，成为当时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抗衡的一派。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卒谥忠定。
叶适是南宋儒学巨擘，其“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7]淳熙四年(1177年)，前辈名家周必大赏识叶适“文笔高妙”，[8](P199)并以门客名义保荐叶适参加两浙东路转运司(漕司)的“发解”考试。淳熙五年(1178年)，叶适擢为进士第二人。刘宰赞“水心叶先生之文，如磵谷泉，挹之愈深”。[9](P40)真德秀也赞“永嘉叶公之文，于近世为最”。[10](P211)
叶适是刘克庄的父执辈，为刘家世交。叶适曾向刘克庄祖父刘夙、叔祖刘朔问学请教，并与刘克庄父亲刘弥正为友，同时又与刘克庄从叔父刘起晦同年生。[11](P219)叶刘两家关系甚深，刘克庄的祖父夙、叔祖朔、父亲弥正、从叔父起晦等人的墓志铭，皆为叶适所作；叶适也曾称赏刘克庄弟弟刘克逊的诗作。
刘克庄虽然未正式拜叶适为师，但叶适对刘克庄影响很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叶适是刘克庄诗论思想的引领者。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他治学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讲究有益世用。因此，叶适从事功思想出发，认为“为文不关世教，虽工何益”，[12](P2049)强调作文必须有益教治。他在评价刘克庄及其弟刘克逊的诗作时说：“孔子诲人，诗无庸自作，必取中于古，畏其志之流，不矩于教也。……水为沅、湘，不专以清，必达于海；玉为琏、璋，不专以好，必荐于郊庙。二君知此，别诗虽极工而教自行。”[13](P200)他认为刘克庄和刘克逊的诗作既“极工”，又合于教化。这对刘克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克庄曾说，“往岁水心叶公讲学析理多异先儒”，“又悟世儒笺传之学皆随声接响，按模出堑尔，如水心、南塘，如虚斋，乃可谓之善学。因漆园之书以推它书，其高妙精诣，切于世用抑又可知也”。[14](P2442)又说：“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顾不能其粗者，何与？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15](P2581)可见，刘克庄论诗提倡教化，讲求世用，很明显是受了叶适事功思想的影响。他说：
古诗皆切于世教。“吁谟定命，远犹辰告”，大臣之言也；“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谏臣之言也；“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宗臣之言也；“载驰载驱，周爰咨诹”，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有闻无声”，将率之言也；“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国子民之言也。禹之训、皋陶之歌、周公之诗，大率达而在上者之作也。[16](P2439)
刘克庄认为不仅古诗要“皆切于世教”，同时要求今人诗歌创作也要做到“有益世教”。他曾赞扬好友翁定的诗歌“多有益世教”：
然观其送人去国之章，有山人处士疏直之气；伤时闻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义；感知怀友之什，有侠客节士生死不相背负之意。处穷而耻势利之合，无责而任善类之忧。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敖慢亵狎、闺情春思之类，无一字一句及之。[17](P2427)
刘克庄还批评“近时小家数不过点对风月花鸟，脱换前人别情闺思，以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轻，边幅窘，万人一律”，[18](P2510)认为诗歌仅仅关注风月花鸟、别情闺思是不够的，而应该关注“古今治乱、南北离合、世道否泰、君子小人胜负之际，皆考验而施衮斧焉，山泽而抱廊庙之志者也，藜藿而任肉食之忧者也”。[18](P2510)刘克庄这种世教观与叶适有益世用的思想一脉相承。
其次，叶适是刘克庄文学才能的发现者。叶适是刘克庄父亲的好友，故叶适对刘克庄关怀备至，对其文学才能特别器重和奖掖。这有两方面表现。一是叶适称许刘克庄的诗作可“建大将旗鼓”，奠定了刘克庄早期的文学地位。刘克庄初涉文坛时，并不为人所知。叶适以永嘉学派宗主的身份，评价刘克庄诗歌“字一偶，对一联，必警切深稳，人人咏重”。[13](P200)刘克庄《南岳诗稿》出版后，叶适大加称赏：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于时刘潜夫年甚少，刻琢精丽，语特惊俗，不甘为雁行比也。今四灵丧其三矣，冢钜沦没，纷唱迭吟，无复第叙。而潜夫思益新，句益工，涉历老练，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昔谢显道谓“陶冶尘思，模写物态，曾不如颜、谢、徐、庾留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悲夫！潜夫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19](P198)
刘克庄年轻时学诗即从“四灵”晚唐体入，当时正是永嘉“四灵”十分活跃的时候。嘉定十二年(1219年)，刘克庄不满“四灵”“晚唐体”的弊病，即诗歌只写“陶冶尘思，模写物态”，没有“参雅颂，轶风骚”。因而刘克庄悔其少作，“发故箧，尽焚之”。①刘克庄的《南岳诗稿》，当为抛弃晚唐体之后所作。叶适赞扬刘克庄的《南岳诗稿》“刻琢精丽，语特惊俗”，“穿尽遗珠簇尽花”，[20](P31261)肯定刘克庄对永嘉“四灵”的超越，并称许其为“建大将旗鼓”，以恢复风雅的大任相期许。叶适的推崇和期许，对刘克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激励作用。经过叶适的奖掖，刘克庄诗名大振，这为初入诗坛的刘克庄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刘克庄也推崇“水心，大儒，不可以诗人论。其赋《中塘梅林》，……此二篇兼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精深，一洗今古诗人寒俭之态矣”。[21](P4477)同时，两人也有唱和之作，如刘克庄的《水心先生为赵振文作〈马堘歌〉次韵》即是唱和叶适《赵振文在城北厢两月无日不游马堘作歌美之请知振文者同赋》之作。
二是叶适碑志文成为刘克庄学习的典范。南宋著名文学家赵汝谈曾评价刘克庄的“散语与水心不相上下”。[22](P4899)在今存的叶适诗文集中，碑志文占了近三分之一。叶适的碑志文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碑版之作，简质厚重，尤可追配作者”；[7]真德秀赞其“铭墓之作，于他文又为最”；[10](P211)陈耆卿称：“今天下人子之欲显其亲者，不以得三公九卿为荣，而以不得阁下之一言为耻。……咸曰：‘水心先生铭我，则死犹生也。’”[23](P31)可见，叶适的碑志文在当时影响很大。叶适擅长以记史的方式创作碑志文，“篇有余态，事可考信”，[24](P649)其弟子吴子良称其文“可资为史”。[25]
刘克庄自幼就开始诵习叶适的碑志文，并将其作为学习的典范，“余儿时见龙泉作陈仲石埋辞，爱其高雅如《檀弓》、《谷梁》，条畅如《荀卿子》，至老诵之不忘”。[26](P4079)又云“少时已诵水心铭”。[27](P724)在叶适的影响下，刘克庄坚持以史家信实、实录的精神创作碑志文。他说：“余虽禅不及兜率悦，文章不及无尽、刘、柳，凡师始末皆信实可铭。”[28](P4149)又说：“凡余所书皆有稽据，无一字虚美。”[29](P4162)好友王迈评价其碑志文“君铭德润皆实录”。[30](P3903)刘克庄在记叙人物时，“铭必有据”，[31](P3809)并将所志人物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下，选取典型事例表现人物主要性格特征。如《臞轩王少卿墓志铭》，刘克庄选择王迈论楮币太多之弊和反对复用旧相史嵩之两件典型事例，突出表现王迈对国家危难的担忧、对民生疾苦的关切，赞扬其为人刚直敢言和过人的胆识气魄。又如《铁庵方阁学墓志铭》，刘克庄选择方大琮论济王之冤被罢的典型事例，表现了方大琮去邪扶正的精神。刘克庄所写碑志影响很大，求铭者甚众，“达官显人欲铭先世勋德，必托公文以传”，[22](P4905)刘克庄曾开玩笑说：“我卖文以资老者也。”[2](P4892)
嘉定十六年(1223年)，一代宗师叶适病逝。刘克庄作诗挽之。在挽诗中，刘克庄对叶适的知遇之恩十分感激：“国人莫知我，天下孰宗予”；同时也表达了敬畏之情，“空郡来陪哭，无人敢撰碑。纷纷门弟子，若个解称师”。[32](P205)
二、真德秀对刘克庄的提携和影响
真德秀(1178-1235年)，字景元，后更为希元，福建浦城(今浦城县晋阳镇人)。真德秀是南宋后期与魏了翁齐名的著名理学家，也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历代学者称其为“西山先生”。其一生著述甚丰，著有《西山文集》、《大学衍义》、《四书集编》等。赐谥“文忠”。
刘克庄与真德秀交往甚早。刘克庄说其“少未为人所知，……西山真公自为正录时，称其文”。[33](P2921)开禧二年(1206年)，真德秀“以太学正召”，[34](P4265)当时刘克庄20岁，为国子监生。嘉定元年(1208年)，真德秀迁太学博士，刘克庄仍在国子监读书，因仰慕真德秀才学，经常往来“于西山先生座上”。[35](P2749)可见，真德秀与刘克庄早有座主门生之谊。明人沈德符说：“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36](P402)宝庆元年(1225年)，真德秀因“舛论纲常”，忤逆了权臣史弥远，遭“谏议大夫朱端常疏落职罢祠”。[34](P4280)八月，真德秀回家乡浦城闲居，刘克庄为建阳令，“公以师事，自此学问益新矣”。[2](P4880)
在刘克庄与真德秀长达30多年的交往中，真德秀对刘克庄的成长、为学、入仕的影响甚大。一是真德秀仕途上的提携与器重，使刘克庄得以发挥其吏才。
南宋名相郑清之曾说：“潜夫真才吏，为文名所胜，故人不尽知之。”[2](P4892)刘克庄早负盛名，但其吏才并不为人所知。刘克庄的才华得以发挥，与真德秀三次提携直接有关。第一次是宝庆元年(1225年)，当时理宗即位不久，便下诏荐贤，“嗣王求助，有诏下询国人，曰贤以名上达，谬当兹举，媿匪其人”。[37](P3025)真德秀以“学贯古今，文追骚雅”[2](P4880)为由，向朝廷推荐了刘克庄。不久刘克庄被朝廷任命为建阳令，一直到绍定元年(1228年)秋，刘克庄知建阳秩满，解任归里。第二次是端平元年(1234年)，真德秀帅闽，为福建安抚使。刘克庄“初元召审，行至三山”，“自审不堪立朝尔，牵联一出非本谋也”，因而“愿留西山先生幕府”。[38](P3404)真德秀以机幕辟克庄为监簿兼帅司参议官。第三次是端平二年(1235年)，真德秀为户部尚书，向朝廷举荐刘克庄，“西山知公尤至，端平朝，赠庙堂曰：‘当今词人，惟赵某、刘某’”。[2](P4892)赵某、刘某即赵汝谈和刘克庄。六月，刘克庄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从此入朝为官，更好发挥其政治才能。在建阳任内，刘克庄“勤苦三年，邑无阙事”。[39](P2426)他同时向真德秀请教为政一方的处事方略：“文忠真公里居，公以师事，讲学问政，一变至道，崇风教，表儒先，如古循吏”，[22](P4900)又建“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刘、魏四君子于学宫。庭无留讼，邑用有余，增籴赈粜仓二千斛”。[2](P4880)真德秀还特定为刘克庄祠四君子和增粜仓两事作记，高度赞扬刘克庄的业绩。[40](P437)除修祠外，刘克庄看到“环邑皆有社仓，岁贷民为种食，自朱文公始也。独县无耕农不可贷，故弗置仓”，于是仿朱熹重修社仓，积米千斛。真德秀对刘克庄的恤民之政也是大加肯定，极力褒扬：
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恤其私，一物失理，居为之弗宁；一夫丽罚，馈为之弗饱。故昼而庭空，夜而图寂，四境之内，疾痛必察，皆若亲临其家。侯方以为未也，窈然之虑且及于数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岂不甚仁矣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于人，其本固有在也。……呜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虽累千百语，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尽亡然后是仓可废，若犹未也，后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为心者，以似以续，虽至于无穷可也。若夫施置滋悉，则有两侯规约在此。[41](P443)
刘克庄担心后来人不能继承此制，特在新仓门上写着“聊为吾民留饭盘，岂无来者续心灯”，[2](P4880)以警示后人。刘克庄此举使频受灾害威胁的百姓受益匪浅。故刘克庄离任后，建阳县父老“彩旗蔽路，送者踰数十里”，[2](P4881)此后“去来四十年，父老送迎如一日”，[22](P4900)其感人至深如此。
在闽帅府期间，刘克庄与真德秀相处甚好。真德秀“知公吏才高，府事一切委之”。[2](P4881)如当时朝廷官员多主北伐，急于求成，真德秀与刘克庄都认为应当慎重从事，不可轻妄。“端平初元，西山先生帅闽，闻廷议大举，忧愤，坐卧不能安，拜疏力争。余忝议幕，先生录副以相示，手自窜定，今藏余家”。[42](P4229)这可以看作是真德秀委重刘克庄之例。作为真德秀的幕府一员，刘克庄充分发挥其才能，为真德秀处理许多日常公务。如代真德秀草拟文书，有《泉州岁赐宗室度牒圣旨跋语代西山作》、《代上西山启》、《代谢西山启》等。
在朝期间，刘克庄首次参加轮对，指陈时政，极言用人得失，力谏理宗“坚凝初意”，重君子而斥小人，杜绝党人干政，“勿使宵小辈动摇正论”，并为济王复爵雪冤，以收人心。[43](P144)这些事情都是别人不敢言的，惟刘克庄言之。刘克庄初次在朝小试啼声，一鸣惊人，无明哲保身之计。刘克庄针对理宗所问，随事作答，“音吐琅琅，从容如许”；[2](P4882)朝殿上下，人人称许，同朝诸公如魏了翁、洪咨夔、赵汝谈、游似、吴泳等都击节赞叹。王遂读到刘克庄劄子后，赞叹曰：“不意二刘之后，有此佳作。”[22](P4901)虽然最后刘克庄也因此而罢官，然其已声震天下，“知公不专以文名也”。[22](P4901)
二是真德秀文学上的奖掖与推崇，使刘克庄得以展现其文才。
刘克庄为国子监生时，真德秀即“称其文，延誉于诸公”，[33](P2921)立即引起当时名流对刘克庄的注意。后刘克庄因屡试不得进，停止参加科举考试，认为“举子之词章”“既无用于斯世，遂专攻乎古文”。[44](P3015)经真德秀引见，刘克庄结识了著名的四六家李刘，使刘克庄的四六文大进。宝庆元年(1225年)和端平二年(1235年)，真德秀分别以“学贯古今、文追骚雅”和“当今词人，惟赵某、刘某”为由，向朝廷举荐了刘克庄。刘克庄在端平初理宗亲政时崭露头角，从此不断受到重用。
真德秀在拟写制诰方面对刘克庄影响甚大。真德秀擅长制诰等四六文体，对刘克庄也是多加指点。刘克庄曾记载真德秀要求其勤温习拟写制诏事：
西山先生晚在翰苑，宾客满门。一日谓余曰：“某为词臣，终日困于应酬，忽一旦有宣锁，且奈何？宜稍谢客温习。余曰：“先生何虑此耶？”先生曰：“此事久不拈弄则荒疎，君它日必居此地，不可忽老夫之言。”因曰：“文字须有素备，荒速中安得有佳语？”余请其说，先生曰：“如街谈巷语及士大夫所传某人除某官之类，即题目也。暇日试拟为之，临时或可采用。”[45](P1401)
刘克庄对于老师的谆谆教诲牢记于心，平时勤加练笔，果然大有收益，“后余忝掌内制，朝野多传明里有大除拜，追记老师遗言，拟作数制”。[45](P1401)在《后村先生大全集》中，还保存了刘克庄早期练习拟写的三篇制诏，即《拟建储制》、《拟除平章事制》、《拟册皇太子妃制》。真德秀还把自己创作四六的经验，倾囊传给刘克庄。真德秀说：“某掌内制六年，每觉文思迟滞，即看东坡，汗漫则有曲阜。”[46](P2747)多年后，刘克庄也以此经验传授给后生晚辈，认为“就四六而论，当用西山之法，参取坡公，则益雄浑变化而不可测矣”。[46](P2747)经过真德秀的指点，刘克庄的四六文臻于妙境。淳祐六年(1246年)，刘克庄除权中书舍人，在职虽只有短短的80日，但刘克庄“每一制下，人人传写，号真舍人”，[22](P4905)“草七十制，学士大夫争相传诵，以为前无古人”。[2](P4886)景定二年(1261年)，朝廷将降科举诏，刘克庄以自己非科举出身为由推辞掉拟写诏书的任务，但宋理宗却钦点刘克庄，认为此诏书“非刘某不可”。[2](P4890)
真德秀对刘克庄文学才华的肯定，还表现在给刘克庄委以重用。真德秀编《文章正宗》，特意把诗歌一门委托刘克庄来编类，这是对刘克庄在诗歌方面成就的一种肯定。晚年真德秀疾病缠身，刘克庄帮其料理诸多事务，并代其上表奏谢。据笔者统计，《后村先生大全集》共收刘克庄代笔起草的文书有六篇，分别是：《拟谢宣召入院表》、《拟谢学士表》、《拟谢衣带鞍马表》、《代西山丐祠表》、《代西山辞资政殿学士京祠侍读表》、《代西山上遗表》等。特别是《代西山上遗表》一文，是真德秀临终前对刘克庄的特别嘱托，当时真德秀“门人诸贤俱在，独以遗表属公”，[2](P4892)尤见其对刘克庄的器重。对于老师的重托，刘克庄也乐意为老师效劳，并自称“幼为先生门生弟子，晚为先生司马长史”。[47](P3557)
三是真德秀的文章行义，成为刘克庄学习的楷模。
端平二年(1235年)五月，真德秀病逝，刘克庄以“门人”的身份为老师作《西山真文忠公行状》，并先后写《真西山祭文》、《路祭西山先生文》、《墓祭西山先生文》三篇祭文，以此表达对老师的哀悼和敬仰之情。在这些祭文中，刘克庄追忆了真德秀自从政之后“忠国爱民，缠绵固结，不以进退易虑”[34](P4294)的忧国忧民之志，特别是高度赞扬了真德秀的文章行义：
公少以文词独行中朝，所草大诏令温厚尔雅，尤为楼公钥赏重。立螭以后，言议出处动关世道，谏书传四夷，名节暴当世。三十年间，天下莫不以为社稷之盖臣、道德之宿老。……公博极群书而积勤不已，望临一代而执谦愈甚。[36](P4293)
四科九德，自昔难并，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凿之学，畔师离经，公独纯正，南轩、考亭。纂组之文，练薄缣轻，公独雄浑，眉山、庐陵。[48](P3555)
真德秀既是社稷重臣，也是道德模范，而且还以文词出名。刘克庄虽曾说过“西山四六高处不可摹拟”，[33](P2928)但真德秀在文章和政事取得的成就，却是刘克庄一生努力学习的方向。为光大老师的道德文章，刘克庄为出版真德秀的著作花费了不少心血。如淳祐元年(1241年)，刘克庄在出使广州前，计划与李鉴合作刊印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以淑后学”，然而“《选》《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阁，犹恨南中无监书，而二汤在远，不及精校也”，[49](P2583)后“顷条刻此书于番禺，委同官卢方春辈置局刊误”，[50](P2740)一直到刘克庄从广州被召回，此书犹未成。虽然，“后得其本”，“殆不可读，有漏数行者，有阙一二句者，有颠倒文义者，如鲁鱼亥豕之类则不可胜数，意诸人为官事分夺，未之过目耶？抑南中无善本参校耶？每一开卷，常败人意。其后乃有越本，亦多误”。[50](P2740)面对《文章正宗》出版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刘克庄始终没放弃。最终，同乡王庚出面，会同丁南一、郑岩等人，重新对《文章正宗》进行“傍考互校”，终于使得“二十四卷者亦毕工”。刘克庄相信此莆本它日将“优于广、越矣”，并高度赞扬了王庚这一善举，“君妙年，前不及朱，后不及真，而尊敬二先生之心拳拳如此，岂不甚贤矣哉”！[50](P2740)
然而，一向崇敬老师的刘克庄，却因编《文章正宗》中的诗歌一类而与真德秀产生分歧一事，被吴昌裔于端平三年(1236年)以“背师贪荣”之名上疏论罢而遭遇到弹劾，归主玉局观。绍定元年(1228年)，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委托刘克庄编诗选，并从道德教化出发，要求刘克庄选诗时应“以世教民彝为主，如仙释、闺情、宫怨之类，皆勿取”。[51](P4419)刘克庄一向主张诗歌应发乎情性，与老师的要求明显不一致。因而刘克庄所选的诗歌被真德秀“去之者大半”。[51](P4420)因为这一学术分歧，刘克庄背负着“背师贪荣”的罪名，这对一向尊师重道的刘克庄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背师罪大，自速台评；锡类恩深，尚叨祠廪。进退两关于伦纪，保全一出于陶钧。伏念某以常调之庸才，际初元之景运，招徕未久，位置稍高。由光范进身，非借助金、张之比；及延和赐对，有交欢平、勃之言。心迹甚明，奏篇犹在。然而从老师而偕出，恋明主而独留。欲相送于南阳之阡，絷维不果；当退老于西河之上，驰骛未休。旧府因而起杀公之嘲，故交讶其乏死友之谊。按陈卿之事百，数子夏之罪三。众破胆而怖风霜之威，独披襟以受《春秋》之责。晨收华组，夕驾短辕。署眉山翁之旧衔，返老莱子之初服。行吟泽畔，略无怨灵修之词；回首渭滨，终有怀大臣之意。[52](P3060)
多年后，刘克庄来到真德秀墓前祭拜恩师时，再次为当年“背师贪荣”的诬名进行辩护：
……谓之背师，天乎无罪。梦奠以来，局面日异。引去不勇，强留无味。有愧先生，独以一事。岂无同时，及门之士，夫何绵薄，独任清议！将待之厚，故责之备，是耶非耶，莫诘所自。……古人重谊，均于伦纪，筑室三年，素车千里。昨者祖祭，及郊而止，墓陵会窆，有絷其趾，谓之背师，敬知罪矣。[53](P3557)
无论如何，对真德秀的提携、奖掖和推重，刘克庄始终是充满感激和崇敬。当然，作为真德秀最赏识的弟子，刘克庄并没有因为与老师思想上有歧见而对老师有任何的“背师贪荣”之念。相反，经过这次弹劾，刘克庄对老师的崇敬更是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怠慢。
总之，刘克庄由于父辈关系，与叶适成为忘年之交；由于师承关系，与真德秀诚有师徒之谊。在叶适和真德秀的奖掖、提携和教诲下，刘克庄拓展了文学视野，增进了写作技艺，使自己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成为一代文宗；同时，刘克庄也增长了吏才，取得了卓越的政绩。
注释：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注：“公少作几千首，嘉定己卯自江上奉祠归。发故箧，尽焚之，仅存百首，是为《南岳旧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卷3、卷4分别注为，“嘉定己卯奉南岳祠以后所作”，“南岳第二稿”，“南岳第三稿”。此三卷诗作当为刘克庄抛弃晚唐体之后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