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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建社会走向近代社会，各国都以不同形式经历过一场启蒙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以近代理性和人的观念，破除封建文化价值系统中的蒙昧、确定起人的自我价值和平等、独立意识。欧洲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在17、18世纪出现启蒙运动。洛克、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赫尔德等启蒙思想家在理性的旗帜下批判封建传统，否定封建神学，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新的社会观念。印度近代社会的觉醒不同于欧洲，它是在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的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发生剧烈冲撞的背景下而产生的。因而印度近代启蒙运动不象欧洲启蒙运动单纯地批判自身的传统文化，确立新的价值系统。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现实政治文化要求先进知识分子弘扬复兴民族传统，以传统文化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同时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参照下，又看到封建传统文化的落后和腐朽，为了民族的发展，必须对传统加以改革。因而，印度近代的启蒙运动就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变革，对西方文化的排斥与借鉴的复杂矛盾情形中展开。
文学以社会现实为主要表现对象。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必然在文学领域中有所表现，欧洲启蒙运动中形成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印度近代启蒙思想家也借助于文学的社会功能，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启蒙、改革或改良思想，形成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启蒙文学”。
印度近代启蒙运动
从1757年英国侵入孟买到1849年兼并旁遮普，印度全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统治者对印度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掠夺和文化上的破坏，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虽然统治者的“建设性”使命是不情愿的，但他们“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 他们带来的西方近代文化冲击着印度古老的封建文化，使部分印度有识之士从停滞、封闭的传统中觉醒过来。
英国殖民者为了掠夺和统治的需要，在印度人中“努力造就一个英国人和他们统治的……土著居民之间的媒介阶层，一个既有印度人血统和肤色，又有英国趣味、观点和智能性质的阶层”。〔2〕因而在19 世纪初期，英国人推行“用英语统一印度民族语言”的政策，发行英语报纸期刊，通过传教士深入印度内地传教办学。这样，一批印度青年接触了西方近代文明。他们当中一些关心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知识分子，成为印度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在先驱们的推动和影响下，19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印度出现了包括梵社、圣社、青年孟加拉派、罗摩克里希那教会和穆斯林文学社、科学社等众多团体领导和组织的启蒙运动。
宗教在印度社会传统中处于意识形态的中心，哲学、政治、法律等都纳入神学体系内，而19世纪印度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是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发展道路问题。因而印度近代启蒙运动以宗教改革与政治改良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两者各有侧重：宗教改革偏重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民族传统的变革；政治改良偏重对殖民统治的抗议和民族传统的复兴。但两者又互相缠绕交错，宗教改革运动中包含政治改良；政治改良离不开宗教改革，形成印度近代启蒙运动的错综纷繁局面。
罗姆·摩罕·罗易（1772—1833）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学识渊博，精通多种语言，能运用拉丁语和希伯莱语，广泛接触东西方宗教经典和哲学、文学名著。同时他漫游印度各地，又长时期供职于殖民政府的税务部门，对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现实有深入了解。因而他能以开阔的视野，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参照下观察思索印度的社会、政治问题。1828年罗易创立“梵社”，拉开印度近代启蒙运动序幕。他针对印度教多神、偶像崇拜、教派林立、种性压迫和摧残人性的教义习俗，提出在吠檀多基础上恢复一神论代替多神论，认为梵是唯一的神，是非人格化的“最高实在”，因而敬神就可以悟到神，不需要崇拜仪式和祭司的中间媒介。同时，他积极从事革除印度教陈规陋习的实际活动，禁止殉焚制，反对种性限制、多妻制和寡妇不能再嫁等。罗易在宗教改革之外，还倡导兴办近代学校、民族报刊，从多方面唤醒群众，给群众以政治启蒙教育。他在加尔各答创办了一些学院和报刊。这些学校和报刊，为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培养了力量，奠定了基础。总之，罗易作为印度“近代民族振兴的先知”，主张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因素，革除印度社会弊端，促进印度民族的发展。
罗易去世后，“梵社运动”由德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诗人泰戈尔的父亲）领导，对教义的改革有进一步的发展，声势也日渐扩大，60、70年代遍及整个印度。只是由于梵社领导人主张的分歧而分裂成真梵社、印度梵社和大众梵社。
圣社是70年代北印度的宗教改革团体。领导人是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1824—1883）。他主张“回到吠陀去”，在“复古”的旗帜下改革印度教，在古代经典中寻找变革现实的依据。罗摩克里希那教会是斯米瓦·维韦克南达（1863—1902）领导成立于80年代，旨在传播导师罗摩克里希那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宗教团体。他们师徒对各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宗教改革思想加以综合，形成折衷体系，以群众乐于接受的印度教传统形式加以传播，影响甚大。
“青年孟加拉派”是活跃于孟加拉的一群具有政治改良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组建文化思想团体（如兰·戈高士创办的“文学社”、泰·罗克恰瓦提创办的“求知社”），创办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大力宣传政治改革思想，批判英国殖民当局的掠夺性政策和制度，致力于印度民族复兴。他们于1843年建立了印度第一个地方性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孟加拉英印协会”，为的是“谋求福利，扩大权利，并捍卫我们所有各阶层同胞的利益”、活动方式是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3〕
“穆斯林文学社”和“科学社”是印度穆斯林的两个启蒙团体。前者由阿布杜尔·拉蒂夫于1863年创建于加尔各答，后者由赛义德·阿赫默德汗1864年创建于北印度。他们都主张以现代思想和知识来武装穆斯林，革政除弊，振兴民族，推动伊斯兰的改革和发展。
从整体上看，印度近代启蒙运动无论是宗教改革还是政治改良，都是西方文化启发的结果，或直接以西方近代文化为武器，或以西方近代文化去映照民族传统，其本质内容是近代理性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理性和人道，是印度启蒙思想家改革宗教教义，变革民族传统，谴责殖民统治，要求政治改良的基本标准。但必须看到，在殖民统治的背景下，印度近代启蒙运动由较强的西化色彩开始，却呈现出向民族传统回归的运行轨迹，宗教改革由罗易的理性实体一神论，经萨拉斯瓦蒂的“回到吠陀去”，到维韦卡南达的印度教传统形式，改革的不断调整是向传统靠近。政治改良也是如此，罗易把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看成是印度的“幸运”，感谢神“把这个国家从以往统治者的长期暴虐统治下解救出来，置于英国统治之下”〔4〕，经青年孟加拉派的“和平、合法的” 谴责，再到新一代改良主义者达达拜·瑙罗吉70年代作出英国是“最坏的外来入侵者”的结论。因而，整个启蒙运动的重心，是由宗教改革、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向政治改良，批判殖民统治，复兴民族文化的方向移动。
但是，无论是早期的“梵社”改革，还是后期改良主义者的民族化政治改良，都是以振兴印度民族为根本目的。因而，主张学习西方，还是立足于民族传统；复兴民族文化，也不乏对西方的借鉴。启蒙思想家、活动家们积极兴办民族报刊和出版事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创办近代新型学校，传播近代科学文化，揭露政治时弊，挖掘传统中的优秀遗产，对于启迪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印度大地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启蒙文学的主要作家
启蒙文学是印度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改革主张和政治思想，运动中新兴的民族报刊为文学创作提供园地，一些启蒙团体就是文学团体，文学活动成为启蒙活动的重要内容。因而印度近代启蒙文学既以启蒙运动作为社会背景，它同时又和宗教改革，政治改良等思潮一起汇流成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
正象启蒙运动最早出现在孟加拉一样，启蒙文学也最早产生于孟加拉。罗易既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也被称为“孟加拉散文的鼻祖”。出于宣传启蒙思想的需要，罗易以通俗的孟加拉语写作了大量倡导宗教改革、道德、风习改良方面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常以对话体、描述夹议论的形式进行写作，富于文彩和论辩性，从而确立了孟加拉语散文这一新文体。大诗人泰戈尔充分肯定罗易的文学贡献。〔5〕
“青年孟加拉派”既是一群要求政治改良的青年，也是一群富于民族激情的文学青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从事文学创作。作为导师的狄洛吉奥在印度学院讲授英国文学和历史，也写作诗歌表达振兴民族的强烈愿望，《献给印度——我的祖国》（1827）是其代表作。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1824—1873）是“青年孟加拉派”的杰出诗人和剧作家。他早年用英语创作，但“最后他成为现代孟加拉语文学的第一位伟大诗人，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孟加拉语文学的可敬创始者〔6〕。 他的作品以对传统题材的现代处理和辛辣讽刺见长。叙事诗《因陀罗耆的伏诛》、《蒂罗德玛仙女》和剧本《难道这叫文明》、《黑公主》是他的主要作品。迪纳本图·米特拉（1830—1873）也毕业于印度学院，他是孟加拉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他的剧作以反映下层人民苦难为其特点，《蓝靛园之镜》（1860）是其代表作。
孟加拉语启蒙文学的杰出代表是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他主编的杂志《孟加拉之镜》和创作的十二部长篇小说，开创了孟加拉语小说的新时代，是印度启蒙文学的重要成果。
印地语启蒙文学的中心在贝拿勒斯。以帕勒登杜（1850—1885）为领袖的一群作家和诗人创办刊物，结成团体，展开各种文学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致力于近代印地语文学语言的探索和改革，讨论包括文学、政治、宗教、历史的各种问题。帕勒登杜原名赫利谢金德尔，因他对近代印地语文学的开拓之功和爱国热情，人们誉称他为“帕勒登杜”，意即“印度之月”。他在60年代先后创办的文学杂志《赫利谢金德尔杂志》和《诗之甘霖》，吸引和聚集了一批立志文学和社会改革的知识青年。他更以其戏剧和散文的创作实绩，成为印地语启蒙文学的领袖。他创作了9个剧本，《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1873 ）是近代印地语文学诞生的标志。《印度惨状》（1876）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剧作中洋溢着民族主义热情和民族危机意识，把过去的光荣与现在的衰落强烈对比，意在唤醒民众振兴民族。帕勒登杜还写作了大量具有改革意识、批判社会劣行陋习，富于讽刺色彩的散文，这些散文作品对启发民众和推动近代印地语文学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巴尔格利生·珀德（1844—1914）是印地语启蒙文学中地位仅次于帕勒登杜的作家，他创作有剧本、小说，但主要以散文名世。他的散文风格多样、表现灵活，讽刺、抒情、析理熔于一炉，富于文彩。他编辑的刊物《印地语之灯》也因他的散文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谢利特尔·巴特格（1859—1928）被认为是近代印地语的第一位诗人，也是印地语启蒙文学中有才华的诗人。他早期翻译西方诗人哥尔德斯密·朗费罗等人和古典梵语诗人迦梨陀娑的诗作，并深受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清新诗风影响，开创了印地语诗歌如实描写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场景的新诗风。《云来了》（1884）和《冬季》（1887）是他的代表作。
随着阿赫默德汗领导的“赛义德运动”的展开，乌尔都语启蒙文学获得发展。也许由于文学变革是“赛义德运动”的重要内容，乌尔都语文学史家把这场运动称之为“文学运动”。阿·西迪基在《今日乌尔都语文学》中说：“在乌尔都语文学史上，这场运动是古代和近代的分界线，它的结果是使乌尔都的诗人和作家们得到了一种新的文学观点，并看到了新文学的曙光”〔7〕。
阿赫默德汗（1817—1898）是穆斯林启蒙运动的领袖。他学习英国18世纪作家爱迪生和斯梯尔创办《观察者》、《泰德勒尔》杂志，他也创办期刊《道德修养》，并且效法两位英国前辈的办刊宗旨和文章风格，刊发了亲自撰写的大量通俗易懂，犀利深刻的社会性散文，旨在传播近代文明，反对旧习，提高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他的散文开创了乌尔都近代散文新体式，也奠定了乌尔都散文的写实基础。他散文创作的逻辑性、社会性和通俗性风格，影响了乌尔都启蒙文学的一代文风。
阿扎德是近代乌尔都诗歌的奠基人，他曾主持文学团体“旁遮普诗会”的活动，倡导传统诗歌的改革，主张学习西方文学形式，并翻译和创作了一些新诗，其中《盖得尔之夜》和《爱国者》是他的诗歌代表作。而代表他文学成就的是文学理论著作《生命之水》和散文集《思想的魅力》。纳齐尔是近代乌尔都语长篇小说的开拓者，他开创了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以生动的人物刻划和完整的故事情节表现日常现实生活。他的小说的现实意义还表现在，小说总是对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问题的思考。《真诚的忏悔》涉及后代教育问题，《真实的梦》表现伊斯兰的理性本质，《埃雅玛》描写寡妇的命运，《伊本努·瓦格德》叙述盲目崇拜西方的恶果。哈利是近代乌尔都文学批评的开创者和杰出诗人，他的理论著作《诗歌导言》借鉴西方文学理论，融合东方传统文学思想，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完整系统的文学观念。他强调文学的目的性和道德感化力，实质上是阿赫默德汗改革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运用。他的诗歌代表作《伊斯兰的兴衰》被认为是“时代的杰作”。希伯利才具全面，学识渊博，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教育、文学众多领域，他的创作有人物传记、游记、乌尔都语诗歌和波斯语诗歌。他的诗作感情充沛、洋溢着民族独立和追求真理的激情。叙事诗《希望的早晨》、《民族六行诗》是其代表作。
印度其他地区的民族语言近代文学在19世纪中期以来也有所发展，但有的地区沦为殖民地，受到西方文化撞击较晚，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具有启蒙性质的文学创作；有的地区语言文学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新文学的开拓者，如奥里萨语的弗基尔莫汉·赛纳伯蒂（1843—1918）、泰卢固语的维雷夏林格姆·甘杜古利（1848—1889）、泰米尔语的魏达纳雅格姆·比莱（1826—1889）、马提拉语的巴巴·伯德姆纳吉（1831—1906）、马拉雅拉姆语的盖拉尔·沃尔马（1845—1915）、古吉特拉语的纳尔默德·巽格尔（1833—1886）、阿萨姆语的阿南德拉姆·代基雅尔·普根（1829—1859）等，他们的创作不仅奠定了各自语言近代文学的基础，也具有启蒙文学的物质。
印度启蒙文学的基本特征
西方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武器，用来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神学的虚伪，为推翻封建统治的政治革命作舆论准备，因而表现出强烈的进击色彩。同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大都是哲学家，他们不仅是在政治的层面上讨论自由、平等，而是从人性的发展、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哲学命题来思考的，因而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具有浓郁的哲理意味。还由于欧洲的近代文学已经历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世纪的古典主义时期，借助于自身传统、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辉煌已成过去，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不再是对传统的回顾，而更多的是从现实出发的未来展望，以建设性思维来构设将来的理性王国。以此为参照系来看印度近代启蒙文学，它呈现出另外一种色彩，表现出不同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特征。
把握印度近代启蒙文学的特征，必须考虑不同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产生发展的两个前提：第一，在公元12世纪前，印度古典梵语文学成就斐然，古代抒情诗集《吠陀》，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中古的戏剧和故事文学是印度文学的优秀遗产。12世纪以后梵语文学衰落，地方语文学兴起，但从整体上看，地方语文学没有超出古代和中古文学成就，基本上停留于对古典文学的改编。因而，印度近代文学要发展，必然有一个复兴古典文学的阶段。作为近代文学开端的启蒙文学，复兴色彩不可避免。第二，英国殖民统治的现实社会背景。西方近代文化对民族古老停滞的传统文化的撞击和政治上反抗民族压迫的要求，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诱发了印度近代的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西方近代文学中的人性意识、平等观念和反封建色彩以及富于表现力的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段，为印度近代作家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真正致力于建设新的民族文学的启蒙作家，必然对西方近代文学中的长处加以借鉴，变革传统文学中的落后因素。但是，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需要，使一些作家难以摆脱“民族”情结，在对待西方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态度上，难以冷静下来作客观分析。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印度近代启蒙文学的题材，可以看到下列几个突出方面：
第一，传统文学题材的重新处理。尤其在早期启蒙文学中表现得比较普遍。运用传统文学题材，尤其是两大史诗和《往世书》中的某一情节，加以衍化拓展，这是中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这与印度社会的宗教色彩和历史观念有关。印度把古代的两大史诗视为宗教经典，把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当作神来膜拜。印度人往往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认识，而且印度是一个对光荣历史满怀崇敬与依恋的民族，因而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对历史的怀念，后代作家总是不断地重复史诗和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题材。启蒙文学的初期还可以看到这一文学传统的影响。但是，在传统题材中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时代内涵。在这种新的处理中透露出作者的启蒙思想。
默图苏登创作的叙事诗《因陀罗耆的伏诛》、《蒂罗德玛仙女》和剧本《多福公主》、《莲花公主》等，采用的是史诗和神话题材，但作品表达的是充分肯定人类自由的近代思想。印地语诗人阿·乌·赫利奥特创作了系列以黑天传说为题材的诗作。被称为“大诗”的《情人远行》取材《簿伽梵往世书》中的有关内容，但诗人“用这个旧瓶装上了新酒”〔8〕。诗作中的黑天已完全成了一个凡人的形象，他离开牧区， 投身为民众谋幸福的工作，不能回到他所热爱的地方和亲爱的人身边。这里表现的是个人幸福与大众利益的矛盾，这也是当时印度社会的一个时代问题。印度论者西·辛·觉杭分析道：“为了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向前发展和促进国家进步，有知识的人们也许需要抛开自己的家庭到国内各个角落去反复唤醒还不觉悟的人们，可是，对自己亲人的留恋难道不会使这种行动归于失败？亲人能够忍受这种分离？难道妻子和情人也能参加到这种事业里面来？这就是我们民族觉醒和民族斗争中的问题”〔9〕。 诗作中黑天的恋人拉塔眷恋黑天，盼望他回来，当她得知黑天远离的价值和意义，她理解黑天，并决心投身服务民众的行列。传统文学中这对带有神性的情侣以及他们之间神秘的爱，在赫利奥笔下赋予了时代的内涵，黑天简直成了当时献身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启蒙领袖。
第二、富于现实意义的历史题材。印度历史上屡经外族入侵，波斯人、希腊人、大夏、安息塞种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莫卧儿人等都来到次大陆骚扰掠夺，或建立起各自的统治王朝。历史上的印度人民对外族入侵者进行过英勇的抗击，或以印度本地较高的文明同化外来者。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启蒙文学，承担着唤起民族意识的任务。尤其是1857年民族大起义后，一方面整个社会民族对立强化，爱国热情高涨；另一方面起义失败，殖民统治当局加紧镇压和压迫。启蒙文学作家的爱国激情不能直接表现，只能以间接的方式，从反抗异族入侵的历史题材中借古寓今，因而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题材作品大量出现。乌尔都启蒙文学作家阿·赫·希利勒谈到历史小说的目的：“历史小说的目的是我们应该使子孙们不断地回忆起祖先们的伟大功绩，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新的行动力量，产生一种热烈的激情”〔10〕。
孟加拉剧作家吉里希金尔德·考什的《阿育王》、迪真德罗拉尔·拉伊的《奴杰罕》、《沙贾汗》都是著名的历史剧。希勒尔是乌尔都语历史小说奠基人，他受到英国作家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影响，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历史小说。《默尔古·阿齐兹和拉吉娜》、《征服安达卢斯》、《哈桑与安吉丽娜》、《曼殊儿与莫罕娜》、《阿拉伯时代》、《天国乐园》都是在当时穆斯林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小说。其中一组以穆斯林抗击西方十字军东征题材的作品尤其受到读者欢迎。
般吉姆的历史小说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予以艺术虚构，在浪漫的传奇色彩中展现历史场面，其表现的重点是武装抗击外族入侵。他写作了《要塞统帅的女儿》、《茉莉纳莉妮》、《阿难陀寺院》、《黛雅·乔特拉妮》、《悉达拉姆》、《拉吉辛赫》等长篇历史小说，分别表现印度人反对阿富汗、突厥、莫卧儿、穆斯林和英国人的入侵。这些作品旨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代表作《阿难陀寺院》第一版直接表现18世纪印度教徒反对英国人，为避免殖民当局找麻烦，以后各版改成反对穆斯林统治者，但真实指向依然明确。小说的政治启蒙思想披上宗教外衣，以迦梨女神作为印度的象征，以她的形象揭示印度现实：“迦梨女神是印度苦难的象征，她是黑色的，因为国家蒙受巨大的不幸。她是赤裸的，因为印度被剥夺了所有的财富。她戴的花环是由人的骷髅编成，因为整个国家已经变成了墓地。”小说中义军高唱的《母亲，向你致敬》，长时间作为国歌流行，其中明确表达了武装斗争的思想：“当七千万张喉咙发出怒吼，／七千万双手中宝剑飞舞，／你握有各种力量，／啊，祖国，／谁还能说你软弱可侮！”
第三、对比印度过去的光荣与繁荣，描述当前印度的悲惨。犹洛吉奥在《献给印度——我的祖国》中写道：“啊！我的祖国，／在您光荣的往昔，／华美的荣光萦绕您的额头，／您受人尊崇，俨如神祗。／如今，光荣何在，／尊崇又在哪里？／您的鹰翅最终被锁住，／您此刻是伏在尘埃里。／诗人为您没有花环可织，／唯有诉说哀伤的经历”。这种往昔的“荣光”与今日的“哀伤”对比，强烈地表达了诗人的爱国热情。这样的题材和思想在帕勒登杜的《印度惨状》和哈利的《伊斯兰的兴衰》中得到更多充分的展示。
《印度惨状》以拟人化手法，让“印度”、“恶神”、“印度命运”、“毁灭”、“疾病”、“黑暗”等角色上场表演。剧作追述“印度”光荣的过去，“恶神”派“毁灭”为首的各路人马围攻“印度”，“印度”惨不忍睹，“命运”努力唤醒垂死昏睡的“印度”，以它荣耀的历史来启示它，但“印度”依然在沉睡，作家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戏剧形式，表达抽象的启蒙思想，效果强烈，激动人心，既揭示出现实的可悲，也表现出复兴古代荣华的愿望。
长诗《伊斯兰的兴衰》从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的混乱写起，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开始了光荣的历史，但现在衰落了，因为穆斯林沉缅于过去的辉煌，抱守残缺，不思进取，整个社会为失望所笼罩。这里，诗人喊出了“改革”的呼声。诗人说写作这首诗，“不是为了取悦人们，而是为了激发人们的自尊心和廉耻心”〔11〕。但顽固的穆斯林长老将他逐出教门，而阿赫默德汗却称这首诗为“宣言”。
“启蒙”的本义是以近代理性和人的观念，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去批判封建的摧残人性的价值体系。印度近代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也努力在这样的意义上推动印度社会的近代化。但英国殖民统治的现实背景，使得整个启蒙运动的发展方向有所偏离。文学的情感性特征，使得印度启蒙文学比之作为社会变革运动的启蒙运动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色彩。从上述的启蒙文学题材的三个主要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启蒙文学的民族复兴意识，大大超过对封建传统的改革意识。虽然启蒙文学中也有一些表现传统陋习、诸如对童婚、殉夫等习俗进行批判的作品，但在启蒙文学中比重不大，且基本上停留于表象的描写。象哈利诗作中要求改革的呼声显得弥足珍贵。印度启蒙文学的主流是对过去的回溯和美化，复兴是其主调。
当然，印度启蒙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印度文学由古代向近代发展的过程。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引进，启蒙运动的展开，文学创新的要求，使得印度启蒙文学在文学观念、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不乏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如小说、新诗、散文等文学样式的发展，都可以看到西方近代文学影响的痕迹。
总之，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的进击性、哲理性、展望性相比较，印度近代启蒙文学表现出柔弱性、政治性、回溯性。民族传统的复兴是其基调，对西方文学某些因素的借鉴使其带上了近代的色彩。
注释：
〔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第68页。
〔2〕麦考莱：《印度教育情况纪实》， 转引自《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3〕比·普拉萨德：《奴役与自由》， 转引自《印度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4〕《罗姆·摩罕·罗易著作集》加尔各答1928（英文版）， 第874页。
〔5〕泰戈尔：《孟加拉文学》， 特引自安东洛娃等主编：《印度近代史》三联书店版，第1176页。
〔6〕卡·阿·沃杜德《孟加拉语文学》， 《印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7〕〔10〕〔11〕《乌尔都语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145、291页、166页。
〔8〕刘安武：《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46页。
〔9〕西·辛·觉杭：《印地语文学八十年》， 《印度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收稿日期：1996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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