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师资队伍综合发展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师资队伍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高校师资培养问题正在跨越高等教育自身的领域，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目前“长江学者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的全面启动，正反映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我们还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寻求根据：其一，由于知识经济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涛的猛烈冲击，使得提高全民族整体水平成为全社会共识。自20世纪中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科学知识总量的迅猛增长，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科学技术综合化趋势日益加强，科学研究规模不断扩大，科学分类和科研体系更加完善，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地位以及社会作用日益增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正在发挥强大的杠杆作用，这样，不仅科学研究日益社会化，而且社会生活也日趋科学化。这一过程的完成，是通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作为中介得以实现的，因而，对于高校师资的作用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迫切需求。其二，历史激烈变革时期社会对高质量、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的强烈需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以及社会需要的种种变化，必然要求高校学科结构的优化，要求人才培养目标与科学研究方向的相应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到高校师资师培养上，也就需要高校师资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不断变化，不断增加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创造能力。其三，高等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必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高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必须迎接新的挑战，这就需要师资队伍具备在科学发展的前沿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保持高度的适应性；并且要求高等教育不断地思考未来教育的特点，从而对国家的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产生某种先导性影响，且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日益发展，高等教育职能的日益完善而不断加强。这就说明了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现在正处于关键时期，这些外部条件当然为高等教育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带来了希望，与此同时也产生出某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危机感存在于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如何进行方向、方法的选择；紧迫感则由于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因而新时期的师资队伍建设显然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综合化趋势对师资队伍建设的作用与影响
综合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性，具有潜在科学能力的高等教育自然受到这种发展趋势的大影响。早期的自然科学，其学科门类较为简单，而现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划分则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目前，学科门类已达2000门之多。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当代的基础科学已有5000个以上的主要专业，技术科学则有400余种专项领域。这种学科的高度分化必然导致学科的高度综合。自然界的统一性揭示了自身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序列的完整网络，自然地，反映自然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最终也应与之相吻合，因此，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总体化就越来越明显。
首先，综合化趋势表现在各自然学科的发展过程之中，在每门自然学科高度分化的同时，也就相应地伴随着综合探索的趋势。在现代物理学的研究领域中，从3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基本相互作用，除了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外，还存在着超短距离的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这样，引起人们对从宇宙的大尺度空间的宏观系统到量子空间的微观系统的统一场的探索与研究，试图将自然界迄今发现的四种作用统一起来。此外在数学、化学等学科领域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综合现象。无论这些综合探索的结果是否代表真理，但总反映了自然科学的综合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因为没有统一和概括，无法使科学前进。
其次，综合化趋势还表现在新的综合性科学和横断、交叉科学的出现，这是由于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其边界相近的一簇簇学科群，这些学科群中的学科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时不断地与周围的其他学科产生相互辐射、能量交换，这些过程的逐渐积累势必出现质的飞跃，即学科群中的各学科都朝着某一中心释放能量，这样导致了综合学科的产生，新兴的综合学科主要有环境、能源、生态、材料、海洋、空间等等，比如环境科学，就是主要以生态学和地球化学作为基本理论，而综合运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地学、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对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空气、水、土地等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科学。
第三，综合化趋势更进一步地表现在技术领域之中。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出现了这一现象，不像30、40年代蓬蓬勃勃的科学发明纷纷涌现，到50、60年代发展成新的技术产品，而是处于一种“饱和增长”的“非常时期”，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很少有突破性发展，除了80年代末的超导技术是一特例以外，主要是通过技术的综合化、组合系列化得以推进。综合化的趋势，导致技术领域中直接来源于科学发现与发明的“种子”型技术（如原子能、半导体、激光等）的减少，“需求”型技术的增加。这也说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消化和吸收的过程，这就是综合，这一过程的结束，将是新的分化的开始。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采用的就是现成的技术，没有一项新技术，关键在于综合。20世纪世界上重大的发明创造，日本一项也没有，但它善于在别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综合，从而创造出不少世界上第一流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也形成了除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人们从对事物的研究过渡到对系统的研究；从单值的研究过渡到多值的研究；从单目标函数的研究过渡到整体结构的研究；从纵向的研究过渡到横向的研究，这就是综合化趋势。
综上所述，这就需要我们将高等教育——具有潜在科学能力的系统作为一个具有立体结构的网络系统加以研究，也就需要我们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尤其对队伍的培养问题进行综合化研究。现阶段我国高校师资培养的基本问题是，虽然建立了各种层次的培训体系，但缺乏有效的宏观规划与控制，往往流于形式地、任务式地进行计划；培养的内容虽然有所拓宽，但方法过于陈旧、缺少吸引力，易受培养体系中内在矛盾的冲击和外部条件的干扰，出现左右摇摆的现象。具体地说，目前高校师资培养主要是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的：一、从年龄区间上加以区分：如青年教师培养、中年教师培养等；二、从学历层次上加以区分：在职进修，在职攻读学位课程，在职攻读研究生、定向培养研究生、出国深造等；三、从培养类型上区分：教师进修班、青年教师的社会实践、青年教师的职前培训等；四、从内容上加以区分：专业、外文、计算机应用等培训；五、从时间上加以区分：有长期（一年以上）进修，中期（半年左右）培训，短期（一个月之内）讲习班；脱产、半脱产、不脱产等。此外还有学术带头人的重点培养等等。这些培养方式及内容绝大多数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在高等教育的恢复阶段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然而这些形式在综合化的形势中出现了极不适应的情况，这是因为它们只是个别地、独立地起着作用，缺少全面的、综合的内涵，是局部的培养方式，往往只是在区域间、校别间、专业类别间进行协调，这些孤立的培养系统不能很好地发挥综合效应，由于彼此间缺少有机的联系，其培养过程一般是一次性的，难于形成连续的序列化的培养效应，它一方面对于社会需要、经济发展、科技革命缺少综合应变功能；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与个人的终身教育的分离，不能各取所需、有针对性地对培养个体特性采取恰当的关注。因而，高校师资培养问题，年复一年地成为各高校师资管理部门的热门课题，然而又一次次地陷于困惑与迷惘。
对于这一问题，究其原因，不妨参照一下美国著名学者马·罗森在《中国过渡时期的教育》中对我国教育政策的有关评论，他认为这一时期教育政策摇摆在两种似乎最根本对立的观点之间：一种观点强调教育的经济意义，另一种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前者可称之为“学术模式”，它试图建立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系统教学模式，而后者被称为“革命模式”，它强调平等主义的教育结构。前者强调质量，后者侧重数量。罗森进一步指出，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一、教育的其他作用会被忽视；二、扩大了等级差别；三、为形成学历社会的偏见提供了温床。这一评论不无道理，事实上这两种模式反映到高校师资培养系统中，在运行机制上就表现为培养模式在这样的两极机制间连续的徘徊与振荡：合作机制与竞争机制。这两种机制从来都是对立的，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竞争的观点是基本社会报酬和资源按个人能力的大小进行分配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培养问题上作用的结果，往往演衍成导致教师对自身利益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追求，如高校曾一度出现的职称热、出国热、从政热、经商热等短期、短视行为都与不能恰当地引入竞争直接相关；而合作的观点则认为人类的进步并不是与其他物种斗争取得胜利或征服环境的结果，而是表明了为共同目标互相合作与自然环境协调共存的能力，这也是当前西方学术界盛行的观点，它强调合作，避免分歧，强调集团意识，忽视独立品格，对不规范的行为、非常规现象采取排斥的态度。这两种对立机制造成的振荡与影响，大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促进了培养体系的进一步分裂与不连续，形成宏观指导失调；培养模式陷于刻板，其他互补机制处于凝固状态，如激励机制、利益机制等无法发挥正常功能；培养行为向短期、短视方向大幅度倾斜，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反冲击。这种结果导致了高校师资培养体系中出现了种种相互割裂的系统：封闭式的类似日本高校中的“学阀”系统；追求纯粹自由的美国式的“沙龙”；固守50年代苏联式的“仓库”理论。如此等等，这些反常现象，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认真反思。由于师资培养活动中出现的种种复杂性、艰巨性以及紊乱性，因而，目前的实践与研究主要集中在急于解决所面临的培养内容、具体措施上，而对于总体的战略性的问题反而重视不够。因此，有必要提出对新综合化的研究，从而在整体上、宏观上把握和控制培养的方向、速度，调动和发挥高校师资队伍的积极性、主动精神和创造热情。
二、高校师资队伍综合化发展趋势：群体培养
群体培养的概念，在80年代初已经在我国高校中普遍流行了，这里引用这个概念是由于“群体”有着系统性、层次性的内涵。在高等教育综合化的趋势中，“群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综合化趋势的各个侧面、系统、多元、整体结构、横向关联等等都与“群体”密切相关，尤其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学科群的蓬勃兴起，学科群队伍的组织体系的完善，如果没有队伍的“群体”作用是绝对不能实现的。
群体培养的构想，正是基于如下出发点：一、对现有的培养体系、模式、机制等进行整合；二、确立培养体系中的主导模式；三、探索向21世纪过渡的培养体系。
必须说明的是，对现在培养方式的整合过程，正是力图沟通现在状况与未来发展的过程，也是如何与传统方式衔接的过程，这种探索无非是循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综合和转移的途径。这一转换过程，由于人们已对其中各部分有相当的适应，而不显得突然，因而是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其控制过程也由于各级师资管理部门的驾轻就熟而易于施行。同时，也应当指出，由于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这种培养战略，自然与西方国家高校有严格的区别。首先，东方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培养模式的运行机制是以合作为主的合作与竞争相结合的机制，这在汉文化圈的国家中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日本的大学，就是强调“大学向心性”的集团意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融洽，与西欧的波希米亚人的游牧型文化所具有的动荡、竞争性特点截然不同。其次，社会制度也决定了我国高校师资的培养制度的特殊性，西方国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高校的激烈竞争产生于美国的价值观念——对自由市场和自治的崇尚，教师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成功，美国的选修制度、晋升与终身雇用制度等也都创造和鼓励竞争的气氛，由于提倡的是个人的奋斗与竞争，因而基本上不存在类于我国的教师培养方式，即便是保守主义盛行的英国，尽管在许多学者眼中，靠公开竞争促进高教发展完全不可取，而在事实上，高校师资培养也缺少明显而实际的内容，提高完全靠自身的努力与奋斗。我国的师资培养是从高校教师是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者、教育者的基点出发，高校教师肩负着发展科学、繁荣学术的重任，因而，师资队伍的培养就不仅仅是教师自身的需求，不仅仅是近期的规划或计划，而是对整个教师队伍的要求，并且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起着决定和指导作用的培养战略的构想。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纯粹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思想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其凝聚力与产生的培养效应的作用强度将是不言而喻的，其实，西方学者也逐渐意识到“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已在不少著作中认识到只有提倡合作才能拯救由于无休止的竞争造成的种种社会动荡的局面。
如果从管理活动的视野看待这一问题，则可以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综合战略要求管理活动实现三个转变：一、从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转变；二、从直接、微观管理向间接的、宏观管理转变；三、从“纵向”管理向“横向”管理转变。因而，对于培养体系而言，这种由管理方式所揭示的“目标”、“宏观”与“横向”的三者的有机结合，也正是群体培养综合战略的主导思想，基于这一主导思想而构建的培养模式，应当是综合战略所要求的主导模式。因为选择正确的目标，为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这一目标，是人们对师资队伍培养的期望值，也是关于师资队伍在一个历史过程或一个历史时期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的预期结果，这就赋予群体培养体系向未来发展的意义，自然也应是师资培养体系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激励高校教师奋力进取的重要指标。由于培养目标的长期性，就决定了必然从宏观的视野，全面地、多维立体地研究培养问题，既要注意到培养体系的内部因素，又要看到体系的外部条件，尤其两者的“接合部”的边界条件，即与经济、科学、文化、社会之间的联系及交互作用，这就派生出培养体系的横向性特点，它揭示了师资培养内容与方式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即既有专业方面的，又有管理方面的，而且还包括了心理活动以及各种能力结构诸方面的培养内容，而由这些多元化的内容决定了培养方式的多元性，因而它必须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三、高校师资队伍培养系统的特殊性分析
高校师资队伍综合化发展导致了其培养系统的特殊性，形成了群体培养的特殊品格。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组成方式、运行机制、管理形式三个方面。
第一，“群体与个体”构成了“组成方式”的基本矛盾。群体的观点是从综合意义、管理角度的视野出发的，但作为培养对象毕竟是要具体到每一个体，这样辩证的统一正是群体培养的核心所在。对于群体培养的内容而言，重要的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综合能力的培养，一是终身教育的要求。
所谓综合能力，主要包括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这既是教师智能构成的需要，也是进行研究和工作的方法体系，同时也是充分运用知识“参照架构”的要求。研究能力，包括观察、分析能力，实验和设计能力，以及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能力。现代教育往往要强化教育手段，如情报检索、电化教学、计算机运用等，从而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效率。高校教师由于必须与现代科技前沿相接触，不掌握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则无法适应，研究手段是研究能力的延伸，因此，研究能力与现代化手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所以研究能力的培养应当包括对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的培养，而这往往易于被忽视，特别在文科及纯理科中的教师尤其如此。近来在文科领域陆续出现了运用计算机识别甲骨文、“红楼梦”的研究中的情报检索手段等等，大大开拓了这些领域的研究工作。这一势头，将形成一股新的潮流推动我国高校文科研究活动的蓬勃开展。
国外不少科研机构从学识、工作态度、创造能力、计划能力、决断能力、指导能力等六个方面进行评分并分别突出最高标准分数。在对研究人员的考核内容中，知识的占有量仅占四分之一，而创造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却占60%的比重。这是从科研人员的角度上进行统计分析的，但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个体的知识占有量与综合能力的关系，显然综合能力是主要的，占绝对的影响作用，处于支配地位，可以带动知识占有量的增长，因而在培养的结构组成上应以此进行适度的修正。正像爱因斯坦指出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知识的有限性，是从最宏观的角度说的，因为以具体的个人所能够掌握的进行计量，只是知识的极为有限的部分，由此，综合能力的具备恰恰才是知识占有量的前提和推动力量。
终身教育，是指完成了某一教育阶段的人们在参加工作后重新接受一定形式的、有组织的教育。从理论上说，“一次性教育”只能反映人的整个一生中某一阶段的教育成果，在大学阶段一般只能获取需用知识的10%，而其余的90%以上的知识都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才能取得。从个人的技术能力与时代的技术进步关系来看，据美国巴特尔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人的一生中，20-40岁阶段的能力增长曲线呈抛物线状，40岁以后则呈平缓的线性下降趋势的曲线，而古代社会技术进步曲线，则是一条线性的斜率小的平滑直线，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能力的提高速度超过了技术的增长水平，也就是说，经过20-40岁时期以前的一次性教育，所获取的知识足够其一生支配了；可是现代技术是呈高抛物线状发展的，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其作用圈就越大，即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个人的能力的提高，在40岁以后，其能力就不可能完全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美国政府为了教师“终身教育”的需要，科学基金会每年要向每所大学提供2.5万到25万美元不等的资助，帮助教师在职进修及改进教学设备。前苏联则在重点高校中设立了近500个进修系，100多个分部，60多所进修学院，以帮助教师进行提高。近年来我国高校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而高校教师培养由于计划、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局限，致使大多数高校的师资培养仍处于自流状态，尤其进修人员侧重在青年教师，中年教师几乎全在“压担子”，尽管有少数出国进修的机会，仍是杯水车薪，僧多粥少，这势必将影响高校教学、科研综合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第二，“合作与竞争”构成了“运行机制”的基本矛盾。竞争是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教育改革说到底是解决教育与社会需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不相适应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高校主体——教师队伍素质高低、竞争能力的强弱。竞争机制的运行冲击了长期形成的旧的价值观，激发了师资队伍的活力。群体培养系统中的竞争是教育领域的竞争，是围绕教学、科研两大中心任务展开的，其两重性表现在既包括了学术的竞争，也包含了地位的追求；既有崇高的精神升华的希冀，又有世俗的物质欲望的支配。因而，一方面能够更进一步地激励教师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教师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影响群体的和谐与协调，形成组织中的内耗与摩擦，这样，作为群体培养的特殊机制——合作机制，显然就是极为有效的互补机制。上文对合作机制的意义已详细进行了说明，作为与竞争机制密切相关的运行机制，就是为了保持培养大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各元素的同步发展，维护有序的协调秩序，以取得相对平衡，而竞争则必然改变系统内部诸元素的同步发展方式，打破原有的秩序，破坏系统的总体平衡或某些元素间的局部平衡，这样就在培养系统内部出现了一对矛盾的机制。然而，合作不是取消竞争，而是承认竞争、维护竞争，消除对竞争积极意义的干扰因素，使竞争水平层次进一步提高，以求得在高度竞争基础上的协调与发展。
第三，“一般与重点”构成了“管理形式”的基本矛盾，群体培养的意义在于在普遍的基础上强调突出重点，如果没有一般性培养，则不会存在重点培养，而仅注意重点培养，则群体培养也就失去意义，这一矛盾的哲学意义已为人们普遍认识。
群体培养中出现“一般与重点”的管理形式上的矛盾，是基于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不平衡规律，最典型的是由于学科群而形成不同层次的科学共同体组合，由此产生出的学科、学术带头人，自然代表着师资队伍的高起点和高层面。
其一，在由带头学科为主体的学科群建设过程中，带头学科对学科发展起着先导作用，也决定了科学共同体的走向，带头学科的研究方向的变化，将对学科群的科学共同体——教师队伍发生相应的接力传递，如果将师资的重点培养作为带头学科研究方向更替过程中的某一共同体层次，对学科带头人培养的示范性作用则有力地推动了师资培养整体水平的提高。其二，带头学科的更替日益加快，即单一学科或一组学科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不断地缩短，因而，科学共同体的层次更迭过程也随之加快，由于群体培养的能动性功能，也就决定了重点培养的高度的动态性，因为这是由于学科的范式变换与带头学科的更替的根本性的影响所造成的。其三，带头学科在科学发展的一定时期内成为整个科学进步的先导，并向其余与之相关联的科学部门施加其影响，使它们受到自己的规模和水准的影响，传递其制定的概念，这就决定了与之相联的共同体将派生出新的共同体，与此同时，通过重点培养取得的经验，施加到一般培养范围，借此可推动整个队伍的建设。
由于任何一门学科及其共同体在学术上、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处于不断变化的长河之中，因而，作为与之相应的群体培养系统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
一般性的培养并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作为重点性培养的基础，它有着接受重点培养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实现层次性的分化与组合，从而达到新的重点培养的功能。换言之，一般培养的系统在重点培养系统的作用下，不断地进行分裂，分裂的结果导致新的重点培养系统的产生，而旧的重点培养系统，也可能在逐渐丧失“重点”而重归一般系统。从人员角度上看，其实是教师个体在两个系统间的流动，当然其中伴随着能量与信息交换以及教师对培养系统的选择。但更为重要的是，新的重点培养系统已经是竞争和选择的结果，尽管它接受了原来重点系统的信息及规范，但这些恰恰是经过改革的产物。值得注重的是，可能会出现某些结构性分化，即出现各类群体利益的重新调整以及组织机体在分化基础上的重新整合，许多潜在冲突将会变得外在化、表面化，个人或较小的集团目标及利益则日趋明晰化和独立化，以至导致整体目标的相对淡化。这是对培养系统的稳定、有序的运行的不利因素，如不加以及时的整合，势必危及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
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是一项科学性、实践性相当强的系统工程，无疑包含着丰富的矛盾性和蕴藏着深刻的规律性。这里只是从综合化的角度揭示其培养规律的初步尝试。可以肯定地说，更加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还有待于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以将我国高校师资培养工作向新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