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目标的长期化及其形成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中国论文,原因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0)07－23－04
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一般界定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实现经济较高速度的平稳增长，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宏观调控的目的。本文将要考察的具有长期化特点的宏观调控目标，不是指经济增长，而是指物价水平及其反映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状况。
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测算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量。这种测算有多种方法，诸如产值收支测算法、资金收入测算法、货币数量测算法、物价变动测算法、景气指数测算法、生产函数估算法、大道模型测算法和总量测算法等。不过，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并不进行这种测算，而是借助物价指数、失业率、利率、汇率等指标的变动，间接地判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状况，进而据此确定调控的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政策。在我国，利率和汇率均未实现市场化，又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大，就业量总是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所以，判断总供求是否均衡的主要指标，是物价稳定情况，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状况。
在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不是固定不变的，一般也不具有长期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随着经济周期的演变而变化的。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高时，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需求，把总需求压缩到与总供给大体均衡；当经济疲软，通货紧缩严重时，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需求，使总需求增加到与总供给大体均衡。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到1997年中的20年间，大体上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即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1—1997年。尽管各个周期中都程度不同的出现过短暂的经济疲软情况，但总体看来，这20年间的基本特征是：需求过旺，通货膨胀。因此，制止通货膨胀，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延续了20年。宏观管理目标的长期化，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
需求过旺、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归根到底，是长期实行计划体制所造成的。首先，在渐进性改革过程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计划体制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占居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基本行为特征仍然存在，因而其固有的弊端——“短缺经济”和“投资饥饿症”，还会在转轨时期继续滋生。其次，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遗留的物资严重匮乏状况，也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但表现形式则发生了变化。在计划体制下，供给不足是靠下达指标或发给票证从实物形态上来限制需求，达到供求平衡的。在这里，实际存在隐性的通货膨胀；在价格放开后，供给不足就必然表现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第三，从6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广大群众实际生活急剧下降。全国各行业职工工资10余年冻结不变；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日益扩大，农民增产不增收，这种状况出现于和平时期，是各国历史所罕见的。因而改革后，不能不多次增加工资，调整农产品价格，从而增发货币。第四，随着人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扩展。这使原本就稀缺的资金更加紧缺，以致不少企业被迫高息集资，迫使银行扩大贷款。
以上情况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宏观经济状况和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是，尽管存在着需求过旺、通货膨胀的现象，但由于它和市场经济下形成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不同，它主要是由于供给严重不足造成的，因而，既不能再继续采取计划体制时期的限制需求以适应供给的政策，也不能象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总供求的均衡，而只能着力于发展生产，扩大供给，通过较长时期的发展，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总供求的均衡。而在这段时期中，宏观调控实际上不得不经常采用扩大消费、刺激生产的扩张性政策，并加剧了从隐性变为显性的通货膨胀，而只是当通货膨胀过高时，才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所以，在这20年间，政府关注的是在保证经济较快增长的前提下，尽可能防止和减少通货膨胀，在实践中并未经常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的宏观管理政策，在体制改革的保证下，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1997年第4季度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并进而出现过剩经济，从通货膨胀转到通货紧缩，从需求过旺变为需求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同样不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短暂现象，而具有长期化的趋势，从而使我国宏观调控的新目标——扩大内需——又具有长期化的特点。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定为长远方略，指出：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在下世纪也要坚持的长远发展方针。这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经济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减少了出口需求，降低了外资的供给。工作中的失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98年，当市场疲软、物价下滑已十分明显的时候，我们还坚持针对通货膨胀的“适度从紧”方针。当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货币政策并未发生相应的改变。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货币供应量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增加。这一切加剧了通货紧缩。
但是，从根本上说，需求不足的出现，以及需求不足将成为长期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产物。简单地说，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出现需求不足；没有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或者说，没有经济体制上的重大缺陷，就不会长期存在需求不足。正如供给不足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症状一样，需求不足则是市场经济典型的症状。对此，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作过理论分析和说明，而且也为百余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其特征总是生产过剩，即严重的需求不足，就是最明确无误的证明。如果没有20年来的改革，没有初步确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没有非国有经济产值壮大到占总产值的2/3，困扰我们的就会仍然是供给不足，而不会是需求不足。所以，从根本上说，需求不足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出现需求不足，但通过宏观调控政策会在较短时期获得缓解。在那里，需求不足具有周期性、短暂性。在我国，两年多来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成效不显著，市场疲软、产品积压、物价下跌持续发展，需求不足呈现长期延续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存在市场的体制性缺陷。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不全，必然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和作用程度，削弱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用。
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缺陷，首先表现在微观基础不健全，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公有制企业还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产权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或者层层干预，无人负责，或者内部人控制，化公为私。加之，负债经营，设备落后，历史包袱重等原因，大多效益不佳。本来，市场竞争会实现优胜劣汰，然而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竞争淘汰机制却难于发挥作用，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甚至资不抵债的企业，都很难退出市场。因为，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下，破产造成的失业，会增加政府救济负担，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由于这些企业，资金基本上都来自银行，破产的损失实际上是转嫁给银行。因此，政府和银行往往不得不维持这些企业继续生产。于是，一方面，银行不良贷款猛增，金融濒临危机；另一方面，过剩产品继续生产，供大于求有增无减。可见，我国的“紧缩”、“过剩”，固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又打上了旧体制的烙印，具有早产和难治的特点。
体制缺陷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要素市场不完善，要素价格非市场化。阻碍要素流动的行业垄断、地区垄断以及税费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大量存在，市场运作极不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得不到准确的市场价格信号，难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无法获得预期的效应。例如，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资本的价格——利率，就不是取决于市场对资本的供求；而没有利率的市场化就不会出现随资金供求变化而调整市场出清水平，使资金供求趋向平衡。同时，市场化下的利率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甄别工具和约束手段，在一个较高的利率水平下，预期效益不好的投资项目会因无利可图而退出信贷市场。货币政策缺乏这个重要的传导手段，也就难于取得宏观调控的效应。
由于体制性的原因，资本市场的问题还突出的表现在，银行业、证券业变质为国有经济“脱困”的工具和“扶贫”的手段。近年来更出现银行“拒贷”和国有企业“惧贷”的奇特现象，而民营经济则告贷无门，结果，尽管利息率和法定准备率一再降低，形成的只是银行存差增大。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怎能解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矛盾呢？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需求不足是源于结构失调，而调整结构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需求不足会成为长期现象。毫无疑问，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也符合实际情况。我国居民存款高达上万亿元，而且储蓄不顾利率一再降低而持续攀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刺激消费的热点，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消费需求，并进而引发投资需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源又在于体制缺陷。产品创新是以企业创新为前提的。如上所述，我们的企业，要么缺乏自主权，要么缺乏金融支持，怎能广泛开展技术创新，创建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应该看到，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体制和政策是不能分开的，是处在联动中的，甚至可以说，先有体制的变化，然后才有政策效应的显现。因此，我们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始终应坚持改革开放，应着力于培育市场，避免采取不利于市场发育的措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宏观调控方式将日趋完善，效应将日益显著。
我国的体制缺陷还限制了市场的扩展。我国有12亿5千万人口，将近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5，如此众多人口的消费需求是极其庞大的，然而现实的市场并不具有广大的容纳力。这是因为，第一，市场的购买力，不是取决于人们消费需求的绝对量，而是决定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量；第二，我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是在一个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半自然经济的农村。生产率不高，商品率比重小，货币收入少，购买力有限。这个看似庞大的市场，实际上是发育受限制的狭窄的市场。这一状况被长期保留下来，难于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计划体制下的定价、统购等措施，实际上消除了农民所有产品的商品属性，而当前的流通体制和一些歧视性政策也不利于农村商品市场的发育。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严格管治以及现在继续采取的户籍制和其他歧视性措施，人为地阻止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国有企业体制不顺，非国有企业发展受困，农村上亿过剩劳动力不能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因为，市场及其购买力的大小，市场消费需求的多少，固然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但是，对于处在落后农村中的居民来说，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与市场经济联系的广度，或者说，取决于与自然经济脱离的程度。商品交换取代自给自足，即使实际消费水平不变，也会增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市场。可见，正是由于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不相适应，人口数量与市场大小不相适应，当转向市场经济，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时，就很快出现了过剩。可以预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当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农村半自给经济，越来越多地、越来越深地涌进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时，一个极为广阔的市场就会展现出来，这个市场，将推进并保证我国在2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生产高速增长。
收稿日期：200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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