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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文化心态不是正常的文化心态
姚鹤鸣
中国人文学者有着明显的弱国文化心态症候
当下，经济全球化业已形成态势，文化全球化也正加快速度进行着。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文化学者，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的研究，摆正文化心态都是迫切需要的。自古以来各个民族的文化就有着强势和弱势之分。由于这样的区分，身处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者往往在文化心态上天然地会产生优越感和自卑感。远者不必说，想想中国近代之前，我们民族的学者是何等地为自己拥有灿烂的中华文化而自豪，然而自19世纪中期始，整个知识精英界出现了普遍的文化危机感。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封建帝国大门，面对着隔海而来的崭新的文明世界，从封建文化的温床上长大起来的文化精英，明显地如梁启超一样感到自己国家的三个不足：“器物上感觉不足”；“制度上感觉不足”；“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尤其是这第三个文化上的不足，使得他们感到揪心的疼痛，因为中华民族有过战败之辱，却从来没有过文化上的低人一等之感。现在，他们真正感到了这文化上的危机。由是，弱国文化心态就产生了。从胡适的“万事不如人”到当今坚决地抛开（至少说是暂时搁置）传统的民族文化，成为一百多年来的主流风气。这确实是人文学者很难逃脱的宿命。
事情虽然难办，但是，弱国文化心态终究不是人文学者一种正常的文化心态。就近20年来的情况看，中国人文学者的弱国文化心态有着两个方面的明显症候。一方面，由于一百多年民族的积贫积弱，文化上的认弱感和自卑感已经历史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里，成为一部分人文学者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华民族自己文化上的缺憾和不足，于是，求助于西方的文化，借鉴甚至直接横移西方的文化，而且这一做法也确确实实给我们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文化的生机。反映在文学上，全盘接受西方文论。这种历史的逼迫和选择，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门关闭之后，又打开了国门，看到了国外纷纭变化了的文论历史，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眼花了，于是又急冲冲地追赶而去，迅速而又囫囵吞枣地把西方近百年的文论发展历史压缩进我们的头脑里。总之，这些人是在不停地追赶着西方的文学潮流，把它们的一切概念、范畴、体系搬用过来，写进自己的论文、专著和大学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整个80年代成为引领文学和文化领域研究的典型时尚。而与此相反，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以强势扩散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区域内部，则感到无比的忧虑和恐惧，为此，一部分人文学者便奋起反击，他们特别注重于民族文化的挖掘，提炼民族文化的精华，以此惊醒国人的蒙昧，激励国人的民族自尊，并最终争取我们民族话语的权力。这一做法，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思想来解释，那就是，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加快，随着美国文化对其他弱势民族文化的强侵入，文化领域里本土化呼声也随之日益高涨，这可以看作是对前者一个强烈的回应。90年代以来，“复古热”、“读经热”、文学上“失语症”的讨论，都是由此而来。
上述两个方面，前者的做法，显然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而后者的做法，本着民族主义的立场，却也多少掺杂着盲目排外的嫌疑。对于前者，弱国文化心态昭然无疑，人们对之的批判已经众多，似无再说的必要。对于后者，由于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的情怀，其隐含着的内在的弱国文化心态容易为人忽视，因此有必要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批判。
破除传统文化的枷锁，发扬宏放的文化精神与平和的文化心态
在当今世界上，经济全球化带领下的文化往来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是完全平等和合理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西方化，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制定出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一整套的游戏规则一体化。这种“全球化”具有“侵略”的性质。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全球化”对于东方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有利的一方面，但毫无疑问有害的一方面也不能轻视。然而，我们不能从中得出“对着干”的错误心态，一种实质上的弱国文化心态。塞缪尔·亨廷顿以他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世界的矛盾，其“文明的冲突”的思想极具先见之明和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他的全部观点。虽然“文化的冲突”客观存在，但也要看到而且必须要看到“文化的交往和融合”。而且正是后者，给世界文化的发展，也给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带去强大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确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任何传统，却又总是利弊双得。它的利，在于使得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整体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得一个民族文化绵延长久而滋润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它的弊，则在于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容易形成为封闭圈，它所形成的传统外壳很难突破，非得有一个强大的外力才能促使它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百年前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封闭圈。中国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文明古国，然而又正是这悠久的古文明给中华民族套上了无数的束缚手脚的枷锁，并且越悠久，它因袭的传统负荷越重，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结构上的许多弱点：好静怕动，求稳怕乱，以及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大一统政治基础上的血亲意识和群体意识。这一些文化心理特征几千年来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创造能方。如果不破除这些精神文化的枷锁，中华民族就无以再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百余年来，经过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仁人志士们正是借助于外力来打破传统文化的外壳，从而使得我们有今天的巨大社会变化。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到中国在和外民族文化交流影响所发生的这一变化现实。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一个民族在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中可以“无为而治”。汉唐时代人们的文化心态，就是一种意识相当开放的历史形态，对此，鲁迅曾做过这样的描述：“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无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我们祖先的这种宏放的文化精神与平和的文化心态，任何感情上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必须清除。具体而言就是，在目前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形势面前，我们不应该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传统的民族文化，以至于以传统的民族文化来和西方文化相抗衡。且不说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抗衡得了西方文化吗?西方文化中确实有许多有害的东西，但也确实有许多先进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它，把它的先进成分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整合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新文化。
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
代迅
两种文论看似相反，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中国文论研究学术史的结果，得出了现代中国文论西化的结论，并获得了学界的大致认同。但是，怎么评价中国现代文论的西化以及这种西化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却存在着重大分歧。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的是，中国现代文论已经完全西化，丧失了我们的民族性，结果是毫无成就可言。主要的证据是，在20世纪这样一个理论批评的世纪，中国现代文论没有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更没有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西化就是罪魁祸首。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观点是把西方人对我们的评价，取代了我们自己的自我评价，甚至抬高到作为评价我们自己的唯一尺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弱国心态，是非学术因素在制约着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太在意西方人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了，太脆弱了，在学术研究领域同样如此。
这种弱国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在反西方中心论的同时，直截了当地走向中国中心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要建设中国现代文论，当务之急是要去西方化，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话语，寻找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中国性，而这种独特的中国性，只存在于中国古代文论中，只要传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自然具有中国性。
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表现，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和过分刻意地吹嘘自己的独特之处，其实都是源于同一种弱国心态，渴望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是被迫拖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有一种沉重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已经习惯于翘首望西方。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累积下来的缺乏自信，需要获得别人首肯的心态，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心态还是不容易摆正，在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中，过度的自卑和过分的自傲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国内学术界出现的这样一种学术潮流，简要地讲就是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这里存在着一系列逻辑上的问题，把民族个性等同于理论成就的创造性，把中国文论的动态发展的本土性等同于中国文论已经凝固了的古代性，把中华文化复兴等同于中华文化复古，这并不妥当，个性当然和创造性有关，但是个性并不能简单等于创造性，更不能等于成就，最富个性的东西也可能恰恰是最错误和最荒谬的东西，中国古代的女人缠足和男人蓄辫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研究中，不是立足于真理的客观和公正性，而是追逐和争夺文化话语权，这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因为，归根到底，文化的建设要靠真理性的内容和理论研究实绩来支撑。
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未来中国文论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
对于中国现代文论在西方的学术影响及其原因，我们要冷静地作出自己的判断，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以全盘肯定之，盲目尾随之。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中国文论确实不够熟悉和了解，其原因大致包括：1.西方人有自己的工作语言，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文至少现在还没有列入工作语言，中文著作难以进入英文世界。2.西方人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欧美文学主要是两希（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而不是中国文化传统。3.新兴的艺术潮流总是率先出现在西方，作为对新兴艺术现象总结的理论也是首先出现在西方，中国现代文论很难原创。4.文化交流日益便利，中西艺术潮流互动性越来越强，趋同点越来越多，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越来越不明显，也很难独创。西方学界对我们的评价，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但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正确认识，更不能以西方的评价代替我们的自我评价，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正常心态。
中国现代文论的西化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这需要我们仔细评估，但是事实上我们往往流于泛泛而论。其实，美国大学里的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是介绍批评流派，旨在给学生以阅读策略，国内翻译出版的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是比较典型的写法，实际上是二十世纪批评流派，和国内文学理论课程讲文学的基本原理建构，有着重大差别。尽管前苏联文论体系对我们影响很深，但是同样供师范院校阅读，谢皮洛娃的《文艺学原理》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在整个理论体系和逻辑架构上，差别也是很大的。事实上，诗言志、知人论世、为情造文、不平则鸣、诗无达诂、文变染乎世情等一系列中国古代文论命题，始终贯穿于中国现代文论中，我们的文艺理论当然吸收和融会了西方文论的成就，但是简单斥为盲目尾随西方，并因此搞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其实是无的放矢。
衡量中国现代文论建设成就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也许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思考，但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标准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评价体系，西方学界的评价，中国文论的民族性，可能应当包含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但不应当是最重要的标准。这个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标准，应当是看在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中，我们的文艺理论是否合乎中国文艺创作实践主要是中国现代文艺创作实践的客观规律，并能有效地阐释之，而不是能否圆满地解释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个别的概念范畴。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现代文论成就如何，我们现在是否需要搞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答案不言自明。
中国现代文论的百年发展，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两化”道路，就是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这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是一直在不断发展和逐渐累积的事实，也是未来中国文论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这和当今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从经济一体化走向文化一体化是完全一致的。
范缜：中华文化话语的持护者
曹顺庆 邱明丰
“有神”与“无神”之争
我们认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着若干次的中外文化‘融会’与文化‘转换’和文化‘重建’”。（曹顺庆，《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转换，其最直接的影响则可以延伸到唐代。当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遭遇时，当时的统治者与知识分子因为各自观点的差异而分成了“西化派”和“保守派”。范缜就在这次论战中占据着主角的地位，围绕着他而展开的论战比较重要的共有两次，其牵涉面之广、问题之深刻都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论战是由齐竟陵王萧子良挑起的。萧子良“精信释教”，并且还聚集了一群名士和名僧；范缜却“盛称无佛”，坚持无神的观点。这样的根本性差异决定了他们之间势必发生冲突。最后以范缜的完胜而告终。
第二次论战则是由梁武帝萧衍发起的。相比第一次，这次的论战参加的人更多，牵涉面也更广。“梁武帝和光禅寺大僧正释法云亲自出面……对范缜大兴问罪之师……”，（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上）》）萧琛和曹思文分别写作《难范缜神灭论》、《难范中书神灭论》（《弘明集》卷第九）对范缜的理论进行诘难，范缜也因此写作了《答曹舍人》（《弘明集》卷第九）一文给予回应。最终，萧衍及其身边的士人、名僧都未能战胜范缜，第二次论战也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范缜对中国当代的话语建设提供借鉴
我们认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化’——‘佛教化’对中国文化的大冲击，曾一度威胁中国文化之根本。”（曹顺庆，《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范缜“无神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不迷信西式话语，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顺利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佛教传入中国，并与政治力量紧密结合后，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定位与选择。佛教的价值标准也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标准，当把老子、孔子等文化巨人都称为释迦牟尼的弟子时，我们的文化话语、文化内涵也将自然地成为佛教文化的注脚。长此以往，佛教的教理将主宰我们的思维方式，成为我们观照世界、人生的核心视角，我们陷入的是“失语”的局面。所幸的是，以范缜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性地分析了佛教的理论基础，并且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而为世人认清佛教文化的本质提供了基础。我们不能说范缜具有扭转乾坤之力，但是他在话语语境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能够理性地分析问题，为保存自己的话语方式而战，至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提供了一种视角。历史证明，范缜的努力与坚持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庞大的“西化”力量终究无力阻止文化的发展规律。佛教经书、话语规则逐渐与中国的文化特征、话语规则相融会，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当禅宗以“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为理论宗旨时，我们发现，它已经将佛教原来的“有神论”逐渐消解了，中国文化中强调自身修养、沟通天地的话语内涵则更加显明。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中国古代这段“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可以引领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当前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难题。并且，作为站在当时文化碰撞的风头浪尖的人物，范缜也为我们展示了其独立的文化人格。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当前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问题与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佛教化”有着许多共同点。我们都面临着强大的西式文化话语，自身的文化话语陷入困境，“失语”成为当今文化领域的根本性症候，中华文化处于危机之中。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学界有着多种不同的声音，但都表现出了对这一现实状况的不满，关键的分歧在于如何解决这种不满。通过回顾历史、叩问先贤，我们认为，从“西化”走向“化西”是历史的趋势。而从“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他国化”（详见曹顺庆《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一文）的规律可以显明。在强大的西式话语冲击之下，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因为，不同的话语都具有自身发生、发展的土壤和空间。在与他国文化碰撞时，其异质性将越发明显。如果简单地以西方的话语内涵为基础建立中国当代的文化话语，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周易》、老庄哲学，等等。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内涵、艺术精神将从此对我们遮蔽。中华文化所积极营造的生命体验、生命境界将走向沉寂，我们的文化之根也将断裂。这些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在当代中国文化“失语”空间中的真实体悟。通过回顾范缜的努力历程，我们发现，应该着力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研究，从中揭示中西文化的不同内涵，从而更加切实地达成“西方文化的中国化”。
范缜的文化话语建设意义，不仅体现在他对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上，而且还体现于其执著追求的人格魅力中。范缜为了坚持自己的“无神论”，直面多次的论争，最后在论争中将自己的理论逐步完善起来。反观中国的当代文化状况，西式话语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甚至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那么，我们认为，要建设中国当代文化，阐明“西方文化中国化”（“他国化”的历史规律）的文化发展战略固然重要，而同样重要的则是当代学人们的努力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们才能将中国文化的当前问题引向深入，才能使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得到贯彻，实践的途径更加具体而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