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比较文学语境的文化诸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语境论文,观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文学正在向着比较文化的广阔边界拓展。尽管人们对这一发展趋势给比较文学带来的影响是积极成份多还是消极成份多评价不尽一致，但有关的文化观念及方法论问题，已进入我们的研究视域，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以说，比较文学同样受到了“文化热”的洗礼。
这一“文化热”将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何种可能性与现实性？在此暂且悬搁这一问题，因为这更需要实践来提供解答。相反，本文拟先对有关的一些文化观念，当作比较文学的一种特定语境，做一点审察和梳理。所谓“语境”，乃是指文学与文化本来就具有不解的血缘，处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更不可能脱离文化因素来讨论文学，文化于是成了文学话语的某种“先在”。尤其中外文化各方面的问题，是探究各个阶段的中外文学交流、传播和融合时无法回避的共同背景，因而一定的文化观念，势必要影响到比较文学在这个领域的操作。本文的讨论尚属初步，但不会毫无裨益的。
一
比较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关于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范畴上称为“文化间性”，指的是一个文化系统同其他文化系统的联系，及随之而来对本土文化的发展、生成造成的后果。如果换个角度，则不难发现它实际是对文化发展的横向考察，在相互联系中来探讨各个文化的发展情况，一定意义上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的拓展。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异质文化的关系问题又带有相当大的敏感性。人们会问：这种关系是什么性质的？是对抗还是互补？是以强凌弱还是取长补短？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就涉及通常所说的中外文化的交流或交通，那是以和平友好方式进行的？还是变相的侵略与凌辱？只要回顾一下百年多的近代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当然，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还不像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那样问题突出。不过近年来对文化关系的看法，已影响到了对文学关系的看法，有人就提出，外国文学来到中国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这种理论如能成立，那么比较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学殖民史”的研究。〔1〕
在对待“文化间性”的不同观点中，这几年反响最大的，要数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那种认为外国文学对中国意味着文化殖民的见解，多多少少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根据“文化冲突论”，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之间，只有对抗和纷争，文化冲突成为政治冲突表面上结束后另一形式的继续。然而文化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性质和联系方式，其实是多种多样的。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之所以难以让人接受，除开它“后冷战”的政治色彩外，其中还有严重的方法论缺陷，那就是在异质文化的横向关系上只看到了冲突性，而看不到交融性。这等于把不同文化的联系方式与关系性质单一化了，只剩下了对立与对抗（广义上讲对立或对抗也是一种联系方式和关系性质）。
作为“冲突论”的对立面，“整合论”（principle of converge-nce，或译“趋同论”）是理解异质文化关系的又一看法， 近年也倍受关注。〔2〕这一观念本世纪初就由德国学者艾亨赖希提出， 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但以后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其中美国女学者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一书结合人类学研究所作的阐述最有代表性。她所阐明的要点是：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本位文化这种自有的目的决定了对异质文化因素的整合或“模式化”的过程；各种被整合的异质的文化行为，也因此相应地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式，常常通过最不可设想的形态转换，以体现该本位文化的独特目的的特征；这一完成了模式化的文化，虽吸收了异质因素，但其属性仍由其本来的整体规定，并不取决于这些新的局部的性质；根据整体的总和大于它所有部分的总和的系统论原理，所形成的复合体还会产生一些各个元素所不具备的潜在性质；同时整合过程又体现出选择性和目的性，整合不是盲目的趋同或凑合，而服从于本位文化建设的目的，因此对异质文化因素的接受体现出一种主动的态势。上述整合作用或“模式化”，本尼迪克特也称作“整体的构形”或“构造”，认为是文化的本质。
国内学界对“整合论”既不乏译介，也有大量发挥，但普遍地把文化的“整合”或“趋同”与“和而不同”接上了轨。这句出自《论语·子路》的古训用在这里，较之片面地强调异质文化的对立与对抗，显然注意到了不同文化系统间联系方式的另一种可能，更全面也更有积极性。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还没有真正传递出“整合说”的理论内容。每一种文化，作为系统所具有的自调节和自生成的功能，也包括和外系统的联系功能，都实现在动态的过程中。但“和而不同”的说法，给人一种更强调静态共处的感觉。其实，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单纯的“和”，而是对异质文化因素的合目的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本尼迪克特着重说明了这一点）；也不是单纯的“不同”，而是通过整合，达到本位文化的新的同一。
“整合论”与“冲突论”构成了“文化间性”的两种对立观念，不仅是目前，也是很久以来看待中西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分野。不过正因为各个文化的相互联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或者说“文化间性”是多重性质的，所以只看到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够全面的。尽管我们批评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但异质的文化之间，确实也有冲突的成份，并且有发生冲突的实例，这也是无可否认的。所以单一的“整合论”和单一的“冲突论”一样，都无法涵盖文化横向关系的所有方面，都说明不了不同质的文化彼此可能具有的联系方式和关系性质。只看到不同文化间有冲突的对立而不承认有交融的可能，固然片面；但反过来只认定文化有整合的作用，而忽视了仍存在着无法整合以至导致冲突的因素，也不能说是符合科学的。
这里，不能不联想起有关异质文化相互关系的其他学说，即以往曾流行过的“并行论”与“播化论”。前者认为，各个文化的关系是独立存在的关系，可以互不相干，各自走自己的路；后者则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是主从的关系，发展要靠某一中心文化或先进文化对边缘地区的辐射或传播。在文化研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观点都遭到批评而被抛弃。“并行论”被认为是一种割断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的封闭观点，“播化论”则被认为是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主义、包括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据。但冷静思考一下，难道它们不也同样反映了文化关系的不同方式与不同性质吗？无论在远古或当代，在两个互无交通的部落或民族之间，各自的文化发展就只能是并行的。这种情况虽在地球已被当作一个村落的今天已日益减少，但不能说绝对不存在。同样，尽管人们出于民族自尊心，普遍反感以异质文化为中心、以本位文化为附属的说法和做法，但不能否认，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世界范围内先后确实形成过一定的文化中心，以其相对发达的文明向着周边地区辐射，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化的进程。如“希腊化”时期的古希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的中国，乃至今天的环太平洋地区，都充当了这样的中心。围绕着这样的中心，又形成了各类“文化圈”，标志着不同类型文化的地域分布。这也是文化史上不容抹煞的事实。
所以全面地看，异质文化的“文化间性”，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性质、形态和方式，并且还可能是各种方式的交错综合。由此就要求我们的比较研究，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各个方面，是什么状况就是什么状况，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在比较文学领域，情况是相同的。我们不该否认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也有异质相斥的例子。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及其续篇《鲁滨逊慎思录》（1720）都曾介绍来中国，但前者有了各种译本，广受欢迎，后者却因有批评中国的内容而未被译出。另外有些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造成的副作用（即使作品本身是好作品）也是存在的。但我们的文学创作，对待国外的文学，从思想内容到体裁、风格和艺术手法等，同样具有整合的功能。这方面例子可以举出许多。笼统地把西方文学的译介和接受当作“殖民化”，别的先不谈，至少是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了。
二
抛弃那种单一的观点，不难发现，就像“文化间性”，同一文化内部的构成也有多样成份。忽略了这一点，在看待每一文化的内部构成时又陷入单一论，结果也会给我们的比较研究造成障碍。
认为每一文化内部有不同的层次结构，这看法并不新鲜。列宁的“两种文化论”早就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着统治阶级的文化和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之分。60年代在马尔库塞的影响下，美国一批激进的青年学者提出的“非主流文化”范畴，也从另一角度把握了文化现象的同一特征。“非主流文化”的特定内涵是当时盛行的“嬉皮士文化”，而其基本倾向则是表明一种同上层社会的正统文化进行对抗或保持距离的文化形态，反映了社会中除开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外，还存在着非统治阶级的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其中包括克鲁阿克《在路上》和金斯堡《嚎叫》这样的文学名著。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这也不乏例证，许多学者都有共识。杰出的俄罗斯学者巴赫金关于拉伯雷《巨人传》的研究，就同样揭示出，在中世纪，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赎罪文化，还有以民间节日形式出现的狂欢文化。当时尽管基督教文化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甚至整个控制着学术知识的领域，但这并未能阻止另一样式的文化的生长，而且逐渐后来居上。
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清一色”。以绘画为例，就存在着文人画和民间画两大体系。前者以山水花鸟为主要对象，风格虚淡、空灵，后者注重表现吉祥主题，艺术趣味热烈而充盈，完全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虽然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下，前者属于主流，被官方画院奉为画家的典范，后者属于非主流，难登大雅之堂，但谁也无法否认那也是民族的文化精神遗产的一部份。
根据上述情况，进行不同文化系统的比较，包括中外文化比较，应当注意同一文化中主流和非主流的分衍，重视同一文化内部更为丰富的、许多场合是辩证统一的复杂构成。否则，忽略了其中还有从属的、甚至对立的成份存在，容易为一孔之见所局限。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身上，就出现了这类误区，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断定中国文化传统缺乏人文主义精神，而热衷对自然的崇拜，根据就是他所见到的文人绘画，几乎都以自然风景放在中心位置，人物形象却小得不成比例地隐没在山水风景之间。但造成失误的更深刻原因，是他从传统绘画艺术来考论中国文化精神时，没有意识到同一民族的绘画文化中，也可能有别的样式与形态，所以才限制了视野，也影响了结论。实际上，要是换一个角度，甚至都无须到民间年画或版画去找例子，古代有的画家如唐吴道子的笔下，就多的是人物画，尤其吴道子“地狱变”中的人物形象，未必都是虚淡、闲逸、空灵的。
但另一方面，近年来我们的文化比较，在对中西文化特征的把握上，也屡有单一化的倾向。论者每每选择某些对比式的性状词，以说明中西不同的文化精神，如中国文化是“中和”的，西方文化是“解析”的；中国文化是“静穆”的，西方文化是“昂动”的；中国文化是“直感”的，西方文化是“知性”的；等等等等。这样的断语是否就全面准确地抓住了中西文化各自的精神特点？实在大可商榷。当然，研究需要理论上的概括，也离不开一定的抽象和定性判断。但这样的概括、抽象与判断，更应充分反映文化系统总体构成的特征的各方面。否则，容易以偏概全和挂一漏万。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容易就根据其他文化现象，得出完全不同的趋向另一极端的看法。但究其根本每一方都只看到了研究对象的一个侧面。
如果我们承认，每一文化特征都不是单一的，那么显然在比较文学中，涉及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学精神、艺术风格时，也要求充分注意丰富层面上的差异性。比方德国18世纪文学的狂飚精神，体现在歌德身上和席勒身上的就不完全相同，它与五四以后创造社宣扬的狂飚精神，更不能一概而论。还有同称为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西欧的和中国的也有明显区别。即使同属亲近自然、讴歌山水的诗人，如华兹华斯和陶渊明，他们俩的诗美与诗趣仍需作具体分析。我们提倡描述的方法，就是因为有鉴于抽象的概括，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遗漏真实对象的生动性和复杂性。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要求的“从抽象回到具体”，也只有通过描述的方法才能做到。不用说在比较文学领域，这方面同样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
三
谈及比较文化的方法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应回避，那就是文化学的比较方法，早在本世纪初曾受到过严厉批评。一些著名学者，以美国的博阿兹及法国的杜尔凯姆为代表，抨击文化学的比较方法在涉及比较的择例上有随意性，即并非所有被纳入比较范围的文化现象都是真正具有联系的；在涵盖对象上也存在着笼统性，即经常以个别文化事例代替对大量实证的搜集、整理与比较；由此在研究结论上，也不免有片面性。
世纪之交重新走向文化比较研究，如果不对这些批评作出反思和回应，肯定还会再蹈前人老路，重复上个世纪之交文化学比较学派的不足。或许我们正应当自问，今天我们的文化比较尚难以使人满意，是否就因为没有认真正视和考虑那些批评意见呢？
后人对业已指出的文化比较方法的缺失不是没有做过补救，系统方法看来就是条出路。从系统论出发，既把文化看成多层次的结构，又把它当作自组织、自生成的，这样就很容易地把握了文化的各种复杂属性：由于世间万物都处于不同层次的系统之中，文化的外部关系与内部构成就正好形成一个多维的系统网络；不同文化系统以各种方式联系着，每一文化系统内也有分层分类的子系统；系统整体并不等于而是大于局部之和，这也很好地解释了文化整合的现象。我们在本尼迪克特及俄国学者卡冈等人身上都看到相似的努力，系统方法的背后无疑就是文化的系统观。
但文化学比较方法的批评者们本人并没有转向系统方法。相反，他们选择了个例分析作为补正之道。在检讨了文化学比较方法的种种不足以后，博阿兹和杜尔凯姆都转而强调个例或个案的研究。杜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1917）一书，就是以澳洲文化区的实地调查为根据的，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他本人首先对单个文化区域的社群作精细研究的主张。在他们看来，显然文化更主要是个别性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一世纪之交以来，转向个例研究的分析方法已成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强大趋向。福柯的师长巴歇拉尔和康吉汉都全力提倡人文研究中的“局部性哲学”，福柯也接受并实践了这一主张。这意味着，首先要同充斥于一般认识论中的思维方式和范畴决裂，把它们当作科学思想的障碍清除掉，进而再从个别具体的学科研究中提取局部性的词语概念，以阐明这一独特的知识体系，但绝不谋求充当普遍真理，也否认有这类普遍真理存在。
但系统方法正好同个例分析形成对立。20年代，就因对局部性的分析思潮不满，经贝塔朗菲等人的努力，建立了整体主义的系统哲学。正如系统哲学的成员们说的：“系统思想代表了一种尝试，一种在跨学科的层次上为获得比特殊学科所获得的更高水平的概念所进行的科学整合的尝试。……这一趋势并非仅仅局限在科学领域，而是开始涉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学科。”〔3 〕系统方法就是系统哲学或系统理论的具体运用，它不同于还原式的分析，“与其说使用的是科学方法的理性程序，不如说运用的是一种直觉方法。”〔4〕换言之， 它是凭直觉对总体进行的把握。
今天我们在面对文化比较的方法论时，无疑没必要趋向任何一种极端。一方面，应当自觉克服传统的文化比较方法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多方综合，取长补短，左右逢源。为什么就不能把系统方法和个例分析结合起来呢？说到底，“系统运动与体现在自然科学方法中的还原主义思维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这也是事实。”〔5 〕例如在文化发展观上，E.拉兹洛的系统方法把发展原因归之于文化的最基本元素之一“认识图式”（conginitive map）， 这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核心观念“认识型”（episteme）就相当接近。
但尽管提倡综合二者，并不等于系统方法和个例分析就可以平分秋色，相提并论了。我个人认为，虽着眼于系统性和多层次性，但不宜急于企求总体的把握，匆忙构筑不同文化的大系统。原因在于，大文化系统的整体特征并非轻易就能掌握，任何草率或粗疏的企图都只会显得勉强与空洞，而在根本上与科学无涉。即使直觉的把握，也不能不顾及研究对象的存在。所以合理的方法，是将个例分析作为重点，当然是和系统结合起来进行的分析。首先要做的，是关于个别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及其描述，无论涉及历史性或现实性的对象。同时必须时刻全局在胸，始终把具体个别的文化现象放到系统的不同层面中去，放到和更大系统的联系中去进行考察，并进而探究同系统总体及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之后才可进行一定的综合和概括。即要从个别文化现象及其互相联系的研究开始，然后再进行综合的概括，乃至建立一定的模式。
这样一种规划，似乎和系统论观点不相协调，其实因从根本上克服了盲目直觉的武断与片面，从而只有更深刻地体现了系统性。不错，系统具有总体大于局部的特点，局部的认识相加起来并不等于总体的把握，但因系统内各个部份都处在有机联系之中，总体对局部的作用与影响只有通过局部的研究才能得到揭示，要确切把握整体全局，就唯有对组成系统的各个层面进行可靠的具体分析。
这样一种规划，也同单纯的局部性的个例分析划清了界线。由于注重了个别环节同整体的联系，只会让个别现象的复杂性得到更全面的理解。我们并不否认每一文化现象、每一文化系列均有自己的独特性，但这一独特性恰恰是在和系统的广泛联系、对比与反差甚至对立之中显示出来的。割断了这种联系，实质也就断送了对象的独特性。这也正是福柯关于诊所和监狱的研究，最终仍然要联系整个社会的原因。
事实上，以往的文化比较，在个例分析和系统方法相结合方面，已有成功例子。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类型比较法从事文化比较的，但他事先在世界范围内选定21个文明单位，一一作了个别考察。这里显然有一种绝妙的辩证法。就像要进行理论的高度概括先需要有现象的详尽描述一样，要想对整个系统进行总体综合，最初也必须先对各子系统及各个层面作周密的考察分析。当然另一方面，个例或个案的研究，必须置身于系统的联系之中，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样，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至今仍不失其意义，关键也在其个例研究而又联系整个文化系统的方法论价值。在这样一种合理方法的指导下，才可能不再忽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均有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域社群、不同生存形态、不同联系方式的错综复杂情况，不再重复诸如“西方文化重本体、理智与功利，中国文化重人道、情性与信念”等难以令人信服的笼统结论。
把个例分析和系统方法结合起来，对比较文学的启示是双重的。首先比较文学也应该坚持从个例走向系统的研究方向，以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为根据，进而探讨文学在双向流变中的大趋势大轨迹。即使是平行研究，也应当立足在个例的分析研究上，从而避免或高论宏议却大而无当，或蔽于一端而不及其余的缺憾。这样做，也就恢复和发扬了比较文学重视事实的优秀传统。其次对处理好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也启人神思。我们承认文化是比较文学无可回避的先在的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就必须不分青红皂白地一窝蜂趋向文化研究，把那种更大范围的文化现象当作对象作比较，并以为这就是拟议中的比较文化新学科。恰恰相反，从个例和系统的有机联系来看，正可以将文学的研究，当作文化大系统中的一种个例分析。这种文学创作的个例分析，本身就是对有关文化系统的解译，也是进一步了解整个文化系统的基础。因此在当前的“文化热”中，比较文学没有必要盲目趋时，急于在自己身上粘满各种文化学语汇的五彩羽毛。文化的自觉意识是需要的，文化的时髦外衣却是多余的。也唯其如此，比较文学在不断进入当代前沿的同时，才能永葆自己的文学属性。
注：
〔1〕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可参看易丹《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2期）； 张弘：《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4期）； 易丹：《超越“殖民文学”文化困境的再思考》（《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1期）；张弘： 《评“殖民化”的文化语境》（《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2期）等文。
〔2〕鉴于“整合”这一范畴近年在中国学界甚为流行， 有人专门考察了其来源和概念意义。但在外来词源上，只涉及integration,co-nformity,concordant等词，而忽略了文化学（同样源自生物学）意味更显著的convergence。见《学术月刊》1995年9期《整合概念及其哲学意蕴》一文。
〔3〕〔4〕〔5〕见系统论的重要代表人物E.拉兹洛和其子A.拉兹洛合写的《一般系统论的起源及其当前表述》。这也是E.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的“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