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视野中的美国经济利润率（1929—200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润率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国经济论文,视野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刊《批判》杂志2010年8月号刊登了乔治·艾克诺马卡斯、亚历克西斯·阿娜斯特斯迪斯和玛利亚·马尔卡可题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视野中的美国经济表现（1929—2008）》的文章，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或由实际工资提高引起的剩余价值下降。该文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非常具体而系统地研究了美国1929—2008年的经济表现，特别是利润率波动的状况及其原因。该研究发现，美国资本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直遭受着无法获得高利润率的巨大困难，因此最近的金融危机是过剩资本在金融部门追逐利润造成的。作者认为，由于害怕出现大萧条一样的崩溃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动荡，当前资本主义不敢通过危机毁灭过剩资本，这将导致无论什么改良主义都不能使资本主义重回稳定增长之路，因为资本主义只有通过毁灭自己才能增长。文章内容如下。
导论
本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表现的决定性结构关系是利润率，而“消费不足”，只是经济危机的一个次要表现。如果将净固定资本回报率作为马克思利润率的指标，那么这项研究表明，1929—2008年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净固定资本回报率的变化，主要但不是独立地由实际工资（在我们研究中用平均劳动报酬表示）的变化决定。资本构成的提高（在我们研究中用净固定资本密度表示）也影响了净固定资本回报率。因为任何平均劳动报酬或净固定资本密度的增长都能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消，后者是净固定资本回报率趋势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不能同意马克思的如下解释，即只是孤立地以两个引发利润率下降的主要成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实际工资的增加——为其核心。
我们的发现表明，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净固定资本回报率已经在1962—1982年危机之后得到恢复。然而，却没有达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简短的研究后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过剩”资本在金融领域追逐利润造成的。在危机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一个深层悖论。较低生产力资本的毁灭不仅是经济活力恢复的条件，也可能导致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避免大规模资本毁灭的危险。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危机是“资本过剩”引发的①，资本过剩是资本生产过剩的后果。后者“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过剩”②。资本的功能预先假定一个利润率能保证实现，这个利润率符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健康的、正常的’发展”。③ 这个利润率就是普通利润率④。“普通利润率，无须设想成一个不多不少的确数……一旦利润率降至普通的数域以下，资本家方面的活动就会开始削减。”⑤
因此，实现问题（消费不足）只是利润率问题的一个后果和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⑥：部分资本家阶级减少经营，一旦利润率下降到正常水平之下，“以未出售（消费和投资）商品的形式”出现。举例而言，《资本论》第3卷中，有引文可以支持消费不足论者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在这个消费不足论者解释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危机的第一个争论产生了。
1.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利润率
由于提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理论⑦，马克思第一次想要表明技术创新——在经济竞争的背景下通过私人资本引入生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率——会成为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原因。
马克思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技术构成（每单位活劳动对应的物质方面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资本价值（或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以价值形式）概念的基础上的⑧。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开始了他对利润率下降的分析，他写道：“……我们已经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⑨ 既然资本的技术构成随着积累和技术创新而增长，马克思强调，假设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这时如果资本价值构成提高，那么利润率下降就可能发生，因为资本构成比它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地更快。⑩
考虑到利润率是一个因变量（p′），我们有如下公式：
（1）
在这里，C代表不变资本，s／v代表剥削率（剩余价值率），C／v代表资本价值（有机）构成。
如果资本技术构成比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则C／v提高。只要C／v提高快于s／v（它是紧随技术进步的提高，而后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本来是固定或可微调的——实际工资的价格），利润率就会下降。
马克思的分析没有排除利润率下降趋势被抑制或逆转的可能性。利润率下降趋势只是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适用的：“生产资料集中和它们的大规模使用”，“联合集体工人”的形成和“知识生产领域的扩大，如自然科学和它们的使用”，这些因素引起固定资本价值下降和利润率上升，因为它们引发了“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1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是马克思主义利润率趋向下降理论的第一位批判者，“二战”后，马克思的理论也在“置盐定理”的基础上受到批评。这些批评的基础在于，它们认为马克思是在假设每一生产过程中的所有不变资本都被消耗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理论的。因此，马克思研究的是“单位成本”而不是利润率。置盐信雄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样，将实际工资视为固定不变的，研究了受可以节约劳动和降低价格的技术引进影响的“单位成本”的变化趋势。两人得出结论认为，当资本／劳动比率相对增长的时候，“单位成本”必然上升。然而，即使假设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利润率在不同情形下仍有可能上升、保持不变或者下降。
2.资本的过度积累
在前期的分析中，马克思已经认为等式1分数中的分子是不变的（剩余价值率已定），他研究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因变量（利润率）的影响。在《资本论》第3卷第三部分第十五章“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中，(12) 马克思使用了“控制变量”法，研究了C／v的数值固定不变时，s／v对p′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马克思“资本过度积累”理论的引文：
“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资本的积累过剩。要了解这种积累过剩究竟是怎么回事，——仅仅是资本的积累过剩。……就是说，是占有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因此，只要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这就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C＋ΔC同增加ΔC以前的资本C相比，生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在这两个场合，一般利润率也都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但是这一回是由资本构成的这样一种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可变资本货币价值的提高（由于工资已经提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的相对减少。”(13)
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率的改变是由缺少追加工人（非常低的失业率）和随之而来的（实际）工资的增加引起的。然而，剩余价值率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绝对劳动时间不会完全受工人数量的影响，还会受到工作日长度的影响，工作日只是一个与受检测的内在经济标准有关的外在关系。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剥削率）不仅受工资的影响，而且受到如同资本价值（有机）构成一样、被视为不可改变因素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的“疏忽”与科学的抽象法有关。
“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健康的’运动相适应的关系又怎样再建立起来呢？”马克思回答道：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固定资本的要素也会或多或少地贬值……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价格下降和竞争斗争也会刺激每个资本家……造成人为的过剩人口，其次，不变要素的贬值，本身就是一个会是利润率提高的要素……已经发生的生产停滞，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限内以后的扩大准备好了条件……这样，周期会重新通过……同样的恶性循环会再次发生。”(14)
但是，马克思认为危机包含着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用暴力消灭资本……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15)
近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危机争论的一些方面
60年代中期，利润率开始出现一个整体下降的趋势，下降的原因变成了理论争论的主题。
如上所言，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经济表现的决定性的、结构性关系，但消费不足只是经济危机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因此，我们的观点就是针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提出的，这种理论方法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或者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引起了利润率下降。
韦斯科普夫（Weisskopf）分析了上文提到的变量影响1940—1975年美国经济利润率的程度，根据他的观点，资本有机构成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只具有次要地位，因为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小于它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格莱恩（Glyn）和苏特克里夫（Sutcliffe）看来，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提高的劳动强度消极地影响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韦斯科普夫认为，这样的劳动强度实际上应归因于工会与工人阶级影响政府政策的新发展。
在与韦斯科普夫相同的理论方向上，沃尔夫（Wolff）在对1947—1976年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利润下降对美国利润率困境给出了解释。但是，他们各自的核心观点都不尽相同。沃尔夫看来同意劳动强度提高或者工人阶级对政府政策影响力提高会引起利润率发生下降。为了对1967年以后的利润率下降给出解释，沃尔夫关注了两个变量——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在1967年到1976年间，实际平均报酬轻微下降，同时这一下降的一部分被社会保障的增加所抵消。诺斯沃塞（Norsworthy）、哈尔珀（Harper）和昆则（Kunze）认为，如果劳动生产率没有下降，那么这种下降将会引起利润率提高。因此，根据这些方法，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只是在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根据韦斯科普夫等人的观点，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增长的工人—管理层摩擦，而这是改变美国劳动力市场条件引发的后果。
在后来的研究中，沃尔夫将自80年代早期以来的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上升归于“国民收入中利润份额上升，工业层面的资本—劳动力增长放缓和就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对韦斯科普夫和沃尔夫二人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解释，莫斯里（Moseley）提出，忽略工人阶级力量的存在这一因素的作用，为什么美国利润率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恢复表现得如此疲软。根据莫斯里的观点，经济表现差的原因在于资本构成的提高和非生产性劳动对生产性劳动比率的改变。资本构成提高指的是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个共识［如弗里曼（Freeman）、哈曼（Harman）、卡尔科迪（Carchedi）、米彻尔（Michl）及其他人］。第二个共识建立在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看法上，这种观点假设在物质方面，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都是通过新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物质化的。因此，在贸易部门，以及更一般地，在服务部门资本主义企业工作的劳动力从事的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这一点具有根本重要性，非生产性劳动的成本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增加了，抵消了任何资本构成的下降和任何剥削率的上升。塞克（Shaikh）和托纳（Tonak）、莫胡（Mohun）、季德龙（Kidron）和哈曼，以及其他同意生产性劳动基本概念的学者已经指出，经济中“非生产性”部分的增长是导致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具体评论见下文）。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一些着眼于全球层次的研究［布伦纳，霍华德（Howard）和金（King）等］。布伦纳的独创性研究已经成为争论的核心，尽管他的理论缺乏一个连贯的有关利润率趋势的理论方案。他对美国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际竞争（美国、德国和日本）造成的利润率下降的解释导致了“斯密错误”——“某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而且，由于同意“置盐定理”，虽然布伦纳“反对利润下降的解释”，但在解释中，他只是将利润率下降变为实际工资的上升。莫斯里认为，布伦纳“好像认为非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在这个时期内肯定已经显著地增长了，这种增长不仅为了抵消制造业部门利润率下降的积极影响（例如，降低非制造业部门的投入），而且也为了促进非制造业部门利润率的实际增长”。
方法论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在于利润率下降，也说明了在两种符合马克思理论逻辑的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或实际工资的提高）。
让我们深入研究1929—2008年时期的美国经济这个理论问题。
数据—假设
净固定资本回报率是马克思利润率的指标，也是马克思利润率公式的转化形式：
净固定资本回报率＝（净资产－劳动报酬）／净固定资本。
根据杜梅尼尔（Duménil）和列维（Lévy）的观点，这样一个指数“恰好出现在马克思对利润率趋势的分析中，此分析关注的是技术和分配”。等式的分子描述的是分配关系（利润与工资），等式的分母关注的是技术的发展，这主要是通过净固定资本量而非固定资本量、不变资本总额或资本总额（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来表现。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技术创新会影响到作为利润率下降根本抵消因素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对净固定资本的关注促进了经济危机起因的理论研究。
更正式而言，净固定资本回报率可以用下面的等式来表示：
（2）
Y＝净增值，L＝劳动报酬，Y／L＝净营业盈余（利润），K＝净固定资产（净固定资本）。等式2是马克思等式1的转换形式。
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包括除美国金融部门外的全部私营（非国有）经济部门，金融部门只是再分配（新）价值（净产值）或者剩余价值（利润）。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证书……事实上是实现资本的证书……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16) 同时，“这些证券的积累……显示在生产过程的扩大……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17)
我们的判断排除了生产商品、新价值和剩余价值（净产值和净利润）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净固定资本回报率，这是我们分析的一个限制条件。
虽然我们的分析涉及价格和利润，但是我们假设价格和利润只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表现。
鉴于对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净固定资本回报率的判断，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立场看，“生产性劳动”指的是由可变资本支付的劳动。相应地，站在同一立场，“生产”指的是任何劳动力与资本交换的过程。因此，由于马克思的观点从物质方面预先假定了新使用价值的生产，所以“生产性劳动”和“生产”的“重农主义解释”是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反映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理论矛盾，在手稿以及《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明确将所有经济部门中的资本一起视为是生产性的：
“……就流通本身要付出费用，它本身需要追加劳动来说，流通本身表现为包含在生产过程内的过程……流通只有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费的劳动以外还需要重新使用他人劳动的情况下，才能创造价值。”(18)
然而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资本视为非生产性的：“商品经营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19) 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意后一种观点，并作出了与受雇于贸易部门，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服务部门的企业的挣工资者有关的结论。正如上文所述，莫斯里、塞克、托纳、莫胡、季德龙（Kidron）和哈曼（除其他人以外）都同意这样一个生产性劳动的重农主义观点，即“非生产性劳动”的扩大是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支持马克思两个分析中的第一个分析，则可以假定非金融资本主义的服务（或者资本主义商业活动）将会产生新的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净产值和利润），尽管在物质方面它们并不产生新的使用价值——非金融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因此，所有与资本主义非金融服务生产有关的数值都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中。
所有种类的非金融的、非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也都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独立”生产者的公司“不雇用体力劳动者，因此不像资本家那样生产”，但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者，不仅再生产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20)。这些生产者，受雇于服务部门或其他部门，归入到马克思的如下论点中去：
“……他们是作为商品的卖者，而不是作为劳动的卖者同我发生一定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在这里也就用不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21)
转换等式2，我们得到下面三个等式：
K／N=净固定资本密度，或者每个雇员对应的净固定资本量，这类似于马克思的资本构成概念
L／Y＝劳动收入占收入的比例
K／Y＝净固定资本收益率
L／N＝平均劳动报酬，这代表了资本家节约利用可变资本的能力
Y／N＝劳动生产率
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被视为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公司的结合部，自雇就业的数量必须成为就业总数中的一部分。因此，N被假设为：
因此，N等于专职雇员加自雇者的总和。
根据上文所述，L的计算被假设如下。
（1）主管人员属于资产阶级，普兰查斯（Poulantzas）曾经说过：“直接使用资本权力和完成资本职能的直接代理人占据资本的地位，因此即使他们没有正式的法定所有权，也仍然属于资产阶级。”因此，主管人员报酬的一部分属于利润而非劳动工资。
（2）自雇者的劳动报酬与领工资者获得的劳动工资趋于相等，马克思认为：“对于他作为小资本家来说，只有他扣除实际成本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表现为绝对的界限。”“只要产品的价格足以补偿他的这个工资，并且直到工资下降到满足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他还会生产。(22)
在提出下面问题之前，我们还做出了其他的假设。
（3）主管人员的数量和他们的薪水在研究中没有被当作是一致的。比较1998—2007年所有领工资者的最高收入分位点和行政人员的报酬，它表明0.5％收入最高的雇员的收入要高于管理人员的平均报酬。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假设这个百分比可以支撑研究中涉及的所有时期，0.5％的雇员无论如何是属于主管人员一类的。既然收入水平数据不能独立地归于非金融企业部门，那么可以假设主管部门的就业百分比没有差异性。考虑到主管人员收入中只是高出平均劳动报酬的部分来自利润，而其他部分是从L中减去的，所以主管人员的部分收入是劳动工资而不是利润。这项报酬等于部门的平均报酬，同时被加到L上。因此，马克思的分析如下：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23)
（4）假设自雇者的报酬和领工资者的低等效劳动工资趋于相等，全部劳动报酬减去10％的最高劳动收入除以余额等于
。因此，自雇者的“工资的等价物”等于0—90％的劳动—收入范围的工资集合的平均报酬。“工资的等价物”和自雇者的劳动就业量的乘积等于所有自雇者的报酬。
计量经济模型
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派克（Piketty）与萨瑞（Saez）两人的研究成果中上面的公式2以及它的更精确的转化形式，即公式3或公式5的基础上，我们使用多元回归进行分析，公式如下：
经验分析
1.计量估计
表1 表明了主要模型参数的估计，参数预测与理论提供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因变量净固定资本回报率与劳动生产率（Y／N）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因变量和平均劳动报酬（L／N）、净固定资本密度（K／N）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因此，如果L／N显著增长，Y／N是固定不变的或者相比于L／N以一个缓慢的速率增长，而且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那么r将会趋于下降，反之亦然。相同的变化会出现在K／N增长的情形中。最后，如果解释变量保持不变，常数项则会描述r的负相关趋势。
从模型的结果看，Y／N的系数在绝对价格上对r会有较大影响。这个发现更加强调了劳动生产率对净固定资本回报率运动趋势（上升或下降）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看到K／N的（正相关）系数要大大低于L／N的（正相关）系数。因此，独立变量L／N（正向地）对非独立模型变量的影响要大于对非独立变量K／N的影响。
上面所讲的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对利润率的重要性问题。在受检测时期内，即1929、2008年，这两个变量具有根本重要性，主要表现在用净固定资本回报率下降趋势对过度积累危机所作的理论解释中。K／N在r中的变化是Y／N和K／N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终结果受到这三个变量对r作用的共同影响，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从这点看来，我们不同意马克思的解释，即只是孤立地关注影响利润率的两大主要因素——资本构成和实际工资。
2.进一步的讨论
图1表示的是1929年到2008年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r的变化情况，连接最大和最小r价值波动（给出年度时期内的一般趋势）的曲线是运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估计得出的。在r的正负方向运动的基础上，受检验的80年已经被划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这一点在表2中做了说明，我们的年代划分与其他研究者的划分是一致的（其中包括弗里曼、哈曼、莫斯里）。
表2说明了上升期和下降期的普遍模式，联系以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r增长的刺激（正的变化），它必然表现在Y／N上。在这些时期内，Y／N取
图1 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净固定资本回报率（1929—2008）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r在1932年达到了它的最低值（0.007），之后在1944年达到了它的最高值（0.221）；它的第二次最高值是在1966年（0.190），第三次是在1997年（0.182），第四次是在2006年（0.178）。而在紧随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恢复之后，r从没达到过它的最高值。相反，80年里，r的每一个最高点都低于它先前曾达到过的最高值。
根据哈曼的观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起引起了原有资本的大规模毁灭……积累可以以高于战前时期的利润率重新开始……资本主义可以享受它的‘黄金时代’了”。但是，看起来引导资本主义进入“黄金时代”的“燃料”已经耗尽了，资本主义看来正遭受着无法获得高利润率的困难的折磨。正如上文所说，马克思已经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恢复和生产扩张的“燃料”主要是大规模的资本毁灭自身，资本毁灭的规模决定恢复的程度。在贝特（Beitel）看来，“技术过时的资本的毁灭……过程是高利润率重建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马克思认为大萧条不仅是大规模恢复的条件，而且也可能导致暴力推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注意到了这个悖论，“经济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像美国和德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发生崩溃，国家仍然可能阻止崩溃的发生，但是无论是采取货币主义的办法，凯恩斯主义的办法还是二者相结合的办法，它都不能将经济拉回到过去的增长路径”。
结论
“就像医学科学通过病理学获得进步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危机的分析取得发展。”对于美国经济利润率的一般演变可以说的只能是利润率不可能恢复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为达到高利润率，资本主义似乎正遭受着困难的折磨。抛开工人运动失败的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生产的新技术的应用，没能带来利润率的充分提高，原因在于，这种应用没有在充分清除了生产力较低的资本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复苏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谜。
新自由主义似乎是1966—1982年危机的解决方案，在利润率下降和通货膨胀失控时期，“主要的大事件是发生在1979年的货币政策的改变，1979年‘政变’旨在使货币政策转向价格稳定”。这一目标是通过提高利率完成的——利率提高一定程度上引发了1983—1992年间较低生产力资本的毁灭。实际利率的提高同时造成许多制度的失败……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针对金融企业地位的上升，非金融企业也发展了它们的金融活动。同时，放松管制促使金融部门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在表面上成为经济僵局和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先兆的解决方案。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和1982年的“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为金融体系放松管制和金融部门的爆炸铺平了道路，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除在这一方向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根据迪克提（Ticktin）的看法，“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在‘实际’经济领域内是……有限的”，追逐利润的资本淹没了金融部门。因此，“金融的扩张……已经试图通过资本主义获得高于他们在生产性投资中可获得的利润率”。根据杜梅尼尔和列维的观点，“在美国，比较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企业的货币和金融资产与它们的有形资产比例接近于后者的两倍。这些趋势就是所谓“金融化”的一种表现。从这种观点看，“金融化”是“真实积累阻塞……的结果”。(24)
金融部门爆炸可以从图2看出，此表中名义GDP的增长、非金融和金融利润之间的偏离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增大，由于实际积累的阻塞，这种部门扭曲造成了在金融部门追逐利润的资本的“过剩”，造成了美国经济的两次泡沫（分别发生在2001年和2007年）：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因此，最近的金融危机是“真实”危机的“激烈化”。“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不一致被美国政府的营救运动——保尔森计划加强了。这些计划突出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对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力量的恐惧。
图2 美国名义GDP与金融利润和非金融利润（基数为100，1970年）
资料来源：德意志银行，“Jim Reid的思想”，2008年7月15日，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subjects/c/credit_crisis/bailout_plan/index.html。
无疑地，一场大萧条可以通过大规模资本毁灭使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利润率的恢复期，但是“看不见的手”（并非如此）发现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无需听任破坏性力量对生产率较低的资本发生摧毁作用的解决办法，这些政治决策并不是偶然作出的。因为，大规模资本毁灭担当着无产阶级革命导火线的角色，从而会为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注释：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第2版第3卷，第279页。
② 同上书，第284页。
③ 同上书，第270、284页。
④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部分。
⑤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0页。
⑥ 罗莎·卢森堡和尼可洛·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⑦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第2版第3卷，第235页。
⑧ 同上书，第161页。
⑨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第2版第3卷，第238页。
⑩ 同上书，第237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70—181页，第91—102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第2版第3卷，第279页。
(13) 同上，第279—280页。
(14) 同上，第282—28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第2版第3卷，第540—541页。
(17) 同上，第54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547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第2版第3卷，第314页。
(20) 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439页。
(21) 同上。
(22)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第2版第3卷，第910页。
(23) 同上，第430页。
(24) 同上，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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