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金冲及先生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博学论文,而近论文,成就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4)12-0019-09
一、学术经历和成果
金冲及先生1930年12月生于上海，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是新 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个领域内取得了不少开拓性成 就。
1947年，16岁的金先生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不久转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历史系 )学习。在复旦求学期间，得到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蒋天枢等 诸位名师的教益。他们的教诲与熏陶，对金先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致谭 其骧先生80寿辰的贺信中，金先生深有感触地写道：“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所起的潜 移默化的作用，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时间相隔越久，感受越加深切。它的影响决不仅 仅是传授了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一种学术研究的无形标尺，觉得 不如此就根本拿不出手。”学术传统的传承，也许正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实 现的。
1951年大学毕业后，金先生留校任教。第二年，参加刚建立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 。1953年开始独立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共十多年。他的学生不少已成为中国近代 史领域内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1960年起，开始指导研究生。那时，他是复旦大学历史 系教学工作量最大的教师之一。1965年调文化部工作。“文革”期间遭受严重迫害，并 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三年。1972年恢复工作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19 83年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任研究员，1984年起任室副主任共20年。在半个多世纪的学 术生涯中，金先生时时牢记老师们的教诲，决不轻易地拿出一本自认为不够标尺的著作 。
1955年，金先生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写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刚刚创刊不到一年的《历史 研究》上，主要是同已名满学界的胡绳先生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文章发表后立即 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1959年，他和胡绳武教授合著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论清末的 立宪运动》。以后两人又合作出版了《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从辛亥革命到五四 运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金先生先后出版《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 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 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李富春传》、《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彩 图版)，并参与编写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近半篇幅。70岁以后，金 先生又以顽强毅力，利用公余时间撰写出版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金冲 及自选集》、《五十年变迁》。目前仍承担着《陈云传》的编写工作。金先生笑称：“ 我的大部分著作是60岁以后完成的。”他的著作多次获得重要的图书奖。其中，《周恩 来传(1898～1949)》和《毛泽东传(1893～1949)》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辛亥革命史稿》获得孙中山基金会颁发的祖国大陆1949～1993年孙中山学术研究优 秀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此外，金先生还在全国主要史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担 任过电影故事片《周恩来》、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总顾问。
金先生在本职工作以外，还承担过众多的学术兼职。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第四、 五届副会长、第六届会长，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军事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第八、九届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 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名誉顾问，北京师范大学讲座教授，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国家清史纂修领 导小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成员。
金先生同海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往。他曾先后到日本、美国、俄罗 斯、澳大利亚、西班牙、加拿大、挪威等国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参加学术会议或讲 学；参加第十七、十八、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两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1998 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半年。
二、不“等”不“怨”
金先生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晚清政治、思想、文化史到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 ，都有深入的研究，研究范围涵盖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此外，他在文物出版社工作 十年，对文物、考古研究和中国古代史也有相当的涉猎和修养。
几十年来，在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时，金先生一直承担着大量行政工作和社 会工作。在复旦大学时，他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 、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未定文稿》主编。在常人看来，这 其中的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是相当忙碌的全职工作，哪有时间搞科研。当时，历史系老 教授周予同先生曾向同学们谈到：“在复旦大学既可以教学，又能够独立研究，再承担 大量繁重的行政工作，只有金冲及一人。”而他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很快引起学界的广 泛关注。那时，史学领域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极少。在196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50周 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同正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戴逸先生被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戏称为 “南金北戴”。直到今年，74岁高龄的金先生仍每天上班九小时，一边担负着大量行政 工作，一边坚持史学研究。
对此，金先生的体会是，要打破两个观念：一个是“等”，总想等到有足够条件、有 集中时间的时候再从事研究；一个是“怨”，抱怨客观方面的困难，抱怨没有时间。其 实，“等”和“怨”都是徒劳无益的，只会白白浪费时间，反而一事无成。唯一的选择 就是不等不怨，自己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他能够抓紧每一点自己可以支配的 零碎时间，专心致志地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金先生常常讲：时间少也有一个好 处，就是格外珍惜时间；时间太多了，也许反会放松自己，让时间轻易流失。他还认为 不仅要珍惜时间，还要有效地利用时间，讲究方法，勤于思考，提高效率，在同样有限 的时间内，力争做更多的事情。
进行学术研究，选择题目是关键性的一步。写一篇史学论文，首先要对题目反复掂量 。周谷城教授曾对金先生谈到，如果能够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文章便已完成了一半 。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提出并解决某个问题。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问题意识”的 意思。对此，金先生的体会是，选题一般要选那些比较重要而前人又没有弄清的问题， 从可靠的原始材料出发，经过细心分析，力求找到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写一本著作如 果只是叙述，缺少分析，不能回答任何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不可以算研究工作的。 当然，要确定需要研究的题目并不容易。开始时，要认真地做准备工作，如了解研究现 状，了解资料情况等。此外，选择题目还要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而定，要看自己的研 究能力和知识准备如何，图书资料是否具备。如果不具备，这个题目就没有研究的可能 。所以，无论是长期的研究方向，还是具体的研究题目，通常总要设想几个方案，反复 比较，尽力做出最佳选择。否则，往往会走弯路，或事倍功半。
金先生最初选择辛亥革命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曾谈到：五十 年代初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觉得自己刚刚跨入史学的门槛，首先还是要把自 己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内的基础打扎实，不要过早地急于钻到一个点里去。金先生真正确 定自己的研究重点是在1960年前后。经过反复思考、比较，最终选定：横向研究辛亥革 命史，纵向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选择前者的原因是，当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关于辛 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又很重要。而辛亥革命史的资料相当丰富，复旦大 学图书馆在这方面的条件良好，特别是保留了不少当时的期刊和报纸，有可能做这方面 的研究。这才下了决心。题目认准了，就要锲而不舍，抓紧时间努力去作。1963年，《 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当时“左”的政治气氛越来越 严峻。夏衍要拍电影《秋瑾》，江青就说：怎么今天还要宣传国民党?这种情况下，书 稿自然只能束之高阁。粉碎“四人帮”后，金先生正在北京担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便 和胡绳武教授一起，决心重新把以前的工作再捡起来，着手撰写该书第二至四卷。当时 金先生的本职工作十分繁重，和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两回事，要想兼顾，只能挤自己的业 余时间。白天没有时间，只能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看书写作。
金先生决心在60岁以前完成《辛亥革命史稿》的写作，因为他觉得60岁以前健康大概 是有保证的。如果完不成，拖到60岁以后，万一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写作无法完成，就 会成为终生遗憾。如果60岁以后身体还可以再继续做点研究，就算是额外收获了。金先 生多次说过：在决心下定以后，就得咬紧牙关，坚持做到。“如果走不到，爬也要爬到 。”没有那样一股劲，是很难把一件比较繁重而很花时间的事情办成的。1991年，在金 先生还是60岁的时候，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终于在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出齐。同时 ，他所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也在这时完成。这样，金先生觉得自己这辈子 在历史专业工作大体上说得过去了。由于“文革”的耽误和工作环境的变化，他原定的 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计划已难以完成。但因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却又开辟 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他原先没有预计到的。
三、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贡献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金先生史学研究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点，前后凡三十年。金 先生首先围绕着辛亥革命前后的方方面面，撰写了一批优秀论文。他有关辛亥革命史的 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55年发表的《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一文 ，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特点和彼此间的矛盾。1956年发表的论文 《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考察和严谨论证，令人信服 地得出它的真正发动者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族主义思想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 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的结论。护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根源生前读到这篇文 章后，亦十分赞赏金先生的观点。正是积累了这样一批坚实的微观研究专题，才有可能 逐步形成他对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变迁的完整认识。15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稿》就 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
《辛亥革命史稿》在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辛亥革命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因而出版不久便获得孙中山基金会颁发的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此书的特点可以归纳 为以下四点：
第一，全书论述范围起自甲午战争，止于“二次革命”失败(1894-1913)，前后近二十 年。金先生在写作时，力求按照历史发展的程序和阶段性，将政治、军事、经济、思想 文化，与对外关系融合在一起，描述它的演变轨迹，而不是将它们分割成不相关联的几 个主题，乃至于几大块孤立地描述。例如对二十世纪初的《江苏》、《浙江潮》、《湖 北学生界》等留日学生杂志的历史作用，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分别论述，而是将它们在初 创时的内容，拒俄事件和苏报案前后的剧变，以至革命党人纷纷回国从事实际活动后刊 物内容的变化等，依次进行考察，指出它们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并说明所以产生这 些区别的原因所在。对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作用和影响，更是始终把他们的 思想和行动放在整个局势的逐步演进中进行考察和论述。
第二，全书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金先生首先是将全 部心力投入研究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包括档案、官书、电文、会议记录，及当时各种报 刊、个人资料和回忆录等等；在史实的认定方面，不受已有论述框架的影响或束缚，作 出独立的判断。例如该书在论述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时，金先生几乎读遍了所有这一时 期的重要期刊，包括革命派、立宪派主办的刊物，力求做到全面、详尽地占有资料。拿 立宪派的刊物来说，卷帙浩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和 国内出版的《预备立宪公会报》等，他都逐期全部读过。因为人们的思想、行动不是孤 立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不考察社会群体的思想活动，离 开社会环境去谈思想文化，是说不清问题的。
第三，全书本末分明，条理清晰，一气呵成。辛亥革命史的著作，包括论文、回忆、 史料集，有近千种之多，但有些是坚持己见、自我发挥，不顾史实与客观条件；有些完 全是像编写教科书，各章节间相互分割，自成段落，缺乏步步紧扣，贯穿全书的内在线 索，且读起来干巴巴的，吸引不住读者。《史稿》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金先生 在写作中尽力把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看，致力于考察作为一场全国规模 的革命运动是怎样发生；如何在它发展过程中展开多方面的活动，并一步步走向高潮； 为什么在武昌首义后能一举推翻满清政府，而中华民国的果实又怎么会落到袁世凯手中 。考察这些问题时，视野虽涉及列强、满清政府、立宪派和其他社会势力的活动，但着 眼点始终在它们同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不使 这些有碍于全书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也就是说努力做到一气呵成，把这部150万字的《 史稿》，当作一篇前后相续、紧密结合的长篇论文来写，而且可读性强。
第四，全书或详或略，各得其宜。对重要关键性的事件，《史稿》不惜笔墨，尽力充 分地描绘当时的时代气氛，人们的复杂心理，种种微妙地影响事态发展的因素等，使读 者对这些事件能有比较具体而真切的了解，如广州黄花岗之役、武昌首义后各省独立的 过程等。金先生在书中的议论大都是经过详细研究史料后的有感而发，避免纯凭主观的 无根之谈或浮泛的空论。
四、当代人应该研究当代史
1981年起，金先生先是借调、以后正式转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负责研究、撰 写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生平、传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近代史 、民国史，扩展到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使他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二十世 纪中国历史。中央文献研究室有一个十分优越的工作条件，就是保存着数量极大的有关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档案资料，并且得 到中央档案馆的充分支持。
在最近四分之一的世纪中，金先生主编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袖 传记，不仅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肯定，更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其中多部著作不仅在国内发行数十万册，还被翻译成英、日文和中文繁体字版在海外 发行。
金先生在文献室工作之初，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当代人是否能够写好当代史。那 时常常听到一种议论：“当代人没法写当代史，只有留给后人去写。”这种说法相当流 行，以致本来有志于此的学者想一想，也踌躇起来，或者望而却步，不敢轻于一试。如 果要批评这种看法一点根据都没有，那也难说。它确实有几条理由：有些历史事件的意 义和影响，时间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些；有些重要史料，常常在以后的日子里 陆续发现或公布，当时人未必都能看到；人们对历史也不断会有新的认识；而讲的更多 的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总难免遇到一些忌讳，有的事一时还不便在历史论著中公开地发 表。这些都是事实，套用一句常用的词，对当代的历史研究者说来，这也是一种“时代 局限性”。
但反过来又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难道后代人就没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了?难道只 有他们的论述才是真实可靠的?显然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人没有在他准备论述的 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生活过，无法直接观察客观事物呈现出来的如此众多的侧面和 复杂的演变过程。他们进行研究的依据，主要是以往留下的一点文字资料，或者再加上 一些实物资料，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做出判断和论述。这里自然不乏真知灼见，可是 也难免存在弱点。对此，金先生指出：
第一，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社会心态、风俗习尚，以至不同人 群中的复杂心理，他们对某一事物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前后变化轨迹等等，未必都能在文 字资料中保存下来。有时候，越是普遍存在而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反而容易被视为 不言自明而没有人把它专门记录下来，或者只是语焉不详地随便提到，并不引人注意。 就是做了详细记录的文字资料，是否都同事实相符，是否有当时人有意的掩盖，以至曲 笔，同那时代相隔较远的后人要做出准确的判断，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二，后人所生活的环境会有巨大变化，而人们通常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或判 断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环境和事实，以为事情应当就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这中间容易 产生巨大的误差，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国外的人要去详细议论国外的事情，在熟悉情 况的人听起来，有时就觉得隔靴搔痒或似是而非。即便对当年留下的一些文字记载，由 于时代的隔膜，能否正确地理解它也还难说。
金先生常引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柏格森以巴黎凯旋 门为例，说如果给你一百张凯旋门的照片，包括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远景、近景、全景、 局部和各种细部，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到凯旋门面前站五分钟，你 就会顿时懂得它了。柏格森哲学中过于强调人的直觉而贬低或排斥人的理性分析，这自 然是他的偏颇之处，但这个例子仍可以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过去留下的种种史料，有如 使人看到一百张凯旋门的各式各样照片，而历史研究者面对的问题要麻烦得多：凯旋门 前还有可能去重新站上五分钟，后人对早已逝去的历史却无法再到当时的环境中去重新 过上五分钟。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有时就难说了。后代对前人历史的议论，自由倒很自 由，可以没有什么忌讳，不受多少束缚，但往往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容易有太多的主观 随意性。这对后人来说，是否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呢?
作了这一番比较后，金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各有 各的“时代局限性”。同时，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写的历史，又各有各的优点。对此，金 先生又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据说世界上的拿破仑传记，重要一点的有上 千种，人们决不可能把它读遍，一般是挑两头来读：一种是最早的，一种是最新的。最 早的大体上是同时或时代相近的人写的，读起来觉得比较真实而亲切。最新的则可能反 映出近两百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至于在这两头中间的大量传记，一般人就顾不上再 去看它，除非其中真有格外杰出的名著。这说明，在历史撰述中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 责任，各有各的存在价值，相互不能替代。因为常有人非议当代人写当代史，对此，金 先生表示：“我想再极而言之地说几句。在上述两种历史著作中，‘最新的’是不断变 动的，今天是最新的，过多少年就不再是最新的了，又有更新的作品去代替它。可是， ‘最早的’却是不变的，它所特有的那种价值始终存在，除非有久经湮没的更早而更有 价值的著作被重新发现。”
因此，金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 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这也算是“所见世”、“所闻世”和一部分“所传闻世”吧) 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不必有那么多顾虑。至于 总结较近的历史经验所独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就不消再去多做解释了。历史终究是已经 过去的事，真正在一时还不便公开发表的内容其实也很有限，如果深入作了研究以后， 就会发现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有那么多。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金先生在研究当代史的过程中，还格外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征 集和运用。仅以金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8)》一书为例，这部书不仅是第一 部主要依靠大量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原始档案写成的党史著作，而且在研究过程中，金先 生先后访问过一百多位同周恩来有过比较多直接接触的人。他们所谈的内容，常常可以 补充许多留存下来的文字记载中没有见到过的事情。而且每次访问前，他一定要做好充 分的准备，不仅要了解现有文字记载中还有哪些重要问题没有说到或使人存在疑问，做 到心中有数，更要针对被访问人的身份、背景，提出问题，把它弄清楚，这样的访问收 获才会更大。由于被访问者都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即使他们所谈的内容在原 有的文字记载中都说过，但他们在叙述时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他们认为哪些事实是具有 关键意义的、他们对这件事实同那件事实之间有什么联系的理解，也常常能给研究者很 大的启示。这往往是没有这种亲身经历的人，单从前人的文字记载中未必都能准确把握 的。这是口述历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一个 有利条件，而这是后人无法做到的。
金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当代人是可以研究好当代史的。但他时刻提醒着自己 ，当代人毕竟还有他的“时代局限性”，这是客观事实，决不能以为只有自己写的著作 才是最好的，甚至以为这就是“千古定论”，决没有那回事。许多重要的历史课题，往 往后人还会一遍又一遍地去重新研究它，写出新的著作来，并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当代人 的研究成果，但肯定也有许多方面不如当代人所写的。因此绝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 个极端。
五、历史研究的意义和史学创新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学术具有内在生命力的体现。金 先生在讨论历史科学如何创新时，首先强调应该搞清历史学到底是怎样一门科学。历史 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哪些特点和不可替代性，这样才能明确历史学创新的真正涵义，使 这种创新能更好地发挥历史学自身的优势和应有的社会作用。
给历史下一个定义非常困难。有人打过形象的比喻，说历史就是人类的集体记忆、集 体经验。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不少人常有一种错觉，好像什么都是从自己开始的，从现 在开始的，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不再有什么价值。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一个 发展连续性的问题。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过去的很多因素在今天的现实中还起作用 。历史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无数代人长期共同留下的记忆。记忆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记忆，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就无法理解，更无法很好地处理 它，甚至无法生活下去。在生活中，我们要处理好哪个问题，首先就要了解它过去的历 史。人们交朋友，只知道所交朋友的现状是不够的，如果你要和对方深交，就一定要了 解他的历史情况，他的家庭、他的经历、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以及他对一些问题的态 度等等。对他了解得越深，就越有把握决定值不值得与他交往，应该如何交往。这仅是 比喻而言。我们所说的历史并不仅限于个人的范围，主要是就群体、国家、民族而言。 中国人不仅要知道本国的历史，而且还要知道世界的历史。
历史是人类的集体经验。大家都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著作就是把人 们过去实践的一次次检验的结果记录下来，汇集在一起，提供给读者。这是一个知识的 宝库。现在，有些人只看重理论而忽视历史。理论作为对事物发展规律所作的概括，无 疑对行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一般说来，它只能告诉你事物共同的基本规律，常常 不得不舍去许多次要的偶然因素。而世间万物多姿多态，非常复杂。只有抽象而笼统的 认识，完全不足以达到对事物的深入了解。理论将事物的一般性原则抽象出来，而把各 个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的东西舍弃掉，只知道这些，容易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 的毛病。实际上，没有个性、没有特殊形态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一个只有书本知识的人 ，往往不懂事物除了有一般规律外，还有许多次要的因素、具体的形态，不仅要研究矛 盾的普遍性，而且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这些规律的人，往往会夸夸其谈，在行 动中脱离实际。所以，对理论、历史、现状中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偏废。
事非经过不知难。历史的作用不光是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具体地描述 各个事物的发展过程。历史现象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它的特殊性，很多看 来是次要的因素，都会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一个有经验的人，一个有丰富历史知识的 人，遇事就知道不能只靠一些抽象的道理去处理，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对 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处理。
历史是不会重复的。现在的、正在发生的情况决不是过去历史的简单再现。人们多一 些历史知识，多了解点历史上的那些成功与失败的事实，就会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做到胸 有成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历史研究的作用在于“益人神智”。 这句话说得很精辟。历史的确能够增强人的智慧。
历史学并不要求把所有的人和他们的所有活动都记录下来，这是做不到的。历史学所 着重记录的往往是我们的祖先，包括那些杰出的、有才智的人们面对复杂环境、棘手问 题时所采取的态度与活动，或者是获得成功的经验，或者是遭到失败的教训，为后人留 下借鉴。因此，学习历史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提高整体素 质。
从大的方面讲，历史经验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像历代关 于治水、治河提出过许多办法，许多措施，至今仍有价值。金先生对此特别指出：各国 的情况、各个时期的情况都不同，首先还是要弄清现实情况，明确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矛 盾，才能对症下药。但如果我们多一些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就会更成熟 、更顺利。懂得历史经验的人处理问题，比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是大不相同的。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金先生指出：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研究的创新对于学术发展至 关重要。历史研究也要重视这个问题。但历史研究的创新要有它的基础，要从历史学的 性质、特点出发，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来展开。历史学重视实证，重视原创 性研究。历史研究首先要沉下心来，钻研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靠具体的、生动的、可靠的事实说话，把宏大的历史场面(包括某些重要的细节)尽可能 再现出来，让人们从中增长智慧，丰富认识。如果丢掉历史学的这个特点而另搞一套， 那就不是历史学的创新了。
现在不少学者把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 学、文化学等等。这些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历史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手段 更加丰富，这无疑是好事，是很必要的，对历史研究新局面的开拓起了很好的作用。不 少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是可喜的。有人说，研究历史“社会 科学化”了。这里的问题在于要把握这个“化”的分寸。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不能离开历史学本身的特性，而把它“化”成其他别的东西。至于把西方某些二三流 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得出的结论或者未必中肯的论断作为依据， 套在自己作品前面，拿中国的具体历史材料为它作注解，形成一种新形式的“以史带论 ”，那就更不足为训了。过分热于“趋时”，而不甘心于长期坚持扎实的基础工作，结 果很快就会“过时”，这样的教训实在是不少的。
研究历史不仅要借鉴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而且还有必要借鉴、引入某些自然科学 的研究方法。现在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成就，不仅给人 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而且对于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提高思维水平大有裨益，有助 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自然科学每有一个重大突破，人们就常想把它的方法引进到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有 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历史研究如何引进自然科学方法呢?在这方面， 有过经验，也有过不成功的教训。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例，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把 达尔文进化论引入历史学领域，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产生所 谓“社会进化论”。这有它合理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还有人输入过西方的社会有 机体论，用生物有机体来比附人类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的各种不同部门和成员就像生 物的不同器官，具有营养、分配和调节等功能。这里牵强附会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给人启发和帮助，但不能简单套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 比，有自己的特点。历史研究者要密切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 ，但是决不能离开历史学本身的特点而生搬硬套。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使用计量方法，这是很有必要的。过去中国人往往只讲 定性，不讲定量，把事情说得很笼统，很模糊。如果用计量的方法去表述，一些问题就 能讲得很清楚，而且更准确、更科学。但是，计量方法不是万能的，不能滥用。例如形 容一位美人如何美，就需要按照美学的原则去描写。如果机械地用计量法来计算她的鼻 子高几公分，嘴巴宽几公分，眉毛的弯度是多少，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被别人看成是尸 体解剖报告，美的感觉荡然无存。历史学决不排斥一切新的研究方法，相反，要尽量从 中吸取有用的营养。但是，这种吸取，归根结底，是要使历史学更好地起到帮助人们了 解历史、掌握历史、丰富历史经验的作用。否则，它就不叫历史科学。
金先生特别强调历史科学要前进，创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至于怎样创新，则要 根据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和要求来进行，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西方史学流派中，法 国的年鉴学派有很大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布 罗代尔提出了“三种历史时段”的理论，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主 张按时间的延续长短和节奏来划分和分析历史进程，使研究者的眼界更开阔，产生更强 的历史感，确实有新意。但到后来，这一学派中的有些人走向极端，产生了弊病，把历 史事件、历史人物仅看作表面现象，看成无足轻重。这种弊病，不少西方学者也已提出 了批评。对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社会结构、民众心理嬗变中来考 察，才能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但不能因此而把秦皇、汉武、拿破仑、华盛顿、法国大革 命、抗日战争等等都只看作大海面上的几个泡沫而无足轻重，那就会走偏方向。历史学 本来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如果只剩下一大堆数字，或者充满着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活 生生的人的活动，看不见对历史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事件，称它为别的什么东西还可以 ，却不成其为历史学了。总之，历史科学要想发展就离不开创新，创新就要在正确的理 论指导下吸收一切有用的知识，同时保持并更好地发扬历史科学的本身特色。
六、历史研究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要回答一个“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回答它“为什么”如此。 历史文献是无限的，看起来似乎是散乱的，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因此 ，金先生认为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仅在叙述，而且要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复杂 现象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清理它的脉络线索，抓住要领，作出自己的分 析和判断，特别是对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起到“益人神智” 的作用，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能有敏锐的悟性和思维能力。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论文或著作，引用的资料是丰富而翔实的，叙述也是清楚的，但缺 乏思想，不能从丰富的事实材料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也不能对问题进行透辟而切合实 际的分析，更不能给读者以“益人神智”的启发。金先生认为这样的论著也是有用的， 但很难说它是高水平的第一流作品。这对一个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不久的学者来说，能写 出这样的论著是可喜的，但如果长期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不能更上一个台阶，他的发展 前途就会受到限制。要达到更高一层的境界，就需要研究者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
一个史学工作者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很难将一个事实的来龙去脉作出清晰的有 条理的叙述，更不可能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深刻的分析。有理论素养的人不仅能够 从“个别”中发现“一般”，把一个具体问题研究透，而且还能从中领略到一些普遍的 带规律性的认识，富有启发性，使读者读后能收到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的效果。因此， 金先生指出理论素养的高低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有如影之随身，到处都会表现出来 。他特别强调一定要认真学习理论，锻炼并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
在众多理论学说中，金先生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科学真正变成科学。这并 不是一句套话，金先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解释道：“像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一般都 是在解放前进大学。原来所受的教育自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流行的许多西方学说 如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汤因比等，我们那时多少也接触过。它们不是一点合理因 素也没有。相反，在某些问题上提出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但无 论他们中的哪一位终究都无法从根本上说明历史。我们只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后，作了 比较以后，才觉得眼前顿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原来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似乎一下子变 得井井有条，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的完整的解释，并且在实践中证明了它的正确，这 是任何学说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体上都是这样走来的。直 到今天，仍然没有见到一种学说能够从根本上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作用。”
金先生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意义，指出：我们坚持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主要是指要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并不是套用它的所有现成结论。有人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人了，现在的世界变化得那样快，那样大，再用一 百多年前他们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已经不再适宜。对此，金先生解释道：马克思、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的确离我们很远，他们作出的某些具体论断有的已不适合，马克思主义 学说需要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否则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并没有过时，决不能抛弃。这就像有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能抛弃牛顿定律，不能 抛弃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公式一样。有些人用前面的这种论据要我们抛弃马克思主义， 但他们津津乐道法国大革命时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一味推崇亚当·斯密所说 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远吗?为什么要有双重标准呢?马克思主 义辩证唯物论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要适应客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道理 都没有错。唯物辩证法提出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内部 矛盾是决定事物变化的主要矛盾；量变引起质变等观点，都没有过时。这些都是根本原 理。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如 此，今天也是如此。当然，僵化、教条主义本身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同时，金先生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同时，并不排斥吸收百余年来世界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不断丰 富和发展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这些方法和成果，并努力从中吸取一切有用 的东西。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曾写道：“在马克思 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 狭顽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 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这三个理论来源都不属于马 克思主义，而是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因此而排斥 它们，相反却对它们认真加以研究，把它们所包含的合理内容看成构筑自己学说的重要 理论来源。摩尔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古代社会》对恩格斯写作《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我 们作出的榜样。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年来 ，即使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取得了大量符合科学规律的研究成果， 我们同样也应该十分关心，把它吸收过来，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我 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人，为什么不能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密切关注一切最新 的科学成果，认真地研究它并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呢?简单地否定一切、排斥一切是错 误的，把自己封闭起来，结果只能是阻碍自己的进步。如果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成果都加以排斥，那倒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了。当然，盲目地照搬西方某些流 行学说，不加分析地认为只有这样才是适应现代潮流，否则就进入不了他们所说的“学 术圈子”，那也是错误的，处理得不好会发展成一种新的“宗派主义”，新的“教条主 义”，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更糟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