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差异论文,东西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0)05-0074-010
中国传统文学存在南北差异，这早为学术界所认知，但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存在东西部差异。南宋就是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之一。
南宋立国的一个半世纪中，赵宋政权实际上只有以淮河为界的南部国土（当时陕西先是宋金、后是宋蒙对峙的前线）。所谓“东西部”，准确地说，“东”指东南地区（包括江浙、湘鄂及福建等），“西”则单指四川（当时的四川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东路、利州西路，除今四川省及重庆市全境外，还包括今甘南、陕南及贵州、云南之一部分，但作家则集中在今四川及重庆）。笔者近年研究宋代巴蜀文学，发现南宋四川与东南部地区，在文学内涵、文风及体裁、文学运动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少差异。对此，本文拟作初步探讨。但限于篇幅，本文拟以此前很少全面研究过的南宋四川文学为主，对人们比较熟悉的东部文学则简述之；就是四川文学，由于涉及面广，也只能略举例证，发覆而已。
一、爱国主题下的东西部差异
“靖康之变”所引发的北宋灭亡及政权南迁，无论对赵宋政权、还是对文人士大夫和广大百姓，都是一件天崩地坼的大事变。反侵略，反妥协投降，主张收复失地，是南宋爱国作家的共同主题，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从而形成文学史上的“爱国诗派”、“爱国词派”，并不因东、西而异。但在一般文学史上，很少提及西部的爱国诗人；同时我们发现，即使在这个共同主题下，东西部文学也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东部诗人词家表现爱国主义情感时，在南渡之初及朝廷主战派占上风时，有不少曲调高昂、意指鲜明的作品；而在“和议”既成的长时期内，他们只能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抒发抗敌决心及壮志难酬的苦闷。当我们低吟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时，固然能感受到他澎湃的心潮，而文字的表达方式，却是那么迂徐委曲，真所谓“欲说还休”。四川作家也有这类作品，但同时，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总有人敢于歌颂屡被权奸打击和排斥的抗金英雄，反映重大战役和历史事件，而无所顾忌。下面举若干例子。
王灼，字晦叔，遂州（今四川遂宁）人，尝佐总幕，以词学理论著作《碧鸡漫志》著名，著有《颐堂先生文集》五十九卷，现存五卷。他的《前年一首投赠刘荆州錡》[1]，是歌颂“中兴名将”刘錡(1098-1162)的：
前年别公东南驰，正当六騩还宫时。都人欢传好消息，慈宁首问公何之？毡裘不复恃军马，颍上一战中兴基。青天白日呈万象，向来谗吻真成痴。数从西府伺行李，枢筦政要人扶持。吴江再见丹枫落，宁料我公犹在兹！呼鹰台边闲鼓角，望沙楼上陈书诗。夕烽平安置莫问，贤牧自当十万师。……
所谓“颍上一战”，发生在绍兴十年(1140)，刘錡大败金兀术精锐十万。然而正在“枢筦政要人扶持”的时候，他却遭秦桧、张俊的忌恨，被解兵柄知荆南府。此诗当作于绍兴十二年(1142)，秦桧时已专权，抗金成为时忌。诗人回忆“前年”刘錡的英雄事业，而“宁料”以下，则表现了对投降派“谗吻”的痛恨。
敢于歌颂朝廷有“争议”的抗金英雄，还有诗人冯时行。时行(1101-1162)字当可，号缙云，恭州巴南（今重庆巴县）人。宣和六年(1124)进士。绍兴八年(1138)召对，擢知万州。以不附和议为秦桧所恶，勒停，自是坐废十八年。桧死，起知蓬州（注：冯时行事迹，详蹇家驹《古城冯侯庙碑》（《缙云文集》附录）；《宋史翼》卷10。）。著《缙云文集》四十三卷，今存四卷。他曾作《见张魏公二首》，对这位“中兴贤相”进行了热情的歌颂，第一首道[2]：
危机易蹈退难安，进退如公地最宽。忧国忧家双鬓白，通天通地一心丹。久虚海宇苍生望，专结庭帏彩绶欢。终始哀荣情罔极，谁云忠孝两全难。
按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绍兴五年(1135)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秦桧当政，被斥在外二十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南下，重被起用。隆兴元年(1163)正月，除枢密院使。十二月，再拜相，不久被主和派汤思退等排去。卒（注：张浚事迹，详杨万里《诚斋集》卷115《张魏公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上《张魏公行状》，《宋史》卷361本传。）。歌颂张浚抗金的，不止冯时行一人，如吕颐浩作有《送张德远宣抚川陕二首》[3]，但那是在主战呼声高涨、张浚受重用之时，而冯氏此诗作于张浚已蹈“危机”之后，则为他人所忌言。
又如员兴宗(?-1171)，字显道，自号九华子，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同进士出身。乾道五年(1169)十一月累迁著作郎，六年六月以弹劾权贵被谗，主管台州崇道观。后侨居润州，乾道七年卒（注：员兴宗事迹，略见《南宋馆阁录》卷7，卒年见王颐所作《祭文》（载四库全书本《九华集》附录）。）。著有《九华集》五十卷，后散佚，今存大典本二十五卷。兴宗平生最尊敬同乡虞允文，除作有《绍兴采石大战始末》一卷（注：载大典本《九华集》卷25。下引《歌两淮》，见同书卷2。）外，又有不少诗歌颂扬之，最重要的是七言歌行《歌两淮》。在该诗《引》中，他自称学杜甫之严、白居易之详，“吾无适而偏废矣”。诗对虞允文“不费两淮千斛水，一洗万古乾坤辱”的英雄勋业，给予了满腔热情的歌颂，其中采石（在今安徽当涂）临战指挥若定一段，写得有声有色：
斯须望敌来何多，千里断岸皆遮逻。天低野旷笳鼓咽，众寡不敌将奈何。是时仲冬日建丑，初八。群雄争先莫肯后。濯缨刑马震天地，焰焰兵威古无有。旋见飞台天样齐，黄盖团团傍赤旗。指挥渡河在顷刻，我默战义人安知。公呼时俊腾口说，汝每四方闻胆决。只今战态作儿女，便恐汝名从此歇。长啸激俊挥戈回，万斧并下声如雷。十舟先粉百舟败，连艟接舰成灰埃。嗟敌初来何草草，一夕崩摧如电扫。命逾破竹青离离，血溃江流红杲杲。……
按虞允文(1110-1174)字彬父，隆州（今四川仁寿）人。早以父任入官。绍兴二十三年(1153)第进士，遭秦桧排斥。桧死，方以赵逵荐召用，累官至中书舍人。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采石一战，有效地阻止了金帝完颜亮渡江的企图，不久金兵内讧，完颜亮被杀，南宋政权得以转危为安。孝宗即位，累擢至左丞相兼枢密使，终四川宣抚使（注：虞允文事迹，详杨万里《诚斋集》卷120《虞公神道碑》，《宋史》卷383本传。）。在张浚之后，虞允文是又一位出将入相的蜀人，但时间很短。按《歌两淮》中有句道：“近来分陕从天阙，悬解西民愁百结。”考之《宋史》本传，允文于绍兴三十二年充川陕宣谕使，则诗当作于是年。当时朝廷投降派势力强大，史浩、汤思退等力主弃地议和，允文遭执政忌恨，不久即有所谓“隆兴之盟”。
蜀僧居简(1164-1246)，字敬叟，潼川（今四川三台）王氏子。早年得度，出蜀游径山，再往育王，又到江西、台州诸寺，晚至杭州飞来峰北磵扫一室，居十年，因号北磵。后历住常、苏、杭多所禅寺，卒（注：居简事迹，详《补续高僧传》卷24《居简传》。）。著有《北磵文集》十卷、《北磵诗集》九卷及《外集》、《续集》各一卷，今存。居简是南宋一位成就突出的诗文僧，经历了开禧北伐、金朝灭亡和蒙古军南下侵蜀等许多重大事变。风雨飘摇中的南宋王朝的命运，激起诗人对时局的强烈关注，并不以游方之外而漠然视之。他的许多诗歌，如《读岳鄂王传》、《读泣蕲录》[4]（卷4）、《哀三城并引》[4]（卷7）等篇，都是歌颂抗金英雄的。《读岳鄂王传》歌颂了岳飞的英武，鞭笞了奸臣误国的罪行；《读泣蕲录》咏嘉定十四年(1221)李诚之在蕲州率军民英勇抵抗金兵进犯的事迹，赞扬他“誓与城存亡”、“忍死不忍屈”及“一州同一心”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注：蕲州保卫战，详《宋史》卷449《李诚之传》。），是一曲对英雄及其群体的热情而悲壮的颂歌。诗道：
蕲当淮楚冲，虏骑如云隤。书生胆如斗，激烈生风雷。备御尽吾力，力殚心不灰。誓与城存亡，不遣疋马回。忍死不忍屈，视死犹去来。一州同一心，忠愤铁石开。舍生贵取义，肯顾儿女哀？话头素讲明，余刃回恢恢。视古不愧今，落落俱雄才。援师窘於兔，趑趄山泽隈。遂使破贼手，不复歼渠魁。仪刑古睢阳，观阙双崔嵬。传后韩愈书，芒寒燉九垓。不知《蕲州传》，大手今谁哉！
上述题材及作品，在东部作家的诗文集中十分罕见。
其次，反对议和，抨击统治集团妥协误国，东西部文学也有着微妙的差异。东部作家对这些敏感问题，显得分外谨慎，很少涉及具体事件和人物，像陆游“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追感往事》）、“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关山月》）、辛弃疾“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等，已算是较激烈或寓意鲜明的了，但仍是泛指（应当指出：四川是孕育陆游爱国诗的土壤）。而西部作家则敢于“明目张胆”，有时甚至指出事件的责任，在当时人读来，无异于指名道姓。请看下面的例证。
郭印，成都人，晚号亦乐居士，政和中登进士第。秦桧与他有庠序之旧，而郭却从不与他往来。家居十八年，在云溪建独有堂，自乐其中。卒，年八十余（注：郭印事迹，略见《宋诗纪事》卷39、《宋元学案补遗》卷4。）。著《云溪集》三十卷，现存大典本十二卷，全为诗。郭印在不少诗篇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尤其对投降派疾恶如仇。他在《感时一首再用前韵呈元韶久善文彧》[5]（卷6）中写道：“我伤天缺无人补，四海婴儿失其母。北人跃马渡黄河，请和使者空旁午。”又如《次韵费梦得晚秋感怀三首》[5]（卷7），更集中地抒发了他的这种感情，第三首道：
摇落秋风晚，吾衰已一翁。不堪居世上，宁忍卧山中。帷幄人焉用，尘埃帝尚蒙。仰天无计出，老泪溅寒空。
“请和使者空旁午”、“帷幄人焉用”，在秦桧柄政时代，是为大忌；而“谁念疲民瘠，空令战士肥。羽书传警急，花院锁芳菲”[6]，与上引陆游“厩马肥死弓断弦”，可谓先后异曲同工。诗人所看到的，是这种不战不和的痛苦现实。
上已提及释居简的《哀三城》，他在《引》中写道：
开禧至绍定，几三十年士不解甲。残虏假息鞑人，扰乱我边陲，潼关以西，如无人之境。成守李冲、凤守李寔，皆名将种，备御有严，不颓家声。西和守陈寅仲，开禧总饷不受伪命咸之冢嗣，奋仁勇於世家子，苦战无援，偕二城死义。壮其死而哀之，拟《悲陈陶》、《悲青坂》，赋《哀三城》以泚。偷富窃贵，卖降致款，非人类之嗓。
诗所记述的，乃嘉定十一年(1218)金兵进攻四川，李冲等三人守城死义的事迹。诗中有“恸哭秦庭不肯援”、“妒功疾效徒逡逡”等句，矛头直指“卖降致款”的误国权奸（导致失败的直接祸首是沔阳都统制刘昌祖）。居简有意学杜甫，这类诗，也真可当“诗史”读。
南宋末年的程公许，是一位忠贞的爱国志士和正直的官僚。公许(1182-1250)字季与，一字希颖，叙州宣化（今四川宜宾市）人（注：程公许《撰先伯桂隐先生哀词》（《沧州尘缶编》卷2），称其伯父为丹稜人，“程氏自唐入本朝，号眉山望族”；又称其父“稚龆出继”。则公许之父原籍眉山，以出继而徙叙州，故公许诗文中多自称眉山人。公许事迹，详《宋史》卷415本传。）。嘉定四年(1211)进士，为华阳尉，累知州县，官至权刑部尚书，卒。今存大典本《沧州尘缶编》十四卷。公许在通判简州、改隆州未上之时，金兵侵犯阆州，三川震动，原四川制置使桂如渊逃遁，朝廷擢李
代之。李辟公许通判施州，行户房公事，当兵将崩溃之后，尽力佐之，事遂定。公许在朝，始终与邪恶势力相对立，先后与执政李鸣复、宰相史嵩之、郑清之作过坚决的斗争，朝野以风概气节许之。王迈《沧州尘缶编序》，极赞其诗道：
沧洲程公以道德文章之绪余，发而为大篇短章，无虑千百题。……旋罹兵祸，脱身豺虎中，冒瞿唐、艳澦而东下也，念家怀土，雪涕行涂，前有《思治行》，后有《感怀》、《成都十绝》，可与《北征》同工异曲。他如“大地众生愁暍死，清风一壑可能专”等句，叠见层书，极其恻怛，谓非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得乎？
王迈的评价是公正准确的，他的诗确乎受杜甫影响较深，这是身经坎坷、备尝忧患使之然。如《屏居北郊自秋涉冬绝省人事触绪有感托之讽吟书云前一日缉成八章寓兴抒情非以言诗也》[7]（卷4），其第六首是对西蜀被蒙古兵蹂躏的痛愤，而矛头直指误国的“元老”：
西陲失支吾，如老屋积腐。墙闼纵蹂躏，堂屋何依怙。伊谁阶此厉？乃为元老误。疾痛切吾身，利钝难逆睹。瘴暑困新恩，陨星泣忠武。梁坏将安仰，天高杳难诉。向来十二楼，卷帘误一顾。洒泪嫁时衣，谁与论心素？
在《连日得关表捷报闻敌骑无复留境上者志喜诗》[7]（卷9）中，诗人对关表捷报固然欣喜，但更多的仍是忧虑，是对“仁人无策弛张弓”的羞耻：
十里旌幢转晓风，行营日报捷书同。悠悠何补青油画，栩栩惊回画角雄。壮士有怀时拔剑，仁人无策弛张弓。天机翕辟一翻手，看取桃林骑火红。
开禧北伐失败，国家元气大丧，不少诗人由失望转而流连光景，诗坛一片寂寞。程公许的作品，不啻空谷足音。公许还作有《木皮口纪事（为故沔戎帅何进赋也）》五古长诗[7]（卷5），在热情歌颂为抗蒙捐躯的将士的同时，谴责了主和的“阃制”：
驱车木皮口，地接嘉陵市。山川郁盘纡，草木惨憔悴。昔在岁辛卯，大将何憨子。行营与贼遇，力战遂死此。道逢田舍翁，款曲问所以。耳目亲见闻，朴忠今无比。沉鸷老不衰，甘苦同战士。以此得士心，急难不相弃。阃制力主和，岂虞敌情诡。币篚方交驰，羽书俄狎至。初冬二十五，坌入我内地。或渡河而驰，或截路以伺。俄然斡腹来，陡若自天坠。诸军抽摘余，精锐能有几。千兵仅乌合，转斗殊未已。可忍负将军，同生亦同死。落日尘土昏，鼓寒声不起。至今堆阜间，白骨犹纷委。语罢声凄哽，相顾潜洒泪。……长谣激凄风，呜咽嘉陵水。
所谓“岁辛卯”，即理宗绍定四年(1231)。《宋史·理宗纪一》：绍定四年冬十月癸酉，“大元兵破蜀口诸郡”。木皮口战役即发生在此次蒙军的侵略行动中。一面是“阃制力主和”、“币篚方交驰”，一面是“羽书俄狎至”，上下掣肘，以“和”应“战”，焉能不败？敢于归咎“制阃”（制阃其实是执行朝廷的妥协路线），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像这类抨击时政、锋芒毕露的叙事抒情诗，在东部诗人的集子中几乎没有。
二、文风承传上的东西部差异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苏轼诗文在徽宗新旧党争中曾遭严禁，南渡后解禁，遂风靡天下，包括科举考试，都以苏文为准绳。但南宋中期特别是“庆元党禁”之后，理学勃兴，东部作家竞相以文“载道”、“明理”，而西部则一直是在苏氏文风的笼罩之下，即使在蜀中理学转盛的南宋后期，也未根本改变。这是东西部文学的又一重大差异。下面略举南宋四川的若干重要作家说明。
南宋前期，蜀人冯澥(1060-1140)、王灼等皆深受苏氏影响，而渊源苏氏的，还有郭印、程揆、赵逵等作家。上文已论及郭印，《四库提要》评其诗道：“清词隽语，瓣香实在眉山。以视宋末嘈杂之音，固为犹有典型矣。”他在《治平院三苏像》[5]（卷5）诗中写道：
三苏皆天人，著作浩篇简。少读鬓成丝，苦恨生何晚。……日月有时尽，斯文未埋铲。邪说入人深，风俗颓莫返。招得戎马来，中原恣蹂践。缅思药石言，祸患已先见。安得起其灵，一副苍生愿。
郭印认为金兵入侵是王安石“新学”（即所谓“邪说”）所招致，固然偏颇（这是南宋人一般的看法），但他一辈子读三苏文，给三苏以高度评价，说明他的文章渊源，确实“瓣香眉山”。又程揆(1104-1164)字瑞卿，嘉州犍为（今属四川）人。登建炎二年(1128)进士第，曾以十策干枢密张浚，奏差荣州军事推官，再除成都府学教授，通判泸州、成都府，知资州，累官左朝请郎。有文集五十卷，久佚。李石《资州程使君墓志铭》[8]（卷16）评其文道：
石尝评公之文尝三变：始以经术，中以议论，终以叙述。经术之文渊而旨，议论之文陈而肆，叙述之文理而尽，凡向之以文字往来者，如大苏尚书公符、小苏博士公籍、喻驾部汝砺、运副范公瓒、检讨邵公博，石与使君日处其间，其诸公之群从子弟执门生弟子礼者多名人，日沓沓说文不离口，而所得于渊源有自者，未论其人，文可知也。
又赵逵(1117-1157)，字庄叔，资州盘石（今四川资中）人，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类省奏名，明年对策，擢第一。秦桧不悦，又欲收为己用，赵力辞之。授左承事郎、签书剑南东川判官厅公事。久之，除校书郎。桧死，迁著作佐郎兼权礼部员外郎，高宗谓之曰：“卿乃朕自擢，……真天子门生也。”[9]累官至中书舍人。以疾卒，年仅四十一。高宗又尝谓赵逵“文章似苏轼”，故当时有“小东坡”之称。著有《栖云集》三十卷，久佚（注：赵逵事迹及评语，详《宋史》卷381本传。）。
需略作辨析的是史尧弼。尧弼(1108-1157)字唐英，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与弟尧夫同登进士第。著有《莲峰集》三十卷。任清全《嘉定重刻莲峰集序》曰：
绍兴中，史唐英之名满于缙绅间，天下知名士也。李巽岩（焘）以南北六朝策首送眉阳，莲峰在第二，年甚少，其文尤该博，非幼学所能。……莲峰下第，束书游东南，时张魏公（浚）在潭，雅闻其名，欲一见之，莲峰乃以古乐府、《洪范》等论贽之。魏公得其文以示南轩（浚子张栻）曰：“此东坡先生之学也。”留馆于潭。明年，试湖南漕，莲峰第一，南轩第二。莲峰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轩，而尝曰：“文章一小技耳。”盖每开之以正大之学，引而不发也。是以南轩平生尊敬东坡先生，不忘莲峰。
《四库提要》对史尧弼的诗文评价颇高，认为他实有“苏氏之遗风”，而不同意任清全将他排入道学家之列：
尧弼天姿卓绝，其诗纵横排宕，摆脱恒溪。其论策诸篇，明白晓畅，澜翻不穷，亦有不可羁勒之气。大抵有其乡苏氏之遗风。惟其夏绿霜凋，故不能如李焘之著书传后。然就其文章而论，要亦不失为才士。任清全序乃因集中有论学之作，遂以张栻少年自得，为尧弼磨礲漫灌之功，欲援而入于道学，则门户标榜之习，转不足以见尧弼矣。
考今本《莲峰集》，援尧弼入道学显然非是，盖其不过为词章家；谓得苏氏遗风，甚当。尧弼尝自拟策问道：“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以为圣贤之极至。礼乐之文，绸缪委曲，灿然可以相接，则指以为粗云。往往荡然习放旷，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学其极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10]（卷3）所谓“措意于性命之表”的“今学者”，显然指理学家。这虽是拟策问，大约作于准备进士考试时，但也说明他早就不赞同理学家们迂阔的论调。
史尧弼在诗文中对乡先贤苏轼屡表景仰之情，又与苏轼之孙、苏过长子苏籍（字季文）关系密切。苏籍知邓州，他有诗《寄上苏邛州兼呈八座》[10]（卷1）；苏离任时，又有《贺苏邛州移鼎州兼呈八座四绝》[10]（卷2）。在《与邛守苏季文》[10]（卷10）的书信中，称苏籍继承了东坡先生的“文章政事言论风旨”，又有“道德文章之仰，惓惓如何”之语。这些都表明尧弼对苏氏祖孙的敬重，其文学苏氏，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说苏氏词章之学一直影响着南宋前期巴蜀作家的话，那么到南宋中期，这种影响不仅没有消歇，反而进入了高峰，李石、李流谦、员兴宗等等，都是在苏文沾溉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较有成就的作家。
李流谦(1123-1176)，字无变，汉州德阳县（今四川德阳市）人。以父荫补将仕郎，调成都府灵泉县尉，秩满调雅州教授。虞允文宣抚全蜀，招致幕下。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乞补外，以奉议郎通判潼川府。卒，享年五十四（注：李流谦事迹，详四库全书本《澹斋集》附其兄益谦所作《李流谦行状》。）。著有《澹斋集》八十九卷，今存大典本十八卷。在《送苏给事出知太平州》诗[11]中，流谦写道：
一代文章有图籙，天赐之履征九服。奉牲乞盟走珠玉，吴狂楚僭非此族。至今人望坛坫尊，风流文采被诸孙。丈人似是更酷似，大河一派来昆仑。……
考苏轼、苏辙诸孙中，唯苏轼孙、苏迈次子苏符曾除给事中[12]，诗谓“更酷似”其祖的，当即苏符；而诗中所谓“奉牲乞盟走珠玉”云云，表明世人对苏氏文脉的推尊，而无疑他是以盟文“此族”自诩的，故其文章饶有苏氏之风。
李石(1108-1181)，字知几，号方舟，资州（今四川资中）人。第进士乙科，为成都户掾。绍兴末，以赵逵荐任太学博士，罢为成都学官，就学者如云，闽、越之士万里而来，蜀学之盛，古今鲜俪。乾道中召为都官，为言者论罢。知合州，又罢。知眉州，岁余被旨召还，以母老恳辞，除成都路转运判官，十日而罢。赵雄秉政，石遂不复出。一生仕途坎坷，自谓“二十余年见仇于权者”[13]。事迹详所作《自叙》[8]（卷10）。李石著有《方舟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后散佚，今存大典本二十四卷。据《自叙》，李石在学术上追求的是“性命道学”，而文学则受元祐诸大家、特别是苏氏影响最大。《自叙》曰：“舟诵所闻，元祐诸公。欧阳盟寒，苏黄晁张。一齐众楚，舍我谁凭？”他知眉州时，在郡圃建堂，榜曰“元祐学”，并作《苏文忠集御叙跋》[8]（卷12），称苏文“文不浮，质不塞”。他又作《游黄州东坡》诗[8]（卷1），对苏轼的人品、文章极为景仰：
斯文元祐间，一代人物好。我生嗟巳后，不及见此老。朅来东坡上，雪堂压荒草。此州三家村，大江流浩浩。四海矜重名，六丁护残稿。伤心逐客令，失脚空山道。昔为魑魅憎，今作神明祷。小桥行吟处，风叶付谁扫？
陈造《题方舟集》[14]说：“南渡之后，二李先生（指李石及其弟占）以奥学奇文名天下。予来房州，制置袁公以《方舟集》见寄，始得盥诵熟阅之，如拱侍文翁而承坡仙（苏轼）謦欬，而瞠乎挥扫时。伟矣盛哉！”《四库提要》曰：
石亦学问气节之士，《资州志》又称其好学能属文，少从苏符尚书游，而集中亦有为苏峤所作《苏文忠集御序跋》，知其文字渊源出于苏氏，故所作以闳肆见长，虽间失之险僻，而大致自为古雅。诸体诗纵横跌宕，亦与眉山门径为近也。
员兴宗，前已论及他一生尊敬虞允文，《四库提要》将他归为“讲学派”，但员氏既未讲学，在学术上主张“通三（苏学、洛学、王氏新学）而贯一”，并不专主程氏道学。在《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15]中，他认为“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教。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宜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就文章论，《四库提要》谓其“力追韩柳”、“骨力峭劲”、“高古简严”，符合实际。员兴宗其实受苏学影响较大，注重词章，因此他对古文系统的欧阳修、柳开也颇尊敬（注：可参读《九华集》卷9《陈子昂韩退之策》、卷20《跋刘原父文》等。）。
南宋后期，魏了翁、刘光祖、度正、阳枋等人曾在蜀中广泛传播程朱理学。理宗端平间，蒙古兵大举攻蜀，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四川争夺战，蜀中经济、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这种形势铸成了巴蜀文学的特殊性。一是理学转盛，二是作家们不得已纷纷向东南一带迁徙，三是他们目睹家乡惨遭异族蹂躏的现实，不可能去闭门“修身养性”，而救亡图存的斗争，使他们顽强地继承和发扬眉山苏氏的词章之学，并从忧国忧民的杜甫诗中汲取精神力量，如前已论及的程公许，还有吴泳等，都是相当出色的爱国诗人。这里只举理学家魏了翁为例就足够了。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庆元五年(1199)登进士第，授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召为国子正，改秘书省正字。历知四川诸州府，游似、吴泳、牟子才等蜀名士，皆造门受业。历知常德府、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召入朝，权礼部尚书，俄兼吏部尚书。晚知绍兴府、福州，卒（注：魏了翁事迹，详《宋史》卷437本传。）。今存《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一十卷。
魏了翁是宋末理学名臣。吴渊在宋季刊其大全集，作《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序》，称了翁以“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谓其学问根柢于理学，而文章则渊源于欧、苏，是一位以理学为本的文学家。吴氏的这个论断，基本上符合事实。了翁早年浸淫于“诵说词章，悦人耳目”的文章功夫，少长才有志于“圣贤之学”[16]，晚年由博返约，专意于程朱义理之学。他与真德秀为同榜进士，交谊深厚，同为南宋后期的理学名臣，当时人称“真、魏”。魏了翁虽以朱熹理学为主，但他又受张栻、陆九渊等人的影响，较重视辞章，这与真德秀严格依傍朱熹门户不同，故他说：“辞虽末技，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之。”[17]他还写道：“眉山自长苏公以辞章自成一家，欧、尹诸公赖之以变文体，后来作者相望，人知苏氏为辞章之宗也，知其忠清鲠亮临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苏氏所以为文也。”[17]可见他既主张道学，却并不轻视文学，对乡先辈苏氏之“辞章”给予很高评价，故在当时的道学名臣中，他颇有文学成就，尤其是散文，饶有苏氏风格。
综上所述，南宋一代，四川作家普遍受苏氏文风薰沐，重视词章，即使在理学兴盛时亦复如此。而东部的许多作家，则以理学浸蚀文学，变散文为讲义或语录，诗则为“击壤派”末流，故刘克庄《跋吴帅卿杂著·恕斋诗存稿》批评“近世”之诗“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18]。清人陆心源跋宋末理学家陈普所著《石堂先生遗集》时说：“其文多语录体，诗皆‘击壤派’，说经、说理亦浅腐庸庸。余尝谓诗文至宋季而极弊，此其尤者。”[19]陈普的文风诗风，在宋末东部作家中带有普遍性。可见在文风承传上，东西部作家存在很大差异。
三、诗派文体上的东西部差异
南宋东西部文学的差异，还表现在文学派别的建立、文学体裁的使用等方面。
南宋诗派，最先是江西派（为与北宋的江西派区别，或称“江西后派”），随后是江湖派（包括“永嘉四灵”，或统称“晚唐诗派”），这是人们所熟闻的。清人总结和批判理学，又称理学文派为“讲学派”、诗派为“击壤派”，集中见于《四库提要》。方回《跋胡直内（方）诗》[20]曰：
盖江左百五十年，……学也临川而四明，文也永嘉而东嘉。……至於诗，惟章泉（赵蕃）、南塘（赵汝谈）有乾、淳之风，“四灵”不复五矣。刘潜夫（克庄）始亦染指“四灵”，后宗放翁（陆游），卒自名家。今之褒博，不讲学，不论文，间一见为诗，曰：“我晚唐也。”问晚唐何自入，曰：“四灵也。”然则非四灵也，乃近时书肆所刊江湖诗也。
方氏所论，正指东南部的文派诗社，可谓新变迭出。上节已说明，四川作家即便在理学方炽时，也很重视词章之学，如度正、阳枋等“讲学派”，仍颇重视文学（《四库提要》称度正“词赡理精”，阳枋文章“明白笃实，不涉玄虚”），诗则无人入“击壤派”。就现存资料看，江湖派中无一蜀人，蜀人也无鼓吹晚唐体者。唯“江西后派”中有一位四川诗人，那就是韩驹。
韩驹(1080-1135)，字子苍，仙井监（今四川仁寿）人。政和初以献颂补假将仕郎。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寻坐苏氏学，谪监华州蒲城县市易务，知洪州分宁县。累迁中书舍人。未几，复坐乡党曲学，提举江州太平观。高宗即位，知江州。绍兴五年卒于抚州（注：韩驹事迹，详《宋史》卷445本传。）。著《陵阳集》五十卷，久佚，今存诗集《陵阳集》四卷，乃编入《江西宗派诗集》之本。吕居仁将韩驹划归“江西诗派”，据说他很不高兴。周必大《题山谷与韩子苍帖》[21]曰：“陵阳先生早以诗鸣，苏黄门（辙）一见，比之储光羲。与徐东湖（俯）游，遂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乃曰：‘我自学古人。’岂所谓鲁一变至于道耶？”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韩子苍》[22]亦曰：“子苍，蜀人。学出苏氏，与豫章（黄庭坚）不相接，吕公（居仁）强之入派，子苍殊不乐。”今读《陵阳集》及《藏海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4、《艇斋诗话》所载论诗语，其诗论和创作出江西可不疑，所以“不乐”者，盖不欲依傍门户，如王十朋《陈郎中公说赠韩子苍集》诗[23]所谓“非坡非谷自一家”也。故《四库提要》曰：“驹学原出苏氏，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列驹其中，驹颇不乐。然驹诗磨淬翦截，亦颇涉豫章之格，其不愿寄王氏门下，亦犹陈师道之瓣香南丰，不忘所自耳，非必其宗旨之迥别也。”在整个南宋时期，东部诗人诗派之争，可谓沸沸扬扬，而四川诗人入派者，仅此一人而已，而其学实出苏氏，与其他蜀中作家无异。
表现在文体运用上的东西部差异，也比较明显。首先是四六文，它是朝廷上下普遍运用的公文写作体式，为培养人才，朝廷设“博学宏词科”以诱之。谢伋《四六谈麈序》曰：“朝廷以此（四六文）取士，名为博学宏辞，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宋史·选举志二》也说：博学宏词科，“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东部士子牵于仕禄，故学四六者众，产生了一大批四六文高手，如王安中、汪藻、孙觌、程俱、张焘、朱翌、徐俯、刘焘、三洪兄弟（适、遵、迈）、真德秀等等，皆以此卓荦名家，名制佳篇，传诵人口。而蜀中作家则不然。他们政治上受压抑（见下节），很少有“至卿相、翰林”的奢望，而四川的类省试不设词科，故习四六的相对少得多。当然，不是说蜀人不作四六，杨万里《诚斋诗话》曰：“近世蜀人多妙于四六，如程子山（敦厚）、赵庄叔（逵）、刘绍美（仪凤）、黄仲秉其选也。”所举除黄仲秉待考外，程敦厚、赵逵皆仕至中书舍人。除二人外，唯宋季牟子才(?-1265)在度宗即位时尝授翰林学士、知制诰（注：牟子才事迹，详《宋史》卷411本传。）。虽然西部作家也有妙于四六的，但几乎无人以此起家发迹或成名家。在现存南宋四川作家文集中，四六文不多，更少有所谓朝廷大典册之作。
其次是词家相对少，尤其鲜有专业词人（唯程垓可称其选，有《书舟词》传世），虽不乏作者，然皆非专工。而东部地区则词家林立，流派众多。此种现象尚待研究，大约是巴蜀远离政治中心，文人仕多不达，文酒诗会较少之故。
再次是四川学问家多。注苏诗的多为蜀人。任渊（今成都新津人）曾撰《山谷内集诗注》二十卷、《后山诗注》十二卷，又尝注《柳宗元集》，今传《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集》中，收有他的柳文评注。文献中历历可考的诗文注家还不少。而蜀中史学之发达，史家之夥，更为学界所公认。如彭百川（眉州丹稜人）著《太平治迹统类》四十卷、《中兴治迹统类》三十五卷，王称（眉山人）著《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李焘（1115-1184，眉州丹稜人）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李心传（1167-1244，井研人）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等等，皆荦荦之大者。东部文人无此风气。
四、东西部文学差异的形成原因
形成南宋东西部文学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东部是南宋的政权中心，小朝廷中政治斗争激烈，人事关系复杂，主战派动辄以文字罹祸。如胡铨请斩秦桧而被流放，张元干等人以诗词送之，均遭当权者的无情打击，是文学史上悲壮的一页。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作家们畏祸钳口，避免作品表达过于直露，以求得自我保护，是很自然的。而四川则“山高皇帝远”，较易躲避权奸的视线，作家们的顾忌相对要少，下笔也就大胆直率。这是造成东西部文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苏氏父子卓越的文学成就和崇高的地位，以及富有魅力的人格，后辈乡人取则不远，其影响甚于他地，势在必然。眉山人程敦厚绍兴间曾作蜀刻本《临川文集序》，称“吾州里唯知尊苏氏，而不博取约守，以会仁智之归，彼自陋也。将因以广之，予于是乐为之书”[24]。程氏曾依附秦桧，故尊“王学”。他欲乡人“博取约守”，不专学苏，也许并不错；但随着秦氏被黜，尤其是仅靠一集的传刻，不可能抗御文学传统的强大惯性。加之四川僻远的地理位置，人们的观念比较封闭，新变思想较东部弱，故谨守苏学，很少参与东部的文学运动。
第三，造成东西部文学的差异，还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南宋民族危机深重，和、战之争贯穿王朝的始终，而蜀人多主战。绍兴间秦桧专权，以高宗、秦桧为首的统治集团向金统治者妥协投降，打击主战派，若以地区论，则以“蜀士”尤甚，如前已论列过的郭印、冯时行、张浚、赵逵、虞允文等等，无一不受秦桧的打击排斥。《宋史》卷381《赵逵传》：“帝（高宗）曰：‘蜀人道远，其间文学行义有用者，不因论荐，无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秦）桧颛权，深抑蜀士，故帝语及之。”（《宋史·刘凤仪传》亦言及此）又同书卷383《虞允文传》也说：“秦桧当国，蜀士多屏弃。”平心而论，蜀距杭州“道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山高水阻，“无由得知”也是事实，但这并非问题的根本，关键在“蜀士”往往与朝廷中的腐朽集团势不两立。何耕《送符制置被召序》（注：《全蜀艺文志》卷32。何耕事迹，详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35《朝请大夫知潼川府何君耕墓志铭》。），曾对弃用蜀士的种种奇谈怪论、包括所谓“道远”进行驳斥，他写道：
秦丞相当国，逐蜀士如弃梗，无一人缀文石之班、望属车之尘者。或曰：谓其轻而党同，丞相恶之，故弗用。嘻，亦甚矣！百步之内，必有茂草，而谓之蜀之人人人皆轻、人人皆同也，不几于诬乎？……或曰：蜀地疏远，丞相忌之，故弗用。此又非也。审相之用人，当问其贤不贤，岂当计其疏不疏、远不远耶？……蜀父兄窃窃然不能忘情于是者，有以也。
可见秦桧忌用蜀士的政策，在当时引起蜀中士大夫的强烈不满。
秦桧之后，情况有时略有变化，但四川文士被排斥的总体趋势并未改变。宋季程公许有诗道：“南渡今百年，蜀远天一方。彝典仅岁贡，几人与庭扬？况复多沮挠，谁不甘摧藏？”[25]他又在《岷峨叹》[7]（卷6）中大发感慨：“富贵由来多捷径，强聒最为蜀人病。……庙堂何忍蜀才弃？渠自方头触人忌。”巴蜀知识分子这种“方头”（俗语“方脑壳”）式的主战及不附权势的倔强性格，使他们在政治上备受冷落。因此，“庙堂弃蜀才”，成为南宋文学东西部差异的政治原因。当然，这不是说蜀中文人没有败类（像前已提到的程敦厚；又如蜀士刘望之，有集自号《观堂》，其中“多谄秦〔桧〕”，见岳珂《桯史》卷2《观堂读赦书》），而是说从整体论，南宋“蜀士”因主战，多被权奸排斥在政治主流之外。
赵宋统治者对蜀人怀有忌心，由来已久。由于孟蜀是被宋兵攻降的，宋初又曾发生李顺、王小波起义，故历来治蜀者，朝廷多不用蜀人。杜范《王蔺传》：孝宗时，“时相赵雄（蜀人）除帅成都，即上疏言：‘蜀去朝廷甚远，祖宗未尝用蜀人守之。今雄在相位累年，水旱相仍，公私交病，灾变屡见，乃全身而去，复捐全蜀以便其私，无乃不可乎。’帝从之。”[26]考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北宋间任成都府等四路兵马都钤辖、知益州成都府的，全无蜀人；南宋间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路安抚使、知成都府的近六十人，除极个别（如李）外，其他都是外地人。王蔺所谓“祖宗”之制，殆是事实。这也造成了蜀士与外来官僚的深刻矛盾。《宋史》卷438《李心传》：“其作吴猎、项安世传，褒贬有愧秉笔之旨。盖其志常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云。”这种矛盾，也是造成蜀文学取向有异于东部的一个因素。
综观南宋一代，东部文学成就高于西部，但西部自有其特色，而东西部地区的文学差异，正好形成互补态势，增加了南宋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比如西部诗人史诗般的记事抒情诗，为东部作家文集中所罕见，而东部诗歌的含蓄深厚，则又为西部所不及。在理学独尊之后，西部散文的文学性强于东部，而东部的词又远远高于西部。等等。如果我们正视这种差异的历史存在，并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将有助于推进对整个宋代文学认识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