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观点的对比”透视_宏观经济论文

“两种观点的对比”透视_宏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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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报喜,微观报忧”,“大数字喜洋洋,小基层苦丧丧”,一些老百姓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这些说法尽管过于偏激,但也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出现明显反差。

“软着陆”后的滑翔期

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经济增长率、物价、投资、消费、财政、金融等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均处于合理区间,宏观经济运行明显朝调控目标靠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国民经济保持了快速适度增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97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农业生产基本正常,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夏粮增长35亿公斤,创历史最高记录。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乡及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增幅由上年同期的6.9%提高到7.5%。

二、价格涨势大大减弱。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7.1%,涨幅比上年同期缩小11.4个百分点,物价涨幅之低和物价控制效果之好,均为近几年的最好值。

三、财政状况明显好转,税收增加,金融运行良好,信贷存大于贷。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7.7%,主要是工商税和关税大幅度上升,分别增长22%和24.1%,财政收支由去年同期的支大于收1亿元变为收大于支100亿元。上半年全国金融机构新增各项存款7965亿元,新增各项贷款3908亿元,信贷投放和外汇储备连年稳步上升。

然而,与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这一令人鼓舞、乐观的成果相伴随的却是,微观经济运行一派叫苦声,堪称“微观严峻”,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严重滑坡,甚至煤炭、纺织、机械等行业全行业亏损,企业运行艰难。到今年五月,全国37万多家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1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1.9%,亏损企业亏损额641亿元,增亏49.5%。据29个省区统计(缺西藏),除天津、山东外,其余27个地区利润总额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有12个地区亏损总额大于盈利总额。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销售率仅为93.4%,比上年同期下降1.3个百分点。同时外贸出口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外贸企业的亏损面占50%左右,有的地区高达80%。

二是部分居民生活相当困难。从总体上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是增加的。但由于收入差距拉大,特别是在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下岗待业职工以及部分离退休人员实际收入明显下降,有的家庭已难以维持生计。目前不少特困职工心态不平衡,产生“困惑、失望、埋怨”情绪。

“宏观乐观、微观严峻”并存的这一现实,被专家、学者称为“软着陆”后的滑翔期,这个滑翔期同时必然是一个艰难的爬坡过程,他们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认识和剖析这一独特的经济现象。

“冷暖松紧”看爬坡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追求的目标不尽一致,宏观经济主要着眼于全局,而微观经济则往往偏重于局部利益,这就使得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既有统一又有矛盾。因此透过“两观反差”的表象来看经济爬坡中的“冷暖松紧”,则别有一番景观。

一、“命苦的孩子招人怜,会哭的孩子惹娘疼”。

事实上微观经济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其“冷暖松紧”是不一致的,微观经济也有其繁荣的一面,只不过叫苦声更多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以当前最受关注的企业资金紧张问题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课题组对1200户企业的资金状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从调查结果综合看,当前资金运行呈现缺乏与充余现象并存,资金相对宽松的占调查总户数的37.4%,资金较紧的占62.6%。具体概括为“六紧六松”的分布态势: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紧,个体私营和股份制企业松;工业、商贸企业紧,其他行业松;投入实际生产营运资金紧,长期投资与社会投机资金松;一般性生产企业紧,垄断性、重点行业、基础设施性、外向型企业松;产品销售处于饱和期的企业紧,产品销售处于兴盛期的企业松;“上游”企业紧,“下游”企业松。

与资金松紧情况类似,不同经济区域、不同经济成份对经济气候“冷暖”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等得开放开发风气之先的地区依然“四季如春”,个体私营经济、外资企业等自由经济成份一如既往“如鱼得水”。

透过经济表象不难看出,“两观反差”现象是我国经济中所有制结构变化的一种客观反映。国有企业的困难并非今年才有,但以往都表现为与宏观经济状况的同步变化。过去,当国有经济比例占优势时,国有经济的好坏,直接就反映到宏观经济指标上来。但随着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不断扩大和比重的不断上升,这种状况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宏观经济的状况已越来越不直接取决于国有经济微观的状况了。

二、宏观经济繁荣中的“泡沫”和微观经济困难中的虚假同时存在。

统计数字的“水分”直接制造了宏观经济繁荣中的“泡沫”,这从湖北一位税务局局长的亲身经历可窥一斑。某县地税局今年税收计划是上年的1.78倍,于是层层加码,这个县某镇的税收计划成为上年的3倍,这么高的指标的依据是什么呢?是该镇的生猪屠宰税潜力巨大,据某部门统计今年可出栏1.2万头,而事实上,当这位税务局长亲自到最能精确掌握情况的卫生防疫部门咨询时,才发现实际数仅为3000头。这个局长感慨地说:“真没想到税收这个硬数字也能掺水分。”无独有偶,湖北省去年痛下决心,将乡镇企业产值压缩了500亿元。

另一方面,似乎苦不堪言的微观经济也并不是叫嚷中的那么难,不少企业为了逃避各种摊派,在守亏毋盈心态支配下,有意识地采取加大提取折旧力度等增加成本开支的措施,造成帐面亏损。

三、市场大浪淘出“经济河床”:“两观反差”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总暴露。

透过市场风浪看,企业减利增亏,运行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前一阶段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情况下形成的虚假效益的“水分”进一步被挤了出来。在需求过旺时,企业不仅产销率较高,而且产品涨价幅度高于原材料购进涨幅,由此可以获得一笔“涨价效益”;随着企业产销规模的快速扩张,分摊到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相对减少,这也使企业利润增加。此外,银行贷款“负利率”、固定资产按原值而不是按重置价格计提折旧,这都使企业虚增了利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和秩序的建立与完善,市场出现了与前几年相反的变化,潮起潮落,“经济河床”一览无遗。

此外,从全国上半年的投资和国内消费需求及出口来看,社会总需求是以较大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由此从经济学理论分析,当前微观经济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社会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其深层次原因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总暴露,即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这突出表现为国有企业生产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者对商品质量、档次、性能、花色、品种的要求明显提高了,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了。面对这种变化,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都积极调整了生产结构,通过企业的破产与新建,以及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的更新提高,进行了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逐步适应了市场变化的要求,但国有企业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调整缓慢,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这一情况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面向消费和出口的机电、轻纺等加工制造业。从目前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看,困难最大的恰恰是这些行业中的企业。

“起飞之路”在何方

综合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我国经济要真正实现“起飞”,真正实现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顺差”,除了继续加强农业生产,稳定物价,保证贫困户基本生活条件外,关键在于三条:

一、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受力面应作适当调整,传统的以总量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模式,要转变为以结构调整为主、总量调整为辅的运作模式,从而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为“两观反差”的标本兼治提供外部支撑环境。

针对结构调整的要求,重点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这是经济总量和结构政策的重要结合点。这就要把有限的总量增长有效地用于结构调整目标,在优化投资结构中增加投资总量,更好更快地促进产业结构和企业产品结构的升级。在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的同时,切实加大对机电、轻纺、煤炭等特困行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性投入,推动产业改造和升级。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学习。此外,国家控制新开工项目必须考虑到结构性调整要求,努力使行业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标准。

二、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实现两个转变,构筑经济结构演变的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速度效益型增长特征十分明显,这从1985、1988、1993年三次紧缩整顿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目前,关于经济周期的传说和猜测,同样反映出一些企业和部门速度效益型扩张的心声。事实证明,速度效益型增长方式路子越走越窄,此种心态是绝对不可取的。当然,让天天扳着手指盼“经济复苏期”的企业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是“两观反差”所面临的一个急迫的命题。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一次经济调整,都应当带来企业体制、技术、产品的创新,通过新陈代谢实现经济结构转换和经济素质的提高。但从近10多年来的3次整顿看,国有企业普遍缺乏这种创新机制。这需要切切实实抓好两个转变,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从中央明确提出两个转变的方针到变为各部门、各地区和企业的实际行动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企业一感到有压力,就用扩张政策去寻求解脱,那就永远也实行不了这个转变。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确已面临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实行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否则就难免重蹈1986年那样尚未“软着陆”就急于“起飞”、加剧通货膨胀的覆辙。

三、国家投资结构作适当调整,拿出一笔“改革费”,切实使国有企业真正轻装上阵、搏击市场,使之成为改造微观经济结构的“活细胞”。

毋庸置疑,国有企业承担了10多年改革的很大一部分成本,近几年宏观调控的直接受力者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我们改革压力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宏观调控政策的真正减压阀。但是,沉重的包袱却使国有企业举步维艰,这是一个谈论多年的话题,然而,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根本解决,企业转机建制、科学管理等一系列举措都无法使国有企业成为与其它经济成份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

有人算过一笔帐,仅仅是国有企业办的子弟学校这个最易于移交出去的包袱,若国家不出政策,按最乐观的速度由企业交给社会,全部移交完至少要120年,更何况那些除了飞机场和火葬场之外样样俱全的庞大“社会体系”。因此,只有国家每年拿出一笔“改革费”帮助企业剥离分流,方可打破僵局。当然,国家也困难,但在目前社会游资充裕的资金环境下,完全可以把用于竞争性的投资转为“卸包袱费”,这才不失为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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