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功臣缝纫机
◎文/郭喜凤
在我家卧室一角，静静地放着一台旧缝纫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丈夫老吕在西安市89中当教师，我在西安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两人的工资合起来不到100元，除了养活家中三个女儿和我母亲，还要赡养在农村老家的婆婆，照管两个未成年的小姑子，生活负担很重。在保证吃饭的前提下，大家的衣服只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经济再紧张，小孩子长大一点就得添新衣服。那个年代，去商场买新衣服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况且衣服式样也陈旧，于是，自己动手做衣服就显得非常必要且经济实惠。
三是规范性文件管理标准化。制定《财政规范性文件标准化管理》，实行计划管理，围绕财政改革开展制度设计，增加公平竞争合法性审查内容；强化信息化、流程化管理，在办公自动化系统中嵌入“规范性文件制发”模块，开展后评估工作。
有了这个念头，就买来针线、剪刀、尺子等工具，开始了我的“缝纫生涯”。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做过衣服，现在有了孩子，就在母亲的指导下试着给孩子们做衣服。开始用手缝，毕竟太慢，而且针脚不整齐，歪歪扭扭的，于是就跑到邻居家，借用人家的缝纫机。
Western blot结果见图 5，对照组 MSCs的H3K27me3蛋白含量显著低于骨坏死组。10 μmol/L GSK126干预后，ONFH组MSCs细胞内的H3K27me3蛋白含量明显降低，接近于对照组水平。三组图像由Image Pro Plus 6.0图像分析软件测定阳性反应物的平均光密度，ONFH组平均光密度为（0.43±0.04），GSK126组为（0.29±0.04），对照组为（0.24±0.03）。结果表明激素性骨坏死组MSCs细胞内H3K27me3蛋白含量明显增多，GSK126能显著抑制其表达。
可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满怀激动的心情，却抓个白条。回到家，老吕看我郁郁寡欢，问怎么回事。我告诉他缝纫机的事。老吕倒挺乐观，安慰我说没抓到就算了，咱们不是一直就没有缝纫机吗？不是日子也过来了了吗？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里才平静一些，但好长时间，失落感都难以消失，茶饭不香。就这样过了有大半年，记得是离春节不远了，有一天，老吕兴冲冲地跑回家，说是朋友老刘从陕西缝纫机厂弄了一张缝纫机票，说话间从口袋里掏出缝纫机票，高高举起。我高兴得双脚直跳，连话也不会说了，只是连连说谢谢老刘、谢谢老刘。
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国际第二位，但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桎梏。而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旅游经济三要素方面，城乡之间存在着旅游资源以及旅游硬件设施、旅游软件配置方面的差异，具有较强互补性。
那时候邻居之间来往频繁，用别人家的缝纫机，人家也不会说什么，总是提供方便，但我自己心里过意不去，不能老去麻烦别人。随着操作缝纫机的技术越来越熟练，买一台缝纫机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上世纪70年代，依旧是物资紧缺的岁月，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像缝纫机、自行车之类大件，手里没有票证你连想都不要想。各类票证都是发给单位，极其紧缺。像我们工厂，缝纫机票证一个车间一年也不一定轮上一张。然而好运气还是有的。1975年的一天，厂工会给我们车间一下子发了三张缝纫机票，大家商定采取抓阉的办法分配。
星期天，我俩到厂里借了一辆架子车，从解放路民生商场“请”回了朝思暮想的缝纫机，记得花了140多块钱。当时，缝纫机拉回家是要自己安装的。不过这可难不住我，毕竟我是机械厂的。回到家，打开各种包装，按照说明书，把机架、台板、机头按顺序安装起来，没用太多时间就大功告成。我迫不及待上机练习起来，当听到机子发出嗒嗒嗒欢快的声音时，当时的兴奋真是难以言表。
有了缝纫机，我的缝纫技术也如虎添翼。1978年春天，单位派我到上海学习新技术，趁着这难得的机会，我到上海第一百货大楼帮同事买了不少衣服、鞋帽，为我家买回了好多衣服纸样，就用这些纸样，我给全家人做了不少新潮的衣裳。自从有了缝纫机，每年春节前就是我最忙碌的时候，要提前买布料，然后放纸样剪裁，一件件新衣服，都要赶在除夕前完成，保证全家人大年初一穿上新衣。由于我做的衣服样式新潮，邻居们也纷纷上门让我帮忙裁衣服。一时间，我几乎就成了专业裁缝师傅。
倏忽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经过多次搬家，原先的旧家具早已淘汰一空，但是不论生活如何变化，那台为我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缝纫机总是跟随着我，它像一匹忠心耿耿的老马，虽然早已闲了下来，不能再为主人做什么事情，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把它当废品处理掉。有时闲暇下来看着它，历历往事便会像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掠过，它的存在，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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