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重视改造世界规律的研究——纪念《实践论》发表七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十周年论文,规律论文,重视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十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学说和矛盾理论这三者融合为一体，产生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尔后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认识论和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
一、《实践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最基本的思想理论问题。在建党、建军初期，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的影响，重视理论，轻视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包治百病的教条，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知照搬国际经验。党内另一部分同志，虽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但不重视理论，犯有经验主义错误，成为教条主义者的附庸。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都不能正确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在《实践论》里，毛泽东抓住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活动的基本矛盾，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系统地阐述了实践的形式、实践在认识过程中地位和作用、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运动的根本规律、知和行的具体历史的统一、党内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等理论问题，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引起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列宁提出实践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再回到实践是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但他没有展开论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哲学家们虽然重视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但他们在阐述认识论时只是详细地论述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过程，没有突出认识与实践这一认识运动的基本矛盾，不讲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毛泽东则不同，他不仅突出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阐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而且还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一半，更重要的是拿了对于客观规律的这种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1-1]。毛泽东的这些话既是针对教条主义讲的，因为教条主义轻视实践；也是针对包括苏联哲学教科书在内的以往哲学讲的，因为历来讲认识论只讲到理性认识为止，讲到求得真理为止。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深刻的，突破了苏联教科书的认识论框架。《实践论》对认识论的这样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在人类哲学史上尚属首次。
二、重点应转向改造世界规律的研究
毛泽东在《实践论》里关于由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能动飞跃比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更重要的论点，是同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名言相一致的。在《实践论》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这一点。1938年，他在读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时再一次地指出，认识的过程不只是“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过程，“还有由思维到物质”的过程。李达在分析认识过程时说：“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毛泽东在旁批写道：“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2] 在1963年，毛泽东又一次指出：由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比起由实践到认识的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3] 毛泽东反复指出认识过程中由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比由实践到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更重要、意义更伟大是很有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
但对如何进行这一飞跃，理性认识如何转化为实践，精神如何变为物质，毛泽东没有更多的哲学阐释。这是毛泽东遗留给后人的历史性的哲学课题之一。不过，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在怎样改造世界方面为我们留下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资料。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时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1-2] 如何绘制中国革命的图样，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图样，最重要的经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为改造中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讲的就是怎么做的问题。“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表现于行动过程的归宿”[4-1]。“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出了错误，革命就会失败[4-2]。毛泽东有关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总路线总政策和具体路线具体政策的论述，有关政策和策略的论述，有关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都是改造世界经验的总结，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根据毛泽东的《实践论》，我国的哲学家们在讲认识的辩证过程时强调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比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更重要，这是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不同的。但囿于传统体系的影响，我国的哲学家们对如何进行第二次飞跃，对怎样改造世界的规律鲜有论述。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开始把“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列为“认识辩证过程”章中的一节，阐述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飞跃的条件和途径，有的还阐述了实践观念（实践理性）。但仍然仅从认识论视角来讲由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而没有从改造世界的视角来阐述改造世界的复杂过程和规律。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主要是研究世界是什么，人们怎么去认识，求得真理。经历了前人两千多年的研究，今天我们对感觉的产生、感性认识的形式、理性认识的形式、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理论思维方法等都比较清楚。相比之下，我们对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的研究则比较笼统。而实践不仅仅是涉及认识问题，而且包含人的价值要求、审美要求，体现了人的意志、情感品质，是真善美的统一。实践过程包含对实践的主体——人的组织和培训、实践手段和原材料的供给、实践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实践过程的监控和实践结果的评估等。在这复杂的过程中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方面出了问题，实践就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在七十年前就指出，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比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更重要、意义更伟大。遗憾的是哲学家们对怎样改变世界，如何进行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研究得很少。现在很多人在讲哲学研究的转向：语言学转向、价值学转向、生存论转向、文化学转化等。我以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上述问题都是需要加以研究的新领域，但它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应是怎样改造世界的问题，主要包括对象世界应是什么、怎么做和怎样评估做的结果。
三、世界应是什么，实践的观念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认识世界的本质，即理解绝对观念，哲学不提出世界应该是怎样的问题，认为哲学不过只是对现实的反思，永远落后于现实。但他天才地认识到，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化主观为客观的对象性活动。黑格尔在论到观念的对象化时提出了理论的观念与实践的观念的区分，他把实践看作是绝对观念外化为客观世界的一个环节，实践活动消除了理念与对象两者的片面性而达到了统一。黑格尔这些思想是深刻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当然不可能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实践，至于理论的理念如何转化为实践的理念，理念如何对象化为现实，黑格尔并没有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同，它的任务不仅在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在如何改造世界。
由认识第一阶段得到的理性认识，反映了认识对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它具有普遍的、一般的、因而是抽象的特点。这样的理论观念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但它不能直接对个别的、具体的实践发生作用，为了发生作用，需要使之具体化为指导实践的观念，即形成改造对象的图样（即通常说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设计的方案、蓝图、模型）。因而，“实践、认识、实践”公式可分解为“实践、理论的观念—实践的观念、实践”。在“实践、认识、实践”公式中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从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理论的观念）向改造客观世界图样（实践的观念）转化的过程。理论的观念根据抽象程度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层次，从大的方面讲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区分。实践的观念根据具体的不同程度也有不同的层次，如党的一般纲领、总的路线、总的设计、总的图样；具体纲领、具体路线、分图样；行动的政策、策略和实施的具体方案等。对理论的观念如何向实践的观念转化问题，我国现行的论著和教材一般有所阐述。普遍都讲到：第一，理论要正确，反映了客观对象的规律；第二，理论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化，要符合实践对象的情况和规律，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符合外在的尺度；第三，要正确反映实践主体的状况和满足实践主体的要求，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按照主体的自己的内在尺度；第四，实践的观念要做到客观规律和主观要求的统一，亦即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的统一，真的观念、善的观念、美的观念三者的统一。
在实际的探索性的创新实践活动中，尤其是在改造社会的创新实践活动中，理论观念与实践观念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地说，不是先形成了完善的理论观念，再形成完善的实践观念，然后再去实践，而是两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得到完善。
实践观念如何形成？还需要具体深入研究。有的学者把人的认识形式一分为三：描述性认识、评价性认识和规范性认识；把实践观念看成是“规范性认识”的成果[5]。有的研究者认为，反映是从实践到认识的中介，“设计”则是由认识到实践的中介，强调“设计”在实践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主张把“设计”上升为一个哲学范畴，不赞成用“规范性认识”、“实践理性”、“实践观念”作为由认识转化为实践的中介[6]。笔者以为，实践观念的形成过程依然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过程，既有对实践对象的认识，又有对实践主体自身的认识，是理性认识的继续。但是，实践观念的形成过程与理论观念形成过程不同，甚至相反。它不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的过程，而是一个由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它的目的不是求得认识对象的一般规律，而是为了形成改造对象的蓝图、方案。实践观念已不仅体现对规律的理性认识，更主要的体现了人的多方的主观需要和目的。理论观念形成过程自然有思维的创造活动，但它的本质是思维对认识对象的能动的反映，发现和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实践观念的形成过程固然仍有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过程，仍离不开逻辑思维的科学抽象，但它主要是根据客观规律（外在的尺度）与主观要求（内在的尺度）统一的原则创造出现实世界中未存在的理想的模型、蓝图和制定改造对象的计划、方案。因此，实践观念的形成过程虽然仍包含能动的反映，但它的本质已不是能动的反映，而是为了满足主体需要的观念上的能动的创新，形成新的理想客体、新的观念模型和改造计划、方案。
在改造世界过程中，“设计”活动带有普遍性。《人工科学》的作者西蒙说：“工程师并不是唯一的专业设计师。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期）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7-1] 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又说：“人工科学”，“不关心事物是怎样的，而关心事物可以成为怎样，简而言之，关心的是设计。”[7-2] 西蒙所说的人工科学是指在综合工程科学和应用技术基础上的创造人工物的一般方法论的新学科。改造社会也是一种工程，改造社会的活动家、政治家提出的改造社会的方案就是一种设计。如果说，通常意义上的认识活动（即由实践到认识的认识活动）的本质是能动反映，目的是为了认识对象的本质和规律，那么，由理论观念到实践观念的认识活动，它的本质则是能动的创新，目的是为了创造出既符合客观规律，又能满足人的价值、审美等多方面主观需要的观念模型。创新虽然也贯串在理论观念的形成过程，但它更突出地体现在实践观念的形成过程和实践观念转化为客观实在的实践过程。
实践的观念要体现人的主观需要，而人的主观需要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观念要反映实践者有关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社会需求。因此，实践观念所反映和体现的规律，不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由理性认识所得的事物发展固有的规律，而且还有价值方面的善的规律和审美方面的美的规律。人的价值需求要符合善的规律，人的审美情趣要符合美的规律。这就要求实践观念的构建者、设计者需要有伦理学和美学的理论知识，需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理想的实践观念要做到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理论的观念主要是回答对象“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实践的观念主要解决对象“应是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因此，实践的观念内容包含两部分：一是实践对象的蓝图、模型，实践的目标，即“应是什么”；二是实践的条件、实践的方式、实践的步骤、实践的进度和实践活动的组织管理等，即“怎么做”。现在许多论著较多注意“应是什么”，而忽视了“怎么做”的内容。“应是什么”和“怎么做”，两者有着内的联系。“怎么做”自然是由“应是什么”来决定的，按照“应是什么”来做。不过，“怎么做”的问题反过来也影响到“应是什么”。在构建理想蓝图“应是什么”时，必须要考虑到是否有条件实现、以什么方式实现等“怎么做”的问题，否则理想蓝图很可能是脱离实际的，是空想。在实践方式的选择上，既要考虑到的客观的可能，又要考虑到符合人性，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效益。
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在特定的条件下是确定的，然而人的主观需要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可以有多种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同一实践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改造方案。对客观对象的真理性认识在确定的条件下只有一个，但对客观对象的改造蓝图、方案可以有多个，也需要有多个，以便加以比较，从中选择最优的。理论的观念，真理，是一元的；实践的观念，改造世界的蓝图、方案，是多元的。
实践观念的正确是实践成功的前提，错误的实践观念必然导致实践的失败。为了保证改造蓝图、方案的正确，为了选择最佳的改造蓝图、方案，人们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成功与失败的实践后总结出一条经验：对蓝图、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和典型的试验，以避免因方案、蓝图的错误而带来的不必要的重大损失。随着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虚拟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借助于虚拟技术进行虚拟的实践，模拟试验（包括军事演习、太空飞行、热核试验等），验证设计方案，提高设计的质量和速度。在改造社会的实践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典型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由点到面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将实践的观念付之行动，还需要实践者的决断，需要实践者的意志和决心。在当代，大工程，非少数个人所能决定，需要集体做出决断。任何新的实践观念尽管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听证会的听证、设计监理机构的审定、典型的试验，但它毕竟还是观念的、纸上的东西，而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多变的，总会有未被认识的、难以意料的情况。作为领导者在决断时不仅要情况明，而且需要胆识、意志和决心，要善于抓住时机。
四、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组织、实施和监控
观念、精神只有为实践着的人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实践的观念确定后，第一步，就要将它交给实践者，为实践者所掌握。实践者的素质不同，对实践观念的理解和把握也不同，实际的贯彻执行也有差别。在实践的观念对象化为外界客观实在过程中，实践者的素质至关重要。在相同的条件下，由于实践者的素质不同，实践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异。理想的制度设计，若没有相应素质的人，仍然不可能实行，不可能转化为真正现实的制度。实践的结果，对象化的存在，是实践者的本质和力量的体现。实践者（尤其是领导者）的素质决定着实践结果的质量。这就要求对实践者、尤其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所谓“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其道理就在于此。
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需要有物质技术装备，需要有原材料，需要有实践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在设计、规划实践的蓝图、方案时，对所需要的上述物质条件都应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保证物质技术装备和原材料的供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组织工程。这是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过程，情况复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为保证质量，需要对实践过程加以控制、反馈和监督，并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对原有的蓝图、方案、进度进行修正。
五、实践的评估，实践的合理性
实践过程的最后是对实践的结果进行验收与评估。
实践是有目的活动。验收的标准是实践开始时预定的目标。据此，有的学者提出，实践目的是衡量实践结果的标准，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准确。就最终衡量实践的结果而言，实践目的就不是标准。因为实践目的本身是主观的，它是否正确、合理仍需要由实践来检验。除了按照实践目的进行验收外，还要对实践结果按其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与验收的标准则有所不同。评估的标准应是实践结果产生的实际成效。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实践结果达到了预定的目标，符合设计要求，但实际的效果并不好，这是因为预定的目标不正确、不合理，或设计本身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实践效果有眼前的、局部的、直接显现的与长期的、整体的、间接隐秘的区分。有些实践的效果，从眼前的、局部的和直接的结果看，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是积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全局看、长远看和从本质上看，它是消极的、甚至是失败的。在评价实践效果时，一定要努力做到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对实践效果的评价涉及实践本身的两重性、合理性的问题。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实践的革命意义时，也指出实践同一切事物一样，自身具有两重性，在具有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主要是讲实践的积极、能动、革命的批判作用，很少讲实践自身的消极作用。近半个世纪来，随着人口爆炸、生态恶化、环境破坏、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全球性疾病、两极分化、核威胁等问题的凸现，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科学技术革命的负面效应与正面的积极作用同样明显，困扰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实践的负面效应十分尖锐地摆在人类面前。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哲学家们对实践的负效应、实践的合理性、发展的代价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不足的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吸取这方面的成果不夠。
对产生实践负效应原因的分析，多数文章和论著偏重于实践主体的局限性。实践是人的本质和力量的对象化的活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因此，作为实践的成果自然不可能是完满无缺的，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有违初衷。实践的负效应，是人的本质和力量缺陷的反映，是人的异化的一种形式。笔者以为，实践的负效应更深的原因在于实践本身，在于人与世界的矛盾。客观世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化了的世界并不因它是实践的产物，打上了人的意志印记，就改变了自己固有的规律，它依然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客观对象是复杂的，它的性质、功能改变的显现和暴露有一过程，有的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因而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过程。这是人的实践产物发生异化，反过来束缚人、反对人的客观原因。
人是自然的产物，是它的一部分。但人又是万物之灵，人不只消极地适应世界。人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去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创造人为的新世界。人的实践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现存世界的改造，因而都是对现存世界的秩序和平衡的打破，实践活动本身是一种破坏性的活动。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崇尚天然，反对人为；主张无为，反对有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主张极端自然主义、反知主义，这固然不可取。但他看到了人的有为、实践活动必然会带来负效应，这不能不说是哲人的洞见。今天，工业文明的发展所造成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人的活动，地球上的物种在加速灭绝。为了保护、优化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生态伦理、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已由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人类的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应包括人类生存的环境、人化了的自然的发展。
实践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活动，人们对因认识和实践的错误、违背客观规律而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普遍注意到了，但很少考虑成功的实践和满足了需要的积极的成果是否潜藏着负面的效应。人们对有利必有弊的辩证法缺乏认识。强调实践的两重性，目的是要对实践有一个全面的辩证的认识，不能只讲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作用，还要讲实践必然会带来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在创新、设计、规划“实践的理念”时要问一问，新的实践及成果会带来怎样的负面结果，要尽可能地考虑到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如何应对负面效应，尽可能地减低负面影响。在实践过程结束后，要继续全面注意实践结果带来的正负效应。
实践活动本身既是一种革命的创新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破坏性的活动。在实践的两重性中，一般说来，正确的实践，积极方面应是主导的，消极方面是次要的，但积极方面中潜伏着消极因素，消极方面中隐藏着积极因素，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们始终是乐观主义者，人类面临的困境、危机，是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也一定能为人类的实践所解决，悲观论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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