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市场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8)06-111-118
20余年前吴于廑先生撰文，提出了地理大发现形成了世界市场的学术论点，并把这一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他指出：“公元十六世纪前后，由闭塞的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转向商业和航海业空前高涨，并由此开辟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行程”。“由此突破农耕世界的闭塞，逐渐把整个世界联结起来，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涌现创造了前提。”[1](P1)在1992年出版的《世界史》总序中，吴于廑先生又说，“15、16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哥伦布打开大西洋的航线之后，“世界的范围空前扩大了。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闭关自守状态越来越彻底的被打破、世界也变得更为紧缩了，由分散的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初见其全貌的整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到这时达到空前未有的广度。”[2](P22、P23)吴先生的文章促使国内世界史学者从市场角度来重新思考世界近代史的开端问题。
近30年来，随着吴于廑先生文章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被介绍到国内，国内学界对于世界市场的重要性已有认识。但是，世界市场形成的标准是什么，是否地理大发现就已确立了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市场是否经过一个过程才最终建立，这些学术问题却一直没有讨论。我以为，对于世界市场形成，既要充分估计地理大发现所起的作用，但也要看到，各地区间联系的建立既不是地理大发现所开始，也不是这一事件所完成。正如马克·布洛克所提醒的，对于封闭经济的论断不可轻信。世界各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早有联系。
世界市场的概念有一定的历史规定性。世界市场作为一种场，它活动的广度和它的密度是两个基本维度，即世界市场包含了市场辐域的发展和贸易深度的发展这两个维度上的特点。对世界市场的考察，一是要看世界各地是否建立了普遍的经济交往联系，二是要看各地区之间对对方的产品是否存在有较高的依存度。从历史上来看，市场的这两个维度在其发展中往往不是同步的。例如，在一个时期，某些地区之间市场的贸易发展的规模可能已经很大，并且贸易在某个地区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已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在此时，很可能另一些地区之间的联系尚处于松散的初期阶段，偶尔有商旅或商船队来往，货物流通量也不大。世界市场的诸指标不可能一下子都具备。世界市场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渐形成和完善。这个过程包括世界上大的地区之间早期联系的建立到地理大发现，以及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完成、新的交通运输工具如汽船和货车用于运输为止。在这个时期，经过了海上探险和殖民掠夺阶段，不等价的掠夺和奢侈品的长途贸易。到18世纪及以后，建立了原材料输出和制造业产品输入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依存关系。
以下就世界市场形成过程最重要的阶段作一勾勒。
一、地中海市场的形成
欧洲旧大陆先是形成了地中海市场和北海及波罗的海市场，然后这两个市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欧洲市场。
到第四次十字军结束时，威尼斯已在东地中海地区拥有一系列海上基地和商号。[3](P16)热那亚海关1140年的记录提到，有亚历山大里亚和安蒂奥克的棉花进口。[4](P28、P29)从12世纪中叶开始，北意大利的产品大规模出口。12世纪最后25年，意大利的棉织品以数百大包即数千件的规模通过马赛港、拿波利港、蒙彼利埃港和巴塞罗那港进入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市场。大商人坎内托家族将伦巴底的棉纺织品批发出口到西班牙、撒丁、科西嘉、马赛和北非。罗兰多·迪·坎内托将粗斜纹布出口到科西嘉、撒丁、马赛和加泰罗尼亚。兰加斯科商号在13世纪最初6年将总价值为1200里尔的粗斜纹布出口到西西里、加泰罗尼亚和蒙彼利埃。[4](P65)到了12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棉纺织业的产品已和国际商业联系起来。到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初期，意大利在卡法、塔纳、特拉布松建立的殖民地积极进行棉布的商贸，有一部分向俄国和中亚再出口。[4](P87-88)1299年，巴尔迪家族从那不勒斯运送大批粮食到塞浦路斯。1298年，佩卢齐家族也参加了对塞浦路斯岛的贸易活动。从塞浦路斯岛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生丝、埃及羊毛、用金线制成的贵重丝织品、宝石、珍珠、珊瑚、松鼠皮、玻璃器皿、染料、纸张、糖、枣子和生姜，其中大部分运往意大利。[5](P374)13世纪末，意大利人在埃及、整个利凡特、黑海沿岸维持着商站。欧洲大陆中西部各市集是欧洲市场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市集在意大利有比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处。在德意志有科隆、爱尔福特、布伦斯威克、莱比锡、汉堡、马德堡、雷根斯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佛兰德尔和低地国家最重要的市集有圣奥麦、布鲁日、库尔特雷、里尔、伊普尔、根特和安特卫普等。法国最重要的市集有卢昂、圣米歇尔山、圣马洛、普卢斯卡特、巴黎、奥尔良、布尔日、内维尔、第戎等。在西班牙，重要市集有麦地那·得·坎匹奥、塞维利亚、法拉多利、萨戈维亚和布尔戈斯等。在英国，斯托尔布里奇和圣埃夫斯的市集最为著名。[6](P188-189)在东地中海，比萨一方面在这个地区大量扩展它的商业活动范围，另一方面，牢牢地掌握着旧有的和北非以及西班牙沿岸的贸易。1113年比萨征服了马略尔卡岛，在突尼斯和布吉亚建立了常设的贸易站。
西西里岛扼守着地中海的各条道路。在巴勒摩、阿马斐、墨西拿、那不勒斯和萨莱浩等港口，常常停泊着来自西部的马赛、加勒斯、布吉亚、修达、米第亚和波那来，来自东部的君士坦丁堡、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港口和亚历山大港的船只。西西里当时成为一个国际贸易的大舞台，它通过墨西拿海峡，同东方进行贸易，通过巴勒摩同东方南方沿海各港口，同非洲和西班牙进行贸易，对这些贸易征收通行税和各种进出口货物税。[6](P20)在它的市场上，西欧人、希腊人、东方基督徒和利凡特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各地教派的穆斯林商人摩肩接踵。在西西里的货栈里，既有来自远东的奢侈品，如珍珠和宝石、印度铁器、稀有染料、香料、中国丝绸、胡椒和香料，也有埃及棉织品、波斯和土耳其地毯，从非洲来的象牙、驼鸟羽毛、狮子皮和豹皮。[6](P19-20)12世纪，热那亚组织商业公司来经营商业。这种商业公司是真正的股份公司，它发售股票、分配利润并分担风险。这种股份公司组织形成，是热那亚对商业史的重要贡献。此外，热那亚人在13世纪中期以后，在黑海沿岸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6](P17-18)佛罗伦萨在1220年便与埃及展开了羊毛贸易，1245年有资料再次记载佛罗伦萨与埃及的羊毛贸易。[5](P371)佛罗伦萨人在13世纪中期以前，便同突尼斯人进行羊毛贸易和全方位的贸易。当时他们取道比萨出海。从1230年起，比萨不仅在突尼斯首都，而且在加贝斯、博纳和特立波利斯都拥有商栈。由比萨驶出的船队定期驶往拉古莱特。佛罗伦萨人也常常参加这些远航，他们先是合股航行，到1280年，佛罗伦萨人开始独立经营。1271年，佛罗伦萨大银行家在突尼斯建立了分行。莫齐家族通过那不勒斯与突尼斯进行葡萄酒、水果和其他商品的贸易。14世纪20年代，佩鲁贾家族在突尼斯建立了企业。14世纪30年代，阿奇阿茹里家族在突尼斯建立了分行。[5](P361-362)13世纪，佛罗伦萨人在小亚美尼亚经营优质呢绒和许多其它商品。在教皇的指令下，阿尔诺银行与这个王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307年，弗兰泽西商行受教皇委托，向塞浦路斯国王提供津贴，此后巴尔迪家族也受此委托。[5](P371)
到1465年前后，佛罗伦萨与埃及之间有了不间断的联系。这一年，马里奥托·斯夸尔恰卢皮被指定为佛罗伦萨驻亚历山大领事。1469年，佛罗伦萨从苏丹凯特拜那取得“特许状”，得到了与威尼斯人同等的优惠权。[5](P372-373)在西班牙，早在1251年，热那亚人就在塞维里亚获得了特权，西班牙的羊毛和皮革于是能够运销到意大利和佛兰德市场。[5](P472)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也先后来到葡萄牙。1385年葡萄牙人在布鲁日建立了一个经商代理处。[5](P474-475)伊比利亚半岛和阿拉贡王国从十字军东征时代起，就展开了国际性的海上贸易。它征服了马略尔卡岛。阿拉贡王国向地中海地区派出了庞大的商业船队和领事，建立了一个地中海的商业殖民强国。阿拉贡在1282年占领西西里，并在1302年取得对西西里岛的统治。1326年到1387年加泰罗尼亚人控制了雅典公国。[5](P484)14世纪初年，加泰罗尼亚商船已经往返于坎迪亚和埃及之间。巴塞罗那同佛罗伦萨、巴勒莫、那不勒斯保持着稳定的商贸关系，还同撒丁岛和马耳他保持着商业关系。[5](P485)
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贡王国从十字军东征时代起，就展开了国际性的海上贸易，它征服了马略卡岛，向地中海地区派出了庞大的商业船队和领事，1282年阿拉贡占领了西西里。1302年取得对西西里岛的统治权。1285年阿拉贡和突尼斯建立了盟约。1309年阿拉贡国王帮助摩洛哥国王从格林那达的摩尔人手中收复了休达。1357年阿拉贡与摩洛哥结盟。1282年加泰罗尼亚人在塞维里亚建立了一个领事馆。1301年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派驻了领事。在1378年至1379年，布鲁日对外商征收人头税的清册中，有加泰罗尼亚人。1438年在布鲁日，支付罚金的还有阿拉贡人和葡萄牙商人。[5](P486-487)这表明西班牙各王国的商人已在布鲁日展开了商业活动。
二、北海和波罗的海市场的形成
在13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的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商人与德意志展开贸易。13世纪初叶，卢卑克和西斯拉夫城镇的商人满足了挪威对谷物和谷物制品的需求。卢卑克和其他西斯拉夫城镇输入的商品有卑尔根的新鲜的、腌制的和干的鳕鱼。于是在西斯拉夫城镇与挪威之间建立了固定的商业联系。[7](P36)卢卑克在1173年和1179年先后与瑞典签订了商约。1251年，这项条约被确认。而瑞典则向德意志诸城市输出铁与钢。
在12世纪和13世纪上半叶，来自根特、伊普尔、圣奥梅尔、布鲁日、达默、阿登堡的商人把佛兰德的呢绒贩运到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甚至易北河以东。他们的船只把受人欢迎的货物运到格得兰，有时船只甚至远到诺夫哥罗德。到13世纪中叶，卢卑克的商人频繁地来往于布鲁日等地。到13世纪，汉萨商人活动的范围东至诺夫哥罗德，北至卑尔根，西至伦敦和布鲁日。形成了一个位于欧洲北部的波罗的海和北海商业区。[7](P38)
到1265年时，汉萨同盟已经形成。汉萨同盟不仅是一个德国的城市同盟，还是一个国际范围的组织。汉萨同盟包括了在布鲁日、伦敦、威斯比和诺夫哥罗德等地的德意志国外商人团体。[5](P205-206)13世纪中期以后，汉萨同盟建立了伦敦(1267年)、布鲁日(1252年)、诺夫哥罗德(1272年)和卑尔根(1278年)四大商站。除布鲁日商站外，每个商站都是原料产品集散地，又是外国人的租借地。[5](P224)到1370年，汉萨同盟逐步地控制了整个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商业。
中世纪后期汉萨同盟的活动，对于北欧国际法的形成和确定商人在法律上受保护地位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欧制订的《哥得兰海洋法》或《威斯比法典》，实质上是一批地中海地区的国际法和海洋法法典，条顿骑士团制定的《条顿骑士海洋法》，北海城市制定的《东方商业航海法》，但泽制定的《但泽海洋法》，卢卑克制定的《卢卑克船舶法》，丹麦、俄国、瑞典、挪威和英格兰制定的《海事法典黑皮书》、《布鲁日紫皮书》、《佛兰德海洋法》和其他法律汇编相互影响，发展起了国际法。这些法律的条款中包含了保护商业及商人财产的原则。[5](P238)
16世纪，由于在农村弃农养羊，改农田去种橄榄树和发展葡萄园，种蔬菜、亚麻、蛇麻草和发展奶制品农场，欧洲大城市的粮食形势变得严峻。16世纪价格革命与大规模贫穷和饥馑出现后，需要有新的粮食来源。加之17世纪初年，不再有来自西西里、非洲和君士坦丁堡的谷物供给，粮食危机更形严重。这时，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供给对欧洲北部一些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16到17世纪时，通过松德海峡运输的粮食有的年份超过100000拉，但通常年运输额在5000拉、10000拉或20000拉。谷物价格在不同年份在西欧、南欧不同国家的差别很大，所以谷物贸易是一种冒险和投机活动。波罗的海提供的谷物数量的不规则也酿成了在一些欧洲大城市，特别是在1557-1559年、1562-1564年、1570-1578年、1586-1587年、1590-1591年、1628-1631年间严重的谷物价格动荡。到17世纪后半叶，人口增长减缓，战争和黑死病使一些国家人口下降，引入新的作物，使西欧和南欧的粮食供应状况得到根本改善，这样就减少了对波罗的海谷物的要求。波兰在16至17世纪初年曾是西欧主要的贸易伙伴，但它最终无法满足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要求，这样，它的位置便为瑞典、俄国、挪威、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所取代。16到17世纪，荷兰和英国的商船队发展起来后，这两国造船需要的主要材料如木材、亚麻、大麻纤维、焦油都是从波罗的海地区输入的。
在16世纪初，波罗的海地区也成为西欧工业产品最重要的市场区。荷兰和英格兰的纺织品能够向这个地区出口，是两国工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16至17世纪，荷兰进口波罗的海的谷物并与波罗的海展开其他贸易，是荷兰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它使得尼德兰能从谷物生产转向发展专门化的奶制品业、酿造业、蔬菜种植业和种植亚麻、烟草等工业作物。它促进了乡村纺织业和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于波罗的海地区为西欧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原材料，这个地区的贸易有很高的利润率，它比欧洲其他地区的贸易利润率要高，只是比早期殖民地贸易稍低。这对它的资本积累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地区贸易中，被剥削的有西欧、特别是荷兰和英国的商业企业的代理人。应当说波罗的海贸易是一种极为致富的资本积累资源。尤其是丹麦人从松德海峡获利甚多。
斯特哥尔摩港1643年来自荷兰各港口的货物总值为522717瑞典元，占进口额的33％。来自卢卑克港的货物进口总值为284519瑞典元，占进口额的17.9％。来自葡萄牙的货物进口额为188433瑞典元，占进口额的11.9％。来自格但斯克港的货物进口额为156721瑞典元，占进口额的9.9％。来自哥德堡的货物进口额为106707瑞典元，占进口额的6.8％。在斯特哥尔摩港的出口贸易额中，出口到荷兰诸港的货物为1040547瑞典元，占出口额的53.3％。出口到卢卑克的货物额为470406瑞典元，占出口额的20.4％。出口到格但斯克和埃尔布隆格的货物额为171984瑞典元，占出口额的8.8％。出口到丹麦的货物额为63450瑞典元，占出口额的3.2％。出口到斯特拉松的货物总额为62114瑞典元，占出口额的3.1％。出口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货物额为61349瑞典元，占出口额的3.1％。[8](P111)1643年斯特哥尔摩港出口到西方的商品中，农产品和畜产品占80％以上，仅出口到瑞典的农畜产品就占出口的58.3％。其中裸麦为38430瑞典元，占出口额的24.5％；面粉，粗碾小麦和麦芽占12.8％，蛇麻子占出口额的8％，盐占出口额的4％。格但斯克出口到斯特哥尔摩的产品中，制造业产品占32％，其中纺织品、针织品和缝纫用品占出口额的24.4％。斯特哥尔摩出口到格但斯克的商品中，金属品如铁棒、紫铜、黄铜、金属板的出口额占出口额的85.3％，其他商品如鱼油、鱼、木材、皮革、毛皮、油脂等的出口额占出口额的14.7％。[8](P114)
16至17世纪，波罗的海的商业贸易的重要性增强了。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工商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波罗的海地区作为它的后方，通过海上贸易源源不断地用粮食和原材料供给这些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经济区。
跨越阿尔卑斯山豁口和穿过欧洲中部的商路则把欧洲南北两个基本点地区市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欧洲大市场。
三、亚洲市场与欧洲市场联系的问题
1497年，葡萄牙国王曼诺埃尔一世派遣瓦斯科·达·伽玛率4艘船出航去印度。达·伽马成功地两次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北驶。于1498年5月20日进入卡利古特港。[9](P54)他带回了大量马拉巴尔胡椒。葡萄牙的第二支船队于1500年夏天再次到达卡利古特。1502年和1508年，葡萄牙舰队两次战胜了阿拉伯人的舰队。于是葡萄牙人把埃及作为印度与欧洲商业往来的中转站，并在1570年占领印度的果阿，建立自己的商站。
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出产调味香料丁香和豆蔻，这些是财富急速增长的欧洲人热衷的奢侈消费品，东南亚生产的檀香木和锡也是欧洲各国欢迎的产品。葡萄牙与亚洲的贸易很有前景。1511年，葡萄牙印度群岛舰队司令阿尔布开克率领一支舰队驶达马六甲，最终成功地占领了马六甲。1514年，在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的商业询问。葡萄牙人当时来中国的目的是要求展开贸易。葡萄牙派出国王的大使托马斯·皮雷斯于1517年与运载胡椒的船队一同到达广东。但一直到1519年末，北京才下令让皮雷斯进京。但葡人马六甲总督菲尔南·安特拉雷的兄弟西蒙·安特拉雷由于在广州进行商贸活动时粗暴无礼，并在中国沿海违法抢劫，遭到中国舰队的包围和攻击，中葡双方关系于是断绝。之后，葡萄牙和中国只维持非官方的商贸关系。以后，葡萄牙人在泉州和宁波获得过居留地，但在16世纪40年代，由于葡萄牙人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和其掠夺行为，被从这两个城市驱逐。1557年葡萄牙人被非正式允许租赁土地和在广州附近的澳门进行贸易。1847年葡萄牙宣布吞并澳门，1889年中国政府在条约中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9](P197-199)
葡萄牙贵族贾迪南德·麦哲伦在1495到1514年间一直为葡萄牙国王服务。他曾和塞克拉一起访问了马六甲。这是葡萄牙人首次访问马六甲。他参与了征服马六甲的活动。1512年又同安东尼奥·达布雷乌到摩鹿加群岛探险。他熟悉东印度群岛。1517年麦哲伦因为失宠于国王伊曼努尔，放弃葡萄牙国籍，来到西班牙。他提议为查理五世占领摩鹿加群岛。1519年，麦哲伦率领5艘船组成的船队沿南美洲向南航行，越过南美洲南端进入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大洋，到达拉德龙群岛，以后到达菲律宾。他已经接近香料群岛和中国。麦哲伦由于卷入菲律宾土著首领之间的战争而在马坦岛的一次战斗中死去。但一艘他的船维多利亚号装载香料和32名幸存者绕过好望角回到西班牙。以后，在1545年，又有鲁伊·洛佩斯·德维拉洛波斯率领舰队从新西班牙(墨西哥)出发，到达摩鹿加群岛，但全部船只被西班牙人击毁或俘获。[9](P192-193)1564年，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派遣由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比率领的另一支舰队来到吕宋群岛，在葡萄牙人控制地区以北建立西班牙的势力范围。1517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把该城作为他们的殖民总部所在地。[9](P194)
西班牙人在占领马尼拉几年后便与福建当局有了交往。1575年，西班牙从墨西哥出发，到菲律宾群岛定居下来，随后，西班牙人首次来到一个中国的港口。[9](P166)马尼拉很快成为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大批中国移民来到马尼拉。中国的大帆船运载中国产品从福州、厦门和泉州来到马尼拉，从这里改装其他船只运出。当时西班牙帝国规定了殖民地只能同母国而不能同外国直接贸易，殖民地之间也不能展开直接贸易。所以，所有西班牙与菲律宾之间的运输都要经过墨西哥。这样，墨西哥就成为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中介。[9](P200)
欧洲到中国的航路开通以后，葡萄牙人16世纪掌握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部分。到17世纪，荷兰人控制了东亚市场。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注册资本达到6600000盾。荷兰人在17世纪前五十年，俘获葡萄牙人船舶300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改名为大印度公司，兼并了所有早先设立的其他公司。在1603至1693年间，它从东印度特别是中国输出的货物值12000万锂。1653年，这家公司获利已达5100万锂。到1693年获利将近1亿锂。中国输入欧洲的商品货运量开始增大。[9](P13)法国东印度公司1691年的贸易中，在东方以32000镑购得的丝绸以97000镑售出。[9](P216)17世纪末，英国公司运到欧洲的东方货物每年价值达到1800万马克。1680年与莫卧儿帝国战争期间，英国商业活动遭受严重损失。随后，“光荣革命”在国内爆发，但是，到1698年里兹维克和约签订之后，英国与东亚的商业恢复很快，远远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荷兰。1660年前后，估计欧洲航行于远东的船只为20000艘，其中荷兰的船只为1600艘，法国的船只有600艘。[10](P15)
但是，从欧洲到东亚的海路漫长，往返一次颇费时日。17世纪由阿姆斯特丹航行至中国，往返需2至3年，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11年到1643年间派出的船只只能往返13次。到了18世纪，来回一个航程仍需一年多。在这条航路上船只吨位亦不大，在17世纪初，来华船舶的吨数平均为300吨，到17世纪末，英国人已使用1100吨的海船。到18世纪，船只吨位提高到1500吨。[10](P133，注4)因此，在17世纪，亚洲市场和世界市场的结合还不是非常紧密。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时期出现。全国性的市场成长起来。但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古代不太发达。到了宋代，海外贸易有较大的发展。与50余国通商，进出口商品达数十种。明代出口商品的生产有所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也较之宋代有所改进。但是，明朝开国之初便实行了海禁。[11](P88-89)明代中国的海外贸易路线主要是对南洋贸易，其次是对日本。对南洋的贸易以越南(安南)、柬埔寨、暹罗为主，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银器、漆器等工艺品；进口商品主要有苏木、胡椒、犀角、象牙，以及铜、汞等矿产。对吕宋的贸易进口有限，该处多以银钱换取中国的出口商品，因此外贸利润很丰厚。输往日本的大多是日用工艺品，如丝绸、棉布、扇、脂粉等。到了明代，中国的海外贸易重心转移到福建。出口商品有丝绸、纱绢、铁、荔枝、矿产和纸。但福建的商品出口额不大。福建的关税收入，万历初年只有2万两，崇祯最高的年份也不过5、6万两。而在南宋朝绍兴十年，仅广州市舶司的税收就达到110万贯。[11](P89-90)到了明清两朝，统治者采取了新的闭关自守政策。[12](P36)
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中心在15世纪是伊斯坦布尔或是布尔萨，到17世纪，经济中心转移到士麦那，18世纪伊斯坦布尔又重新成为土耳其的经济中心。在16至18世纪期间，印度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路线有三条。第一条商路通过波斯湾，它经过巴士拉、然后到巴格达和阿勒颇。伊朗的生丝和印度的棉花成为广阔的奥斯曼地区纺织业的原料。[13](P97-98)第二条商路经过红海。每年大批的奥斯曼人经过这条道路前往麦加朝觐，这时，圣地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印度商人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18世纪初期，麦加“或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集市，因为在这一短暂的时间里来自印度的数百万件商品在这里转手。”[13](P99)除了这两条海上通道外，还有若干陆上通道。到17世纪后半叶，随着伊斯梅尔的兴起，另一条通道开辟了，它经过大不里士、埃里温和埃尔祖鲁姆。奥斯曼和伊朗的战争影响到这些商路的通行，但是它们从未完全中断。[13](P100)土耳其帝国在中世纪后期到18世纪是一个重要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域辽阔的有影响力的国际市场。但是，这个国际市场核心地区的经济活动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具有活力，但水准不高。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贸易体系与政治结构是统一的，但是，在1450到1750年间，它是一个与欧洲相分离的自主的制度，只是奢侈品贸易才把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世界联系在一起。奥斯曼帝国到1750年以后才被扩张的世界体系所吸收。[1４](P34)
在亚洲，唯有印度较早与西方建立了较密切的市场联系。在莫卧尔帝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与亚洲和欧洲各国有着活跃的大量的对外贸易。印度进口的商品有金银锭、生丝、马匹、金属、象牙、珊瑚、琥珀、宝石、丝绒、锦缎、绒面呢、香料、药品、中国的瓷器和非洲的奴隶，而它出口的商品则是各种纺织品、胡椒、靛青、鸦片和其他各种药品、硝石等。莫卧尔帝国在陆上有两条主要出口贸易路线，一条是从拉合尔到喀布尔，另一条是从木尔坦到坎大哈。但这两条路线受限制并且不安全。17世纪俄国客商谢缅·马连基曾到印度来采购靛蓝和布匹等货物运往俄国。海上贸易对莫卧尔帝国最为重要。印度的主要港口是拉合里·班达尔、苏拉特、布罗其、坎八叶、巴塞印、达布尔、果阿、卡利卡特、巴特卡尔、古里和柯枝，以及萨特冈、斯里普尔、吉大港和索那贡等。国家所定的关税不高，在苏拉特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的关税为3.5％，对金钱征收的关税为2％。但任何商人都不得“携带任何数量的白银”出国。[15](P13)在工业革命以前，印度在工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成就实际上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东孟加拉的达卡城因出产细纱布而出名，在印度的广大区域到处有较大的城市和大的贸易与制造业中心，迅速而准确地传达消息和市场价格的组织发展起来了。[16](P367-368)印度的银行体制效率很高，遍布全国。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到殖民主义入侵前，商业和金融业在印度已有相当的发展，市场是开放的、竞争性的，信贷被普遍使用。[14](P393)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前，印度已实现了商业化。维·卢顿指出，在英国统治前的三个世纪里，分布不均但普遍的贸易扩张、资本积累、劳动专业化和生产多样化等等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商业资源……产生出国家得以榨取捐税的商业经济。[17](P294-295)印度建立的金融体系不仅向印度生产者和商人提供了大量资本，而且也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欧洲商人提供了大量资本。[17](P296)
印度的棉纺织品的生产久有传统，曾畅销中东和非洲。17世纪后期英国在印度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后，从东印度各地购买的商品主要是棉布、丝织品、棉纱、生丝。印度布匹出口增长了5到6倍。17世纪70年代，荷兰商人仅在马尔达地区每年就收购5万卢比的布匹。[15](P67-69)英国公司在比贾普尔收购由大约5万名手工业者所织造的优质棉布。[15](P71)这使得印度本地商业资本由独立的活动转入为欧洲人组织的商业服务。18世纪30到50年代，印度大量出口使纺织手工业生产大大发展。大片地区的整个乡村和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居民，以织布为主要职业。英国东印度公司则通过印度包买商收购纺织品。
到了18世纪60到80年代，印度商人被排斥在收购手工业商品的活动范围。东印度公司规定，印度织布工人在未完成公司订货之前，不得为其他人和其他市场工作。印度成为英国所需廉价棉纺织品和原料的生产和供应基地。印度经济已深深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但是，印度在卷入世界市场后，正值英国的工业革命完成和棉纺织业的兴起，英国政府为了给本国资产阶级的商品打开销路，海关采取低关税政策奖励英国对印度的出口，而用高关税阻止印度棉织品和丝织品进入英国。在此同时，把印度变成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从1832到1857年，印度进口英国商品额增长了15倍，在50年代棉纺织品占英国对印度输出品的三分之二。印度手工业者受到英国工业资本的沉重打击。[15](P309、P372-373)
四、大西洋市场的形成
地理大发现以后，大西洋市场在1500年到1800年间逐渐形成。大西洋市场把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阔的正在开发中的美洲联系起来，形成了横跨东西两半球的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市场。
美洲发现后，葡萄牙在南美发展起了大种植园，生产的糖成为输往葡萄牙的大宗商品。1560至1570年，葡萄牙从美洲出口的糖年均为180000阿罗瓦；1638至1642年年平均出口糖360000阿罗瓦；1670年出口糖为2000000阿罗瓦。[14](P60-61)兽皮是葡萄牙从巴西输出的另一种主要的商品，它出口的数量在18世纪前70年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1711至1715年，平均每年出口为31400件；1741至1745年，平均每年出口为122988件；1761至1765年，平均每年出口为262866件。[14](P72-73)
1690年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发现丰富金矿，以后在其他地区也发现金矿，巴西的黄金产量迅速上升。估计1691至1700年间平均年产量为1500公斤。1701至1720年间平均年产量上升为2750公斤。此后20年间平均年产量达到8850公斤。1741年至1760年间平均年产量达到14600公斤，为年产量最高点。此外，1723年以后，宝石矿也在米纳斯吉拉斯发现。根据登记的从巴西向里斯本出口的黄金数量，1669年为725公斤，1710年代初年出口额激增至10000公斤，1712至1755年间平均每年向里斯本出口的黄金达10867公斤。上述数字尚不足巴西黄金全部产量的一半。[18](P184)有学者估计18世纪运往葡萄牙的黄金总额为120000至150000公斤(即8000至10000阿罗瓦)。另一些学者估计的数字则更大，认为在1699至1755年间，巴西有500000公斤黄金输出到葡萄牙。关于葡萄牙王室得到的巴西黄金的数量也有不同的估计。西蒙森教授认为，殖民地向葡萄牙的全部出口额1700年为2400000镑，1710年为2500000镑，1760年时上升为大约4800000镑，主要归因于黄金出口的增加。[19](P31)
英国从活跃的葡萄牙市场受益匪浅。在1700年以前，葡萄牙和葡属巴西对英国的贸易额还不大。在1662至1663年度到1688至1689年度之间，伦敦向葡萄牙的出口额每年不超过156000镑，而葡萄牙输入伦敦的货物为77000镑。但是1700年以后，英国及英属北美殖民地与葡萄牙的商业具有愈来愈大的重要性。[19](P6-8)1706到1710年，英格兰向葡萄牙年出口为652000镑，从葡萄牙进口为240000镑，外贸盈余为413000镑；1736到1740年，英格兰向葡萄牙年出口为1164000镑，从葡萄牙进口为301000镑，外贸盈余为864000镑；1756到1760年，英格兰向葡萄牙年出口为1301000镑，从葡萄牙进口为257000镑，外贸盈余为1044000镑。[19](P16)
查尔斯·达维南特在1707年估计，纽福德兰运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鳕鱼每年总共有130000镑。而1729年6月据一个在里斯本的英格兰商人估计，全年在葡萄牙销售的鳕鱼为50000公担。纽约、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还与葡萄牙之间进行间歇性的小麦、面粉和玉米的贸易。[19](P17-18)从葡萄牙向英格兰输入的商品先是糖，以后糖的进口中止了，葡萄酒成为葡萄牙输往英国的主要商品。1700至1760年间，按5年为一期计算，葡萄酒占输入英国货物的69％至88％。1741年至1744年间，葡萄牙平均每年输入英格兰的葡萄酒为13550吨，占对英贸易总额的90％以上。[19(P18-28)
16世纪60年代初，根据征税额来估算，西班牙向西印度群岛的出口额1年相当于4500000000马勒威迪。在1525年以前，有23000至27000公斤黄金用船运到西班牙。随着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黄金的出口在1550年代达到顶点，登记的黄金出口额一年超过4200公斤。到1530年代初，估计一年的黄金的出口接近23000公斤，1540年代一年黄金的出口达到10500公斤。1560年以后，美洲进入殖民化阶段。西班牙人把兽皮和兽脂，以及糖、靛蓝、洋红、奇异木材、芳香类植物和药用植物输往欧洲。兽皮是西班牙从美洲输出的一种重要的商品。它的出口数量在16世纪要比17世纪多。1561年至1565年平均每年出口27254件；1586到1590年平均每年为128900件，1593到1595年平均每年为91998件。[14](P70-72)
在16世纪20年代，西班牙每年有100艘船装载货物穿越大西洋。到16世纪末，1年有150至200艘船参与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1520年以后，船只数翻了一番，船的平均大小也翻了一番。这样，运载能力增至4倍。布罗代尔估计，在大西洋，所有的海船包括渔船加在一起，载货为600000至700000吨。[14](P78)
从17世纪中期起，美洲的可可开始大量出口。在18世纪60至70年代，可可出口达到高峰。从西班牙所属西印度群岛出口的烟草在1680年代和1690年代迅速增长，1676到1680年平均每年出口到西班牙为367阿罗巴，1681到1685年平均每年出口1289阿罗巴，1686到1690年平均每年为3314.5阿罗巴，1691到1695年平均每年出口2843阿罗巴。[14](P66-67、P91)从1650年代后期起，西班牙输入美洲的铁制品包括犁、铧和锄头的数量迅速增加，输往美洲的纸和蜡也越来越多。
1503到1520年，在安的列斯群岛和加勒比海发现了黄金，吸引了西班牙殖民者前来开采。1521到1544年对墨西哥集中在新格拉纳达的金矿进行了开采，在1521到1537年达到顶峰。最初对墨西哥银矿的开发是位于波托西山的银矿。当时在金银富矿冶炼中使用了用水银与之混合的技术。波托西银矿的生产在16世纪末达到顶峰。[20](P322)墨西哥向西班牙出口的白银，1571到1575年为4600000比索，1581到1585年为19100000比索，在1591至1595年达到23900000比索。从1590年代初开始，当地的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600年银产量为4753129比索，1650年下降到2952562比索，1700年银产量为1319420比索，而到1710年，白银产量降到1570年代初的水平。[20](P329-330)汉密尔顿认为银产量大大高于黄金。汉密尔顿研究了贸易所的簿册后指出，1503到1660年间，有185000公斤的黄金运抵塞维利亚，而有16886000公斤的银运去。在160年间，他计算出运到西班牙的银的总量比金的总量多90倍。即美洲来的黄金相当于从旧大陆得到的总量的五分之一，而进口的银是存在总量的3倍，而单是银就足以引起价格革命。在18世纪最初50年，平均每年有10000公斤黄金通过官方的船运从巴西进入欧洲。1760年代黄金采掘达到其顶点。以后，种植园生产的可可、棉花和咖啡逐渐压倒了黄金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21](P175)
英国与美洲的贸易开始于16世纪中叶，在整个17世纪，殖民地出口的80％是输往英格兰。从1700年到178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中转贸易在英国经济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英国进口商品在原先的殖民地生产的烟草和糖之外，增加了大米、染料、朗姆酒、咖啡和谷物。到1772-1774年，美国殖民地提供了英国进口商品的40％，其中几乎全是农产品。而北美殖民地接受了英国国内出口的40％，其中几乎全是制造业产品。1780年以后，英国跨大西洋贸易出口商品主要是近代制造业产品，其中首先是棉纺织品；而进口商品则有糖和其他食品，其中进口原材料特别是棉花所占的比例大大增长。[22](P95-96)形成了典型的宗主国与依附国的经济关系。
在弗吉尼亚和西印度群岛，烟草的生产在1620到1630年代迅速发展。1633年塔克企业从弗吉尼亚输往英格兰的405000磅烟草中占256700磅。1634年托马斯·斯通输入了大约46000磅烟草，相当于全部输入价值的10％。他的弟弟威廉·汤姆森买下了46000磅烟草。在1634年，莫里斯·汤姆森从弗吉尼亚运出了155000磅烟草。[23](P124)1638和1641年，莫里斯·汤姆森是为首的伦敦烟草进口商。[23](P140)
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海外扩张时期，英国的商人把日益增多的巨额资本预付给海外贸易商和生产者。英国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出口的绝大多数商品是向西属美洲再出口。而由于英国商人无法预先得到支付，他们从1700年前后向伊比利亚市场提供了2至3年的信贷。在所有英国的外贸中，对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发展最快。从18世纪初的情况来看，英国商人预付给北美殖民地的资本，一部分是来自西北欧的流动资本，如荷兰商人对英国公共基金的投资，此外，1680年以后大量迁居伦敦的外国商人从大陆得到同行对他们的贷款支持。而英国的资本市场在1730年代到1770年代中期也乐于借款给殖民地。从1730年代开始，伦敦委托代理人定期向单个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预付10000到20000镑的资金，1740年殖民地欠下格拉斯哥烟草商人1300000镑。
荷兰商人建立的大西洋贸易体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西印度公司对非洲的黄金、象牙、白银和奴隶建立了垄断贸易。鼓励荷兰私人商人和种植园主提供糖产品，并向加勒比群岛提供制造业产品。在西印度群岛扩大粮食生产；由荷兰船只把加勒比群岛的产品特别是糖运到阿姆斯特丹加以精炼。[22](P6)1660年荷兰共和国的66家糖精炼厂提供了占欧洲需求一半的精炼糖。到1750年代，荷兰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荷兰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发展起着主要作用。一份1775年种植园账目抽样表明，平均每个种植园欠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债务为32000盾。这个数目相当于种植园估定价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22](P12)荷兰从西印度群岛进口商品额在1700到1709年平均每年为430万盾，1720到1729年平均每年为560万盾，1760到1769年平均每年为1790万盾，1770到1779年平均每年为2240万盾。1770到1779年荷兰从西印度群岛进口商品额第一次超过从亚洲进口商品额。[22](P19)但荷兰在整个美洲殖民地进出口贸易中不占重要地位。
大西洋市场在17到18世纪发展起来后，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上最重要和最为活跃的市场。它为欧洲的产品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市场，对与欧洲相关国家的制造业起了一种刺激作用。大西洋两岸地区间的贸易是以殖民体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介入这个市场的各方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技术和经济关系，极强的掠夺剥削性和依赖性作为纽带把贸易的双方联系在一起。
五、结论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到此时才最后成熟。世界市场成熟过程中，流通的货物品种发生了变化。地理大发现初期以奢侈品流通为主流的趋势被生活和生产需要的商品如纺织品、矿产品和金属制品等取代，世界各地区之间居民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日益加强。在世界市场发展成熟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和榨取财富的活动也由一个地区扩大到世界范围。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直到19世纪，世界市场虽然在不断地成长，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并未定型。那些参与世界市场建构的国家并没有完全实现其国内市场的统一也是原因之一。到了19世纪初叶，欧美那些现代化先行国家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最终确立，对世界市场的定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