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制度：自由秩序的两条形成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条论文,文化与论文,路径论文,秩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1-0023-05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个人自由被确立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引发和凸显出自由秩序 的问题，即平等、自由的主体之间怎样形成社会秩序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关社会发展与 稳定的重要问题。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给予个人以较为充分的自由，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在主 体自由的条件下形成必要的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制度的功能性后果。从这种 意义上说，现代制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解答自由秩序问题的基本方式(注：对制度在现 代社会中形成自由秩序的功能问题，本人曾作过一些阐释和论述。参见邹吉忠：《论制 度研究的人学维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探寻自由与秩序问题的 制度解答》，《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论现代制度的宽容功能》，《哲学动 态》2000年第7期；《现代制度的自由价值及其实现机制》，《现代哲学》2000年第4期 ；《现代制度与自由秩序的形成》，《北方论丛》2002年第2期。)。在我看来，所谓社 会的现代化，其核心含义和基本标志是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深刻地影响和制约 着技术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对自由与秩序这一难题的解答中，制度的作用虽然带有根本 性和优先性，但也决非万能，而是有其特定的效用边界和功能限度。事实上，对自由与 秩序问题的解答，除了现代制度这一基本思路之外，还存在其他各种补充性思路。探寻 自由与秩序问题的非制度解答，是我们理解自由与秩序问题及其制度解答的一项重要内 容。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在现代制度的架构之下，在分析自由秩序问题的制度解答 基础上，着重考察现代社会达致自由秩序的文化进路。
一、现代社会达致自由秩序的制度思路
在现代人解答自由秩序难题的过程中，现代制度发挥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功能：
第一，面对现代社会中凸显出来的自由秩序问题，现代社会的最大进步就体现在制度 创新之上，即创造出以现代法治为特征的现代制度体系。在这一制度体系下，(1)个体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极为广阔的自由空间，社会获得了强大的动力机制，通过这一机制 ，不仅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持续发展，还为个体充分展示其自由个性、发挥其本质力量 提供了条件；(2)社会保持了较为长久的和平、安定和秩序，步入一个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的轨道，这又反过来为个人自由才能的充分发挥，提供了通畅的路径和有效的条 件。在现代制度下，自由与秩序的张力获得了有效的缓解，达到了动态的张力平衡，并 得以有效地转化成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第二，现代制度之所以能有效解答自由秩序的问题，这是由现代制度的内在本性和基 本特征决定的。
与各种古代制度相比，现代制度最基本的特征，表现在形式化和非人格化上。现代制 度的形式化和非人格化，使它成为(1)自由主体得以互动和交换的通路和规则，对个人 努力构成了有效激励；(2)人们在不确定的现代生活世界中进行交往和互动的预期机制 ；(3)利益、权力、地位上相互冲突的人们获得相互宽容的社会机制；(4)不同个体与群 体之间达成妥协的、分享权利与合作成果的分配机制。
在利益、权力和地位上相互矛盾、对立和冲突的人们，通过现代制度的中介作用，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性；现代制度下的自由，既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成为有效防 止社会秩序僵化的解毒剂。
第三，在现代社会形成自由秩序问题的过程中，制度发挥了文化和强制性权力所无法 起到的作用。
在对付一切社会中都可能遇到的社会秩序问题时，一切古代社会的基本思路，大都是 利用强制性权力与道德性文化，或者对二者兼而并用。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古代社会 的“内圣外王”的观念与模式中。以暴力为基础或后盾的强制性权力，其施用的根据是 道德或道义，权力因而显得耀眼而炫目，道德也成了权力头上堂皇的冠冕，成为世界的 基本“法则”，只要是“道德”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从另一面看，道德包容在惯性化 、习俗化、内在化的各种文化形式中，它不仅对人们具有心理上和行为上无所不在的强 制力量，同时又存在巨大的弹性，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易，使之变成了以意志为 基础的强权得以有效施行的内在机制。借助于自我炫耀的强制权力和人有亲疏的“差序 伦理”(费孝通语)，古代社会获得了必要的和平与秩序。
然而，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由于人的自由和解放，权力从耀眼得炫目的对象，变 成了隐身的、匿名的“眼睛”(福科十分恰当地称之为“权力的眼睛”)，冷静地凝视和 监控着一切(注：参见福科：《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章。)。现代权力所依据的法则，不再是基于共同体成员内 心自愿和道德自律、同时又具有任意性的伦理道德，而是形式化、抽象化、普遍化、客 观化的现代法律制度。所谓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一个重要的面向，是炫耀暴力的权力 向理性的、技术化的监控方式的机制转换，是文化性的道德法则向制度性法律规则的范 式转换。现代制度对自由与秩序问题的解答，使社会走上了以发展为取向的现代道路， 使社会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因此，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着眼点是制度，而社会现代化 的基本标志是制度的现代化。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制度只是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虽然它可能是其中 最关键的一把。对现代社会之门的开启，对自由与秩序之谜的解答，应当还有别的钥匙 ，还需借助于别的钥匙。在制度之外，文化还起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开启现代社会 自由秩序之门，还需要非制度的文化钥匙。这首先是由制度功能的边界决定的。
二、制度功能的边界及其文化补充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制度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人 人在形式上自由(所谓“身份自由”)的社会，一个极力推崇价值的社会。那么，真正自 由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了明 确回答：“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 王国”。在这一王国里，自由个性的表现和人类能力地发展，不再是用以满足物质生活 需要的手段，它已经成了目的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73页。)。当然，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王国的实现必须具备极高的 社会历史条件，创造这些条件，还必须有一个极为漫长的渐进发展过程。由于自由王国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离我们还甚为遥远。不过，人类自诞生之日起 ，就在不断朝向这一目标展开自己，就在似乎是远离这一目标的方式和过程不断接近着 这一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 是每一个人和一切个人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过程。社会的每一进步，都标志着人 的解放，而人的每次解放的成果，都会以制度的形式得到巩固和保存。推动人类解放的 制度，就是主体的自由度不断增加的制度。这就是说，通过制度地创新，获得自由的人 数将不断增加，一个人所获得的自由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广阔，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性和 自由度将不断扩展。与此同时，人们之间越是相互独立，就越是需要制度化地相互依存 。譬如，奴隶制是社会中的极少数——奴隶主绝对自由的制度，少数个人有绝对自由， 多数个人绝对地无自由；封建制度是封建主及小农获得程度不等的自由的制度，这是一 种等级自由的制度，各人按其所属等级身份享有自由即特权；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切人都 在形式上获得自由的制度，但在实质上只有资产阶级才是自由的，那是一种“资本的自 由”(马克思语)；只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和一切的人，才获得了实质性的自 由——社会才真正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可见，制度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
然而，制度并不是自由的充分条件。因为，除制度之外，每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 由，还必须以特定的生产力发展和文化进步为条件。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看成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观点。因为，只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 首次出现使一切个人和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的制度条件，就是说，只是在这种制度之下 ，自由才成为一切个人和每一个人的权利，虽然这种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这种权利 也还程度不同地具有抽象的性质。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制度下，人天生地被分为 三六九等，上等的是“人”，有无限的自由，下等的猪狗不如，没有自由，当受奴役， 或者纯粹是自由的工具。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因此， 获得自由的并不是所有的个人，最多是资本家，实质上是资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46卷(下)，第159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个人自由 ，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在实质上却是异化，即物(即资本)的自由和人的不自由。通过被 资产阶级奉为自由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中介转换作用，所有个人和每一个人在形式上 的自由，被置换成了实质上的不自由，成为实质上的“奴役制度”(注：对此，藤尼斯 有十分精辟的揭示。参见藤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119、142页。)。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反自由性质的认识，马克思才得 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人类在20世纪的历史演进情况表明， 资本主义地灭亡和共产主义地胜利，虽然没有象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迅速到来，不过也 尚无任何证据否定马克思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反倒以辩证的方式证明着马克思的真理性 。
其实，许多严肃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已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所蕴涵的形式自由，需要得 到实质性的论证，这就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首要任务(注：参见[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9页。) 。自由不仅应当是形式上的人人自由，而且人人应当在实质上是自由的，寻找人人自由 和一切人自由的实质根据，就成为现代文化的使命。一些严肃的资产阶级学者，试图从 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性质，寻找解答自由与秩序相协调的文化思 路，主要包括宗教思路、道德思路和艺术思路。这虽然与马克思的实践的、革命的、共 产主义思路有着天壤之别，但它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在于：针对现代制度(特别是资本 主义制度)非人格化的形式特征，试图从实质合理性上探寻自由秩序问题的答案，以克 服现代制度非人化的异化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自由秩序问题的文化解答，就是通过 对意志、情感、愿望等人格性因素及其作用地阐释，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无法真正实 现的自由秩序，在精神世界中实现出来，并力图给予异化世界的人们以终极性地关怀。 其实，这对自由秩序问题的现实解决即社会解决，也具有十分重要而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自由秩序的形成：制度之外的文化进路
在人类对付自由秩序难题的过程中，虽然文化和制度都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来看，文化与制度的作用在不同的时代，又大为不同。在古代， 由于人类社会在构成方式上具有“共同体”性质，人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形式是面对面的 交往与互动。在面临自由秩序的难题时，他们所依靠的，主要是文化的手段，他们试图 通过宗教、艺术、道德等方式去调节人际关系，化解各种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与内部冲 突，以增加人际间的凝聚力和亲密感，达致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境界。 与古代的“熟人社会”(即共同体)不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是 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在此，用以调节熟人关系的文化，就不足 以有效调节现代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了，现代制度成了首要地调节手段，从而 使文化成了一种“边缘”的形式。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文化仍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层面。在现代人克服自由与秩序的二难困境时，文化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虽然从趋势上说，人类正经历着一个从共同体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进程，但在 事实上，现代社会不可能完全消除共同体的性质，在现代生活的共同体范围内，文化必 然会起着不容忽视地调节作用。换句话说，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制度为基础和保 障)，主要存在于公共生活领域，但是除了公共生活领域之外，没有人不同时还过着私 人性的生活，没有人不同时还在私人领域中生活，而只要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在面对面 互动的亲密群体中，文化就会成为自由个体实现社会合作的基本纽带。在此，文化既包 含自发性社会心理习惯，如自然习俗、默示习惯、社会心理、社会风气，也包括自觉的 、精致化的、经过理性反思形成的社会意识形式，如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等 。就文化的这两个方面而言，社会心理习惯只有提升到社会意识形式水平，才具有普遍 性和更大范围的适用性；而社会意识形式只有转变成人们个体性的社会心理习惯，才能 以“无为而无不为”的方式(即文化的方式)发挥作用。
在现代化的初期，在现代制度体系的架构过程中，在面对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时 ，人们优先地选择了制度作为问题的解决方式，制度对文化显示出功能上的优先性。这 是因为，现代化意味着意志的自由和人格的自主，意味着人际互动、交换和交往的急剧 增加和扩展，在此，用以调节面对面互动群体的文化，难以有效调整各种复杂多变的社 会关系，而必须借助先于和高于个人权力、意志和威望的规则和制度。对这一情况，人 们常常将它道德地看成是“世风日下”。这是由于，随着道德、宗教和传统的私人化， 在社会生活公共化领域，文化显示出功能上的“失调”现象。私人化、边缘化的道德、 宗教和艺术，无法有效解决社会整合的问题。为此，需要解决社会整合的新出路，这就 是建立新型的、基于制度的社会整合机制，其标志就是法律取代宗教或道德而成为社会 整合的基本方式。
不过，随着制度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到现代化的成熟期和制度化的发达期，文化的作 用会凸显出来，文化的整合功能会不断加强，人们会回过头来发现，制度植根于文化， 若是不发挥文化的作用，制度难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扎下根来，若是不与文化合辙，制 度难以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现代社会学家在选定社会制度作为其研 究主题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宗教、道德、传统、习俗、艺术的社会整合功能 ；这也是在高度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会出现歌颂特殊性、多元性、当下性的后现代主义 思潮的重要原因。其共同的动机，都是从文化上寻找自由秩序问题的非制度解答思路， 这对制度解答具有重要地补充作用。
对于处在急剧变革过程之中的中国来说，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基本面貌正经历着一场前 所未有的转型，即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注：从一定意义上说，计划经济是 自然经济的一个现代变种。)，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由以安居 乐业和“天下太平”为首要取向的封闭型社会，向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取向的开放性社 会的转型，由以首属群体为基础的伦理性社会，向以次属群体为基础的法理型社会的转 型。这一社会变局虽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但它的意义却会比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运 动更为深刻和巨大，其核心是社会制度的大变局。在这一大变局中，我们只有从制度架 构上下工夫，才能达到“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夺也”的效果，才能实现自由与秩序、发 展与稳定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社会目标。
然而，社会的这种变局和跨越，又使社会处在一个快速地告别过去、又难以求得平稳 发展的转型过程之中，恰恰是在这一断裂和变动时期，社会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 平、稳定和秩序，因为和平、稳定、秩序是实现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这种断裂和变动，就象难以逃避的命运一样，将所有的个人都抛进一个不确定的焦虑 境况之中，个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体验、但又难以体验到“本体性的安全感”。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高扬文化的作用，重建文化的传统，以使个人立身于一个深厚的文化传 统中，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做到临危不乱、临变不惊，并以平常的心态面对世界的 变局。只有通过文化的建设，才能使社会在变动的过程中获得必要的稳定，使个人能够 在面临危机、变动和世界的不确定性时，获得必要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用法国年鉴学派 大师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每当一个社会即将出现裂缝和沟壑时，无所不在的文化便加 以填补，或至少予以掩盖，最终使我们整天忙于自己的工作。”(注：[法]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3年版，第614页。)
总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自由与秩序的二难困境，我们在重视制度优先性的 同时，还必须重视文化建设，以便使我们不仅在外在的社会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实现进步 和飞跃，不仅使人们获得生存所需的信任和“本体性的安全感”，而且促进我们在内在 精神方面形成自由的秩序(即舍勒所谓“心之秩序”)，并在关注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建 立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上、与中国社会现实相和谐的现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