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践不能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科学的思想学说，科学的理论思维有其自身的理论源头和历史继承性。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其本身内在地蕴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就决定了寻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源头，不能不成为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晚年马克思的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思考
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考，就是他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天才设想，这是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结果。从总体上讲，马克思的这一研究，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天才设想的过程。所以，我们只有深入地研究这一过程，才有可能真正地认清晚年马克思新思考的实质及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启示。
（一）初步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指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所写的一组有关东方社会的著名论文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这个问题讨论的通信，主要取得如下成果：
首先，东方社会横向结构上的僵化必然导致其纵向发展上的停滞。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横向僵化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第一，土地公有。马克思在读了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后，在1853年6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这里的“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是指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在东方各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土地公有制。第二，社会“细胞”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农村公社。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第三，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政府。整个社会表现为许许多多模样相同而又互不相关的原子，这就迫使它们不得不把在广阔而又干旱的土地上举办大型水利工程的公共事物的权利转让给中央集权政府，并使自己成为专制迷信的驯服工具。正是由于东方社会横向结构上的这种落后僵化以及由之形成的孤立状态，决定了其纵向发展上的停滞不前。因为只有当社会处于横向结构的不断运动中，社会纵向发展才有可能。
应当承认，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的探索，受资产阶级学者传统观点的影响，把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纵向发展上的停滞性绝对化，这与事实是有差距的。为此，晚年马克思修正了自己的这一观点，说明了东方社会在其漫长的岁月中早就有了缓慢的变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东方社会确实有停滞性，但不能绝对化。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冲击，承担着“破坏性”（瓦解原有的僵化社会结构）和“建设性”（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仅仅只是而且也只能是因素）的“双重使命”。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把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开拓造成的一幅悲惨图景。那么，应当如何对之评价呢？马克思首先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入侵的种种罪恶。同时，马克思又告诫人们，感情不能代替理智，他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出发，认为这一侵略破坏了东方社会落后国家传统僵化的社会结构，因而它“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7页。 ）“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8页。）
马克思具体地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入侵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内涵，这就是承担了“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70页。）在马克思看来，它们的关系又是辩证的，只有以“破坏性的使命”为前提条件，才有可能开始“建设性的使命”；反之，只有完成“建设性的使命”，才能最终真正完成“破坏性的使命”。这就是用“坚船利炮”开路，打开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大门，紧接着用先进的生产力、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廉价的商品，消除东方落后国家的仇外心理，瓦解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客观上促进了其资本主义因素一定程度的发展。
再次，东方落后国家的出路在于资本主义化，但这只是为之获取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基础的过渡。
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高度，认为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开创的，历史中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相对而言，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农村公社，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据此，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侵略，对加速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创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未来的前景是比它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但马克思又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入侵所起客观进步作用的历史限度，正如“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资本主义在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所进行的“建设性使命”，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为人民所有。只有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真正解东方落后国家于倒悬之中。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张的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只是其落后国家获取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过渡阶段，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这一根本区别，预示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新思考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晚年马克思在对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作人类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新思考，而这一新思考的结果就是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天才设想。
史实表明，从1877年到1882年，马克思曾三次较为集中地谈论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设想，而对这一设想的三次集中论述都与民粹派有直接的联系。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出的最初设想是：“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1881年3月8日， 马克思在《致维·伊·查苏里奇的信》中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明确表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以上引述的资料，历时五年，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即俄国公社能否成为跨越资本主义的新起点？或者说，俄国社会能否避免走西欧发展道路，直接由村社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生前公之于世的回答只有一个，即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作的序言中的那段表述。其思想十分明确。很显然，这就是西方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战略高度，马克思才倾向于俄国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作的一切判断、提示和构想，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
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命运问题的思考，与其说得到了这样一个新的设想，不如说确立了探讨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论原则，更具有方法论意义。这就是：第一，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并非注定要走一条道路；第二，不同民族、不同社会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三，《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是对西欧社会“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运动的历史概述，而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用到农村公社中来，使得这种古代类型的公有制直接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或现实的起点。然而，问题的迫切性在于作为支点的俄国农村公社正面临着瓦解。自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以来，正是国家使公社处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而且，正是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压迫农村公社，也正是国家帮助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资本主义寄生虫发财致富，因此，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粉碎国家对农村公社的这种灾难性影响。其次，必须考虑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手段问题，吸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从而使之能够真正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毫无疑问，这一步骤正是马克思构思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心所在。但也恰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还来不及考虑成熟，尤其在具体如何吸取的论证上，留下了许多空白。
当然，晚年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并未完全实现，后来俄国的历史发展依然走了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成为一个“半亚细亚国家”，但不能由此证明他的这一设想的不正确。因为马克思认为这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公有制社会的发展，是必须有足够的条件为前提的。这就是它必须在形式上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但俄国后来的历史发展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由上可见，晚年马克思的新思考从方法上看，蕴含着三个极有价值和启发的深刻观点：（1）破除“西方中心论”， 打破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西方模式论”，揭示了东方在这个问题上共性制约之下的个性。（2 ）突出了对外交往在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决反对“地域封闭型共产主义”，主张建立“开放性社会主义”。（3）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 但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等不能超越，看到了社会主义与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兼容性以及通过世界市场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必要性。这三个观点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源头。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后退”中的前进
列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沿着晚年马克思新思考的思想轨迹，对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新的探索，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就是这一探索的展开。从总体上讲，列宁的这一新探索是十分曲折的。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远方来信》等论著中，根据对俄国国情的分析，开始认识到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俄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走曲折迂回的道路。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他进一步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其迂回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地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44页。）“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56页。）列宁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对全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并未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对粉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叛乱，是必要的和有其客观依据的，但同时又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国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种局限性反映到理论上，就是过低地估计了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先天不足的困难，没有能够把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科学地分开来，错以为只要对所有制关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可以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列宁的伟大在于他从不囿于自己已经得出的理论认识，而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反思，从1921年春天起，列宁作出了新的选择——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把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合作制”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付给佣金）推销国家的商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等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把商品经济关系引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沟通社会主义大工业与农民经济的联系。
从现象上看，“新经济政策”与在此之前单一的计划经济相比较，是一种“退却”，但从本质上看，这种“退却”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能超越，表明了东方社会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有限度的，它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也不能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完全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更不能纯粹依靠政治力量来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便直接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否则，其社会主义建设必然陷入困境。
1923年1月至3月初，列宁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口授了被人称之为“政治遗嘱”的最后五篇论文和一组信件。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反映了列宁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最后思考所取得的成果。
（一）必须实行“社会主义重心的转移”，由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第一，有计划地利用商品经济、货币关系，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杠杆”，这是由俄国落后的生产力和小生产自然经济所决定的，因为在这一基础上是不可能形成生产资料完全归全社会所有的“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第二，利用市场，严格区分所有权与经营权和使用权，“按商业化原则办企业”，保持企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在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也必须善于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杠杆，并使之与政治热情、行政手段等辩证地结合起来。
第三，建立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体的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为与由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相适应的是“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与由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又极不平衡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多层次经济形式”。
第四，建立一个对外开放的社会体制，以便利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专家、管理技巧等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赶上、超过和战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东方社会落后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最好形式。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受无产阶级国家控制的“一个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的和社会化的东西。”它既优于“私人资本主义”，又优于“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加强大生产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反对落后生产，有利于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而不是相反。
第六，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合作制是东方社会落后国家引导千百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有效途径。这是由俄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亟待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所决定的。
从总体上看，列宁认为东方社会落后国家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相对比较容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则要困难得多；其生产实行国有化容易而实行社会化难，这是由其小生产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所决定的。所以，必须实行“社会主义重心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要任务是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应当讲，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启迪。这是因为：（1）只有迅速地发展生产力， 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生产，才能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2）只有迅速地发展生产力， 才能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而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二）必须实行政治体制建设和文化体制建设的革命，以适应“社会主义的重心转移”的需要。
就政治建设而言，列宁主要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第一，巩固工农联盟；第二，人民直接监督和管理国家，在列宁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人民通过先进的政党监督和管理国家的“间接民主”逐步向人民直接监督和管理国家的“直接民主”发展；第三，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国家机关；第四，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这就是取消派别组织，统一政治行动，关键在于辩证地处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不断健全和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
就思想文化建设而言，大体上也有四个方面的思想：第一，指出了思想文化建设的特殊重要意义。这就是说，俄国是在半封建半文明的基础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它必须补思想文化建设的“课”，只有经过长期的文化革命，才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这种历史顺序上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二，论述了思想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三，揭示了文化建设的特定内涵。它既包括扫除文盲等启蒙方面的工作，又包括提高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任务；既包括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又包括道德文明方面的工作；既包括纯粹精神文明方面的工作，又包括奠定文明的物质基础（如各种文化设施）方面的工作，等等。第四，说明了文化建设不能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
综上所述，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的启迪在于：东方社会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迂回的。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层面——经济建设的核心是发展商品经济，政治建设的核心是建立民主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革命，贯彻这三个层面辩证统一的中心线索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布哈林在研究当时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在1922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注：《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3页。）的范畴。在1924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注：《布哈林文选》上册，第195页。）在他看来，俄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和“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
概言之，列宁认为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以及从“夺取俄国”到“管理俄国”的转变，“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687页。）这一“根本改变”在理论逻辑上， 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极其重要的理论源头。
三、毛泽东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初步批判
由于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一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巨大的影响；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缺少自己独立的经验，自然也要照搬这一模式，中国也不例外。但毛泽东从本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觉察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些局限。为此，他对之开始了初步批判：
（一）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命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对矛盾作了唯物辩证的独立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极大启迪的重要思想。
第一，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第二，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点，但只有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才能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第三，内地工业和沿海工业必须辩证地发展。我们只有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才能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第四，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个积极性。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办法。
第五，独立自主并不排斥学习外国和洋为中用，必须看到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二）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两类矛盾的学说。
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第一次正确地说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但斯大林在1938年写作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却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错误地认为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在斯大林晚年，他的这一思想有所变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矛盾，如果政策不对头和调节得不好，甚至会发生冲突。然而，斯大林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的可贵之处，是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反对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1956年12月，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页。 ）以后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学说：
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性质——非对抗性，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以及人民当家作主，使之成为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特点——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但适应是主要的。正是社会基本矛盾这种基本适应情况下局部不适应的非对抗性的矛盾，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决的原则方法——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这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
社会基本矛盾总是要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解决，为他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独立探索真理发展的规律，提出“双百方针”。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失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学术空气极不正常。其实，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还是能划清的。前者是利害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有利还是对资本主义有利；后者则是是非问题，即是真理还是谬误，所以不能混淆两者的界限，更不能用政治问题取代学术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真理只有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以此为方法论指导，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方针。
（四）独立探索“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范畴，肯定这一阶段商品货币经济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思想，进而指出其存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所决定的，因为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存在的主要前提。
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因为商品货币经济存在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如泉涌一般极大丰富，才有可能消灭商品经济。
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以下三个深刻的思想：
第一，制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畴和揭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生产的考察，说明了商品生产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品，只有把商品生产与一定的经济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对之作出真正的科学界定和揭示其本质。当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时，它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说：“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注：转引自《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第二，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进行的，价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价值法则是经济核算的工具；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处于自发的无政府的状态。
第三，说明了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因为不如此，人民生活就不可能富裕。在毛泽东看来，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的重要观点。
（五）独立探索社会主义民主。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误，反映在政治上，一个突出的方面是高度集权，缺乏必要的民主。为此，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下一些重要思想：
第一，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总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二，说明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好办法，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定。
第三，指出了执政党和民主党派辩证关系的实质在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应该放手让民主党派参政和议政，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从总体上讲，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独特贡献是极其巨大的。虽然毛泽东的这一探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许多极其宝贵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坚持到底，甚至出现重大的曲折、反复和失误；但不能否认的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源头，两者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继承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源头，两者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但不能逆向推导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理论中都已有了结论，必须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因为这种连续性、继承性在当代新的社会历史下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思想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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