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基于焦点集团访谈的研究结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目中论文,中国论文,韩国人论文,形象论文,焦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形象”的涵义与研究意义
所谓形象，是“被认识对象在人的大脑中所形成的影像”，①是人们对被认识对象所持有的认知、信念、态度等。形象不同于事物的真实情况，是被简单化了的事实。在形象形成的过程中，那些不符合观察者期待的信息被剔除了。②形象形成的基础是被认识对象本身的特点，但最终形成何种形象还取决于观察者接触到的信息，以及观察者如何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主观判断。“国家形象”同样具有上述特点，而且更加复杂。其形成不仅是个人心理认知的过程，更是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国家形象分为“内部形象”和“外部形象”。“内部形象”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形象判断，“外部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人心目中的综合评价和印象”。③本文所称“中国形象”，指的是中国的“外部形象”，也常被称为“国际形象”。
国家形象对一国之发展意义重大。首先，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其所期望的结果，很多时候是因为其他国家赞同其价值观，愿意以其为模仿对象。④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其他国家民众对某国的认可和喜好程度。而要提升本国的软实力，就要重视国家形象的建设。其次，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国产品打入海外市场的坚强后盾。营销学领域关注“原产地效应”，即产品原产国的国家形象会影响产品的品牌形象，从而影响产品的市场定位以及消费者的购买意愿。⑤正因如此，不少国家以提升本国产品的品牌价值、扩大出口为目标制定了国家品牌建设战略。再次，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吸引外资和外国游客。
近年来，崛起中的中国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也越来越注重国家形象建设。国内学术界有不少关于外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的研究，(6)一些研究中国形象的国外专著也被引进出版。(7)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等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常常在多个国家同时进行。美国多博研究会曾针对美国公众进行过访谈调查。(8)国内学术界直接面向外国人的调查较少，鲜见的几项调查多以在华外国人或特定期刊的读者群等特殊人群为调查对象。(9)这些研究很有意义，但要确切了解中国形象，面向外国普通民众进行直接调查必不可少。本研究力求在这一方面做出贡献。选择韩国作为观察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更敏感。他们受中国的影响更深，对中国的关注度更高，再加上历史上的一些恩怨纠结，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复杂，值得我们关注。韩国在这些方面都很有代表性。另外，中韩经济以及政府间交流发展良好，民间感情却经常出现问题。要想准确把握这些问题的根源，也需要我们对韩国人的中国观进行直接的、系统的调查。
为此，“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课题组针对普通韩国人中的意见领袖进行了FGI(焦点小组访谈)研究，对韩国媒体和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拟对普通韩国人进行1000份问卷调查，同时对活跃在中韩交流各个领域的韩国专家进行深层访谈。课题组力求通过系统调查，勾画出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大致轮廓，并分析其成因。本文是基于FGI研究的分析报告。
研究设计
“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FGI)是一种定性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让受访者就某个(些)特定问题进行讨论。这一研究的优点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较深层次地了解受访者的意见。受访者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启发，将使他们对问题的思考与表述更加丰富。此外，受访者和与自己阶层、经历相似的人就同一问题进行讨论，比较贴近现实生活中的意见交流与意见形成过程。
本研究最关注的人群是生活在韩国首都首尔的普通大学生和白领。他们是韩国社会中较活跃的意见表达者，能够代表社会舆论倾向。同时，他们比较容易暴露在各种信息渠道下，考虑到未来中国在韩国进行国家形象建设，他们是最容易沟通的对象。我们选择了5组人群作为调查对象：20～25岁的男女大学生1组、25～35岁的男女韩国人1组(10)、31～40岁的男女就业者1组、41～50就业者1组、51～55岁的男性就业者1组(12)。在选择受访者时，为确保其意见能够代表普通韩国人，避免个别人过多影响其他人的意见表达，我们排除了以下三种人群：本人或者家庭成员在咨询公司工作的人、大学时以汉语或者中国相关学科为专业的人、有3个月以上中国生活经历的人。为了选择在人群中有意见影响力的受访者，我们通过鉴别问卷事先筛选出了有“意见领袖”性格特征(13)的人。
本次FGI的主持人是韩国咨询公司的社会调查研究员。主持人根据访谈提纲引导受访者对各种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受访者未被告知调查委托方信息，访谈室内无中国人在场。访谈进行时间为2009年10月17日至19日，每场访谈约2小时。访谈会的3天之前，我们请受访者找3～5件能够代表中国的物品或者图片，在访谈日带到访谈会现场。如此，受访者对中国形象事先有所思考，有助于提高访谈会效率，同时可以由此了解受访者身边的中国信息，有助于分析中国形象的成因。访谈会开始后，首先询问受访者“提到中国想到什么？”随后要求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中国人、中国崛起、中韩关系分别进行评价。问题顺序设计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每个问题回答完后，都要求受访者说明信息来源或者判断依据。访谈会结束1周后，我们又通过电话访谈方式进行了追加调查，要求受访者对韩国俗语中一些中国相关词语进行解释。
调查结果
(一)中国第一联想
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提到中国，您最先想到什么？”在还未引导受访者对中国进行系统思考的情况下询问中国第一联想，受访者所回答的内容或者是其内心最深处的中国印象，或者是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中国相关信息。通过这一部分的讨论，我们发现受访者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有以下两个特点：
1.受访者比较熟悉的是中国的文化以及各种社会问题
受访者的第一轮回答集中在5个方面：经济发展特点(廉价、仿名牌产品等)、社会问题(劣质食品、脏乱等)、文化(饮食、武术等)、中国政治体制(“红色共产主义”(13))、大国特征(领土大、人口多等)。在以上5个方面中，5组受访者都首先提到“劣质食品”和“仿造名牌”问题，提到频率最高、内容最丰富的是中国文化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人们对外国的第一联想一般是这个国家的标志性事物，但本调查受访者谈及频率最高的却是中国的文化与社会问题，说明韩国人对中国比较了解(见图1)。
图1 各种中国联想要素被提及频度(14)对比
2.受访者的“中国联想”偏向负面
受访者的“中国联想”中负面联想占48％，中性联想占27％，正面联想只占25％。当主持人第一次要求受访者回答“中国联想”时，受访者所回答的正面联想只有19次。此后，当主持人向受访者询问“中国联想”中的正面因素时，受访者们又给出了30次正面回答。
(二)受访者心目中的中国政治
受访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有偏见。虽然认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仍然对此持有怀疑。受其影响，受访者错误地认为中国政府压制少数民族、没有宗教自由，但他们对中国的领导人给出了正面评价。
提到中国政治，受访者首先想到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受访者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看法如下：
首先，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共产主义”的特点是“保守”、“独裁”、“国民不可能过上好日子”。以下讨论片段反映了这种偏见：“共产主义给人的感觉就是固执。”“对，不仅是固执，还很保守。”“还有专制，国民没有什么自由。”(第5组讨论片段)
其次，半数以上受访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制度好。如“感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韩国差不多。”(男，30岁，有中国旅游经历)。“如果实际去中国看，就发现现在的中国跟我们所知道的共产主义很不一样，很自由，不是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那种共产主义。”(男，52岁，房地产中介，有中国旅行经历)
再次，部分受访者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表示难以理解或者怀疑。“(中国)最近变化很大，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看不清真面目。”(男，24岁，大学3年级，有中国旅游经历)。“中国虽然开放了，但只要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回到那条道路上去，所以中国还是很危险的。”(男，35岁，中小企业职员，有中国旅游经历)
最后，少数受访者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也有长处”，因为这样的政治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有受访者称“中国社会既开放又封闭，结合得非常好，非常实用。敞开大门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资本，但是相关法律制度又非常严格，对社会的管理非常高效”。(男，39岁，公务员)
随后，我们引导受访者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评价。
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存有误解，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为制止少数民族独立实施了“高压”或者“怀柔”政策。但当主持人追问其判断依据时，受访者或者含糊其辞，或者所答与事实不符。例如一位受访者非常肯定地讲到：“中国利用政策压制少数民族势力的增长。汉族可以生2个以上，少数民族只能生1个，这是有法律规定的。”(男，37岁，大公司职员，有中国旅游经历)
受访者对中国的宗教政策也有误解，认为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有1名受访者介绍了自己的中国传教经历：“传教在中国是保密的事情。唱颂歌的时候怕声音被外面听到，夏天也用胶带把窗子都封好。”(女，31岁，英语老师，未婚，有中国传教经历)
多数受访者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都比较正面。受访者认为，中国领导人的形象“温和”、“平易近人”，不同于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强硬固执”的形象。他们认为与韩国的政治家相比，中国的领导人更注重“实用”、具有“更长远的政治眼光”。
图2 对中国政治的评价
注：图中数字为被提及次数，并根据参与讨论的人数进行了加权处理，下同。
(三)受访者心目中的中国经济
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规模大、发展潜力大，但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很低(见图3)。
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总量大，以下的讨论片段代表了这种看法：“我从10年前开始就经常去中国出差，发现中国发展得很快。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隔两个月就变化很多。”(男，51岁，中小企业管理层)“现在所有的工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不是说圣诞老人也是中国人吗？他给的礼物都是中国制造。”(男，23岁，大学生)但受访者对中国GDP总量的估计低于实际情况：“我来之前查了一下资料，说现在中国(GDP)是世界第9还是第7？”(男，52岁，房地产中介)“中国经济规模可能排在前5位吧？”(男，35岁，中小企业职员，有中国旅游经历)受访者均赞同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大。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力在于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对世界资本的吸引力。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产品还很低端。受访者经常谈到中国的“山寨产品”，强调中国加工生产的廉价产品充斥着世界市场。谈到这些时，讨论会的气氛相当热烈。中国产品品牌在韩国的认知度很低。当主持人询问受访者知道哪些中国品牌时，海尔被提到1次，上海汽车被提到2次，青岛啤酒被提到2次。“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等印象已经对中国产品品牌造成了巨大伤害，例如，海尔就被错误地认为是“山寨企业的成长版”。一位受访者非常肯定地指出：“海尔也是从假货开始的。因为在中国做假货不用申请营业执照也不缴税……后来海尔和美国公司一起合作，正式登记，从那时候开始成了电子企业……我认识的人中有使用海尔空调的，说是故障不断……”(男，35岁，中小企业职员，有中国旅游经历)(15)
图3 对中国经济的认识
(四)受访者心目中的中国社会
受访者首先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其次，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见，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没有人权”、“执法粗暴”等(见图4)。
首先，受访者提到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有害食品”、“公共厕所肮脏、没有门、没有手纸”、“不遵守公共秩序”、“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发展破坏环境”、“治安差”等。这些内容大多已经出现在“中国第一联想”中，受访者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再次就这些问题讨论了较长时间，而且情绪非常激动。以下讨论片段具有代表性：“因为家里有孩子，所以对中国的假奶粉等事件非常敏感。(中国人)把自己的国民都能毒死。我孩子才上幼儿园都知道中国的东西不好，他不吃中国的东西。”(女，37岁，护士)“我(去中国的时候)见到了所谓的开放式厕所，我吃了一惊，进去后马上就出来了……互相看得到，而且味道很大。”(女，25岁，电影照明师，有中国出差经历)“去中国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根本不看红绿灯，卖东西的人总想宰人，感觉整个社会特别没有秩序。”(男，24岁，大学生，有中国旅游经历)“前一段时间的电视新闻很关注中国的贫富分化。中国有很多有钱人，生活和我们差不多，但还有很多人没饭吃。”(女，22岁，大学生)“北京的环境污染很严重，空气很不好，能让人生病。沙尘暴也比我们这里严重。”(女，28岁，有中国传教经历)“去北京的时候，导游就嘱咐说最好晚上不要一个人去中国人的住宅区，不安全。”(男，52岁，房地产中介，有中国旅游经历)“韩国人去中国旅行有可能无声无息地就被人绑架后割走内脏，中国是无法完全管理好的社会……周围人都这么说。”(女，25岁，大学生)
其次，受访者提到的很多问题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具体包括：“中国社会没有人权”、“中国经常执行死刑”、“中国公安粗暴”等。当问及判断依据时，很多受访者给不出确切回答，或者所答内容与现实相去甚远。至于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人权，大部分受访者没有给出具体解释。韩国媒体对中国死刑制度的报道显然给韩国人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得受访者夸大了中国的死刑制度：“在韩国人看来并不非常严重的犯罪，例如只要携带毒品，在中国就会被处以死刑”、“中国对死刑现场进行现场直播”。对于中国“公安粗暴”的认识也是一种无根据的偏见：“中国有很多穿军装和警服的，让人感觉很紧张。”(16)(女，25岁，电影照明师，有中国出差经历)“对。而且公安让人感觉可怕，好像会乱要钱。”(女，28岁，宗教团体，有中国旅游经历)这些被扭曲的事实给中国社会蒙上了一层恐怖气氛。
图4 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五)受访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
与其他方面相比，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最为正面，但受访者所想到的大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见图5)。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华丽”，但现代中国流行文化很多是“模仿韩国”。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受访者最钟爱“武侠文化”，并认为“丰富”与“华丽”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传统文化中，“武侠”给韩国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如受访者所提到的中国电影中一半以上都是功夫片。在饮食文化中，韩国人对中国茶文化情有独钟。很多受访者对京剧和狮子舞等印象深刻，认为其“华丽热闹”，很有中国特色。
对于现代的中国文化，受访者则认为缺乏独创性。当主持人引导受访者评价“现代中国文化”时，会场变得非常安静。经过思考后，受访者提到“韩流文化”。他们一方面为中国人喜欢韩国文化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现代流行文化都是模仿韩国：“在中国没有流行文化的情况下，韩流进入了中国，所以中国出现了复制韩国文化的现象。(韩流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没有流行歌曲和电视剧，直到韩流进入中国后才开始出现。”(女，43岁，专职家教)
值得注意的是，有中国旅游经历的受访者对中国饮食、杂技等文化印象深刻，但他们的观察视角与中国人不同。受访者一谈到中国饮食就马上联想到一些让他们厌恶的食材，例如蛇、青蛙、蝎子、蝗虫等。这些“奇特”食物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代表特征。韩国人感到杂技很新奇，但对杂技中的柔功等节目持有负面感情，认为这种表演和训练不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人道”。
图5 中国文化联想要素
(六)受访者心目中的中国人
中国人形象中的负面因素比例远远高于中性和正面因素，但受访者也谈到对中国人有亲近感(见图6)。
首先，韩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最大特点是“脏”和“自我中心”。5组受访者在谈到中国人时都不假思索地首先提到“脏”。例如有人提到：“中国人总是不洗澡不洗头。听说是因为缺水。缺水的地方人都不能洗，味道很大，不缺水的地方还好一些。”(男，24岁，大学生，有中国旅游经历)5组受访者中有4组都对中国人“自我中心”的特点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以下片段具有代表性：“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也遇到过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在人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在人前很绅士，为别人着想。中国人在人前就很冷漠，只顾自己。”(男，32岁，中小企业管理层，有中国出差经历)“中国人和美国人相似的一点是合理主义、个人主义、不在乎别人……但是西方人的市民修养很高，懂得帮助别人，中国人只顾自己。”(女，40岁，课外辅导学院院长)
其次，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傲慢”、“多疑”、“精通商术”、“重视实利”、“城府深”。访谈发现，中国人的这些形象是从韩国人的口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也经常出现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是中国人形象中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
再次，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冷漠”、“懒惰”、“不可信”、“民族凝聚力强”。中国人在面对外国人时的羞涩被认为是冷漠：“(去中国旅游时感到)中国人不热情，问他们什么他们都躲开，感觉对外国人很排斥。如果在韩国，就是不会说英语我们也会尽量帮助外国人。”(女，28岁，自由职业，有中国旅游经历)有与中国人共同工作经历的韩国人则一致认为中国人懒惰，具体表现在工作态度不积极主动、拒绝加班等。受假冒伪劣产品的影响，受访者认为“中国人不可信”，“中国人糊弄，日本人认真，这是民族性的差别。”(男，32岁，中小企业管理层，有中国出差经历)“民族凝聚力强”则是北京奥运会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韩国人留下的印象：“奥运会圣火传递的时候中国留学生突然出现了数千人，我吓了一跳，感到浑身起鸡皮疙瘩。”(男，36岁，课外辅导老师)
最后，尽管受访者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负面，但他们还是同意中韩两国传统文化相似。即便与处于相同文化圈的日本相比，中国人与韩国人的相似之处更多。由于文化相似，中国的发展水平又低于韩国，所以韩国人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没有压力，感到很亲近。“(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是汉字文化圈，与其他国家相比可能(对中国人)会感觉更亲切。”(女，43岁，专职家教)“日本人总说对不起，在大街上蹭一下也说对不起。在中国就非常舒服，可以什么都不在乎。”(男，37岁，大企业职员，有中国旅游经历)
图6 中国人印象
(七)对中国崛起的认识
受访者认为，中国虽然发展潜力大，但发展会遇到瓶颈。面对中国崛起，他们害怕中国成为韩国身边的霸权国，担心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丧失竞争优势。通过北京奥运会和国庆60周年阅兵式等中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受访者看到了中国实力的提升，但认为中国在社会文化方面没有进步，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偏见也加深了。
关于中国崛起的可能性，首先，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是强国，但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国民素质等方面仍落后于韩国。其次，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但发展不会持续下去：“我们也有过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早晚也会遇到瓶颈，就像韩国一样。”(男，52岁，大企业职员)
关于对中国崛起的感受，受访者均表示中国崛起对韩国既是威胁又是机会。但当主持人具体询问中国崛起对韩国的影响，绝大部分受访者都开始流露出负面情绪。受访者的心态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对中国崛起“担忧害怕”，有这种心理的人最多。他们强调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王朝之间的君臣关系，认为中国崛起后必然会恢复以往的世界秩序：“中国成为强国后不会帮助其他国家。”“对，历史上中国也没帮过别人。”“美国也是，帮其他国家都是有自己的打算，中国也会变得像美国那样，甚至更霸道。”“这样下去我们会成为中国的附庸国，就像历史上那样。”“美国打个喷嚏我们就得感冒，中国经济发展后会怎么样？中国离我们更近、历史上欺负过我们。”“还有他们现在又开始歪曲历史，已经对我们虎视眈眈。”其次，很多受访者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到紧迫、不服气。有的受访者强调成长后的中国企业会挤占韩国企业市场。有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得益于巨大的市场规模、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与凭借国民奋斗发展起来的韩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来得太容易，因此感到不服气。最后，有的受访者因为感情上讨厌中国，所以不愿看到中国崛起。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后不会起到好作用。”(男，52岁，中小企业管理层)有的家庭主妇称，因讨厌中国的有害食品而讨厌中国崛起。只有少数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受访者乐见中国崛起。有一位受访者反驳了主流意见，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对韩国来说)不是坏事情，而是(韩国寻求)合作共赢的机会。”(男，51岁，中小企业管理层)
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国庆阅兵这两个事件的评价，能够看出韩国人看待中国崛起的心态。关于北京奥运会，34名受访者中仅有3人认为奥运会提升了中国形象，3人认为一些奥运会相关报道反而使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变得更糟糕，其余受访者回答“没有变化”。受访者认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气势恢弘”，也知道中国代表队取得了好成绩，但显然不愿过多谈及此类话题。受访者更多的是在谈“市民修养”、“市民参与”和“假冒伪劣”等。他们认为中国在以下方面没有改善：“住在北京的朋友说当时北京街上摆放的很多造景花都被人拿回家了，有人还领着孩子去拿，市民修养没有什么提高。”(男，30岁，小企业职员，有中国旅行经历)“射箭决赛上中国观众弄出很大的声音，妨碍我国选手发挥，说明他们的素质还很低。”(男，36岁，课外辅导学院老师)“奥运会上看不到中国人自发参与、玩得很高兴的那种场面，都是政府安排的。”(男，32岁，中小企业管理层，有中国出差经历)“开幕式给我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果然喜欢造假。那个脚印烟花是电脑制作的图像，只有中国才会这么做。”(男，24岁，大学3年级，有中国旅行经历)“本来希望中国会通过办奥运会而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但报纸上说，奥运期间假货市场反而生意更好。”(女，37岁，护士)“布什去中国假货市场的照片都被登出来了……印象非常深刻，太滑稽了。”(男，24岁，大学3年级，有中国旅行经历)关于中国60周年国庆阅兵式，(17)受访者虽然觉得阅兵式“很英武”，但也指出阅兵式强化了中国“专制”、“封闭”的印象。大部分受访者称阅兵式让他们联想到“北韩”，并强调民众不能自由参与到国庆活动中。少数受访者从电视报道中了解到参加阅兵人员的训练过程并产生了误解，认为这种训练“不人道”。
(八)对中韩关系的认识
在对中韩关系的讨论中，受访者无论对中韩经济合作还是政治合作都表现出了不信任。对中韩经济合作的关注明显高于中韩政治关系。
关于中韩经济合作，首先，受访者不了解中韩经济合作，不认为韩国从中韩贸易中受惠。主持人曾向受访者询问韩国的最大贸易对象国以及最大贸易顺差对象国，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并不清楚。这一问题得到的有效回答只有8次，其中回答中国的4次，回答美国的3次，回答日本的1次。有4人认为韩国对中国的贸易是赤字。当主持人告诉受访者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自中国时，受访者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进口到韩国的是大量廉价生活用品，出口到中国的是少量高端产品。这种回答反映了韩国人的自豪心理，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受访者认为韩国的对华贸易是赤字。二是少数受访者强调，很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其实是中国生产的，只不过中国生产后运到韩国贴了“韩国生产”的标签，还有很多中国进口的韩国商品其实是驻华韩国企业购买的，韩国没从中国市场上得到利益。
其次，大部分受访者强调，中国是难以信任的投资对象国。5个小组中有3组提到了这一点，其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政府不可信。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把韩国企业吸引到中国后，会取消相应的优惠政策。二是受访者认为，中国经常与韩国企业合作后盗走韩国技术。这些认识虽不符合事实，但受访者对此坚信不疑：“像现代汽车开始是中国积极引进，但是公司做大了之后，(中国政府)通过一些政策弄得他们连配件都很难搞到，所以现代没办法，就把配件公司也搬到了中国。”(男，35岁，中小企业职员，有中国旅行经历)“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让你(把投资)再拿回来。老板可以跑掉，但是技术和工厂都留下了。”(男，35岁，中小企业职员)“媒体经常报道说中国偷韩国的先进技术，政府应该出面加强保安工作。”(男，51岁，中小企业主，有中国业务)
最后，即便对中韩经济交流充满顾虑，受访者均认为还是应加强中韩经济合作。与经济专家们更看重中国的消费市场不同，受访者认为中韩经济合作主要是韩国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
关于中韩政治关系，受访者的意见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可信，因为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利益与韩国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朝鲜的盟友、幕后指使者，甚至企图吞并朝鲜：“(中国)和‘北韩’关系密切，因为他们政治理念相同。”(女，28岁，自由职业，有中国旅行经历)“在核问题上中国肯定是赞成‘北韩’开发核武器的，(两国之间)有幕后交易。”(女，43岁，教师；女，37岁，护士)“中国给‘北韩’援助是为了把‘北韩’变成自己的傀儡。”(女，37岁，护士)“(中国)一直让‘北韩’与韩国关系紧张。”(男，35岁，中小企业职员)“(中国)和‘北韩’搞好关系是为了要吞并‘北韩’。”(女，28岁，自由职业，有中国旅行经历)
其次，部分受访者提到中韩之间存在“东北工程”等历史纠纷。受访者中主动提到“东北工程”的有6人，很多受访者特别是大学生们并不了解“东北工程”的内容，或者已经记忆模糊。但无论了解与否，一提到“东北工程”，在座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偷了韩国的历史”，情绪变得很激动，强调这是损害中韩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表示“了解东北工程”的受访者对“东北工程”做出了歪曲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是想通过“东北工程”做铺垫，意在“称霸东亚”。
中国形象成因分析
为了解中国形象的形成原因，我们在访谈中向受访者询问了其相关信息来源或者判断依据。我们发现，根据受访者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不同成因，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广泛存在于韩国社会的“中国刻板印象”。受访者对共产主义制度、中国人以及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都持有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他们说不清这些印象形成的原因，也找不到具体的事实支撑，但却习惯性地反复作出相同的判断。另一部分中国形象有明确的信息来源，例如电视、报纸、互联网、周围人、中国产品、中国旅行经历、教科书等，我们将这一部分中国形象称为“中国信息”。研究发现，这些信息有些是片面的甚至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但受访者却在既有中国形象的基础上又对这些信息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忽视或者遗忘。无论是媒体还是受访者，在对待中国相关信息时，都会受“中国刻板印象”的影响，而中国信息反过来也会强化或者改变“中国刻板印象”。影响中国形象的外在因素是媒体等各种中国信息来源，内在因素则是受访者的“对华情感”。对中国的情感取决于受访者对中国知道些什么，也取决于其自身的经历和性格。“中国刻板印象”、“中国信息”、“对华情感”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中国形象(见图7)。
(一)中国形象中的“中国刻板印象”及其对中国形象的影响
1.“共产主义刻板印象”及其对中国形象的影响
访谈发现，受访者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范本是朝鲜，而他们认为朝鲜“专制”、“没有人权”、“贫困落后”，在国际社会上“不断制造麻烦”。受访者对朝鲜的这些认识是其“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重要成因。韩国中学教科书(18)以及韩国媒体对中国的介绍，也强化了这种刻板印象。
“共产主义刻板印象”使受访者难以客观看待中国政治制度。尽管他们也认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其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不同，但思维定势还是让他们很容易认为中国“独裁”、“压制少数民族”、“限制宗教自由”。受访者在看待中国经济时，也受到“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影响，有的受访者提到“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经济发展也就是到第二产业为止，要发展第三产业，这种社会制度就会成为障碍。”(男，52岁，大公司职员)关于中韩经济合作，受访者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缺乏透明度，因此难以信任。在看待中韩关系时，多数受访者未能摆脱“冷战思维”，强调中韩属于不同阵营。“(中国)和‘北韩’关系密切，因为他们政治理念相同。”(女，28岁，自由职业，有中国旅行经历)韩国人因为惧怕“共产主义”而形成了“红色恐惧(red-complex)”心理。受访者提到中国，就会马上联想到中国人喜欢红色，再由红色联想到“共产主义”。
2.“中国人刻板印象”及其对中国形象的影响
图7 中国形象成因分析
韩语中有一些指称中国人的俗语，比较常用的有“WangSoBang”、“DaiNom”和“ZangGai”，这些词语反映了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通过访谈，我们发现“WangSoBang”的身份是清朝的中国商人。其外貌特征是矮小、肥胖、眼睛细长、编长辫子、头戴瓜皮帽。其性格特征是懒惰、固执、贪婪、奸猾、吝啬等。受访者表示不知道“WangSoBang”一词的成因，但在日常影视文学作品，甚至是漫画、商标设计中都经常看到上述形象。受访者认为单个的“DaiNom”给人的印象是脏、慢、固执、奸猾、疑心重、城府深，但“DaiNom”经常指一群中国人，让人联想到吵闹、傲慢、排他、巨大的人流、人海战术(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使用的战术)、用数量解决问题的愚笨人群、强硬的集团、制造假货、心术不正等。“ZangGai”也是对中国人的贬义称谓，但同时也指韩式炸酱面、中国餐馆或者炸酱面外卖快递员，让人感到随和亲切。
当问及上述3个词语所代表的中国人形象与受访者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多大程度上相符时，17名受访者做了回答。(19)其中，13人认为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没有摆脱或者没有完全摆脱这些词语所蕴含的中国人形象。将受访者对中国人的评价与这些“中国人刻板形象”相比较，发现二者很大程度上相吻合。另外，受访者对中韩关系所表现出的不信任、受害意识，以及对中国经济的过低评价，很可能也是因为受到了这些“中国人刻板形象”的影响。
3.“中国霸权刻板印象”
历史上，朝鲜半岛长期向中国朝贡，中国的很多文化风物流入朝鲜半岛。朝鲜王朝时期的朝鲜更是尊崇儒家文化，以“小中华”自居，把未接受儒家文化的民族看作蛮夷。但近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日益高涨，韩国社会对历史上的“事大主义”(20)进行了猛烈批判，中国被描述为历史上经常侵害其主权的霸权国家，“中国霸权刻板印象”被不断强化。
这种刻板印象源于韩国人对历史上中韩关系的片面解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也使韩国人无法正确看待今天的中韩关系乃至中朝关系，对中国和平崛起怀有恐惧。受访者据此认为，中国崛起后会重新寻找昔日的地区霸权。“中国霸权刻板印象”还使韩国人认为中国对待韩国很傲慢。访谈中，有多名受访者提到厌恶中国人的“中华思想”，(21)并批判“韩国政府在对华外交中过于软弱”。“中国霸权刻板印象”还使韩国人在看待中国时，产生了很深的受害意识，而这又会使他们很难客观地看待中韩关系。
(二)各种信息渠道对中国形象的影响
1.大众媒体对话负面夸大报道较多，迎合中国刻板印象的报道较多
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是韩国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渠道。与外国媒体相比，受众更容易相信本国媒体对外国的报道。而作为媒体，特别是商业媒体都希望吸引受众的视线，在外国新闻受关注度较低的情况下，媒体更倾向于选择刺激和迎合大众心理的报道。
韩国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数量巨大，时效性很强，但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能够刺激大众的负面报道、与“中国刻板印象”一致的报道往往更容易被韩国媒体选中。以韩国三大报之一的《东亚日报》为例，其对华负面报道明显多于正面，而且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刺激性、煽动性的语言。(22)韩国的新闻与深层报道节目则经常关注中国的各类社会问题以及韩国市场上的中国产品问题，经常教受众们鉴别中国产与韩国产商品的方法。大学生人群受互联网的影响更大。他们在提到中国社会文化时，热衷于谈论互联网上流行的一系列被叫做“大陆系列”的图片。这些图片的内容涉及“山寨文化”(仿造商标、用油漆刷成绿色的山头等)、“社会不良风气”(热衷于拍摄模特走光的娱乐记者、路边抽烟的儿童乞丐等)、“劣质产品”(穿后脚起泡的拖鞋、只有外壳的伪造U盘等)、“贫穷落后”(包括没有外壳的货车、用冰块代替空调降温的公交车等)、“肮脏”(包括蹲坑式厕所、堆满垃圾的大学生宿舍等)、“恶心食品”(包括炸老鼠、炸蝎子等)等。这些图片给人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成为年轻人所热衷的谈资。这些图片大多来源于中国互联网，其内容在中国人看来也是非常极端的，但却成为韩国网民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有受访者称“所有超乎想象的不像话的事情在中国都会发生，这就是中国的特点”。
2.廉价中国产品使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中国品牌与中国人不可信
中国产品也是受访者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受访者共带了50件他们认为“能够代表中国的物品”到访谈会现场，其中26件都是廉价小商品或者“山寨产品”，其中有地铁上兜售的袖珍缝纫机、有计划军训时使用的一次性
手表、有成包购买以备随时更换的圆珠笔、有游戏机里的奖品玩具。有的受访者带来了朋友送的手机，表示发现是中国制造后，对这一礼物的喜爱度马上降低了。受访者通过这些廉价产品而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并据此认为中国品牌都是“仿造品”和低档产品，受访者甚至认为中国产品的粗制滥造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使然。
3.中国游使受访者认识到中国自然文化的多样性，但降低了受访者对中国社会的评价
中国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吸引了不少韩国人目光。在受访者中，近一半有到中国旅游的经历。旅游经历强化了中国大、文化多样、资源丰富等客观的、积极的印象，但也使很多受访者感到中国脏、乱、差，商贩欺骗外国人，市民对外国人不热情，这些体验都恶化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受访者从中国导游那儿得到了很多不正确的信息。例如有的导游为了刺激游客的兴趣，热衷于介绍中国人包括青蛙、蛇等食物都吃。为了便于管理，不允许游客自由活动，就强调中国治安差。杂技是很多韩国旅游团的观光内容之一，但其中部分节目却强化了游客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
4.影视剧使观众喜欢上了武侠等中国传统文化，但对提升现实的中国形象收效甚微
访谈发现，40岁以上的受访者对20世纪末风靡韩国的香港电影非常熟悉，这些电影大多是武侠片和动作片，使得他们喜欢上了中国的武侠文化。后来，来自中国大陆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被介绍到韩国，最近《赤壁》等电影也受到了受访者的喜爱。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影视作品很少以现代中国为题材，未能展现一个发展中的中国，有的甚至强化了中国贫穷、落后的印象。
5.教科书、军队教育以及社会舆论强化了受访者对中韩政治合作的不信任
受访者对中韩关系之所以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阻碍朝鲜半岛统一。此类信息除了来源于大众媒体之外，还来源于教科书、军队和一般社会舆论。有的受访者提到：“(至于为什么认为中国阻碍朝鲜半岛统一)我们从小在课本上学到的就是四大强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都不希望韩国统一。”“(至于为什么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傀儡)也可能是在军队里接受的教育吧：到了军队里，一般都会说战争的时候中国支援了‘北韩’，现在也是中国、‘北韩’、俄罗斯在一起对抗美国。”
6.中韩商务往来的经历，有助于受访者对中国进行更全面客观的评价
与其他人相比，从事中国商务的受访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评价明显较高。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沿海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都给出了更客观的评价。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韩国从中韩交流中获利，更希望积极发展中韩经济交流。
7.长期的中国生活经历，很可能有助于韩国人对中国进行更全面客观的评价
本研究的受访者都没有长期的中国生活经历，但访谈发现，中国经历越多的被访者对中国的评价越接近中国实际情况。因此，可以推断长期的中国生活经历很可能使韩国人对中国做出更全面客观的评价。
(三)韩国人对华情感分析
1.优越感
在访谈中，受访者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感，常常流露出对中国的不屑。每当谈论到中国的伪劣产品、脏乱差和贫富分化等问题，受访者往往表现得非常兴奋，语速加快，笑容增多，肢体语言的动作幅度也增大，优越感溢于言表。当有人谈到中国代表队在奥运金牌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就有人强调中国人口数量也是世界第一；当有人谈到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就有人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大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不像韩国那样是通过国民的努力实现了经济发展。可见，受访者有很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这是他们不愿正视中国发展成果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热衷于讨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2.自卑感
受访者看待中国时又因为韩国是小国而带有自卑感。受访者虽然很少直接表示羡慕中国(只有一名受访者在讲到中国的名山时提到“真希望那是韩国的”)，但访谈中经常对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发出感叹：“提到中国想到的就是‘非常’这个词，中国是一个同我们尺寸完全不同的国家。”这种自卑感使受访者变得非常敏感，认为中国瞧不起韩国：“在中国眼里韩国是个小国家，(中国)认为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待韩国。”即便是同样面临入侵，受访者也认为“日本人侵略中国是因为他们领土狭小，因而非常羡慕大陆，但中国向来瞧不起我们，作为大国非常傲慢”。除此之外，受访者还谈到中国人很傲慢，并反复表示讨厌“中华思想”。自卑感与优越感相互加强，恶化了韩国人的中国观。
3.受害意识
韩国人看待中国时，之所以有强烈的受害意识，除了受“中国霸权刻板印象”的影响外，也与韩国人的民族性有关。很多社会心理学家、民俗学家、精神病专家都认为韩国文化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就是“恨”(Han)：当一个人受到挫折或者愿望得不到满足，而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一矛盾、将这种情绪疏散时，这种伤痛就会依次引发“悲哀”、“怨恨”、“自责”、“绝望”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在心中郁结成为“恨”。(23)这是一种很强的受害意识。“恨”的存在使韩国人更容易将成就归因于自身，而将失败归因于他人。面对中国崛起，韩国人长久以来积蓄在心中的对于中国的“恨”又一次被刺激。这使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韩国在中韩交流中受害，中国崛起后韩国更将受害。当主持人询问受访者希望中国崛起后如何对待周边国家时，受访者都要求中国应有“大国风范”、“给韩国以更多的包容”。当主持人让受访者对中韩外交提意见时，受访者认为“韩国政府对待中国太软弱”。这都说明韩国人在看待中国时，总有一种受害感，希望得到安慰或者排解。
4.面对中国崛起的心理失衡
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韩国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国，韩国发展模式得到中国重视，韩国人看待中国时，优越感占据了主导，自卑感和受害意识被掩盖。1997年，韩国遭受了金融危机，此后中韩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缩小，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明显上升，韩国人不愿意接受、或者尚不适应这种转变。反映在韩国媒体上，从2000年前后开始，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明显增加。(24)正因如此，韩国虽然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了丰厚利益，但除了从事中国商务的受访者之外，无人乐见中国的崛起。在访谈中，当有人谈到中国大城市发展迅速，马上就有人提出中国贫富差距很大；当有人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马上就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发展会遇到瓶颈。受访者虽然都赞同应该强化中韩经济合作，但他们的表述是“虽然讨厌，但也要和中国绑在一起”。当有人谈到“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人已经放弃了韩国模式”，我们从现场的沉默中感到了受访者的失落。可见，面对中国崛起，普通韩国民众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好，或者说正处于一种失衡状态。
本研究发现，受访者对中国非常关注，但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都偏向负面。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有偏见，虽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他们心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仍然认为中国“独裁”、“不透明”、“没有自由”。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但中国产品是“廉价劣质”的代名词，并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很低。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大、食品不安全、治安差、不注重环保、脏乱、市民修养低等。受访者对中国崛起充满担忧，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成为霸权国而威胁韩国。在中韩关系方面，他们不认为中国是可信任的合作伙伴，虽然希望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不愿承认韩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韩国人对中国的上述认识中有一部分是“刻板印象”，其成因是社会制度差异以及诸多历史原因。受访者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是报纸、电视、互联网、中国产品，其次是中国影视作品和中国观光经历。受访者对中国流露出不信任、自尊、自卑以及受害意识等复杂情感，也促成了他们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对于以上的调查结果，我们应理性看待。韩国人在交谈过程中，经常出现表述过于情绪化的现象。本研究选择受访者时排除了较为了解中国的韩国人，而了解中国的韩国人对中国的评价更为积极。受访者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中，有一些问题的确是存在的，虽然我们已习以为常，但在外国人眼中就会被放大。有一些显然是误解，我们今后应设法向对方传达正确的中国信息。有一些是视角的差异，启发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尝试从更多的角度来看问题。另外，中韩两国交流曾经有数十年的空白期，还存在着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朝鲜战争等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们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不断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
本研究具有以下局限性，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补充：首先，FGI方法着重于对问题进行深入详细的剖析，不是大样本调查。虽然我们选择了具有代表性并且具有意见领袖特性的人作为访谈对象，但小样本不能保证统计学上较高的置信度。其次，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选择了特定人群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同地域、年龄、阶层以及对中国了解程度不同的韩国人之间，其中国观很可能存在差异。这样的定性研究结果还有待于与本课题后续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结果互相印证、互为补充。再次，仅通过一个时间点的调查不足以确定中国形象中的核心内容以及变化趋势，今后仍需要进行跟踪研究。
FGI由课题组与韩国庆熙大学社会学系黄承渊教授合作、委托韩国某咨询公司具体实施。在本课题的申请和研究过程中，以下专家给予了指导和建议：中国传媒大学何辉、沈浩、中国外文局何运全、清华大学周庆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张宇燕、社会学所李炜、日本所王伟、美国所赵梅、文献中心朴光海、亚太所张蕴岭、李向阳、孙士海、韩锋、朴键一、李文、许利平、贾都强、周方银、龚浩群、毛悦等。笔者特此表示衷心感谢，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李普曼：《公众舆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D.J.Boorstein,The Image,Atheneum,1981.
③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④约瑟夫·奈：《软力量》，中译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⑤Philip Kotler & David Gertner:"Country as Brand,Product,and Beyond:A Place Marketing and Brand Managemen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Vol.9,2002,pp.249-261.
⑥相关文献参见刘继南、何辉等：《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林利：《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孙有中：《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⑦相关文献参见天儿慧：《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⑧陶美心、赵梅主编：《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相关文献参见刘继南、何辉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章；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形象境外公众调查分析》；周明伟主编：《国家形象传播研究论丛》，外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⑩该组受访者代表刚踏入社会的年青人群。这一年龄段的韩国人多数从事各种临时工作，本组受访者的职业也符合这一特点。
(11)该年龄层的女性社会参与度较低，男女差别较大，不适合同组讨论。考虑到男性社会影响力更大，只选择男性作为受访者。
(12)鉴别问卷通过一系列问项选出积极表达个人主张、喜欢参与集体活动、积极接受新事物的人。
(13)多数受访者未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区分，谈到中国的社会制度经常使用“共产主义”一词。本文在引用受访者谈话时尽量忠于原话，未将“共产主义”改为“社会主义”。此外，韩国人在提及朝鲜时习惯于用“北韩”，本文在引用受访者谈话时，未将“北韩”改为“朝鲜”。
(14)一个事物被提及的次数以及每次被提及时参与讨论的人数多少，都反映了这一事物的重要程度；而且，被访者主动提及某一事物与被动赞同某一事物的意义不同。为了兼顾这些因素，本研究在计算“中国联想要素被提及频度”时采用了以下加权方法：每个集团中一个事物被提到1次计算1次；同样的人对同一事物提到2次以上的只算作1次；如果1个事物被提及时有3人以上5人以下表示赞同则加权2，即算作3次；如果有6个人以上表示赞同则加权3，即算作4次。
(15)事实是，海尔品牌诞生于1981年，是世界级家电品牌。海尔并非中美合资企业，并且一直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积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16)由于国内很多公共场所的保安制服与警服相似，容易被受访者误认为是警察，并因此而感到中国社会气氛紧张。
(17)在访谈时，我们从韩国报纸对中国阅兵式的报道中选取了被采用频率最高的一幅图片，用以唤起受访者对这一事件的记忆，在此基础上，要求受访者就阅兵式对中国形象的影响展开讨论。
(18)课题组针对韩国中学教科书的初步研究发现，韩国教科书对中国的描述也主要集中在共产主义制度、文化大革命、红色中国等方面。
(19)受访者不愿回答的原因是这些词语带有明显的蔑视和贬低的意思，受访者对于在非私人的场合谈论这些词语有所顾忌。
(20)“事大主义”指的是朝鲜半岛上新罗、高丽和李氏朝鲜三王朝尊重中国的外交政策。“事大”一词来源于《孟子》的“以小事大”，“大”主要指中国。例如，朝鲜王朝时期曾经有过“事大党”，主张效忠清王朝、反对日本入侵。
(21)韩国人对“中华思想”的解释是：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文化是最优秀的，其他民族都是蛮夷。
(22)王晓玲：《韩国报纸上的中国形象：以1992年至2007年的〈东亚日报为例〉》，载张蕴岭、孙士海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No.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326页。
(23)[韩国]Cuai Sang Jin：《韩国人心理学》，韩国中央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王晓玲：《韩国报纸上的中国形象：以1992年至2007年的〈东亚日报〉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