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预测因素研究的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心理论文,因素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一个人一旦产生自己难以解除的心理问题或情绪困扰，只要有条件，便应当去看“心理医生”，即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然而事实上，不少人虽然有心理问题，甚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心理痛苦症状或异常行为，却不去寻求咨询帮助，以至于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不仅给自己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增加了问题最终获得解决的难度。探索人们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以下简称心理求助）的预测因素，是临床、咨询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类研究对于推广心理卫生知识和改进心理健康服务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心理求助的预测因素
在探求心理求助的预测因素时，众多研究者一般从求助者的个人特点、家庭社会文化因素和帮助的提供者——咨询工作者这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2.1 求助者的个人特点
一个人在产生了自我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时，他客观上便成了一个需要咨询帮助的人。此时，他是否实际上寻求帮助，首先同他对个人心理问题的认识与评价有关，如果他将自己的心理问题视作精神疾病的表现，他便可能会寻求帮助，否则他可能会忽视问题或尝试自己来解决问题。进一步探究，决定一个人对个人心理问题认识和评价的因素，首先是他的个人特点。求助者的个人特点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心理问题或痛苦症状的类型与特点，另一类则是求助者本人的一些心理和社会特点[1]。
2.1.1 求助者的症状类型与特点
症状是一种异常的感受状态，是一种主观的经验和一个人向他人陈述的东西；症状总是与不适或疼痛、躯体或心理机能障碍或身体外观上的改变有关的[2]。症状是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时候甚至可以成为唯一的异常表现。在人的一生中，总是要体验到这种或那种症状。然而，多数症状是短暂的、轻微的，以致没有重要意义（即不是由疾病引起的）。只有有意义的症状才有可能导致人们的指向健康的行动。症状对一个人的意义，取决于他对它们的认识与评价，而认识与评价又与症状方面的一些特点有关。影响人的认识评价进而影响求助行为的症状特点包括：症状的强度与持久性；症状对人身心功能的干扰程度与方面；症状发生的部位；症状对人正常社会活动的影响[2]。一般而言，心理问题或痛苦症状越强烈，越持久，对当事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影响越大，越易于被当事人重视，从而可能导致他进行心理求助[1,3,4]。此外，在我国，由于人们更为看重身体健康，所以当心理问题引起的情绪痛苦伴发或引发躯体不适症状时，更有可能导致当事人寻求咨询和医疗帮助[1]。
2.1.2 求助者的心理特点
近年来，研究者从分析求助者的心理特点，特别是人格特质入手，进而探究求助者个人心理特点对求助行为的预测作用。目前已被探讨的人格特质因素包括相互依赖与自我依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自我表露与自我隐蔽，以及情感开放性等。
(1)相互依赖性和自我依赖性
Markus等人将相互依赖的自我解释定义为依赖于亲密的社会关系，即把自己的感觉、情感和行为与他人紧密联系起来；将独立的自我解释（自我依赖性）定义为不喜欢依赖他人，优先考虑个人目标[5]。Yeh以台湾594名中学生和大学生为样本，研究了相互依赖的自我解释(interdependence self construal)和独立的自我解释对心理求助的预测作用[6]，并运用了Singelis的自我解释量表(Self construal scale)[7]。结果显示，有高水平相互依赖的自我解释的人求助态度积极性高；女性比男性求助态度积极，因为女性的自我解释一般是相互依赖的。这个研究还显示，独立的自我解释也可预测积极的求助态度，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独立的自我解释的特征与心理求助所需要的自主独立，善于自我表达和直接沟通的个性相一致。作者认为相互依赖的自我解释可能提示着向他人求助的开放性，而独立的自我解释可以为实际求助行动提供方向。
但Ortega在研究低收入的波多黎各人的求助行为时发现[8]，自我依赖性（独立的自我解释）与积极的求助行为呈负相关，即自我依赖性水平越高，越少心理求助。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
Triandis提出了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的定义[9,10]，即个人主义取向的人重视个人目标，而集体主义取向的人对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不加区分，如果区分的话，也更重视集体目标。集体主义取向的人考虑他们在集体中的行为结果，通常与集体中成员共享资源，并感觉到已经参与到集体成员的生活中。Tata等人对美国芝加哥一所大学219名美籍华裔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11]，并运用了Triandis编制的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量表[9,10]。研究结果显示，个人主义取向是求助态度的显著预测因素，这种取向的人求助态度比较消极。
(3)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
Kobak和Sceery提出了基于依恋理论的一种内部工作模型[12]，该模型包括两个认知图式：自我模型(self model)和他人模型(other model)。自我模型包含对自己的价值、能力、可爱性的知觉。他人模型包含对自己社交范围中亲密朋友的可信性和可依赖性的期望。有积极自我模型的个人会把自己视作有能力的和值得爱的人，有积极他人模型的个人会信任周围的人，并愿意自我表露。当人们痛苦、疲劳或生病时，这两个图式就会被触发，并且依个人内部工作模型的结构决定他是否求助。一个人内化的依恋图式——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可以预测个人经历的心理问题水平和情绪痛苦时寻求帮助或回避帮助的倾向。Lopez等人运用了这个内部工作模型，对美国中西部的大学中的253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13]。结果显示，自我模型可以显著地预测大学生们心理问题的水平：有积极自我模型的个人比消极自我模型的个人存在的心理问题要少。他人模型和个人心理问题水平可以共同预测大学生们的求助态度：有消极他人模型的人既有高水平的心理问题又不相信、否认或怀疑他人的重要性，他们保持一种刻板的自满和独立的姿态，不愿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
(4)自我表露和自我隐藏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是指个人口头向另一个人揭示出私人感情、思想、信仰或态度[14～16]。Omarzu把个人对自我表露的预期结果分为预期效用(anticipated utility)和预期风险(anticipate d risk)[17]。预期效用指个体对向他人自我表露的价值的觉察。个体评价情境并对另一个人不同程度和深度地敞开心扉，以产生不同的回报。根据这个观点，求助者寻求咨询帮助的前提条件是他必须相信咨询的有效性。预期风险是指个体在求助前对向他人自我表露将会产生不良后果的预测。对一个人来说，向另一个人敞开心扉是存在潜在危险的。Vogel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越倾向于不自我表露痛苦信息的人，越对心理求助抱有消极的态度[15]。而且，主动预期自我表露结果的人会增加与自我表露有关的风险感觉，降低自我表露的效用感，导致消极的求助态度。Komiya等人发现预期风险与求助态度有关系，害怕向人诉说情绪痛苦可以直接导致消极的求助态度，并且也是心理求助的最大障碍[4]。Kelly等人将自我隐藏描述为个体倾向于拒绝和他人分担痛苦[18]。为进一步探究自我隐藏(self-concealment)与求助态度之间的关系，他对257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研究。结果显示，自我隐藏与求助的消极态度有关，作者解释这可能与这些人害怕求助会要求他们表露内心想法有关。同时，Kelly又研究了自我隐蔽性与对咨询的描述之间相互作用对求助态度的预测。他研究了83名被试，其中包括高自我隐蔽性和低自我隐蔽性的学生，随机给被试呈现其中一种对咨询的描述：咨询要涉及表露个人信息；咨询不涉及表露个人信息。结果显示，在呈现咨询要涉及表露个人信息的描述组中，高水平自我隐蔽的人比低水平自我隐蔽的人求助态度消极；在呈现咨询不涉及表露个人信息的描述组内，高水平自我隐蔽的人和低水平自我隐蔽的人求助态度无差异。这个结果验证了他的解释，即高水平自我隐蔽的人比低水平自我隐蔽的人求助态度消极是因为他们害怕求助会要求他们揭示内心的想法。
(5)情感的开放性(emotional openness)
Komiya对美国中西部大学31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4]，检验情感开放性对心理求助的预测作用。他们采用Allen的“情感类型测验”中的一个“情感倾向”维度来测量情感开放性。“积极的情感倾向”是倾向于情感表达，并感到很舒服；“消极的情感倾向”是倾向于回避情感表达。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感开放性是心理求助的预测因素，情感越开放预示着求助态度越积极。
2.1.3 求助者的社会特点
研究者在一些研究中分析了年龄、性别、专业、受教育程度、来源地、种族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心理求助的预测作用。Flisher等人在研究中发现，25岁以下的个体比25岁以上的个体更多地寻求帮助，黑人比白人更愿意利用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19]。Yeh对台湾的594名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进行研究[5]，结果显示，年龄对心理求助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江光荣等人在研究中发现，来自农村的个体比来自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个体更倾向于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愿意寻求心理帮助[20]。
性别因素对心理求助的预测作用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女性比男性的求助态度积极，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更愿意心理求助[4,5,8,9,21,22]。有一些研究者还探究了男性不愿求助的原因，深入地分析了性别角色冲突这个变量。如，Blazina等人通过对美国西部148名男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性别角色冲突水平高的男生比性别角色冲突水平低的男生对心理求助持较消极的态度[23]。Addis等人也提出性别角色社会化与男人的求助态度有直接关系[24]。Good等人探讨了O'Neil提出的性别角色冲突中的三个因素[25]。一个是与成功、权利、竞争有关的标准。传统上男人通过社会化成为寻求权利、控制，并且自我依赖，求助与男人通过社会化获得的标准不一致，男人求助会被看作是承认失败、无能、软弱和无男子气。第二个是抑制情感。男人不愿意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感情。第三个是男人抑制对另一个男性的情感行为。男性可能会特别谨慎与另一个男性分享他们的情感，因为他们害怕被他人认为是同性恋。Good对401名大学男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性别角色冲突中的两个因素即抑制情感因素和抑制男人间的情感行为因素是求助态度的显著预测因素，男性越抑制自己的情感，并认为不应该向另一个男性表达情感，他们的求助态度越消极。但是，性别角色冲突中的另一个因素即成功、权利、竞争的标准不能显著地独立作为求助态度的预测因素。但Blazina和Robertson等人[26]的研究提出了与Good等人[25]不一致的观点。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性别角色冲突中的成功、权利、竞争的因素也是求助态度的显著预测因素。
此外，一些研究者还认为，求助者对心理卫生知识的了解程度也是心理求助的预测因素。缺乏心理卫生知识可以使一个人将某些正常的心理活动或现象当作异常的，甚至引起恐慌；也可以忽略某些有预警意义的症状，以至错失早期干预的时机[1]。对心理咨询机构的了解程度也是心理求助的预测因素[2,21]。Ortega对3504名波多黎各人的调查显示，不了解从哪里获得心理帮助与求助行为呈负相关[9]。
2.2 家庭、社会文化因素
一个人的家庭、社会文化背景既可能影响他对个人心理问题的认识评价，又可进一步预测他心理求助的态度和行为。
2.2.1 家庭因素
Abe-Kim等人考察了1503名美籍华裔的心理求助的预测因素[27]。结果显示，家庭冲突水平可以预测求助态度，而家庭支持水平不能预测求助态度。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求助态度的因素后，经历高水平家庭冲突的个体，求助态度较积极。相比之下，低水平的家庭支持与求助态度无显著相关。研究者对这个结果的解释是，家庭冲突可能是作为强有力的人际交往的应激源，预示着痛苦，从而可导致积极的求助态度。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家庭经济地位和收入情况也会预测人的求助行为。收入高的人有条件求助，可以出于保健目的，在心理问题很轻微甚至没有心理问题的时候也去看心理医生；收入低的人由于经济紧张，可能有病也不去求助，或病重才求助；享受不同医疗待遇的人在求助行为上也可有差异[2]。
2.2.2 社会文化环境
许多研究者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着眼于比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如，Etsuko用Fischer和Turner编制的“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态度量表”对86名学生（40名美国学生，46名日本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22]。结果显示：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求助态度较消极。在日本文化中期望人们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情绪与思想，为了保护家庭的名誉，许多日本人通常喜欢在家中解决心理问题。即使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他们的传统文化背景也影响他们的求助态度。Cauce等人通过研究提出，文化可以影响一个人对于一个问题是否应被确定为同心理健康有关的判断[28]。例如生长在一个攻击行为很普遍的地区，父母就不会把孩子经常的打架行为视为不健康的行为。
近年来，文化吸纳(acculturation)这个变量对心理求助的预测作用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吸纳是指一群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不断直接接触时，群体中的某个亚群体或所有亚群体改变了各自原来的文化模式[29]。Leong等人调查了134名美籍亚裔学生的文化吸纳对求助态度的预测作用[30]。结果显示，文化吸纳状况是求助态度的显著预测因素，其中整合型的文化吸纳预测了积极的求助态度。这些结果可能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更倾向于使有心理问题的人对心理求助持积极的态度。Atkinson等人对557名美籍亚裔学生也进行了文化吸纳对求助态度预测的调查研究[31]。研究没有发现种族的差异对求助态度有预测作用，样本中的中国学生、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的求助态度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这三个民族都有共同的文化标准，即害怕因求助带给家庭耻辱，他们都有心理问题躯体化、自我解决问题、抑制强烈的情感和重视权利等文化倾向。Pontorotto研究了文化吸纳水平与性别的相互作用对求助态度的预测[29]。结果显示，在文化吸纳水平高的美籍希腊学生中，女性比男性的求助态度积极；在文化吸纳水平低的美籍希腊学生中没有发现求助态度有性别差异。该研究结果还显示，无论性别如何，文化吸纳水平低的美籍希腊学生和美籍意大利学生都非常喜欢向与自己种族相似的咨询师讨论个人问题。Knipscheer对荷兰移民进行的调查显示[21]，在荷兰居住的时间长短是求助态度的显著预测因素，居住时间长的移民求助态度积极。这是因为他们在荷兰的时间长会更了解当地的心理健康服务，文化吸纳水平提高了。
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不信任性也列入心理求助的显著预测因素。Nickerson等人对美国西南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中的105名黑人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32]。结果发现，有高水平文化不信任性的黑人对向白人开的心理诊所求助抱有消极的态度。
2.3 咨询工作者的有关因素
需要咨询帮助的人能否寻求和得到专业性心理帮助，还取决于心理咨询工作者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咨询服务的可接近性和可接受性。前者指有没有和容易不容易得到这些服务，例如，咨询工作者的缺少和提供咨询服务地方的交通便利性；后者指这种服务能否令来访者感到满意。咨询服务的可接受性依赖于咨询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各位来访者各自的特殊需要，而这又取决于咨询工作者本人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包括他从事咨询工作的专业能力、知识与经验；他个人的某些心理品质，如价值观、人际交往风格，以及对来访者的真诚、通感能力以及无条件的关注和尊重等[1]。Atkinson等人让来自两个洲的大学心理系和商学系的339名不同种族的学生评定自己所喜欢的咨询师的特点，包括教育水平（比自己高／与自己相似）、态度和价值观（相似／不相似）、个性（相似／不相似）、种族（相同／不相同）、性别（相同／相反）、社会经济地位（相似／不相似）和年龄（相似／比自己大）[33]。结果显示，在所有种族中，学生最喜欢的咨询师的特点排前四位的是：相似的态度，相似的个性，受过较多的教育，比自己的年龄大。学生对咨询师的种族偏爱都排在第四位以后。如果让他们选择喜欢种族与自己相似的咨询师还是喜欢与自己种族不相似的咨询师，多数人会选择与自己种族相似的咨询师；但是让学生把咨询师的所有特征排序时，种族比起其他的特征就不那么重要了。
与咨询工作者相关的因素，还包括咨询期限，即咨询工作者允许来访者来咨询的次数。Uffelman等人对美国中西部大学中300名大学生的研究结果显示[34]，咨询期限不是求助态度的显著预测因素。
3 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者从求助者个人特点，家庭、社会文化条件和同咨询工作者有关的因素等多方面对人们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预测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结论。然而，目前国外许多研究没有对求助态度和求助行为作恰当的区分。一些研究者运用“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态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Scale)，证明求助态度是求助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还有一些研究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指出，求助态度和求助行为是相互独立的，一些人可能对心理求助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仍然去咨询；而一些人可能对咨询持积极态度，但他们不去咨询。因此，在讨论心理求助的预测因素时，我们不仅要考虑求助态度的预测因素，也要注重研究人们的实际的求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