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运动和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右派论文,党内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7年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是建国后党史和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运动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次事件，是党的指导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起点，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曲折发展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十年中的“左”的错误和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状态自此开始。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多次指出：“1957年开始有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1〕“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 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差不多整整20年。”〔2 〕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得出的科学结论。
反右派运动是在共产党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发生的。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国内阶级关系、主要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阶级斗争依然在局部范围内存在，但它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党的任务面临着由主要搞阶级斗争到主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对于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转变，许多党员和干部缺乏思想准备。他们不懂得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有的甚至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压制、打击群众， 使矛盾激化， 酿成一些地方发生群众闹事。1956年各地发生了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请愿的事件。同时，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不良倾向，脱离群众，影响党内外的团结，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际上，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大规模的工人罢工，群众游行示威和流血事件，更引起党的领导对脱离群众危险的警惕。为了使全党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觉悟，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的指示，随之整风运动便在全党逐步展开。
这次整风运动是采取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发动党外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国务院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高等院校也都召开了这类座谈会。广大党外群众响应中共中央的召号，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他们在各种座谈会上畅所欲言，对党和政府工作提了大量批评和建议，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和中肯的。中共中央也发出指示，对此作了肯定，要求各级党组织正确对待党外人士的批评。党中央的积极领导和诚恳的态度，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整风运动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党内外思想活跃，不但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工作的新思路，呈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这种良好的开端被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继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扩大的错误打断了。
当广大群众怀着良好愿望，踊跃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批评和建议的时候，极少数怀有野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他们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之名，在各种场合，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攻击。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鼓吹成立“政治设计院”、“各党派轮流执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鼓吹要彻底清除“三害”，“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有的人还在高等学校煽风点火，挑起青年学生对共产党的不满。
右派的进攻使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混乱。鉴于在这之前波兰、匈牙利发生动乱的教训，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署，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对敌斗争。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党内整风运动实际上已停止。开展整风的各单位，都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规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划出一批右派分子。右派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在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斗争的基础上，在组织上、行政上、法律上对他们作了各种处分。
采用适当的方式对右派的进攻加以反击是必要的。否则就会使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泛滥，造成社会动乱。国际国内都有这方面的教训。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大批本来不是右派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在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都遭受到严重打击，造成很不幸的后果。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除极少数确实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以外，其中绝大多数都不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动机。他们有些是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正确的批评和建议，没有被理解；有此是提意见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被误认为反对党的领导；有些是对某领导个人提了意见，引起该领导人的不满；有些是向党交心谈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检讨，等等。他们被打成右派是领导工作的失误造成的。从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到1958年夏结束， 全国共划了55万右派分子。后来经过复查，其中99%都是错划的。他们当中有革命老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科技工作者、机关干部，大中学校教师、大学生等，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范围上，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夸大为整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的一场大战，并且又错误地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毛泽东当时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3 〕“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4 〕《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说：“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5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把富裕中农作为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这样，实际上就把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农村的富裕中农、民主党派都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右派进攻的社会基础。这样的估计就大大夸大了右派进攻的形势。在程度上，认为敌情严重，“黑云压城城欲摧”、“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现实危险。这就过分估计了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对运动的实际掌握和指导上，一再强调要使斗争深入，“深挖”右派，不要使右派“漏网”。6、7月间划了第一批右派，数字已大大超出实际情况，还嫌不够，8 月中央下达深入反击右派的指示，各地在此之后又“深挖”出一批右派，1958年春整风补课时又划了一批。主观地估计右派的数量，机械、生硬地规定右派的百分比，过分强调斗争的严重性，给各单位的领导造成了很大压力。出现了没有右派也要找出右派，右派的数字不够就硬凑的情况。因而使划右派的数量一再加码，大大超过了实际情况。
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不适当地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整风开始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强调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不赞成搞“大民主”。后来，一些人鼓吹大鸣大放，高等学校出现了群众贴大字报、不同意见开会辩论等的现象。毛泽东认为：“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6〕于是，转而支持和提倡运用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同时，党中央又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让右派吐出一切毒素，登在报上”；一个时间报纸上大量刊载错误言论，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错误的舆论导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这种情况又加重了党对右派进攻形势夸大的估计。
再一个原因是不适当地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党中央强调对右派要“急风暴雨”，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性的斗争”。不仅党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高等院校开展反右派斗争，而且还扩展到厂矿企业、中等学校。发动群众对右派大揭发、大批判，而对群众揭发的材料又不进行认真分析、核实，根据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随意给人定性；并且中央下达的划分右派的标准不具体，基层难以准确掌握。因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难免出现大量错划的现象。正如簿一波同志在总结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弊多利少。”〔7〕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是使大量的被错划为右派的人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严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损害了党内民主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而且还有更为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助长了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导致了后来一连串“左”的错误的发生。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上升为理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本观点便开始提出来了。这首先是改变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八大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发生的根本变化，正确指出：“剥削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虽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仅仅只隔一年，毛泽东根据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实践，便轻易地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论断。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 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论断，并且宣布我国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地主、富农、官僚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就是工人和农民。这里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与改变主要矛盾的论断相适应，还改变了关于过渡时期的正确提法。党中央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明确指出，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期。这时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提法，把过渡时期的下限延长到社会主义建成。究竟社会主义建成是个什么标准，需要多长时间，还说不清楚。“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还很难说。”〔8〕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9〕这就是说，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是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前的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再者，提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在论述政治战线上的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说，经过民主革命、土地改革，地主富农、官僚资产阶级都被搞臭了，他们已经没有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资本。民族资产阶级经过“三反”“五反”的严重斗争，也大大减少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勇气。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以为还有资本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打退他们的进攻，巩固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应当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必须慎重处理，不能掉以轻心。但问题是对这种斗争要有个正确估计。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还很不巩固，还要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一场大革命，向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富裕中农进行斗争，这种认识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成为不断批判知识分子，以至于在党内找走资派的理论根据。综合以上各点可以看出，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个时期已经初步提出来了，后来经过几次发展，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和政策的改变。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指出， 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是符合实际的正确分析，奠定了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但是这种正确认论断并没坚持多久。反右派斗争中，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发生了大转变，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其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对知识分子分析的大转变，党中央随之改变了整风运动只在共产党内进行的安排，指示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开展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除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批判斗争外，还批判了相当一部分有“右派思想”的知识分子。其后，知识分子就被当作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一些人一再受到批判，许多人得不到信任。虽然在六十年代初的一个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曾一度调整，但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根本转变。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形成在意识形态领域广泛的政治批判运动，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逐步纠正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促使了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思想的发展，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10〕毛泽东将右派的进攻和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及国内1956年的反冒进直接联系起来。认为1956年有两件事情我们没有料到，一是没有料到国际上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二是没有料到国内发生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11〕在他看来，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的建设出现了冒进，右派分子攻击1956年“全面冒进”，这两者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因此，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就批判反冒进，把这件为了保持经济建设稳定发展而做对了的事，说成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是“右倾”。以后又更加集中批判反冒进，言词也愈加激烈，说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问题，反冒进的人离右派只有50米。对反冒进的一再批判，使党内本来就存在的在建设上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迅速发展。许多领导人盲目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纷纷提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大跃进运动随之形成。同时，反右派扩大化助长了个人专断的作风，使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削弱，甚至被破坏。领导人个人说了算，一言堂，干部和群众不敢提不同意见。对于那些对大跃进提不同意见的人，往往给戴上“白旗”、“右倾”、“观潮派”、“算帐派”的帽子，动辄进行批判斗争。以“阶级斗争”推动大跃进运动，这就使大跃进的失误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并且长期得不到纠正。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主要是：
第一，党的正确路线要坚持下去不动摇，必须以充分的理论认识为基础。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任务的迅速到来，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来不及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不可能有成熟的理论认识。八大虽然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方针，但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全党对于八大路线的认识并不统一，也不巩固。因而，一旦遇到没有预料到的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会改变本来是正确的认识，思想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党在反右派斗争后改变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的原因主要在这里。这就告诉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之后，全党还必须提高理论认识。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正确路线才能坚持下去不动摇，得以贯彻执行。
第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但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熄灭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长期存在着。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要有正确的估计和对策。既不能一遇到阶级斗争局部的激化，就改变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认识，对斗争形势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又不能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对阶级斗争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掉以轻心。这都会干扰和动摇党的正确路线，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三，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应主要运用法律手段，依靠法制，而不能沿用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老经验。在革命时期，搞群众性阶级斗争，对于打乱旧秩序，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夺取政权，是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再用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就不适合了。这样做，容易搞乱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造成扩大化，干扰、冲击经济建设中心。运用法律手段来处理政治斗争问题，就可避免这些弊病，收到好的效果。
第四，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反右派斗争发生扩大化的错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有关系。我们虽然已经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并初步显示了这种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怎样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怎样认识和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怎样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有很多问题还没有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加以解决。整风运动中，一些本来是民主党派主动积极地为参政议政提出的合理建议，这些建议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已经实行，而那时却被认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许多人因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力，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却被打成右派。这都损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教训，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能避免或者减少重大错误的发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页。
〔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4页。
〔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6页。
〔5〕《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8页。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0页。
〔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2页。
〔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
〔11〕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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