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民族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路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一直是世界各国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民族教育更是人们关心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由于种种原因，民族教育与发达地区的教育相距甚远，其间存在的问题、困惑甚至危机不容低估不容忽视。只有面对现实，找到解决的思路办法，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发展民族教育，振兴民族经济，为民族地区的繁荣进步作出贡献。
一、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存在的几个问题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55 个少数民族有人口912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4%，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面积却占国土总面积的64%，大部分分布在西南、中南、西北、东北的高寒边远山区和牧区。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教育发展水平极低，文化技术落后，被人们称为“贫困地区”。正是其落后的教育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首先要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而民族地区的教育存在着如下问题。
第一，民族教育的结构性失衡
民族教育的结构性失衡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教育滞后，成人教育发展缓慢。
基础教育薄弱是指师资力量不足。民族地区的师资数量缺乏。贵州省按“普九”，小学教师基本可以满足数量的需要，但初中学生缺额相当大，到2000年需补充4.37万人〔1〕。 而目前从贵州省师资培训能力来看，难以达到此要求。再从质量来看， 到95 年底全国小学专任教师566.41万人，初中专任教师282.89万人，高中专任教师55.05万人， 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分别为88.9%，69.1%、55.2%〔2〕。 而贵州省到96年底，小学和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71.3%和59%，贵州省纳雍县小学公办教师2834人，民办教师875人，小学民办代课教师584人，小学教师中（含民办教师）具有合格学历的2501人，学历合格率为67.4%〔3〕。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薄弱还表现在民族地区教育质量低， 民族地区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升学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95年全国情况来看，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8.5%、小学辍学率为1.49%，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90.8%〔4〕。而贵州省的纳雍县到96年底，7—12周岁适龄儿童89652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87.2%，普及率为89 %，辍学率为5.38%，毕业率为91%〔5 〕。民族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存在着“三低三高”的现象，即入学率、巩固率、升学率低，辍学率、复读率、留级率高，文盲和半文盲不断产生，使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进一步恶化。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薄弱同时表现为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如校舍、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严重匮乏。据统计，92年有12个省区小学仪器设备达标率不到5%， 其中广西、西藏、宁夏、新疆、贵州等5省区不到1%〔6〕。 在城市中小学生平均每生拥有图书20.9册，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3.6 册，小学生则更少，只有1.9册〔7〕。贵州省纳雍县，小学现有校舍16838m[2]， 生均校舍面积为1.68m[2]，其中教学面积134095m[2]，实验室108m[2]， 生活用房30020m[2]，危房面积39930m[2]，需维修面积53385.21m[2]，现在完整双人套课桌21806套，尚缺30565双人套〔8〕， 绝大部分民办学校和教学点使用的是木板，水泥长条和石条拱制的简易桌凳，三人挤一套的现象随处可见，有些甚至站着，蹲着上课。这样的基础设施，怎样能够提高民族教育的质量？
职业教育滞后。我国一直重视普通教育而轻视职业教育，把民族教育也当成了为升入高级小学捞取一张文凭的“应试教育”。毕竟广大民族地区的初高中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只是少数，大部分要直接参加当地经济建设。目前，贵州省小学生还有40%升不了初中，初中毕业生绝大部分不能升入高中。贵州省的遵义地区1995年升入大专院校的学生仅有3000多人，有57000多名高中、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高中占70 %，初中占82.7%）〔9〕。 而贵州遵义地区的遵义县和务川县职高在校生和普高在校生比例分别是1∶13，1∶12，这种现状离国家要求的1∶1目标差距太远了。从贵州省经济的发展水平看，需要大量初级技术人才。但目前全省职业教育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加大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力度，各级政府的行为要到位，各级干部一定要提高认识，要提高到执法的高度来认识职教的重要性，要认识到职教是脱贫致富发展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根本途径。
成人教育发展缓慢。我国近1.4亿文盲半文盲中大多数是青壮年， 且集中于民族地区。贵州人口近3458万人，平均文化程度只有4.1年，文盲率达24.3%，少数地区文盲率高达38%。由于民族地区的后续教育跟不上，这些人目不识丁对现代化的高科技知识更是一无所知。解放初期我国建有大量的工农速成中学，农村识字文化夜校，基本已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但是90年代我们把目光主要投向普九义务教育，使成人教育发展缓慢。目前，全国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只有39.88万所， 农民技术学校38.55万所，农民接受培训仅7035.38万人次，还不到全国农民人数的7.3%〔10〕。
第二，民族教育体制不合理
民族教育体制不合理在于其办学体制的单一性，投资体制的划一性和管理体制的松散性。
办学体制单一性主要是办学模式单一和办学主体单一。全国不分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办学是同一个模式：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应试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从教学计划到教学大纲到教材到教法都是一个模式，严重脱离了民族地区的教育实际。办学体制单一性还表现为办学主体单一。传统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各级各类教育基本上由国家统管包办，忽视了调动社会投资和办学的积极性。
投资体制的划一性。由于办学主体的单一性（国家办学），我国教育事业长期形成了政府独家出资办教育的局面，这种政府独家经营办学的格局限制了教育经费的筹措。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教育经费缺乏的现象就十分严重。而教育经费短缺的现象仅靠国家一方解决，就显得力不从心。贵州省纳雍县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虽从91年的721.6 万元增加到95年的1577.2万元，净增858.4万元，但纳雍县小学校舍拆建39257.23m[2]，投资813.769万元，维修53385.21m[2]， 投资172.044 万元，扩建19030.5m[2]，投资444.998万元，新建18429m[2]，投资444.1364 万元，新建厕所需投资88.37万元，维修厕所需0.69万元， 购置桌凳需 183.394万元，教师培训需139.345万元，教师代课费157.68 万元（三年）〔11〕。如此具大的开支，仅靠纳雍县政府的财力是根本解决不了。
管理体制的松散性。从理论上讲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是非常严密的，但正是这严密的背后却是十分的松散。我国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往往是村管、乡管、镇管、县管、地区管，层层管理“婆婆”特多，使学校无所适从。可民族地区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学校的危房问题，拖欠教师工资等问题却无人问津，互相推诿。管理体制的松散性还表现为禁而不止的乱收费和意外伤害事件的屡屡发生。新疆克拉玛依市的特大火灾，夺去了300多名师生的生命， 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引起了师生的不安和社会上的强烈不满。民族地区危房倒塌危及师生生命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有经费短缺的客观一面，但如果我们的领导都有“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共识，那么就会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
第三，民族教育传统背离现实
民族传统背离现实主要是指教育观念陈旧落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负面影响扩大，民族地区优势在缩小。
民族地区教育观念陈旧落后在教育者身上表现为对民族教育重视不够，认识不足，行动迟缓。有些民族干部和民族教育工作者，根本不把教育当回事，只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一手硬一手软”，造成“经济有起色，教育却褪色”的局面。有些民族干部和民族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认识不情，看不到教育带来的具大经济效益，只顾眼前利益发展生产。由于民族地区把基础教育搞成升学（应试）教育，而忽视学生一技之长的职业技术教育，年复一年的读书依然年复一年的贫困，读书受教育并没有给贫困的民族地区带来变化，一些家长看不到读书与不读书的本质差别，导致了新一轮“读书无用”思想的泛滥，在部分农民思想深处形成一个不易改变的观念——读书富不了，不读书饿不死”。不愿送子女入学的思想，加大了民族地区儿童的辍学率。民族地区在女童的入学问题上，思想上的误区更大。在他们看来，女孩子迟早要嫁出去，是别人家的人。“男孩当家，女孩出嫁”；“男孩读书，女孩养猪”，集中反映了民族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使女童的辍学率高于男孩，入学率低于男孩。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90年15岁及以上的女性文盲半文盲率汉族为31.15%，而苗、彝、 布依和傣族女性人口文盲率超过50%，藏族女性竟高达82.40%， 整个少数民族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文盲率分别为20.50%和41.65%，两者之差21.15%〔12 〕，足见民族地区男女文化教育普及之差距。陈旧落后的教育观念是阻碍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一块大石，要搬掉这块大石，必须改变其陈旧落后的教育观念，树立起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教育的新观念。
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负面影响扩大。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成为我国文化中的瑰宝。同时他们的风俗习惯各异，宗教影响很深。民族文化、风俗习惯有它积极健康的一面，需要各民族加以维护并发扬光大，但同时也有它消极落后的一面，影响了民族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如回民聚居区他们很注重教规戒律，认为男女孩同校又唱又跳，违反教规。另外一些风俗如早恋、娃娃婚等严重阻碍了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给民族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民族地区的优势正在缩小。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令人惊诧的自然资源。我国的云南矿藏资源，锡、铅、锌的蕴藏量占全国第一，其中铅、锌矿居世界第三位；我国的广西除有宜农的自然资源外，还享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我国的西藏一直是旱魃肆虐的不毛之地，岂不知西藏的水力资源名列全国第一；我国的贵州煤炭保有藏量居全国第三位，磷矿储量全国第三，品位和开采条件为全国第一。这些丰富的资源不等于就有了经济优势。要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生产优势，把生产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需要人这个中介，而民族地区之所以贫困落后正是缘于其人的素质差。由于人们素质差，我们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些优势，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人们普遍存在着骄傲、自满、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乐守成规。人的素质差，不仅造成了目前民族地区落后的结果，而且还可能造成将来民族地区更落后的原因，进一步扩大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
二、民族教育大发展的新思路
尽管民族教育存在着如前所述的三大主要问题，这并不否认我国民族教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它特别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思考力。我想，解决民族教育发展的思路可以从实现以下几个根本转变和构建着手。
第一，实现教育观念的根本转变，构建民族大教育观
少数民族教育，它首先是教育，因而具有教育的共性，它必须按教育规律办事，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使少数民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民族教育首先应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即改变单一的升学教育观为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观。其次实现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即实现学校即社会，学校即生活，处处有围墙到社会办学校，处处无围墙的转变。使学校自觉地走向社会，面对市场。再次要实现由单一的基础教育向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的转变，即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人认字识数，更重要的是学校教育要教人以一技之长，为民族地区培养大批的劳动技术人才，推动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四要实现“读书无用论”向“读书有用论”观的思想转变，提高人们对民族教育有效性的认识，增强民族教育的吸引力，把读书获取知识看作是学会生存，走向富裕，迈向小康的必由之路；第五要实现重男轻女向男女平等观念的转变，努力提高女童的入学率。第六要实现迷信封建意识向相信科学的转变，使民族地区的人们依靠科学致富，加强科技在生产中的含量，利用“科技扶贫”。总之，要把民族教育真正纳入到我国的教育体系中，重视民族教育，改变其影响民族教育发展的陈旧落后教育观念，实现民族教育的大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第二，实现办学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构建特色教育体制
民族地区的教育要保持其“民族”性的特点，不能全国一刀切把民族教育也办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升学教育，更不能和发达地区齐头并进。在办学模式上首先实现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即改变过去单一的升学教育模式，形成既教人识字读书又教人学会生存，获取更多的生活生产技能的教育模式，加大职业技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比例，增加职业技术教育的在校生数。其次实现由小而全教育向特色教育的转变。民族地区的教育要符合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缓慢的实际情况，重视提高民族地区人们的生存能力。民族地区可以不搞高等教育，而把注意力引向生存教育，提高民族地区人们受教育的经济效益。再次要实现政府包揽办学向个人、社会全方位办学的转变。政府办学是主要力量，但不能包揽，调动个人、社会的捐资集资助学，必定会给民族教育注入新的活力。要彻底改变民族地区固有的办学模式，形成以发挥民族地方特色的特色教育体制
第三，实现办学经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构建投资多样化体制。
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相当紧缺，因此增加教育投资，改变投资方式是落实教育战略地位的根本措施。因此民族教育的办学经费首先要实现由国家单一拨款向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方式转变。即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收、收取学生学杂费（主要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企事业单位投入、校办产业投入、社会集资捐资和设立各种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并保证其稳定的来源和增长，给民族地区的教育无疑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民族地区要实现教育投资消费性向投资收益性的转变。教育投资具有长效性，即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明显的消费又是潜在的生产，是今日的消费明日的生产。要改变教育是非收益性投资的观念，人力资源是最有价值最宝贵的资源，只有实现教育投资的收益性转变，建立起民族教育投资多样化体制，才能使民族地区的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
第四，实现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构建依法治教育的体制
我国的教育管理存在很多弊端，不利于教育的发展。民族教育的管理模式更应该实行改革。首先要实现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改变。即教育部门不再是消极被动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办学任务，达到上级规定的要求，而是积极主动地为当地办好教育，加强管理，使教育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其次实现由中央集权向地方放权的转变。适当的给地方和办学单位（学校）以自主权。扩大地方和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使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下放的权力一般包括（主要指非义务教育学校和阶段）专业设置权、教材选用权、招生权、经费筹措与使用权、机构设置权、学校自我管理权、校办产业自主经营权等等。学校只有依法具有了应有权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办学和管理的积极主动性，也才能更好地履行其应尽义务和责任。再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调控管理，逐步建立和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教育宏观调控体系。政府管理教育的手段由行政干预、计划命令转为统筹规划、宏观调控、政策指导、组织协调、经费筹措、信息服务、评估监督等经济的、法制的、信息的及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最后，加强教育立法工作，使学校由依行政命令办学转变为学校依法办学，政府依法治教，做到教育管理事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国家应尽快制订和实施各种教育法律和法规，保证教育的顺利发展。
当然，解决民族教育大发展的思路有很多，在这里仅列举几条作为抛砖引玉，其效果还有待于实践检验。但我们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教育的大发展需要教育工作者付出辛勤的努力，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收稿日期：1997年4月。
注释：
〔1〕《采取切实措施确保我省“普九”目标早日实际》， 贵州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之五十五，97.1。
〔2〕〔4〕〔10〕《中国教育报》1996.4.19关于199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3〕〔5〕〔8〕〔11〕《纳雍县教育面临的困难不容忽视》， 贵州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六，97.1。
〔6〕国家教委计划司、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编《1992 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快报》。
〔7〕施云华《我国“教育机会均等”建设刍议》， 人大复印资料，1993.5。
〔9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是加速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之十二，97.2。
〔12〕郑晓瑛主编《中国女性人口问题与发展》，北大出版社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