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核心要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义论文,执政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治党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43(2015)03-0004-09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任务，说到底是引导和指导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最终达到共产主义、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而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有一个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因此，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怎样使这个党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来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和革命性，即从各个方面实行从严治党，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心课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90多年来，尽管在自身建设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不足和问题，但从指导思想来说，对治党必须从严历来是清醒的，并为之不懈地作出了巨大努力。惟其如此，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辉煌成就，才能出现一个日益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当代中国。不过也要承认，如今我们党的肌体健康状况欠佳，尚有疾病缠身，而且还病得不轻，甚至长有腐败这个毒瘤，若不痛下决心予以根治，最后会有自我毁亡的危险。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十八届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命题，把它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就是基于对这一基本现状的如实判断。 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第一个前提是必须有科学理论作为学理支撑和行动指南。因而重温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有益历史经验，并切实坚持之、践行之，同时认真吸取教训，并切实纠正之、改善之，就是十分必要和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了。 一、从马恩和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建党学说看全面从严治党 马克思、恩格斯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创立者。他们虽然讲得不多，但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建党原则，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策略和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都有所阐发和明示。尤其是作为国际共运第一个党纲的《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政党定名为共产党，并对它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作了经典式的说明。而要建立和建设这样先进的、纯洁的、革命的共产党，一切方面都要从严是题中应有之义。《宣言》最能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精神的主要论断是：其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其二，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其三，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他们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建立没有阶级对立的、由“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其四，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上四条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解读，第一条讲的是共产党人的高度行为自觉和理论自觉，第二条讲的是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根本宗旨，第三条讲的是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历史使命，第四条讲的是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奋斗中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列宁在马、恩的基础上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建党学说。他极为重视党的科学思想理论旗帜，早在1899年就说过“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1]P271)1902年又说过这样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他还说过，没有正确的理论，党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他强调党的组织纪律，认定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俄共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他反复申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和领导责任，所以特别关注党执政以后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腐化变质。他曾经指出：执政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党不能敞开大门让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混进党里来，而只能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清洗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党的力量在于劳动群众的拥护，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己不败坏自己那就谁也败坏不了它，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党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的规模，不如说是提高党员的质量，我们要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列宁还尤其憎恶共产党员贪婪金钱，搞经济犯罪。1918年，他针对莫斯科革命法庭对四名被控受贿和敲诈勒索的国家工作人员仅判半年监禁的错误，专门给党中央写信，指出“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2](P183)1922年列宁又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2](P332)的原则。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列宁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特别是严惩腐败的决心。俄共正是据此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实行清党，纯洁党的队伍。 毛泽东又在列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他从中国特殊的国情社情党情出发，早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1929年，就提出要在党内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初步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进而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命题，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3](P602马克思主义政党，确定了党的建设总目标，把它称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延安时期的1942年，他针对有许多党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作出“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4](P876)的重大论断，号召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解决相当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进一步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在1945年的七大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历史任务作了全面阐述，并系统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指出这是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区别。他在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胜利后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5](PP1438-1439)建国后他又根据执政党的新特点新任务，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国内国际新形势，严肃告诫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和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思想。 邓小平继承列宁、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在改革开放新历史条件下把党建的重要意义提到新的高度。早在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3月，他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6](P178)1980年，他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的损害极大，现在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恢复党的战斗力。为此，首先要解决新老党员都应合格的问题，同时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和改革党的领导制度，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他还明确表示“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6](PP358-359)1982年，他针对改革开放以后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干部被腐蚀而搞经济犯罪的严酷事实，指出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983年，他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7](P39)实际上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的一种表述。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抓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还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7](P154)1989年6月16日，即国内政治风波过后不久，他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对我们来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7](P314)他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而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作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7](PP380-381)的重大论断。这既是对发生政治风波严重教训的彻底反思，也是对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在迂回曲折中艰难前行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领悟到：第一，全面从严治党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之中，而且是它的精华所在。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要义，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历史使命决定的。第三，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应覆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等一切方面的建设，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单向的。第四，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还基于因新历史条件下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而具有特殊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二、从新时期党中央关于党建的论述和六个决定看全面从严治党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历届党中央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一直本着全面从严治党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1982年十二大党章对十一大党章作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修改，总的原则是适应新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求，比过去历次党章的规定都更加严格，目的在于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1987年十三大报告强调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课题；现在广大群众议论多、意见大的，是少数党员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败坏党的声誉；必须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的反腐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政治风波平息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的四件大事之一，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1997年十五大报告重申要从严治党，突出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报告还阐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8](P45)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此后，又鲜明地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论断。2002年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警告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十六届、十七届党中央，为贯彻从严治党方针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于2005年1月开始以一年半时间在全党范围开展了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其第一个目标就是提高党员素质。2007年十七大报告强调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全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并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更加注重预防和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报告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概念，进一步丰富了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五大建设相互促进，从整体上提高党建水平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内涵。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又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强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需要特别回顾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前期到2009年的26年间，党中央就党建问题专门召开了六次全会，作出六个专题《决定》为从严治党制定纲领性指导文献，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的决定》。它根据十二大关于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的精神，作出贯彻执行的部署。《决定》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党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还来不及针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历史条件下，目前党内仍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同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这就是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之所在。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决定》还规定党的每个组织经过整顿，在处理了必须处理的问题的基础上，最后要郑重地进行党员登记。 二是1990年3月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是直接针对前不久发生国内政治风波严重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而制定的文件。《决定》突出强调党的先锋队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群众路线，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由于地位的变化，现在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权力，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会滋长脱离群众的危险，全党同志必须时刻警惕这种危险，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努力保持和发展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并指出这些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有的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所以必须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弊病，大力加强党风建设。《决定》为此提出七个方面的举措：必须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积极疏通并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加强监督和建立、完善各种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以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三是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它首先从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作风等五个方面，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特别是首次比较完整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党建理论的丰富内容，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首次提出“党必须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重要命题，指出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党的建设也遇到了许多复杂情况，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党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着重就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三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入阐发，并提出一系列目标规定和实施举措。回头去看，党要善于在新形势下“认识自己”的论断尤具新意。“认识自己”就是要有自知之明，包括对历史和现状，胜利和挫折，成绩和错误，经验和教训，都要有深刻的反思总结，这样才能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而不致固步自封、停滞僵化。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对党本身如何进行全面的改革，使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问题。 四是2001年9月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它重申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有着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它指出对党的作风状况要有清醒的全面的估计，既要肯定现在党的作风总的是好的，也要看到党的作风方面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如果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决定》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主要任务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就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决定》并对其具体内容和要求分别作了说明，号召全党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予以全面贯彻，使党的作风有新的明显进步，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新的明显改善，使广大群众看到实效，增强信心。 五是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就执政能力所作的决定。它概括了55年来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今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决定》肯定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从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及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党员干部的作风、基层党组织状况、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方面看还不相适应，据此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提高驾驭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等五种能力。《决定》的一个突出亮点是首次作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执政能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上文提到的胡锦涛所说的“四大考验”之一就是执政的考验，“四种危险”之一就是能力不足的危险。所以《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归根到底是使党成为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六是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上取得巨大成就，同时指出当前党内存在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六个方面主要问题，阐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概括了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不断总结和运用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探索形成的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包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在内的六条基本经验；重新表述了党的建设总目标是“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决定》还首次鲜明地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重大命题，首次完整地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准确概念，首次明确地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重要任务，这些都极富新意和现实指导性，目的都在于说明：“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突出强调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9](P145、P143) 在短短30年间为加强党建专门召开六次中央全会，作出六个专题决定，反映了党对“生死存亡”的深沉忧患意识和“关键在党”的强烈历史责任感。这六个《决定》虽然内容、指向各有侧重，但都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和精华，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归根到底是全面从严治党。在贯彻执行中也分别取得一定成效，不过总的看不够理想。比如1983年开始的那三年整党，基本上并不成功，多次申明的“使党风根本好转”的承诺并未兑现，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八个反对”中的许多东西一直依然如故，有些问题特别是腐败现象还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股歪风日益盛行。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四大考验”实在太为严峻，各种干扰连绵不断，既得利益樊篱日见固化，制度和机制中的弊端难于攻克；主观上是仍未摆脱过去那种所谓“区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思维定势的束缚，总是肯定党建已取得“巨大成绩”、“巨大成就”，而对存在问题总是限定为“一些”，特别是对腐败现象只认为“比较严重”、“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等，这种公式化的估计不符合实际，与“生死存亡”对不上号，并不被广大群众所认同，也难以对党风问题的严重性真正有切肤之痛，因而决心欠大、措施欠硬，抓得不细不实不力，学习贯彻一阵风，路子也尚欠明确，重点不够突出，还缺乏各级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这就使新一届即十八届党中央面临更为艰难、复杂和繁重的党建任务。 三、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党建理论和实践看全面从严治党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大闭幕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告诫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他把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落脚到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上。2013年6月底，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他在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历次全会上，一再提出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深化党的纪检体制改革、落实党委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等一系列从严治党要求。2014年12月，他在江苏考察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2月2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进而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0]并明确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对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全面从严治党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看。 其一，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首先是在“从严治党”之前冠以“全面”一词，在党建史上尚属首次，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上的提升。历史事实证明，许多大事实际上早已在实践探索了，但往往要经历很长过程才能概括出一个理论命题或概念、范畴。比如从中国特点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领导下就开始了，但直到1982年才由邓小平正式概括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探索如何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但直到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才正式概括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重大命题。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毛泽东和邓小平建党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关于党建的六个《决定》中，实际上已蕴含着从各个方面从严治党的精神，但直到2014年才由习近平鲜明地概括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命题。可见一个新命题的正式形成和明确提出，是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产物，是理论上的一种再创造。尤其是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道，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并作为“魂”和“帅”贯穿于它们的始终，合称“四个全面”，使之协同推进，更可以看做是一种理论创新。它的意义在于既总结了以往党建的历史经验，又为今后的党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道路。 其次是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做了大量论述，提出了或者重申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和论断。关于理想信念，习近平突出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还形象地把它称为精神之“钙”，没有这样的信仰和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他鲜明地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崭新论断，并指出衡量一名党员和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客观标准，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同时突出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方向道路，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1]须知这些话似乎属于常理，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被淡化了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受到来自“左”和右的种种歪曲、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严重滑坡的今天，却具有正本清源、认祖归宗的重大意义，是全面从严治党在思想理论上必须确立的首要前提。关于党的作风，他指出“四风”问题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密切联系，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作为党的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和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并且说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这些话虽然也属常理，但在许多党员干部多年来无视党章、不讲党性修养、放松自我改造的今天，不啻是暮鼓晨钟，振聋发聩。关于反腐倡廉，他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是一个很重要原因，警告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关于制度建设，他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努力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罚机制，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象；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牛栏关猫是不行的；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关于党的纪律，他指出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和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纪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党纪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关于干部管理，他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从严治党的重点，在于从严管理干部，要做到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都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过严了，主要倾向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等等。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尽管大多早已有之，但都是在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和针对党的现实状况而展开的，在新形势下有其特殊的新涵义和新意义，而且其中不乏新的思想和观点、新的提法和论断，意味着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又得到了深化。 其二，在实践上开展了狠刹“四风”活动和有力有效的反腐败斗争 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上采取的第一个大动作，是把作风问题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雷厉风行地狠刹“四风”。 十八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伊始就出台八项规定，由政治局同志带头执行，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发出了正风肃纪、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震动了全党全社会。各地、各级党委闻风而动，迅即制定实施细则予以贯彻，在短时间内就初见成效。2013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十八大精神，决定从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上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3年6月，习近平在工作会议上对开展这一活动进行部署，提出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聚焦“四风”问题不放松。活动开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亲临各自联系点进行指导，为面上的活动提供样板。由于决心大、方向明、思路对、措施硬、抓得实，再加上各级领导带头，整个活动顺利开展并如期结束，成效显著，振奋人心。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系统总结了活动的五大成果：一是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深刻教育，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明显增强；二是“四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三是恢复和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探索了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四是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得到增强；五是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他指出去年这次活动启动时，党中央向全党承诺，一定要精心组织、确保实效，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在全党共同努力下，这个承诺已经兑现。他还肯定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对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取得了新的认识，概括了六条新的经验，即：必须突出重点、聚焦问题；必须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必须严字当头、从严从实；必须层层压紧、上下互动；必须相信群众、敞开大门。他要求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指出经过这次活动，全党改进作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基础还不稳固。作风有所好转，“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树倒根在，有些是在高压态势下取得的，仅仅停留在“不敢”上，“不想”的自觉尚未完全形成。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最担心的是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常抓不懈、保持长效。因此，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必须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把目前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使作风建设要求真正落地生根。据此，他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强调以下八点：第一，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第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第四，坚持从严管理干部；第五，持续深入改进作风；第六，严明党的纪律；第七，发挥人民监督作用；第八，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这八条实际上是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内涵、目标和途径，制定了总思路、总要求和总方向。 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上采取的另一个大动作，是把腐败现象作为惩治重点和主攻目标，义无反顾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习近平在十八大后中纪委历次全会上讲话的核心主旨，就是坚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比如在2014年1月14日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他强调要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必须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在2015年1月13日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又强调指出我们要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把反腐利剑举起来，形成强大震慑。 根据这些重要精神，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委尤其是中纪委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掀起反腐风暴，推进反腐斗争，旗开得胜，战果赫然。十八大后至2014年11月底，光是省部级以上官员就有54名落马，包括2014年被查处的副国级官员3人、省部级官员33人和十八大至2013年底被宣布查处的省部级官员18人。其中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尤为令人触目。2015年1月至4月1日，又有12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被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在打下一批“老虎”的同时，全国各地也都拍了一大批“苍蝇”包括一些“小官巨贪”者，“老虎”、“苍蝇”一起打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流于空谈的口号。反腐败斗争与刹“四风”一起，使党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生态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进一步净化了党，改善了党的形象，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 然而，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的：“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12]这是对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战果的清醒估量，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准确判断，对“区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惯性思维的勇敢突破。 总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令人鼓舞，充满希望，同时也要看到全面从严治党还任重道远，丝毫不可懈怠。热切期盼中央能再作出一个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专题决定，在新起点上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大踏步地向前推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标签：从严治党论文; 党建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