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中国和巴西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欧元论文,中国论文,国际货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学术界对于美国霸权地位是否在走下坡路的争论确实已经不再是新闻。二战后的前二十年里，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1960年代末期，霸权主义结构显现了第一道裂缝：欧洲和日本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迅速超过了美国。1970年代初期，美国的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理查德·尼克松不得不关闭黄金窗口，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通过美元贬值重塑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一些学者而言，尼克松的决定无疑标志着美国霸权地位开始衰落。1970年代末，美国学术界将这种类型的分析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学派的圈子(Wallerstein，1979)。但在1980年代后半期，这种边缘观点突然得到主流学者的支持，例如Keohane(1984)，Calleo(1987)和Kennedy(1988)等，他们被归为衰落主义(declinist)学派。
然而，1990年代给了“复兴主义者”参与这场争论的正当理由，他们一直以来反对“衰落主义者”的论调，认为后者低估了美国经济的内在潜力(Cox，2001)。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甚嚣尘上，一方面是因为“新经济”的成就，另一方面是因为再度消除了财政赤字。到20世纪末，即使是最坚定的衰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未受到挑战。回头去看，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尼克松让美元与黄金脱钩的举措，反而是有利于美国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反而增强了。通过20世纪60年代在伦敦建立离岸欧元美元市场，以及自1970年代初至今华尔街的开放，美元得以在超过30年时间内独占全球主要信用货币的角色(Helleiner,1994；Gowan，1999；Seabrooke，2001)。
然而，21世纪的前10年以迥异于20世纪晚期的方式展开，使得人们重新开始关注衰落主义者在1980年代提出的观点。千禧年伊始，新经济下的互联网泡沫破灭；2001年爆发的9·11事件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在本土遭受外国袭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帝国过度扩张”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都更加明显；2007年8月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国家债务再次变得沉重。但是，或许对美国霸权地位能否延续的最大系统性挑战还在于欧元的诞生。美元首次见证了有潜力挑战其国际货币地位的一种货币的出现。在经历了本世纪初略为动荡的开局后，欧元在过去几年中对美元一直表现优异，即使在当前的危机中，欧洲中央银行依然在金融机构中赢得了良好信誉(Rey，2005；Galati and Wooldrige，2006；Campanella，2007)。作为当前危机的结果，美国的结构性弱点（国家债务水平上升）将进一步恶化，关于“衰退主义者”的争论将再次占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中心位置。
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现实主义(Cohen，2003，2006，2007，2008；Kindleberger,1973，2000；Persaud，2004)、自由主义(Bergsten，1997，2005；Cooper，2000；Kenen，2002；Mundell，1998，2000)和批判学派进行全面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批判分析是用来理解欧元对美元挑战的最有效工具。笔者认为，目前的争论过多地被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所充斥，这种经济学分析试图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新古典视角的解读。作为替代，本文将使用建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包含更广泛学科的理论框架(Watson，2005)。
争论中另一个可能令人质疑之处是过于以美元—欧元关系为中心。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制造一种具有国际潜力的货币，但这要部分取决于这种货币是否能够获得国际地位等其他因素。“衰退主义”之争在1980年代和当前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当时世界主要货币的权力由美国的盟国把控，比如日本与西欧(Kirshner，2008)。而在当前，能够产生巨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新兴市场（例如俄罗斯、中国、巴西等）都是在各自战略指导下的独立参与者。当前的信贷危机有可能成为导致欧元向各种职能的国际货币加速演进的触发点。金砖四国的政治和金融精英们如何认知欧元对美元的挑战是个非常重要的论题，然而迄今为止的调查远远不够。
二、批判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Wallerstein或许是宣称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第一位批判主义学者。他认为美国霸权的顶峰出现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从那以后，世界就已经进入一个系统性危机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新的力量有能力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为止。如前所述，1990年代发生的事情说明了Wallerstein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预言不太成熟。从美国自身的利益考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其实利大于弊。然而21世纪初发生的最新事件，使得Wallerstein重申他的论断：由于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正处于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布什政府在过去8年里所采取的军事和单边主义行径证实，新入主白宫的保守派持有“由胆怯的、不明智的美国历届政府造成的美国衰退是一个现实”的坚定假设(Wallerstein，2003:33)。他们过去认为采用一个更具帝国色彩的方法有助于重建世界秩序，并使得美元成为世界货币(Strange，1971)。但是迄今为止现实却完全相反。美国军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已明显力不从心；尽管有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伊朗没有显示一丝终止核计划的意愿；委内瑞拉已经在拉丁美洲发起了对抗霸权集团，这实际上已经推翻了由布什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中国并没有如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期望的那样实施人民币升值；最近俄罗斯已经在格鲁吉亚摩拳擦掌，并启动了“去美元化”(Johnson，2008)；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历史上的主要盟友欧盟，正逐步在世界事务中形成自己的声音。正如Wallerstein所做的评论，“欧洲一体化将不断推进（毫无疑问困难重重但不会中断）并逐步与美国远离”(Wallerstein，2003:34)。
另一位为人所知的批判主义学者，Giovanni Arrighi（2005年），同意布什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冒险行动加快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这种在国际事务中的敌对态度很可能会疏远其他世界大国，并鼓励他们之间进行更密切的联系。有趣的是，他认为中国（长期来看的潜在的未来超级大国）现在更加接近欧盟而不是美国。事实上，从2004年起中国已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欧洲也是中国最大的技术与设备的外部供应商，两大地区互相承认彼此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援引了一位欧洲委员会官员的论调：在中欧领导人的会晤中美国属于沉默的当事方，在发展多边主义和制约美国行为方面中欧两方存在共同利益而非压力(Arrighi，2005a:79)。Cafruny和Ryner认为，直到欧盟改弦更张，再次采纳独立于美国的更大的基于社会性和协商一致的福利国家增长模型，这场危机才会终止。其主要论点是，在今天高度缺乏监管的新自由主义的以美元和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下，欧盟仍然非常服从美国。这就是被其他作者称为“美国的结构性力量”(Strange，1982，1988；Seabrooke，2001)的真实写照。欧洲银行在当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以美国为震中的金融危机中遭受的巨大损失足以证明，欧洲人仍然倾向于接受这种结构性权力的影响。此外，欧盟不仅在经济和金融问题上追随美国，在军事方面也与美国控制的北约联合防卫本土安全。然而，Cafruny和Ryner承认，美国霸权正在逐步走向衰落。用他们的话来讲，现在美国的霸权处于“最小化”的状态，“执政党和下属团体间因各自利益的不同而产生重要的矛盾，所谓的霸权再也不能强大到足以全盘系统地制定服务于整体利益的政策”(Cafruny & Ryner，2007:20)。伴随信贷紧缩以及由此滋生的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使得美元霸权的衰落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明显。即便像Martin Wolf这样的市场主义者也承认，这是我们在过去30年所熟知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尽头。(Wolf，2008a&b)在此背景下，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清楚霸权是何种程度的“最小化”。现在看来，在过去10年内由霸主所倡导的、开放的金融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增长的所有固有矛盾，在本次危机中暴露无遗。Cafruny和Ryner的理论框架是非常有用的整体。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和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中涉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提出的所有重要概念，但同时他们对公认存在内在矛盾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提出了批判。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文章中，两位作者还对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制度霸权的联盟尚存怀疑。然而，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绝非体系下的又一次危机而已。这是一次重创体系中心的危机：华尔街和它全部的“永远安全”的商业文化。为了防止现存世界金融结构体系的突然倒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国家干预，以拯救因行为不当深处漩涡的私营金融机构，而这恰恰是他们之前一直告诫其他国家政府不许采取的措施。美国作为霸主或世界领导者的声誉目前正深受质疑，这就给替代权力留下了施展的空间。最近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欧盟施压美国举办G20国际会议，力图在一个更加规范的多极框架的指导下改组国际金融秩序(Cody，2008)。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前的危机成为欧盟巩固经济、政治和金融权力的转折点(Verhofstadt，2008)。这场危机使欧盟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似的袖手旁观，任由美国按照其意志和利益控制世界经济，因为现在霸主的利益可能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利益并不完全吻合(Benoit，2008；Davies，2009；Hall，2009)。在当前这个时期，美国的霸权已经最小化，因此全球金融体系以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都需要进行重新谈判(Helleiner，2008)。新兴市场国家在平衡权力关系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进行更详细研究的原因。
三、新兴市场国家
1.中国
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接近2万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5月21日宣称，中国将把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改为基于市场需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货币篮子的具体构成是国家机密，但目前能查阅的二手文献和实地调查还是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线索。举例来说，Bowles和Wang认为，“2007年4月，中国减持了少量美元债券”，原因是“美元价值的下跌并不符合中国高层的利益”(Bowles & Wang，2008:348)。中国一直试图通过从美元到欧元（唯一能真正替代美元的货币）、商品，特别是石油和黄金的变化来逐步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可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在市场中导致严重的后果。中国外汇储备正在迈向多元化，这一点已经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的证实。她指出，国家外汇管理局能够“通过不同的货币和资产的互补来保持所管理资产的总体稳定”(Zhang，R.2009)。中国金融界精英的一项采访显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可以大致以美元65%，欧元25%，日元和英镑10%的比例持有。同时他们也认可Click关于中国不会出售现有的美元储备、而会对目前新增的外汇储备实现多元化的假设。正如他解释的那样：“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允许中国在新增储备的过程中通过减少美元的增加量来完成欧元的外汇储备替代”(Click，2006:423)。尽管现在存在多元化的趋势，但从目前获得的实证数据来看，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层的眼中，欧元并不是美元的替代品，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不存在一种可以匹配美国国债流动性的泛欧洲债券（这是他们所希望的）。其次，中国很难在2万亿美元投资组合不遭受损失的前提下，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这种困境被克鲁格曼(2009)称为“中国的美元陷阱”。此语一出，即被中国的金融界精英们广为接受。在中国，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电视节目、报纸专栏都纷纷致力于在日常报道中展开讨论。中国的学者经常提起的轶事是，在执政后期，小布什一直希望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持续购买美国国债。当然他们也意识到，尽管存在美元贬值的风险，中国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Pilling，2008)。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越来越关注由于美联储采取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导致的美元贬值的可能性，而温家宝总理在上次的人大会议上首次公开表达了对这方面的担忧。
在媒体对美元长期走势质疑的同时，欧元的崛起被中国金融界精英们认为是重构金融体系的积极因素。从一开始，中国当局就非常赞同欧元的推出，“我们相信欧元的诞生将有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Peruzzi，Poletti & Zhang，2007:322)。欧盟和中国似乎有着相同的目标：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有监管的多边金融体系。正如David Shambaugh所言，许多中国人眼中对欧洲在世界上所发挥作用的期待，源自中国希望建立一个非霸权、权力分散化和区域多极化、政治稳定、文化多元、经济相互依存的国际新秩序(Shambaugh，2008:128)。欧洲看起来更具包容性，更少地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并更习惯用协商、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欧洲研究所几年前曾经就“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做过比较，结果显示：与美国相比，在中国欧洲获得的好评更多(Shambaugh，2008)。一般而言，中国的金融界精英们更愿意看到一体化的、综合实力更强劲的欧盟，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潜力在国际金融体系重构过程中发挥反对美国霸权的作用。朱立群认为，在中国人眼中，欧盟一体化的深入将增强欧盟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会引发国际事务处理中更强有力的独立倾向，使得欧洲成为“有效遏制美国霸权主义的一股力量”(Zhu Liqun，2008:151)。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巩固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这不仅有助于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角色以对抗美国霸权。本次调查中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认同，欧元的出现通过东盟“10+3”框架下的清迈协议促进了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Gao，H.2008)，对促进中国与周边邻国在内部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从而免遭受美元汇率动荡的影响方面，也发挥了无形的影响(Xinhua，2009)。欧洲所的一些建言甚至将欧元的影响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提出的关于创造全球国际货币的建议(2009)联系到一起。按照这一思路，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界精英们，将欧元作为单一区域货币的成功视作一个明显的证据，即单一货币或某种形式的多边货币协议在全球范围内是可行的，而并非之前所认为的一个牵强的概念而已。所有相关证据都表明，欧盟可能在改造世界经济体系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id，2004；Leonard，2005；McCormick，2007)，这种影响力要比欧洲怀疑论者们(Cohen，2003，2006，2007，2008)所认为的大得多。
2.巴西
巴西在这场争论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有二。首先，它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四国在G20谈判中最直言不讳的国家；第二，它是传统观念所认为的位于美国大后方的拉丁美洲的最重要经济体。如果美元在这一地区也在逐渐失去主导地位，那么作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正在承受很大压力的结论就是相当公平的。与中国一样，二手资料以及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银行业专业人士、财经记者和巴西央行(CBB)的官员进行的广泛谈话内容显示，我们同样处于经济和货币事务从单极向多极世界过渡的时期。一二十年之前，巴西的投资大多以美元计价并流向美国；而现在分散化成为当务之急，巴西的海外投资遍布全球，并在相当程度上流入欧元区及其他新兴市场。例如，该国最大的银行巴西银行(Banco do Brasil)就投资了数额巨大的以欧元计价的政府债券。与中国的例证一样，尽管欧盟是其主要贸易伙伴，巴西的经济活动仍然以美元计价，原因是其他拉丁美洲的贸易伙伴（主要是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与美国有着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不过，一些巴西的欧盟进口商正在考虑摒弃美元换用欧元的选择(ANBA，2005)。在试图摆脱对美元依赖的战略中，南锥体共同市场最近已经允许其成员国的出口商以本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Berardinelli，2008)。更引人瞩目的是，与美元并行，欧元在巴西街头已经被广泛接受。甚至在新闻中，电视频道不仅播放巴西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也显示巴西雷亚尔兑欧元的汇率。巴西银行也承认，其外汇储备已经从美元转向多元化。官员们声称，美元是本国最重要的外国货币（与中国一样），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欧元也很重要，而且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当被问到欧元是否会成为国际货币时，巴西银行业的精英通常会吃惊地反问：“难道现在欧元还不是国际货币吗？”与中国一样，巴西精英们视欧盟不仅为经济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帮助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加强监管的多极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伙伴(Patricio，2008)。
在这一方面，欧盟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里已显著提高。从本世纪初，巴西已经开始逐渐远离美国、靠近欧盟。正如Klom所讲的，“尽管巴西的外交政策在20世纪大半部分是针对美国而定、偶尔面向欧洲，但是南锥体共同市场计划实际上已经推动巴西向相反的方向前进”(Klom，2003:356)。这也可以从巴西不愿签署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反而非常关注在南锥体共同市场和欧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框架中得到证实(Schmalz，2008)。卢拉总统给出了解释，他指出欧盟是“南锥体共同市场唯一的对话者，将所有相关领域的问题摆到桌面上，发出了谈判的积极信号”(Poletti，2007:278)。在这一更加友好的自由贸易框架下，看到过去十年内贸易和投资规模在美国和巴西之间下降、而在巴西和欧盟之间增加的现状就不足为奇了(Schmalz，2008)。Latinobarometro在2000-2004年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过教育的巴西人中间，欧盟在民主、发展、和平与自由贸易方面的得分要高于美国(Fioramonti and Poletti，2008)。这一点在和金融精英们的深度访谈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印证。巴西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多边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欧盟在这一方面被普遍视为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Schmalz，2008)。卢拉总统的论述非常具有代表性：“我们要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FTAA不能被看做是一个一体化的项目；相反，与欧盟的发展进程应被视为一个典范”(Poletti，2007:278)。这些评论支撑了本文的论点：欧盟因其自身的规范和软实力，在金砖四国的精英群里极具吸引力，这给结成一种重塑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结构的合作伙伴关系留下了可能性。
四、结论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笔者试图论证：在理解欧元对美元的挑战方面，批判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最有效的理论框架，因为它涉及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阐述的大多数概念。同时它也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体系在理解国际金融中美国霸权的中心地位。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本文的第二部分重点研究中国和巴西等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这是迄今为止文献中基本上被忽略的部分，但却是理解欧盟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基于上述两大支柱，贯穿本文的主要论点在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货币多元化时期：美元正在逐渐丧失绝对优势地位，而欧元正在占据实地。这是由于美国霸权在若干领域内走向衰落。经济上，美国已经出现了持续几十年的经常账户赤字，而这一趋势将在中短期内延续下去。军事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显露出美国强权的局限性。与伊朗一样，委内瑞拉和俄罗斯有胆量打破20世纪90年代初由老布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即使在文化上，美国也正在失去自身的吸引力。布什政府几年来的单边主义行径，已经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反美浪潮，这一切使得Joseph Nye等建构主义学者们纷纷建言，美国要想继续维持其未来领导者的地位，就必须再次动用自身的软实力(Nye，2004)，奥巴马似乎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最富影响力的饶舌歌手Jay-Z使用500欧元面值的纸币的行为表明，即使在一直由美国统治的大众文化领域，美元也正在失去其强大的象征(BBC，2007)。 更令人惊奇的是，欧元的渗透甚至抵达了曼哈顿的大街小巷(Reuters，2008)，这就意味着欧洲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不用兑换货币就能在纽约购物，而这在以往是无法实现的。
随着欧洲作为更加稳定的、多边的世界经济体样板的地位的巩固，基于美元中心地位和华尔街的金融活动与信贷吸引力的美国结构性权力，正在新兴市场国家逐步削弱。由于经济惰性以及网络外部性，美元在未来十年内甚至更久的将来仍将是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试图单极主导世界的美元正在消失。与1980年代美国能够借助广场协议联合盟国实行美元贬值不同，在新的多极世界里，中国、巴西、俄罗斯甚至欧盟，肯定都会要求更多的补偿。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首次调查显示，为了尽量降低潜在的汇率风险，确实存在远离美元的多元化趋势。最近中国与巴西达成协议，即双方试图用本国货币结算双边贸易的做法就很好地支撑了这一论点(Wheatly，2009)。
从这一意义上讲，金砖四国将欧盟视为在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多边金融体系进程中的潜在合作伙伴。因此，欧元的进军主要是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因此是无形的，这也给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精英们演示了：在防止对美元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方面，货币一体化与相互合作是多么有效的一种工具。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国际货币具备三种功能：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手段。这也证明了在前述三个功能的基础上还需要加入第四个功能——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工具。如果一种全球货币获得通过和认可，将会进一步促进国家、区域甚至可能是国际间的联合。
事实上，美国过去30年的霸权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框架之上。这个框架现在正深受质疑。源于美国大规模的次级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证券化而引发的信贷危机，有可能成为欧盟向与金砖四国结盟、并且形成统一的国际力量的演进进程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心脏，而它引发的后果目前尚难预计。对很多人而言，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一点依然有待考察，不过现在非常确定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名声已经深受影响。在拉美，推行IMF结构性调整方案的“华盛顿共识”时期被认为是“失去的十年”。在亚洲，在经历了1998年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一切已经非常清楚，中国实施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是正确的，而其他邻国充分的金融自由化却是错误的。建立在金融引致增长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目前在欧洲也面临严重的质疑。德国总统和IMF前任总裁霍斯特·克勒称金融市场是一个“怪物”，萨科奇和默克尔最近也强烈批判美国模式，呼吁建立一个更注重监管和平衡的国际金融体系(Davies，2009)。针对危机的上述反应都表明，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美国霸权正深受质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分水岭，之后将在世界事务中看到更高程度的多极化。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结局究竟是现实主义的——即大国之间冲突的增加，还是自由主义的——即大国之间合作的增加（如同G20所显示的那样），抑或是诸如Gramscian式的批判主义的——在智慧上悲观、而在情感上乐观。
（限于篇幅，此处省去若干参考文献，如有需要可与《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联系。）
校对：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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