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虚拟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所谓的“虚拟马克思主义”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指在由网络（互联网）所构成的所谓“虚拟空间”（cyberspace）或“虚拟世界”中，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互联网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及各种信息汗牛充栋，在互联网构成的巨大数据库中，可以说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身影或“幽灵”，这种网络上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并没有造成现实的社会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数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可称作“虚拟马克思主义”；二是指在信息社会（网络化是其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又被称作“网络社会”）中，出现了种种新的社会现象，有人据此认为，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代表的经典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未遇到过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尽管目前我们进入了所谓的“信息时代”、“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依然有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概念和方法在我们认识当代网络时代的资本主义时依然充满活力，这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当代网络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就被称作“虚拟马克思主义”。本文正是在最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我们认为，尽管时代发生变化，但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分析当代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沙夫指出：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即与新工业革命引起的结构转变和文明转变相关的问题，在于重新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垄断政治倾向的影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贫困者写的童话），重新分析跨国资本和集团的影响。”[1] “虚拟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做这种“重新分析”的努力，其思想路线和指向值得我们借鉴和批判。
一、何谓“虚拟马克思主义”？
匈牙利学者约翰·霍瓦思（John Horvath）在1996年9月发表的题为《虚拟马克思主义》（Virtual Marxism）一文中，尽管没有对“虚拟马克思主义”作出明确界定，但却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霍瓦思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在通过大众媒体和新媒体而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所谓“革命”毫无疑问地与1917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许多相似性。而要更好地理解现实，必须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马克思写作的时代之间做出比较，而其中涉及到的最突出的因素就是主要建基于技术快速发展而形成的革命性转型的影响，“在马克思的时代，是工业革命；目前，是远程通讯技术（telematic）革命”。[2]
霍瓦思认为，工业革命和远程通讯技术革命具有共同点，比如，首先，都允诺了未来，而这些允诺主要在工作（work）和经济生产领域，带来了生产率的增长。其次，科学思想在各领域的急剧扩展，同时，技术起了主要的作用。在两次革命中，技术都打开了通往新发明和新发现的道路。当然，霍瓦思也认为两次革命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如在马克思的时代，我们获得的是对我们周围物质（理）世界（physical world）的更好的理解，而目前的远程通讯技术在我们扩展对现实的解释的思想（ideas）方面，正展开一张未标明疆界（uncharted territories）的地图。
霍瓦思之所以提出“虚拟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认为：“除了具有可比较的历史背景之外，共产主义的过去和远程通讯的未来汇聚为两个归因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要点：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和解放（liberation）。”[2]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分析“网络社会”的主要理论基础。
首先，关于“经济决定论”。霍瓦思认为，“马克思对编年史（historiography）、社会学和未来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用以判断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方法。经济被看作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基础，因此，通过控制经济活动谋求人类共同利益，就能够达到一种乌托邦的状态。”[2] 而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念在目前全球经济的视角下是适用的，全球经济范式中的远程通讯技术被视为新的生产资料，除了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之外，人们确信，个人将获得利用这种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
其次，关于“解放”。霍瓦思认为：当有人看到由新媒体所提供的经济机会时，其他人注意到新媒体的积极的社会意义。许多人认识到：远程通讯技术和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例如，在一次由《网络时代》（Nettime）的皮特·舒尔茨（Pit Shultz）对《如何改变并且接管世界》（How to Mutate and Take Over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西柳斯（R·U·Sirius）的在线采访中，所思考的问题是“正通过虚拟空间返回来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完全拒绝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正像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虽然表述的方法不同），作者看到了解放的潜力：“我相信，因为无限的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资本主义最终将在网络上消亡”。[2] 也就是说，霍瓦思与其他人相信：网络社会的未来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具有相似性。例如，马克思写作的年代，工业革命正在取代家庭手工业，他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感到，机器最终将做一切工作，使人类免受日复一日的劳役之苦。同样，远程通讯技术的运用如今被大肆宣传为节省劳动的工具，以至于可以达到我们能够多消费、少工作的程度。
霍瓦斯认为有些人（如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他的《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一书中看到：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提高了生产率，另一方面，更多的工作将产生出来。这是因为社会将转变为“学习型社会”，或如德鲁克所称的“知识社会”。不管用什么术语，关键点是：知识将取代资本、土地和劳动（labor）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
霍瓦思指出：伴随着所有的虚拟环境，虚拟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意味着它的生命（being）存在于效果（effect）之中，而不在于名义。此外，尽管历史没有教会我们任何东西，然而我们却能够根据过去的教训得出结论。因此，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找出相似性而瞻前顾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事后认识的优势，能够把我们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拯救出来。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赞成霍瓦思“虚拟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本思想倾向。国内有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具有四个基本倾向：（1）坚持整体历史叙事，核心在于肯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任何社会理论的必要前提。（2）重塑解放政治。（3）强调开放的多样可能性的未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它要求在每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解决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基本的方向，马克思从来没有给予它具体设计方案。（4）革命方式或政治策略的灵活性和多元化选择。[3](P301—303) 这里讲的是一般特征，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虚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路。
第一，“虚拟马克思主义”观念看到了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试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适应性。如霍瓦思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建立在以资本来衡量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之上。尽管现代网络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思想同样可以说明这些现象。
第二，“虚拟马克思主义”观念分析了网络“虚拟社会”的各种现象，其中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对积极的现象，霍瓦思认为能够为未来社会的解放提供一定的技术和社会前提。而对消极的现象，他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风格，对此进行了批判，如信息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失业、远程工作影响了工人之间的团结、数字鸿沟（产生“大量生活在边缘”人们）、环境问题以及种族中心主义不能够产生真正民主等大量的社会问题，等等。
第三，“虚拟马克思主义”观念乐观地看到了网络社会的“解放”前景，“和马克思一样，这种乐观主义是建立在无极限发展的前提基础之上的。”[2] 霍瓦思认为，正如许多思想家一样，马克思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囚徒。19世纪常被称为“乐观主义的年代”。而20世纪末， 远程通讯技术导致了一个新的乐观主义时代。远程通讯技术在经济上所设想的好处是，更高水平的生产率、更快的创新发明速度以及更快的新产品生产速度，归根到底，就是更经济的产品、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此外，许多人把远程通讯——互联网——珍视为消除差别的方法。
因此，我们看到，“虚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而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社会适应性的一种“观点”或“态度”。这其中我们尤其必须认识到，“虚拟马克思主义”观念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这一点值得商榷。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充分肯定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决定论与选择论的统一，充分肯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服从历史规律性的统一。事实上，恩格斯早就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4](P695—696)
二、马克思主义“虚拟化”了吗？
从霍瓦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活力的努力，或用霍瓦思的话说就是“通过虚拟空间而返回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coming back through cyberspace）。在国际学术界，我们同时看到的另一种现象就是，随着苏东解体和“网络社会”的到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又一次弥漫开来，有人借口“信息时代”已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信息社会。这种观点也可以称作另一种“虚拟马克思主义”，即从“虚幻”的意义来理解“虚拟”，这样，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了传说中的“幽灵”。
例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就认为：“今天，即使存在着种种尚未解决的‘矛盾’，高技术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在经济上远远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电脑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质的飞跃’。”而马克思本人曾对革命时刻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社会生产关系”（意指所有制和控制的性质）阻碍“生产资料”（可粗略地指技术）的更进一步发展时，革命的时刻就到来了。“这一公式完美地描绘了传统社会主义世界的危机。正如封建的‘社会关系’曾阻碍了工业发展一样，现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得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利用以电脑、通讯，尤其是公开信息为基础的新的财富创造制度。”[5](P57—58) 当然，托夫勒是在反讽意义上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适应性的，他是想说明，当代信息社会的发展似乎是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逻辑”发展的，但产生的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果， 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首先，托夫勒认为马克思主义无法适应新的信息时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已经不存在，“由于经济中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无产阶级’现在已成为少数，他们日益为‘智能阶级’所取代。更准确地说，随着超级符号性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成了智能阶级。”[5](P47)
其次，信息社会的经济是一种符号经济，崇尚物质的“唯物主义”对此无法加以说明。他根据公司知识密集的程度，把它们分为“低素质”、“中素质”和“高素质”。而马克思主义（又被称为“至上唯物主义”）只适应“低素质”经济。因为在“低素质意识形态”看来：“在低素质工业经济中，财富主要是通过拥有的物品来衡量的。因而物品的生产被认为是经济的关键。相反，符号性和服务性活动，虽然不可缺少，却被贬低为‘非生产性’的。”[5](P49—50) “价值来源的全新概念带来了重要的后果。它打碎了自由市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假设， 以及导致这两种思潮的至上唯物主义。因此，价值完全是靠工人流汗创造的，以及价值是光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创造的这两种观念（这两种观念都体现在至上唯物主义中），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会使人们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误入歧途。”[5])(P52)
在托夫勒看来，“低素质”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而今天到了信息革命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完全不适用了。“或许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候，‘至上唯物主义’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今天，当大多数产品的实际价值由蕴涵于其中的知识决定时，至上唯物主义便成了反动和愚蠢的了。任何选择继续至上唯物主义政策的国家，注定要成为21世纪的孟加拉国。”[5](P50) 总之，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终变成了不适合信息时代的“低素质”的经济学家。“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硬件总是比软件重要。现在，电脑革命告诉我们完全相反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哪个更重要，那么，现在是知识在推动经济，而不是经济在推动知识。”[5](P64)
我们看到，这是一种与霍瓦思“虚拟马克思主义”观念不同的一种逻辑：借口马克思主义不适应“网络社会”或“虚拟（知识）经济”时代，而把马克思主义“虚拟化”了，或者照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被“幽灵化”了。而“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6](P67)
吉登斯指出：150年以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它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在今天，人们似乎对一切都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唯一表现出坚定的乐观主义心态的群体就是那些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人们。但是，技术变迁的后果从来都是好坏参半的，而且，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为一种有效的政治规划打下坚实基础。[7](P2) 尤其是，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其他形式的经济系统没有资本主义这种不断扩张的本性。显然，这不仅是空间的扩张，还是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提高生产率的动力。[7](P167) 因此，马克思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经济有深刻洞察力的分析家。
三、马克思主义与“虚拟社会”
“虚拟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究竟能否成为我们今天考察“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萨特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8](P2) “在十七世纪后和二十世纪之间，我看有三个时代可以称为著名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我常常看到，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只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种观念的表面更新。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新发现一种已包含在人们自以为超越的哲学中的思想。”[8](P10)
第一，所谓的“信息社会”、“虚拟社会”或“网络社会”，并不能改变任何社会形态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形态的分析及对发展规律的探讨适应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过程。至于每个社会的具体类型的确有其自身的表现，马克思以后的社会，我们不能要求他能够把一切细节都为我们作出解释和阐述。如果说托夫勒等人反讽地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来说明信息社会产生的必然性，那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恰恰说明信息社会的演变过程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规律学说的正确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实质和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在信息社会也同样适用。
问题的关键是，信息社会环境下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有没有本质的区别。信息（网络）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特征，也的确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预料到的，但“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根本改变，是有害的”。“诚然，几十年来，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客观存在，不承认、不正视是不行的；但是，同样属于不能不承认、不正视的客观存在之列的还有：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有本质的改变。”[9](P18) 例如，“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回到过去的竞争市场并且开始取消对竞争市场的限制。相应地，全球竞争性市场秩序重新恢复”，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1）由于在工厂中或者在办公室中引入了或者重建了以微电子为基础的自动化系统，资本主义厂商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2）随着工厂、办公室和商店中进一步推广以微电子为基础的自动化，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可以解雇一些有技术和经验的工人，同时增加了用非常规雇佣方式来雇佣工人的灵活性；（3）作为对凯恩斯主义解决长期滞胀和接连发生的财政危机问题上失败的一种反应，政府的经济功能被削弱；（4）因这些变化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有增无减；（5）当资本主义经济用新的政策对经济危机作出反应时，苏东经济因为它们僵化的政府和政党的官僚主义而无法去应对经济停滞，无法去改变工业技术和自己的经济结构。这种僵硬最终导致东欧和苏联的解体。但是，马克思当年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前途的预测，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善于调整，使得这对基本矛盾才没有激化到毁灭整个社会。[10](P182—185)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网络社会”一些现象的分析批判依然具有启发作用。美国学者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经历第一阶段（国内资本主义），第二阶段（现代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第三阶段或后现代阶段（信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第三个阶段或后现代阶段的扩张所采取的主要形式不是地理性的剥削和区域性的要求，而是加紧对原先资本主义地区的殖民化和对新地区的后现代化，用商品及超地理、超空间的信息技术进行渗透。从理论层次上可以说，诸如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理想社会这些眼下紧迫的问题都是深刻地相互联系着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确实是新的资本主义“后现代”阶段的主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愿从知识上和政治上去分析这些发展。通过世界信息技术对世界市场实行大众式的民主化，但世界又处在饥饿化和工业产品永久下降的前夕。因此，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11]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了解号称“网络社会时代的马克思”的西班牙学者卡斯特关于“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重建’”的观点。卡斯特认为，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一种新的网络社会正在形成，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自身也在进行调整或“重建”，但“目前存在的信息化社会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且，“所有社会都受到资本主义与信息主义的影响，其中有许多社会（当然包括所有的主要社会）则早已经信息化了”。[12](P21—26)
第三，事实上，即使有一些我们今天看来比较“新”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也曾经对此作过阐述。
有学者指出，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明确提出“虚拟经济”① 这一概念，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股票、债务、不动产抵押等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它们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从哲学上看，虚拟就是以“代码”的形式来表达和合成事物及其功能。人对世界的虚拟过程随着人化的表达形式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比如传统的虚拟是以语言、符号形式来表达，而现代虚拟则发展出数字化的表达方式，将来还会有新的虚拟方式产生出来。数字化的其他虚拟也是建立在人对世界的各种反映的基础之上的。[14](P162—163) 马克思最早注意到并考察了虚拟资本现象，他指出：有价证券（主要有国债、股票等）具有虚拟资本的性质。在《资本论》第3卷中，在论述生息资本和信用的基础上，对虚拟资本的成因、性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做了深入分析。[15] 我们这里并不用去关注谁首先提出了什么概念，而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当今“网络社会”（“虚拟社会”）的许多现象的重要方法。
结论
其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信息社会运行依然依据的是“资本”、“资本主义”的逻辑。诚然，“信息”、“知识”已经成为社会增值的主要要素或要素，但在市场逻辑中，它起的是“资本”的作用，增加利润依然是今天资本的动力。在理解“虚拟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的本质依然没变，资本（家）依然把无止境地追求利润作为自己的第一目的。[12](P180)
其二，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分析当代社会的理论工具。马克思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6](P100) 我们也可以说，对先期进入所谓“网络社会”社会现象的分析，对我们尚未进入信息社会的社会是一种启示。正确分析其社会实质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历史现象。“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6](P101)
其三，的确，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有被“虚拟化”的倾向，但这并不能抹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虚拟社会”名目下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在于抓住了社会的本质，不管是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一种在反复宣告其终结之后，仍然表现出旺盛生命力的特征”。[17](P31)
注释：
① 也有学者认为，“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概念并非马克思首创，早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1894年）的50年前，英国银行家威·里瑟姆在其《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就针对银行汇票的产生问题阐述了汇票的虚拟性。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虚拟资本的种类、虚拟方式、虚拟程度、价值运动形式等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样，出于对虚拟资本运动的研究目的，仅仅分析虚拟资本的初始虚拟性已经意义不大。（参见谢永添．关于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J].经济科学，2003,(6).）虚拟经济的研究是近年来在国内兴起的，国外有类似的研究，有关fictitious economy的研究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用symbol economy的，如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等；也有一些用virtual economy的。（参见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研究及其理论意义[J].东南学术，2004,(1).）国外虚拟经济一般用“fictitious economy”，“virtual economy”,“visual economy”等表述。fictitious economy是指证券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virtual economy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也有称之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visual economy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广义虚拟经济是指除物质生产活动及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包括体育、文艺、银行、保险、房地产、教育、广告业等。狭义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参见杨万东．虚拟经济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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