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源约束、性别歧视和女孩生存——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中国论文,性别论文,女孩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背景
中国、韩国和印度20世纪的历史是怎样影响家庭资源和决策，进而影响女孩生存的？这三个国家代表了东亚和南亚，它们都具有对女孩强烈的性别歧视和世界上最严重的偏高女孩死亡率，正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所表明的那样，这在三个国家是一种长期的型式〔1～3〕。我们研究在1920～1990年之间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影响家庭资源和偏高的女孩死亡率。
研究这三个国家在1920～1990年之间重大的使家庭处于严重资源约束的社会历史事件对性别歧视水平和女孩生存的影响，重点是三种类型的资源约束。第一种是由战争引起的混乱与贫困。中国在本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全国范围内经历过战争，韩国在1950～1953年经历了朝鲜战争。第二种是饥荒。中国在1959～1961年曾经大规模的经历过饥荒。第三种是近几十年在这三个国家所发生的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由于这三个国家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特征，这就形成了对家庭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源约束，因为减少生育的数量意味着降低得到男孩的机会。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伴随着女性生存不利程度和儿童性别比的上升。
有种假说认为贫穷家庭更多的歧视女孩，因为强烈的资源约束迫使他们将资源更多地分配给更有价值的男性，但南亚和韩国很少有证据支持这种绝对资源约束假设。例如印度早期的人口普查表明，在有强烈男孩偏好的地区，地位较高的种性的性别比要比地位较低的种性更加不平衡〔4,5〕；克里什纳吉（Krishnaji）〔6〕和默提（Murthi）等人〔7〕利用印度分地区的数据发现，富人比穷人更多的歧视女性。韩国的数据也支持这个观点〔8〕。然而， 资源约束也能够以其他方式影响性别歧视的程度。当家庭与以前的状况相比资源相对减少时，人们也可能会增加歧视的水平，就好像在战争和饥荒期间一样。这就是我们在本文中要检验的相对家庭资源约束假设。
我们首先讨论，是什么引导对这三个在很多方面如此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尽管这三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系很不相同，但它们在女孩的家庭地位方面，有很多根本的相似性。我们然后探讨女孩受歧视的历史趋势和它们与主要的家庭资源约束的关系，以及相对资源约束假设解释这个历史趋势的适用性。
二、中国、韩国和印度女孩地位的相似性
中国和韩国都是文化上很同质的国家，大多数人都属于一种基于父系家族制度上的严格的父系血缘和女到男家结婚落户的亲属关系体系。印度则更加多元化。印度西北部的主要家庭体系同中国和韩国非常的相似；印度北部其他地区的父系家族制度稍微松散一些；印度南部的家族体系在性别上更加双边化，男孩偏好也比北部轻得多〔9〕。 我们首先比较三个国家，然后探讨印度西北部的情况，因为从家族体系和性别歧视的角度看，它与中国和韩国最容易直接比较。
在以下关于家族制度是如何影响女儿地位的简短说明中，我们指一个比较“传统”的体系。传统是逐渐变化的，因此我们指在这三个国家中本世纪大部分时期内流行的社会风俗。尽管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社会风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行。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今日的韩国更是一个高度发达和城市化的国家。然而，与家庭有关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似乎更慢一些。
在这些严格的父系家族体系内，家族只是通过男性来定义的。家族体系是在严格的不同家族之间通婚的，所以家族娶进外家族的新娘来生育家族的下一代。一个人是否是家族成员和在家族中的地位，是由他的父辈在家族内的地位来决定的，而母亲的地位几乎与此无关。对一个家族来说，妇女只是生育家族后代的生物机器，而男人是给新出生婴儿带来社会和家族身份的社会生产者。妇女的权利在结婚时已转移到了夫家。不管她娘家父母的需要是什么，她未来的生产力和服务是属于她丈夫的家庭。自然，生育一个女儿远没有生育一个儿子受欢迎。这些社会中的家族体系导致了强烈的男孩偏好和随之而来对女孩的歧视。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韩国和印度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在一些所指明的地方，我们也应用了其他来源的数据。 对于中国， 它包括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1989～1993年间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 对于韩国，它包括1995年韩国人口和住房普查和1985～1992年间年度生命统计报告。
对本文的分析而言，普查中年龄报告的准确程度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和韩国的人口普查中，年龄报告是非常准确的〔10,11〕。 因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出生年份的属相，从而可以帮助回忆出生年份。这样错误就会很小，年龄堆积也不严重。这就使得我们对中国和韩国的分析既简单又有效。
相比之下，印度人口普查中年龄报告的质量存在严重的年龄堆积，这使得对许多问题而言这些数据都不能使用。数据被印度人口普查当局正式平滑过，但平滑中的线性假设对低龄组和老龄组并不适用。这样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些数据来分析每个出生队列的性别比，因为这会牵扯到低龄组的人口。
但中国的人口普查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两个潜在的问题。第一是与军人的年龄有关。军人的年龄在1953年和1964年的普查中没有报告，在1982年的普查中以5岁组列表，在1990年的普查中以1岁组列表，这一点影响到我们的分析，因为绝大多数军人是男性，这样将影响估计的性别比。科尔（Coale）和班久蒂（Banister）〔12〕 设计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下面介绍这个方法并应用到本文的分析中。第二是1982年和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女婴和女孩的可能漏报。然而女孩的漏报要远低于女婴的出生漏报〔13〕。由于我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年幼的存活儿童，因而受漏报的影响应该很小。
（二）估计偏高性别比的方法
为了估计家庭资源约束和性别歧视对女孩生存的影响，我们使用科尔和班久蒂〔14〕在他们有关中国“失踪”女性研究中所设计的方法和指标，计算了中国和韩国每个出生队列的偏高性别比。首先，我们计算每一个出生队列在1953、1964、1982和1990年人口普查中的性别比。然后，应用科尔和班久蒂的方法，利用16～34岁队列在四次普查中所记录到的最高的性别比来调整未被统计的军人。这个方法在逻辑上认为，这些年龄的性别比在前一次普查中能更准确记录，因为当时他们太年轻而不能参加军队；或者在下一次普查中反映，因为他们已离开了军队。低年龄段死亡率的差别很小，因此对分析的影响很小。
这样，对应四次普查中的每一次普查，都能估计每一个出生队列在普查时的性别比（见图1）。由于高质量的年龄报告， 四条曲线非常一致。唯一例外是早期的出生队列，他们在不同普查中有差异。由于这些早期的出生队列面对长期的死亡风险，所以越是近期的普查，观测到的性别比就越女性化，这反映了女性在生存方面所先天具有的生物优势。
资料来源：估计的性别比，根据1953，1964，1982和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 模型性别比根据科尔和班久蒂的方法计算。
图1 中国按5年出生队列在普查时的估计的和模型性别比
在最终的分析中，利用每个出生队列最近的数据，从四次人口普查中观测的性别比曲线合并成一条性别比曲线。这样，1920 ～1924 年到1948～1952年的出生队列是使用1953年的普查数据，1949 ～1953 年到1959～1963年的出生队列使用1964年的普查数据，依次类推。这样做很容易，因为四条曲线非常一致，并使我们有可能集中讨论历史事件对儿童期歧视程度的影响。它同样能使与有关生命历程中死亡性别差异模型假设的相关问题最小化。
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得到模型性别比曲线，这些模型性别比是基于很多国家的生命表，从而形成在没有性别歧视情况下的“正常”性别比的标准〔15〕。模型性别比是在假设正常出生性别比是1.06和每个国家在当时的女性平均期望寿命来计算的。用于选择模型生命表的女性预期寿命值列在表1。对每5年的出生队列利用他们最近的在普查时的模型性别比，来形成一条综合的模型性别比曲线（见图1）。每个5年出生队列在普查时的偏高性别比，是比较观测的性别比和模型性别比，再减去1。
表1 估计的中国、韩国和印度的女性平均期望寿命
年份 中国韩国印度
1900～191025.0
25.0*
25.0*
1910～192025.0
30.0*
25.0*
1920～193025.0
35.030.0
1930～194025.0
40.030.0
1940～195032.5
45.032.0
1950～196045.0
50.037.0
1960～197052.5
55.045.3
1970～198062.5
68.052.0
1980～199070.0
72.057.0
资料来源：中国见参考文献〔11〕；韩国见参考文献〔3〕； 印度见参考文献〔16～18〕。
*因为韩国和印度没有1920年前的估计值， 我们根据其他国家死亡率的历史变化情况，假设了这些数值。
为了估计中国1986～1990年和1990～1994年出生队列偏高的性别比，我们使用了199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 由于模型性别比对预期寿命的微小变化不很敏感，而且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在1990年已经非常高，可假设1986～1990年到1990～1994年出生队列的模型性别比分别与1990年人口普查时1980～1984年和1985～1989年的模型性别比相同。
估计的偏高性别比（见图2 ）反映的是从出生到普查时女性的累积性损失，它是由对女孩和女性的歧视、性别选择性流引产和溺弃女婴所造成的，这使女性在生物意义上的生存优势不再存在。
注：偏高的性别比在战争和饥荒前几年出生的人达到峰值，因为在危机时的小女孩实际上经历了最高的偏高死亡率。
资料来源：中国，根据中国1953、1964、1982、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韩国，根据韩国1960、1970、 1980、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图2 中国和韩国按5年出生队列在普查时的偏高性别比
同样的方法也应用到韩国的数据（见图2）。对于印度， 由于上述普查年龄报告质量的影响，不能使用这种方法。可用1951～1991年间儿童（0～4岁）性别比的数据来反映在印度女孩失踪的情况。
四、危机和性别歧视对女孩生存的影响
本文只能够分析全国性重大事件的影响。一些小范围的事件它们本身可能非常重要，但对全国性别比的影响可能不大。
（一）中国
在所分析的三个国家中，中国在本世纪的事件最为丰富，至少从普通家庭的生活这个角度来看更是如此〔19,20〕。
在本世纪的前半叶，军阀之间的战争、日本侵略以及国共之间断断续续的合作和战争给普通人民带来了不安定和不确定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普通人民会被要求派男丁参加军队、供应军粮、受饥饿军队的骚扰和掠夺，偶尔也会在军队的进攻前逃离家乡。所有这些都比较完整地反映在20和30年代出生队列的很高的性别比上（见图2）。
对性别比最明显的影响是在30年代时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日本在本世纪初即渗透到中国东北，将具有丰富资源的东北建成一个为日本服务的农业、工业和军火基地〔21～23〕，并在1931年占领了东北。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地侵略中国关内地区。这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因为人们在日本军队的进攻下逃难，他们同时必须供应自己军队的给养。
随着日本军队在1937年的闪电战中进攻到人口稠密的中国东部，性别比上升（见图2）。很明显， 战争引起的混乱和苦难使人们必须作出哪些家庭成员存活的艰难抉择。很多有关这一时期的故事都谈到了溺弃女婴的情况〔24〕。
在危机时期对女孩歧视程度的上升在中国19世纪也是常见的。利用中国几个省的地方志，行龙〔25〕描述了在饥荒、干旱、战争和其他经济萧条时期溺弃女婴增多的情况。
战争本应给年轻男性带来高死亡率，但在这里并没有显示，因为这些人大多数应该是在1920年前出生的。在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普通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平静和稳定。这种平静安定的生活，加之共产主义性别平等的观念，都有助于降低对女孩的歧视程度，反映在图2 中这段时期内偏高性别比在不断下降。
在1959～1961年饥荒期间，性别比又上升了（见图2）。 在饥荒期间年轻的女孩经历了最大程度的偏高死亡率，所以在饥荒前几年1954～1958年出生队列的偏高性别比是最高的。饥荒过后直到70年代，对女孩歧视的水平相对稳定，大约有2%的女孩“失踪”。在80年代初期， 性别比又开始上升。自80年代中期起，它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可能是性别选择性流产技术的普及，使对女孩的歧视更加容易实现。性别比同期也在韩国和印度上升（见图2和图3），这可能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二）韩国
1910年日本兼并了朝鲜，自此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在此期间，朝鲜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争〔26,27〕。然而从1950年起， 战争蹂躏了朝鲜， 特别是北部地区。 自1950年6月到1951年3月，由于战争双方在朝鲜半岛你来我往的拉锯战，战争给半岛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自此之后直到1953年7 月停战为止，战争一直在停战线附近进行，共产主义的朝鲜北部一直受到猛烈的轰炸。 但实际上真正的战争从来没有达到朝鲜半岛的最南端〔28,29〕。所有这些都反映在图2中战争时期韩国的高性别比上。
注：普查年份标在每个柱子上方。
*1991 年的数值是0～6岁的性别比。
资料来源：中国，根据中国1953，1964，1982和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韩国，根据韩国1949，1960， 1970，1980，1990 和1995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数据计算； 印度、 旁遮普（Punjab）和哈亚拿（Haryana），由印度1951，1961，1971，1981和1991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图3 中国、韩国、印度、旁遮普和哈亚拿的儿童（0～4 岁）性别比
另一方面，图2中的性别比显示出有相当数量的15 岁年龄的男孩卷入了战争。朝鲜战争使得青年男性有很高的死亡率，导致1920～1936年的出生队列的性别比非常的女性化。
朝鲜战争对女孩的影响在性别比方面是明显的。正像中国饥荒的情况一样，高死亡率首当其冲的并不是在饥荒中出生的女婴，而是饥荒时的小女孩。这些女孩显然受到了歧视，不管是因为虐待还是抛弃。要知道，男孩和女孩都在战争中受难，而偏高的性别比只反映女孩偏高的死亡率部分。
战后，韩国没有什么大的危机对性别比产生影响。这是一段和平的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也在发展。在这一段时期，韩国女性失踪的比例与中国的趋势很相似，在80年代重新增长。
（三）印度
印度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最少有纷乱历史的国家。灌溉水平的提高减少了歉收的可能性，公路网的建设可以运输谷物，使得在当地歉收时能防止死亡。结果是，自从1920年以后就没有大的饥荒，除了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分析表明未发现这次饥荒的影响，因为它只影响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而且受影响地区的一半已经不属于印度，而属于孟加拉国。
印度在这段时期也没有经历过任何战争。印度士兵参加了二战中的战斗，但在印度本土几乎没有战争。在二战接近尾声时，日本军队曾侵入了印度与缅甸接壤的部分地区，但随后马上就被击退了。当这件事发生时，印度的这个地区没有显示任何的性别偏好，因此儿童性别比不太可能受到影响，即使当地的战争再持续得长一点。印度分治当然是对国家的一个重大创伤，在原来地区的基础上，它被分裂成三部分。同时，数以万计的人在这个事件之前的几个月内或被杀害，或无家可归，从他们被纵火和掠夺的混乱家园中逃离。
但是所有这些表明，这个地区仅仅是混乱，而不是战争。在很少的几个月当中，在旁遮普（Punjab）和德里（Delhi ）出现了严重的纵火和一些管理的混乱。在混乱和人口跨边界的移动中间，管理当局设法为逃难者设置了帐篷。在独立后不久，为逃离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安排了财产交换。尽管有相当的混乱，这个地区的形势与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战争时国家机器的崩溃（或空缺）是无法相比的。
不管分治对印度性别比可能有什么影响，两种因素都减少了这种影响。其一是印度南部受到混乱的影响很小。其二是，正如孟加拉饥荒，只有一半受影响的地区仍属于印度，进一步减轻了印度总体上受到的影响。旁遮普可能是分治带来较大影响的地区，因为它具有很强烈的性别歧视，而且分治时经历了最大的混乱。根据以上所讨论的，在印度人口普查中年龄报告的质量太差，以致研究这个问题很困难。当然，印度的儿童性别比1951年比1961年的高。在旁遮普的情况则更严重（见图3 ）。这也许反映了分治时歧视程度的提高。
对印度和中国、韩国在最近几十年生育率下降时儿童性别比的比较，发现了以下几点（见图3）。
第一，印度的性别比相对于中国和韩国来说是低的。这是因为印度文化的异质性和印度南部相对平衡的性别比。这种区域模式在一段时间里是相当持久的〔30,31〕。 为了描述有强烈性别偏好地区的偏高女性死亡率，我们显示西北地区的旁遮普和哈亚拿的儿童性别比（见图3 ）。它们甚至比中国和韩国的都要高。
第二点是在1980年后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性别比都升高了。这表明20世纪80年代性别选择技术的传播显著加强了生育率下降对性别比的影响。
五、结论
中国、韩国和印度北部具有相似的能产生对女孩歧视的家族体系。而战争、饥荒和生育率下降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相对提高了家庭资源约束，加剧了对女孩的歧视，从而导致了偏高的女孩死亡率。在1920～1990年间，印度具有相对最平静的历史；韩国其次，朝鲜战争这个非常困难时期导致性别歧视程度上升。而中国在本世纪前半叶经历了很严重的危机，内战和日本侵略导致非常巨大的动荡和不安， 其后是1959 ～1961年的饥荒。这些都反映在中国“失踪”女孩的比例在这些时期急剧上升。
我们所分析的这三个国家，从长期发展趋势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逐渐提高的，人民的生活条件在不断改善。按照绝对家庭资源约束假设，这些国家的性别歧视程度应逐渐降低，儿童死亡率的性别模式应趋于正常，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这三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性别比在重大的导致家庭相对资源约束的社会历史事件中升高，说明家庭相对资源约束假设更符合家庭资源分配和决策的实际情况。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性别歧视所造成的偏高女性死亡率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它对婚姻市场和女性地位的影响。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内容将在另文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