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霞[1]2003年在《“文革”后中国小说中的“革命记忆”（1919—1949）》文中认为本论文旨在通过对“文革”后小说的“革命记忆”这一文学现象的分析、解读，探询“文革’后“革命记忆”这种文学现象再次出现并不断发展的原因，从而试图把握住这一现象所蕴涵的时代的、社会的、文学的和文化的实质。 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有叁章。 第一章、“文革”后关于革命的文学想象。主要是对这种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心理基础、它的表现策略、聚焦点的变化以及想象的意图等进行探讨。其意义在于从整体上的文化心态、文学内部的动向及其历史根源，提供一种宏观的说明。 第二章、“革命记忆”的精神原型。主要是通过文本解读，在共时和历时的比较中分析“文革”后小说的“革命记忆”的两类原型：人物精神原型(包括具体的和抽象的人物精神原型)和符号精神原型(包括言语、动作、物质、意象等)。其意义在于从文本本身，即从文学典型现象的角度为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积淀、心理延宕和精神气质的变迁等方面提供一种具象的说明。 第叁章、“革命记忆”的主题话语及其叙述模式．随着文化环境的变迁和政治意识的变换，“革命记忆”的主题话语及其相应的叙述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该章是要就“国家寓言”、“精神创伤”、“个人经验”这叁种主题话语进行比较、分析，其意义在于揭示出文学中所反映出的在共时和历时交互作用下，人们对“革命”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和资源的不同认识，从而探讨革命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世纪命运、现实意义及其在下一个世纪的存在价值。
龙念[2]2014年在《革命历史的影像记忆（2000-2013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研究）》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剧的生产空前活跃,持续引发关注。革命历史剧的流行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首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革命历史剧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产生,与当下具有强烈的关联性,具有指向现实的社会意涵；其二,革命历史剧的生产与消费是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影响了人们对革命历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形塑公民的政治人格和集体记忆。其叁,革命历史剧热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的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本文重点探讨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是如何影响人们对革命历史的认知、思想情感以及社会共识的。在社会层面上考察革命历史剧对于大众产生的整体性影响。事实上,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记忆是一种“外在的唤起”,特定的个体记忆能否被唤起,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唤起并讲述出来,取决于个体所在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精神能否鼓励他(她)进行某种形式的回忆,提供给他(她)记忆的框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面对着一个超越了个体记忆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理论的核心在于：其一,“现在中心观”,集体记忆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建构。当人们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诸多限制,任何人心中的“过去”都是当下社会性的建构,回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现在的需要、利益和期待。其二,不同时期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可能是不同的,这不是由于“过去”发生了变化,而是人们看待过去的态度和方式改变了,是社会提供叙述、整合的框架发生了改变。其叁,集体记忆存在着多种社会框架,它们之间彼此交错,部分重迭,其中某个框架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据支配地位。集体记忆也因此成为当下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场域,各种力量都试图书写有利于自己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的达成是各方力量争夺、协商共谋、相互借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关于“过去”的记忆发生着变化。本文藉由“集体记忆”理论来审视革命历史剧。首先,从纵向的历时层面梳理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社会语境的变迁,从政治、经济、文化叁个方面对革命历史剧生产的现实语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为新世纪影像革命历史记忆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框架。在政治方面,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后革命时代”,在“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对于“革命”意义的阐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方面,影视文化产业已由转型期的混乱无序开始走向规范有序,这是革命历史剧生产与传播的基点；在文化方面,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局面。革命历史影像记忆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人们心灵世界的一种反映,必然会受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的深刻影响,其价值意义与思想内核随着整个社会文化场域的转变而发生位移。接下来,在横向的共时层面,本文全面分析了革命历史记忆的媒介文本呈现(文本内容分析)。本文从战争记忆、英雄记忆、情爱记忆叁个视角切入,对革命历史影像记忆进行了符号与文本的解析。在对每一主题进行论述时,遵循内在的逻辑关系,沿着“表现了什么、如何表现、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与既往的区别是什么”这样的思维走向,重点分析承载集体记忆的革命历史剧,在新世纪呈现出怎样的“新质”。这一分析始终是在集体记忆的理论视野下进行的,并从传播学、文化研究、影视艺术等相关领域获取了理论资源。通过分析,论文揭示出当下革命历史剧虽然仍带有上世纪革命历史创作的依稀回声,但由于历史语境、社会背景的变化以及艺术创新的努力,新世纪革命历史剧已经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历史观念、影像风格、叙事技巧上都呈现出新的变化,重构了民众的历史记忆。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出革命历史记忆具有强烈的“建构”意涵,于是,对记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显然是必要的。循此向度,本文在生产、传播与消费、认同的系统视野中,从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创作者权力、受众权力四个维度阐释了新世纪革命历史记忆之所以形成的结构性因素。探讨媒介与其他社会系统间各种权力关系的运作策略,内中的合力与共谋、施控与受控、操纵与依附、压力与张力,可见与不可见的种种因素制约着革命历史记忆的生产与传播。笔者意在从整体性的高度探究革命历史剧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意涵和权力本质。经过分析,可以看到各种力量运用不同的策略和技巧形塑人们的历史记忆,或以变通的方式对其进行扬弃,或对其进行补写续写,或进行彻底的颠覆抑或是消费把玩,他们共同编织、撕扯着“革命历史”这张大网。在这种情形下,革命历史记忆出现尴尬与错位也在所难免。最后,本文探讨了当下革命历史剧建构集体记忆时的价值失范问题,对革命历史剧中存在的消费主义、虚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滥用革命记忆,不仅会削弱对革命历史的民族认同,还会伤害民众的情感,因此,对当下革命历史影像进行修正,从而重建作为共识与情感纽带的革命历史记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文化命题。
张志国[3]2009年在《《今天》与朦胧诗的发生》文中认为作为中国新诗发展方向的一座分水岭、当代大陆诗坛上最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一代乃至几代青年读者热情追捧的诗歌经典,朦胧诗自出现迄今已有30年。30年来,这一聚讼纷纭的话题,始终受到诗坛与学界的关注。然而与这种热议极不相称,在研究领域,有关朦胧诗的历史叙述存在严重缺陷。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系统的朦胧诗史专着,究其缘由,其中最难攻克的正是朦胧诗的发生问题。本文立足于丰富的原始资料,采取诗歌文体学与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朦胧诗缘何发生、如何发生的问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剖析。朦胧诗的发生研究,必须以考察《今天》为原点。《今天》诗歌经历了生发、生变、生成叁个历史时期,命运漂泊诗、戏剧对抗诗与日常生活诗叁种诗歌形态。《今天》诗歌吸纳了古今中外思想与艺术资源,推动《今天》诗人建构起多元化的个体“自我”意识,促发了现代艺术形式的自觉。《今天》诗歌走向公共空间时,面对不同的发表语境,至少经历了叁次形象重塑,终而被纳入国家“整一”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今天》诗歌中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自我”观、个体受难不屈的怀疑求索意志、以“隐喻”为核心的艺术表现形式沉积下来,成为普遍认同的朦胧诗核心。朦胧诗潮的发生,是社会文化层面上“个体”意识与“整一”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话与争执的结果,在诗歌本体层面上是一场捍卫与冲破既定诗质格局的角力。在朦胧诗确立的过程中,求真求变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逻辑是基本前提,民间力量的崛起及重置诗坛权力格局的冲动是诗潮涌动的内在动因,官方场域的权力争执所带来的诗坛裂隙是诗潮涌现的渠道,而朦胧诗自身蕴涵的现代“自我”诗质与新异诗艺成为催生新的社会话语的对象,学院力量由此介入进来,以全新的话语阐释框架,依靠概念的逻辑力量,动摇了“权力话语”体制的美学合法性。学院与民间结盟开辟出与官方相区别的批评空间,民间与大学生读者广泛持久地传播朦胧诗的新话语,官方、学院、民间、商业市场与国际力量打造着“朦胧诗”的经典品牌,从而置换了整套诗歌话语体系,改变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艺术背景。
霍俊明[4]2006年在《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试图以既有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本文所涉及到的“当代”新诗史是指主要对发生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新诗现象进行书写的史述着作)和当代文学史(涵盖一些20世纪文学史中对“当代诗歌”的叙述)的新诗部分作为阅读和省察的起点,以期通过对新诗史写作当中的问题揭示和辨析引起今后的新诗史写作实践和相关研究的注意。全文由导论、正文和余论叁部分组成,正文共分五章。导论部分主要是讨论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可能性与相关问题,主要涉及“当代”写史和写作“当代”史的诸多难题,并对历史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进行具体说明,考察美学与诗歌本体性视阈中新诗史写作的两难性,最后总结当代新诗史写作的成果与问题。第一章是关注重写视阈中新诗史写作的变动性与差异性,这其中不可忽视历史语境和诗歌观念转换对新诗史写作的影响。这部分重点以历史叙述中的“十七年诗歌”、新民歌评价、新诗史分期以及《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与修订本之间的变动情况作为切入点。第二章则主要是探讨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史料问题,首先总结回顾新诗史料工作的研究状况以及“当代”写史所面临的巨大材料压力。该部分重点对“地下诗歌”史料的特点和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并对相关的史料进行补遗说明。关注当代新诗文本的删改、重写和版本情况,并对具体新诗史写作中史料错讹和港台诗歌史写作的史料问题进行梳理。第叁章则对重要的新诗史命名进行反思与梳理,主要涉及“九叶派”与“七月诗派”,“归来者诗群”与“前归来者”,新边塞诗派与西部诗歌,与“朦胧诗”相关的命名,地下诗歌(潜在诗歌),新诗史的代际命名和“今天”之后错乱的诗歌史命名状况。第四章就新诗史写作中的经典化问题进行反思与辨析,并主要以新诗史写作中食指、穆旦和郭沫若,以及郭小川和贺敬之的经典化问题以及白洋淀诗群由边缘向经典的变动情况为分析对象,以期揭示当代新诗史写作中新诗经典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动性特征。第五章是阐释和重新审视新诗史写作的模式问题,重点归纳了几种非“主流”的新诗史写作模式,即见证式(细节)新诗史、诗人写作的新诗史和诗人英雄式的新诗史出现的意义与相关局限,并以此为基点开放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思路与视野。余论部分则对此外的相关新诗史写作问题,如新诗史与诗歌选本、民刊的关系,如何均衡审美文学性立场与尊重具体历史语境的的写作姿态,以及当AI写作史的批评性立场的缺失等问题进行说明。
陈宗俊[5]2014年在《“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的构建》文中提出“政治—文学”的“一体化”是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的主要特征,同样也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特征。但是这种特征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就有多种考察的可能。“新诗选本”和“人民诗歌”这二者的关系就是其中较合理的解释方式之一。本论文“人民诗歌”做两个层面上的理解:形式上的“工农兵诗歌”和实际上的“党的诗歌”。前者是表,后者是里,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它是此时期官方诗歌的主要形态。实现“政治—文学”的“一体化”是这种“人民诗歌”的最终目的。“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间存在复杂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十七年”新诗选本是“人民诗歌”有力地体现。“十七年”新诗选本的“出笼”,集中、深刻地反映着“人民诗歌”的内涵,包括新诗选本的生产、诗人身份的确认、经典选本的打造、选本批评的方式等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人民诗歌”,也是评价“十七年”新诗选本价值的核心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新诗选本就会受到褒扬和鼓励,反之就会受到批评与诋毁。在“一体化”的政治和文学语境下,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二者间又存在多种声音纠缠的可能,折射出“一体化”背景下“十七年”诗歌面貌的复杂性。总之,在“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十七年”新诗以“选本”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对新诗“一体化”的某种“想象”:“人民诗歌”是“新的”而非“旧的”、“人民的”而非“资产阶级”的诗歌。需指出的是,“十七年”新诗选本只是推动这种“人民诗歌”形成的重要载体之一,不能无限夸大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人民诗歌”也存在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马春光[6]2016年在《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尝试从“时间抒写”这一视角出发,探寻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中新诗所呈现出的现代人对“时间”的体验、意识与想象,以及这一过程中彰显的抒情姿态、审美向度等等。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时间体验”的角度考量中国诗歌的历史转型。第一节通过对汉语中“时”、“时间”的概念史梳理,发掘古今时间意识嬗变的深层线索,进而考察中国古代时间观的特征及思想文化意义,最后就现代汉语中“时间”概念的形成、现代时间观的生成及其特征进行考察。第二节考察时间体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动态关系。首先梳理中国古典诗歌中时间意识的产生及演变,然后试图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时间主题,以及时间抒写的“意象模式”与“表现模式”。第叁节从“时间体验”的角度契入“中国新诗的发生”这一话题。从理论阐释、文本构造及接受形态等层面考察现代时间体验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产生的助力与推动作用。从“时间体验”的角度勘探“新诗的发生”这一问题,既是从思想、文本以及接受等层面揭示新诗发生的深层动因,同时也是对以往新诗发生学研究固有模式的某种质疑与反思。第二章尝试梳理新诗“时间”抒写的历史脉络。从诗歌文本彰显的“时间观”来考察,百年中国新诗存有如下时间抒写的线索：一是以现代性进步时间观为思想基质的诗歌写作。进步时间观与现代中国的革命化历史语境高度藕合,成为部分现代中国诗人的“时间信仰”,规约了其诗歌文本中显豁的未来时间指向,并因其与时代思想的高度契合而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主潮。二是以后现代的“当下”时间意识为思想基质的诗歌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祛革命化”日常语境中,伴随着现代性进步时间观的瓦解,诗歌中的未来时间指向转向对时间之当下的关注与体悟。与消解未来同时出现的,是对实存性的线性历史的消解,个人化的历史观照视野在他们的诗歌文本中出现。叁是以传统时间观(乡土时间观、宗教时间观)为思想基质的诗歌写作。在时间进步的幻象之外,时间的另一真实面目——循环时间——在很多诗人那里依然是时间感受和人生体验的重要内容。道家、佛教思想对现代文学的渗入,在中国新诗中鲜明地体现为时间感知的宗教方式。第叁章试图对新诗文本呈现的四个集中、显豁的“时间主题”展开解读。一,在现代知性诗学的影响下对时间的哲思,主要表现为时间的诗意赋形、时间的冥想、“瞬间”的诗思等方面。二、新诗对“时间流逝”的诗性表达,主要体现为对时间消逝过程的细腻体验、“午后”的哀思以及更加强烈的时间焦虑。叁、现代时间意识烛照下的死亡想象,对死亡的意识形态赋值、“绝对死亡”观念及诗学呈现、对死后时间的玄理想象是其典型体现。四、性别视野下的新诗“时间之思”,在现代时间观的影响下,女性时间体现了自己的特性,在新诗中鲜明地体现为“黑夜意识”的凸显和“个体生命时间”的彰显。这四个方面彰显了现代语境中中国新诗“时间探询”的重要向度,凸显了其“时间抒写”的现代特质,标志着现代人“时间困境”的加剧和对时间与人类生存之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第四章将论述的视角聚焦于中国新诗的“时间意象”。首节尝试对新诗中现代时间意象的营造进行论述,“世纪”、“黎明”以及以“凌晨叁点”形式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夜晚”是考察的重点。现代时间意象在彰显现代时间观的同时,有效拓展了诗歌的表达技巧与抒情模式。第二节从“季节”、“黄昏”、“水”等“原型”时间意象入手,考察新诗对传统时间意象的现代转化。传统时间意象在新诗中被赋予了新的时间内涵,在现代语境中传达了更加丰富的对时间的思考。第叁节则以“钟表”意象为中心,通过一个典型的时间意象来考察新诗时间抒写的意象模式与表现模式。“钟表”是现代时间的塑造者,现代诗人以不同的抒情姿态对“钟表”展开了丰富的抒写。从意象的角度对新诗的时间抒写之美学向度的考察,可以从诗歌文本内在结构的层面透析新诗时间抒写的现代性特征,为更好地认识中国新诗语言、形式的现代转型提供可资参照的角度。第五章深入具体的个案,通过对穆旦、西渡、洛夫等诗歌“时间抒写”的辨析,发掘更加个人化的时间抒写,进而窥视中国新诗时间抒写的诸多细微部分。在穆旦诗歌中,“时间”既是一个核心意象,又是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在对时间经验的多层面书写中,穆旦诗歌展示了“时间之流”中不断挣扎的现代自我,企图抵达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西渡通过个人化的“时间想象力”在诗歌中让时间不停地回旋或凝固,有效拆解了客观时间在诗歌中的方向性和紧迫感。西渡以细微的想象力和冥想式的诗歌语言,呈现了现代时间暴政下生命个体的复杂精神体验。“时间”在洛夫的诗歌中同样是一个贯穿的重要主题,他在“镜像”中体验时间,通过超现实的方式对时间进行抒写。洛夫敏锐的时间意识突出地体现为他对“时钟”的抒写以及对“时间之伤”的呈现。对个案的研究与阐发,试图避免宏观研究对历史细节与丰富性的遮蔽,期待形成交错式的论述格局。结语指出,面对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时间节奏和不断加剧的时间焦虑,中国新诗在用语言深刻指认、揭示它们的同时,试图从多个层面抵抗“时间之快”缓解“时间焦虑”。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诗歌在特定时代的“无用之用”。在“娱乐至死”的当今时代,诗歌面临娱乐化的陷阱。在深层上,诗歌能否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地揭示时代发展的症结,发现人类生存的真正困境,检验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诗歌的生命力。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在彰显现代中国生存经验的同时,尚存在诸多的思想与艺术问题,只有对此有深刻的体认,在厘清新诗“时间抒写”之历史线索的同时,匡正某些弊病,才能在理论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参照。
参考文献：
[1]. “文革”后中国小说中的“革命记忆”（1919—1949）[D]. 杨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革命历史的影像记忆（2000-2013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研究）[D]. 龙念. 武汉大学. 2014
[3]. 《今天》与朦胧诗的发生[D]. 张志国. 暨南大学. 2009
[4]. 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D]. 霍俊明.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5]. “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的构建[D]. 陈宗俊.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6]. 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D]. 马春光. 山东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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