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889(2000)04-0001-05
全球化发展将是全面、深刻而持久的，它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着世界和中国。
全球化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背景和条件，究竟怎样来界定其影响的构成？到底是全球化进程中哪一部分力量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形成了真正的冲击？这种影响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中国社会，引起政治发展的“形变之链”的？对此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思考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无法回避这些问题。
一、全球化的确切含义
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从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多方法探讨的概念，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说法。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于60年代末着手、70年代初面世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这些报告表达了一种对“整个世界的总问题”或“人类的困境”的关注。此后对全球化的理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而不断丰富，先后产生过许多理论和学说，具代表性的有现代化理论、相互依存理论、世界体系论、文化全球主义等等。
综合各种理论和观点，对全球化论题的理解主要分两类：一是把全球化视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即某种不以具体的环境、地域、社会体制、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为转移的走向。一般认为，这一进程肇始于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和产生时期，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为标志，随交往活动的增加和交往层面、层次的扩大而出现，发展到当代，表现为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互动作用增强，信息、物质、资金、人员的全球流动加快，世界的整体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种见解则把全球化看成是一个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同步的过程，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全球化就是“西化”[1]。前者多半从器物、制度层面寻找全球化的动力，后者则把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视为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同化和整合。前者偏重于全球化的普遍性考察，后者着重于全球化的特殊性方面。这两种认识既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更存在清晰的差异和对立。因此较全面的全球化概念应该综合这两类认识。
我们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世界化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基本矛盾的世界性运动，具体而言，它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当代全球主要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化这一客观历史进程涵盖人类共同利益与国际社会各行为体根本利益的矛盾运动，表现为这两大类利益及各行为体间利益的互动过程和实现过程，并由此产生了全球化进程的两大矛盾：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的矛盾。前者涉及全球整体利益与国家个体利益的对立与统一，后者则指涉全球化的走向，即全球化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自主多元选择前提下的发展还是会演变成强势主体对弱势主体的主导整合过程。
由是观之，全球化的进程是相当复杂的。作为一种综合性现象，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经济上看，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讯与交通的日益发达，极大地缩短了交往的时空距离。与之相应，各国、各地区间联系更加紧密，交往更加频繁，相互依存关系大大加强。随着市场经济的世界化，经济无国界化和各国相互依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两大趋势，并形成了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的新型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经济全球化以科技革命为动力，以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资本、信息高速流动为基础，以全球性跨国公司为载体，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全球经济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从政治上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但这种反映和作用方式是十分复杂、曲折的。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在时空上广延和扩展，出现了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国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四种趋势。同时，国际社会各种行为体大量增加，非政府组织、各种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增强。传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其合法性虽然仍受到承认和尊重，但它的角色和功能正发生嬗变，由绝对主权向相对主权发展。其次，全球化使世界的整体性增强，并导致各国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机率增大。全球化既加深了各国的联系，也增加了不稳定的风险性。因为随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一国发生危机会出现连锁反应，很快波及邻国、整个地区乃至全球，引起大范围的“共振”。因此，全球化对各国政府的能力提出了强大的挑战。一国政府与领导人能否具有全球视野和推进世界一体化的决心，能否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国家的内外战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前途和命运。这一点对于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从文化上看，全球化趋向形成一种文化的全球意识，认识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共同利益，而作为个体的人又是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民族文化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的民族化这样一对矛盾必然不可回避。这其中，资本主义由于其历史形成的强势地位，实行文化扩张主义，试图取代各国平等、自主、多元的文化共存与文化融合，建立文化霸权。因此，如何处理西方文化的主导意图与文化现实和多元文化的平等与发展的矛盾仍是一个难题。另一方面，把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用文化统一的企图，其传播速度正在加快，对一些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全球化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如何适应这种历史性挑战并走出一条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政治发展之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二、全球化正在影响和改变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外环境
全球化的发展正在改变我国政治发展的内外环境，这种影响与作用既具有双向性，又具有双重性。所谓双向性，是指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和交往时，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所谓双重性，是指这种影响既可能是好的、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负面的。由于这些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不定形的或是变化无常的，很难完全控制与防范。因此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既提供了一种机遇，但更是一种挑战。
全球化加深了各国间相互依存和互动，使全球进入一个全方位的整体程度强化阶段，对中国政治发展造成了如下影响：
第一，全球化使传统的国家主权受到制约。传统地理边界的定义正在变得僵化和模糊，不仅经济一体化在打破这种限制，全球变化的统一治理也在冲破主权范围的禁锢，而把各国纳入通盘考虑的范围。生产力的国际化把整个世界高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市场在对各国政策施加管制，力求用国际规范作为共同的行为准则。全球性经济组织的运行是以参与国若干主权的让渡和转移为条件的。随着中国即将加入WTO，与国际惯例和规则的进一步对接，某种程度上中国完全处理经济的自主权无形中缩小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将更明显地感受到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周期也同样会出现在中国经济中，这必然会在国内引起相应的政治影响。其次，现代通讯、计算机技术、网络的高速发展，加快了信息流通，有意无意间导致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大大增加了国内国际事物的透明度，不仅一国的政治信息常遭曝光，就连政治家们的个人隐私也常被传媒披露，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信息的流通，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安全的隐患。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多样化和国际化，使国家政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政府对公民行为的权威相对减弱。再次，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作用在扩大，国际法和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的作用在增强。许多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由于带有普遍性而从国内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同时随着我国政府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增多，政府的自主性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传统主权受到削弱这一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恢复正在削弱或正在失去的旧的主权和权利结构，而是如何适应当代全球化新形势，建立并扩展新的主权和权力结构，重新确定自己的主权地位。
第二，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全球化要求全面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一国领导在处理全球化影响时决策、组织、管理、调控的综合能力。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一国的政权性质、政治制度、政治目的、政治理想和内外政策的正确与否及成败得失，是其参与国际政治活动的国内基础。全球化具有较强的渗透力，使政府对经济事物、主权事物甚至国家各种事物的管理难度不断提高，且传统治理手段的效用在降低，造成政府管理、决策的困难。一方面，全球资源是以民族国家的合法形式来界分其产权的，而经济资源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动力的驱使下有在全球快速流动的要求，这必然与主权国家政府的资源配置要求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却是不均衡的，一般而言，富国受益多而其他国家受益少甚至不受益。这种状况不能象国内问题那样依靠一个强制性的机构来解决，于是就出现了世界市场经济规则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那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所控制，这恰恰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性质所决定的。”[2]因此，中国一方面要追求可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要受到业已形成的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格局的制约，从而对政府的能力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其次，全球化要求不断提高政府的综合反应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全球化使政府的一些原本是属于中国内部的政策行为日益具有对外政策的特征，产生了国际影响；而一些重要国家的类似政策与举动甚至在世界经济体系引发联动效应，造成全球经济的严重波动。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国内政治国际化与国际政治国内化的现实，经常使政府处于两难困境，难以抉择。最后，全球化正在使政府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一方面，由于传统主权受到制约，政府部分权力转到非政府的国际组织机构中，另一方面，在国内，信息化对权力影响带来了两重效应：它既可以通过信息的分散化使权力分散，也可以通过信息的集中而使权力集中，这两种效应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并行不悖。
第三，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全球化一方面大大推进了文化交流与开放，使全人类的共同精神文化财富和共同的价值观念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多，但另一方面，随着交往的增加，各民族的文化缺点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将越来越突出。同时也使夹杂在这一进程中的消极影响和消极现象的“世界化”、“国际化”难以避免。文化交流既有相互对流又有单向流动，不同文化之间既存在相互影响又存在单向影响。其中对其他文化产生单向流动和单向影响的文化是强势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存在势差，由此产生了冲击效应。文化的强弱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经济发展程度，经济越发展，文化的发展就越快；二是文化的质量，即文化本身的发展程度非常重要。一方面，全球化使我们的政治文化更加开放、民主，另一方面，西方强势文化意图建立文化霸权，经常指责中国违反“人权”或压制“民主”，通过其垄断的世界传播媒介进行文化讨伐，力图推行其经济、政治模式。西方的思潮、价值观、生活方式，经由各种渠道，不断对我们发生影响，这种异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改变着人们的基本政治观念，改变着公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及政治领导的评判标准，而这种离心力又会因我们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条件和因素所巩固。因此，罗伯特·赖克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即将到来的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使命将是应付全球经济的离心力，这种力量正在拆散把公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3]
第四，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全球化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情况更加复杂。中国的社会转型将实现经济体制、国家作用、政府职能、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一系列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转型是从一种稳定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结构状态过渡，因而具有阶段性特征。社会结构转型期间，由于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故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而全球化的今天，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对国家对外打交道的能力影响越来越大，由于国内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动，因此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呈现“脆弱性”。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多越深，这种社会结构转型受外界的影响程度就越大，越容易发生全球波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共振”，造成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印尼政局的突变就是典型的案例。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面对双重压力，必须同时应对更多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问题。
总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与世界多渠道多层次的联系在增强，相互依存与互动日益成为我国与国际社会的现实。设计我国当前的政治发展战略，必须理解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及互动给我国内外环境带来的种种变化。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
全球化要求我们调整以往对政治发展的认识和战略，以符合现实发展的眼光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把握与国际社会普遍性相协调的趋势，将国内层面的政治发展置于世界变革的大背景之下进行。
当我们议论中国政治发展之时，至少应该有比较政治的视角，善于将其置于全球化背景与时代潮流中去考察。首先，决策者必须具备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把握住国际发展的大趋势，努力创建有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大环境。全球化要求我们从全球的高度去处理国际、国内事物。应调整认识，确定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要保持发展与繁荣，必须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从中取得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当然，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与动力并行，不利因素与有利因素同时作用。冷静考察全球化带来的双重影响并对其加以适当管理才是应有的态度。
其次，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使中国政治发展不可能置于全球化这个有机整体之外去获得其应有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对自己的特殊本质及其方位，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估计和认识。所谓特殊本质，是指相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发展而言，应该承认两者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不一致的。同时也要承认，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发展，其发展程度并不充分，且建立在生产力不很发达和人的总体素质不高的状态上，因此面临如何学习与利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全球化中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强势影响的国际性力量，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后来者”。中国政治发展只有在全球范围之内，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而它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与西方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仍表现出一种民族性和有条件性。
再次，有了全球的视野和推进世界一体化的决心，还必须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国家的内外战略。全球化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影响过程，原本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全、军事等都成了互相制衡、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统一整体，其应对需经济、政治、文化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因此，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突破旧有的概念界限，采纳综合发展的观念。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要求我们用全面、立体的眼光看待政治发展问题。在加入全球化进程时要注意时序问题，要根据自身的适应力、应变力和生存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4]
同时，要将这种全球意识贯彻到政治发展战略中去。全球化对中国的最大挑战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的最大机遇也在这里。管理、协调经济事物，解决就业问题，控制通货膨胀，扶植经济增长，扩大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收益及世界市场的份额，保护民族产业，提高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因此，必须加快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谐合的步伐，以求在不利的世界经济活动规则和制度安排下维护本国利益。在此基础上，政府必须合理调整经济职能，提高应付全球经济剧烈动荡的能力。不仅要能够维持本国经济在高度开放下的宏观平衡，而且要能正确认识本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把握这种优势的动态性和人为性，充分发挥国内经济资源的潜在能力，通过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创造良好的市场运行条件，确立有利于公平、高效竞争的政治、经济规则体系，加强制度创新，全面提高综合国力，从而增强本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最后，要增强和提高我国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发展能力。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必须在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融入国际社会与反对强权政治、世界化与本土化等具有内在矛盾的不同战略目标、需求和资源配置方案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平衡与实施。所以，必须精心操作，注意保持政治发展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内在衔接与递进关系。加入全球化的不同阶段政治发展目标的着力点是不同的，每一阶段的进展都是下一阶段的前提和依据，每一阶段都根据上一段的发展及现状来提出具体任务。因此，，一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又要加强国际合作，同时要适应当代全球化的新形势，提高综合国力，建立并扩展新的主权和权力结构，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义务；二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在改革政府作用于经济生活范围和方式的同时，应该强化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全面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其调节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全球化对政治的要求最先反映在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政治构件上，经济全球化对政治的冲击首先体现在政府的职能与行为上，滞后的政府职能与行为方式，必然造成对全球化的反应迟钝，处于被动。政府能否在这一进程中有效地发挥主导作用，不仅取决于政府能否适时推出适应全球化进程的举措，而且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能否实现；三要不断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使大众的政治参与有序有度，增强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四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减少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增强政治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
面对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牢牢把握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坚持走自己的政治发展之路。
收稿日期：200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