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及现代转化①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农民论文,政治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8）01—0049—05
一、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情感
自从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1956年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西方进入了热潮，而美国学者墨子刻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则突破了西方学者政治文化研究的界限，将政治文化概念体系应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概念体系中，对政治情感的思考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概念上来看，情感是个性的基本心理要素，是个体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主体对于客体是否符合其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是主体认识世界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并非人们所有的态度和情感都属于政治情感，只有经常而明显地影响政治发展的哪些态度和情感，才能界定在政治情感的范畴之内。[1](P9) 同时，政治情感属于政治心理层面的内容，不同于系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意识。依据阿尔蒙德的定义，政治情感是人们对政治体系或政治体系的某一方面所产生的好恶感情，也是人们对政治对象的一种内在体验：喜爱或者憎恶，尊重或者轻视，同情或者冷漠等。政治情感是在政治认知、政治偏好形成过程中形成的，又对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政治情感是政治社会中的主体的基本素质，是主体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信仰的偏好，是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主体性因素。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政治参与，其极端的表现是政治激情或政治冷漠，其实质是由利益矛盾、冲突及协调整合过程所引起的人们对政治系统的态度化理解。“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不同的个人、集团出于对自身利益或某种价值的关切，对自己某种政治需要的满足感，而对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产生不同的态度和体验。这种态度和体验就是政治情感。
二、中国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
《汉书·食货志》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本文所指的传统农民，是所有以农为谋生方式的人们，即“士农工商”中的“农”。
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受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理性化思想的影响，重视文化的现代化学者认为是政治文化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如著名现代化研究学者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中，都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我国学者李秋洪在《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也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一种心理态度的转变过程，是一种由传统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广大农民政治情感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
农民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一个群体，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延续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政治情感。尽管中国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在各个朝代存在差异，但是农民的传统政治情感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依附型的政治情感。它主要表现为对政治权力充满崇拜，在政治稳定时期对政权逆来顺受，而在政治黑暗时期揭竿而起的矛盾情感。
（一）传统农民依附型的政治情感
中国传统农民对政治系统的看法是模糊的。他们没有明确的国家概念，在他们心中，上至皇帝、官僚，下至家族长，都可以代表他们行使政治权力。因此，他们对政治的情感不是围绕政治系统自身展开，而是针对政治系统中的个人，最终总是归结到官僚个人或者一家一姓的君主身上。
这是一种依附型的政治情感，包括对皇权的崇拜，以及期盼“明君”、“贤相”和“清官”的情感。传统社会，个体农民由于自身生产的分散性和经济、政治上的弱小，使得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主动的政治参与，他们的政治情感是在被动中形成的。从而形成了其政治上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诉诸“明君”、“贤相”与“清官”的依附心理。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建立后，无论是两汉的荐举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很难走进封建王朝的政权体系。他们要改变自身的政治地位，首先要改变自身的身份，因而，在政治上，农民自身没有机会在政治体系中代表他们的利益。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在研究法国农民阶级后也得出这一结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且“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2](P693)
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贯穿、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蕴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他们畏惧天灾人祸、寇盗病瘟等灾难，希望能在天地、自然、人际和谐的环境中生存，这是农民的淳朴要求。这一要求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赖对明君、清官、天地、祖先、神灵、命运等的权威崇拜和寄托来实现。对皇权、清官的拥戴，使农民把实现和谐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有道明君和“青天大老爷”身上。当他们有冤无处申的时候，他们期待明君与“青天大老爷”的出现。丧失主体意识、依赖客体的主宰来实现自己和谐、安宁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传统农民自我价值评判中的臣民依附情感。几千年来，农民在对权威主宰的崇拜、寄托、服从中安分守己地生活，他们的本分就是勤劳耕作，纳税服役，礼敬、服从这些权威，这也使得中国的农民最好统治。
中国传统农民本身是一个变动的阶层，中国传统农民绝大多数是自耕农。在人格上，他们只是作为国家最高人格体现的君主的编民而不单纯依附于某一地主，因而在人身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可以买卖转让，“在土地买卖的制约下，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的阶级地位和经济身份还具有变动不居的特色”[3](P53)，这就使得小农通过机遇和自身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等级身份成为可能。普遍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农民时刻垂涎官宦与政治权威，梦想有朝一日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进入上层社会而出人头地。因此，他们对于政治权力有着天然的崇拜。从农民改变自身身份的手段来看，除了少数农民子弟读书做官改变身份外，也有通过务工经商来改变身份，才能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力。农民除了不得已揭竿而起外，他们一般都安于现状，是社会的保守力量。通常情况下，一般农民不关心国家政治，也没有参与政治的资本和途径。但是他们人数众多，一旦造起反来，就会引起社会极大的震荡，甚至是改朝换代。但是农民中也不乏政治眼光和有头脑的人，发动农民是历次“革命”的中心任务。同时，农民是传统社会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却几乎难以享受相应的政治权利。
对传统农民而言，他们对于政治的情感更多体现在一些个体身上，而非政治系统本身。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明君、贤相与清官往往成为民本思想的贯彻者。因此，传统农民在政治上渴望出现明君圣主来爱护他们。除了明君，传统农民还渴望有像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贤相，像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来保护他们的政治利益。农民对包拯、海瑞等“青天大老爷”怀有强烈的爱戴，这是一种清官情结。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传统清官情结是一种理想型的政治文化，它把原属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寄托于某一“清官”身上。
（二）传统农民政治情感的产生原因及途径
1.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
传统农民政治情感的形成，同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农民之所以会产生依附型的政治情感，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文字对他们而言是既具有神秘性也具有权威性的东西。就他们生活的环境而言，士绅等政治精英拥有的文化与知识确立了他们的政治特权与政治地位。农民为什么对明君、贤相、清官充满感情，也可以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到答案。
从传统文化来看，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缔造了权威类型中的最高角色——圣人。秦汉以后，君主与圣人逐步趋于等同和统一，这使得人们对君主权威的认同极具普遍性和广泛性。人们对君主权威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对君主人格魅力的崇拜和对传统权威合法性的认可上。在农民眼中，有道明君能够“参天地、化万物、立人极”，他不仅决定政治盛衰，国家兴亡，而且是道的主宰和决断是非的总裁。“圣人也者，道之管也”[4](P73)，君主权威的传统合法性表现为一种无需证明的“历来如此”。而对于无道昏君，农民则充满了厌恶，“有道伐无道”的传统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而，农民起义和易姓“革命”并不是为了挑战君主的权威，而是用明君来取代暴君。正是这种“反皇帝不反皇权”的改朝换代，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对于君主权威的认同感。对明君的崇拜和对昏君的厌恶，使传统农民除了对君主的顶礼膜拜之外，在潜意识中又怀有取而代之的皇帝梦，“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圣君、贤相、清官，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它充分地体现了儒家政治文化的“人文”和道德特征。“仁”是儒家最高的社会理想，而“仁政”则可以被看成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仁”的社会理想和“仁政”的政治理想最终都要落实在“人”上。人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他要按照儒家为之设定的“礼”的准则和“仁”的规范进行活动。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守臣道。“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5](P118)”
2.农耕文化的影响
就自然环境来看，农民的政治利益围绕农业生产展开。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自然环境随四时而变化，这种周而复始的农业简单再生产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就可以进行。因此，农民所要求的外部环境条件相对简单，即农民渴望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体现在政治上，就是政治社会的稳定。只有在这种政治环境和氛围中，农业生产才能顺利进行。而频繁连绵的战火，耗神竭力的内讧和争斗，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动荡和破坏，给小农家庭增添无穷的灾难和不安定因素。农民的这种情感体现在政治上，就转化为一种渴望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情感。但是，小农没有能力建立一种政治机制来维护这种和谐、稳定的政治诉求，而只能诉诸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诉诸祖宗传统的力量，即严格地按照祖宗先辈的传统经验、礼俗、习惯和规范办事，保证社会在既定秩序上的和谐；另一方面是诉诸个人权威，即通过依赖“真龙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爷”等超凡力量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安宁。这也使得传统农民丧失了主体性。
3.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制约
从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来看，农民的依附型政治情感来源于家族权威。在乡里社会，地缘与血缘是融为一体的。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与土地融为一体，乡土成为农民生活和生命的根基和故土。人们对祖宗家族的认同和追思，对土地的依恋、归属和崇拜，则体现了这种情感。土地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地缘联系，更是一种血缘联系。正是农民与土地间的这种自然的、血缘的情感的联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农业文明。人们的政治情感可以在这种文明的演进中得到解答。人们在血缘认同过程中，对父权制家长权威的绝对崇拜，促成了根深蒂固的权威认同心理。从儿童时代开始，他们就被灌输父母对子女拥有绝对权威，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血缘认同的普遍化，又加强了这种权威认同的心理，在君主和官员面前，农民从来都是“子民”和晚辈。
总之，对于政治权力，小农怀有既向往又害怕、既崇拜又疏远的矛盾情感。一方面，由于官府拥有生杀予夺，而且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农民在政府面前是弱小无力的，他们害怕官府找自己的麻烦而有意疏远；但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代表一切的诱惑又驱使他们对权力充满崇拜，渴望通过改变身份而拥有政治权力。一旦他们真正拥有了权力，他们也就转变为封建官僚，拥有受人尊崇的社会地位和财产了。中国封建社会经常出现经济、政治动荡，造成王朝频繁的兴衰更迭，土地所有权的无端运转，“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这种权力转移情况的形象概括。
三、中国传统农民政治情感的现代转化
政治文化的建设不可能完全抛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新型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也就是改造传统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继承与重建两个方面，即在挖掘传统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超越。一方面，不挖掘传统，便不能将政治文化的分析触角伸向传统文化与政治的内部深层结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必然反映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这一历史跃进过程中政治文化的创新。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应全部继承，而是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挖掘传统价值并使其发扬光大。
农民作为目前中国社会人数最大的一个群体，其政治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水平。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6](P4)”所以，农民政治心态的现代化，对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及农村地区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农民政治情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中国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来看，农民缺乏一种主体参与意识，是一种依附型的政治情感。并且这种政治情感更多表现为一种对个人，如明君、贤相、清官的情感，而非公共情感，这也使得传统农民缺乏一种公共精神。对农民来讲，农村、家族、家庭、村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支柱，维系亲情、家庭对他们的生产、生活非常重要，而这种情感的扩大就成了他们对政治的一般情感。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必须把这种依附型的政治情感转化为参与型的政治情感，通过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机会，增强农民的主体参与意识。
另一方面，从农民的权威崇拜中，可呼唤出对法律的情感，对科学的崇尚；安分守己的善良本性，又可成为认同新道德的基础，从而抑制社会道德的沦丧。对于明君、贤相、情感的情感则代表了一种农民对政治清明的一种诉求，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学者从清官情结与现代法治的不相容来看待农民的这种政治情感。其实清明政治与现代法治两者并不必然矛盾。不但在处于封闭状态的传统社会，而且在政治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都需要政治上的清明。虽然明君、清官情结依靠的更多的是个人因素，但是在重视制度化建设取代人治的现代社会，同样需要政治体系中的精英怀有政治良知，以一种公共精神为基础为民众服务。
而且，受难以隔断的传统的影响，这些积极的政治情感仍然存在于民众的内心之中，就当前农民的政治情感来看，人们心中的清官情结仍然非常强烈。特别是当前，中国处于政治社会的转型期，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状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实现民主，而是渴望出现清官。在我国目前的领导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平民政治情感。
在加速农村现代化和深化改革的今天，剖析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把握农民政治心理的运行轨迹，制定合理、科学的政策和法律去引导农民，自觉摒弃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重新铸就一种新的政治情感，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是农村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传统政治情感正处在逐步分化、转换的状态中，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不断强化，消极被动的依附型政治文化逐步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化。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农民的政治主体观念逐步形成。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农民开始有了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并形成自主参政的政治诉求。农民的政治情感更多是围绕着自身的政治感受展开的，他们认为应该由自己选举代表，从而代表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管理社会和管理涉及自身的公共事物的意识得以增强。尽管周边环境与传统习俗对农民的政治心理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造成部分农民在参政过程中不敢表达自己的政治不满，但农民不再满足于上级一切说了算，要求提出自己的候选人，通过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落实来实现自己参政的愿望，则说明了农民的政治主体观念的增强。
其二，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与传统的农民要么通过改变自身农民的身份，要么将政治情感寄托于明君、贤相、清官，要么通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来亲自参与政治不同的是，农民意识到参与政治是自己的权利，从而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各种形式合法的参与政治。而农民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和逐步增强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将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
其三、对制度情感的关注。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更多表现的是对个体的一种感情，不涉及制度本身，而当前农民对政治的情感更多是对制度和法律的关注，而不是寄托于个人。如农民对村民自治的关注。村民自治是农民的创举，在村民自治制度中，农民自主管理乡村事务有了更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从而维护了自身的利益。村民自治作为农民的一种参政形式，更多体现的是农民对选举制度的一种政治情感。同时，在村民政治下，农民可以根据对自身利益的认知，选择自己政治参与的形式，如农民认为选举于己无益而疏远政治，就会对政治产生冷漠。这都表明农民开始走出封闭的熟人社会，树立一种更加开放的政治情感。
注释：
①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批准号：05JJD71003）资助研究成果之一。
② 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前农民的政治情感视为传统的政治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