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民生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本论文,管理模式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3)02－0001－06
社会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创新社会管理。民生在社会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要千方百计破除阻碍民生发展的社会管理障碍，构建以民生为本的社会管理模式。
一、民生乃社会管理之本
民生是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管理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不断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所以说，民生乃社会管理之本。民生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位，体现在地方党委和政府依靠群众，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依法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其核心表现就是其管理的公共事业发展水平满足社会公众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即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的程度。公共事业关系到社会公众整体生活质量和切身利益，地方公共事业建设主要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人口与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水平的状况和公共服务成本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各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社会管理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尤其是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体现了社会管理的理性回归。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规范收入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解决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居民人均收入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平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向前发展，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根本的改变。尤其近十年，我国社会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已经终结了国人共同贫穷的时代，大多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除GDP、财政收入等总量指标外，我们可以用许多具体指标来加以说明，如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634元上升到现在的3508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10.1％，按照平均汇率计算，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5432美元。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我国国民收入4930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1％。就业政策使就业规模持续扩大：2011年，城镇就业人员35914万人，比2002年增加10755万人，年均增加1195万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002年的8.69万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4.36万亿元①，等等。还可以列举出很多数字，如城乡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家庭财产结构、文化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等等。这些都与这十年我们不断加强社会管理有着直接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特别是落后地区和人群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分配、医疗、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以及住房等直接关系民生的社会建设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深层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我们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逐步加以解决。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这是对民生认识的一大进步。但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不仅存在数量不足，而且还存在公平公正缺失的问题。政府过于强调效率，忽略了区域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公平性和均衡性。在地方服务供应中，公平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区域空间分布不均衡，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存在着较大差距，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比重低于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存在非公平分配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发展的人文向度，以价值理性抗衡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从而实现了发展观的价值跃迁，即从传统的“物本主义”的发展价值到现代的“人本主义”的发展价值的跃迁。这一跃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构建的依据和渊源，社会管理过程中有一个发展价值的整合和协调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价值、人文价值、生态价值的协调与整合中不断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是国家的命脉，关系到国家与民生的基础。只有在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体现社会管理的价值，才能不断增长国家实力，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二、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症结
忽视民生是当前社会管理不完善的症结所在。社会发展不能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积累、资源和环境破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为代价。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症结：
(1)法制不完善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还没有形成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管理的随意性较大，主观性较强。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不规范，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及增长率、恩格尔系数、人均居住面积、居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享有度、居民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面、弱势群体救助范围以及环境保护等关系民生的问题有很多仍然缺乏法律保障。在现行制度下，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多是对上负责，因为上级领导决定其升迁、荣辱，公众对政府部门、对官员很难行使选择权。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管理者就不会真正在意民生，也无法形成以社会管理改进其民生绩效的压力，公众更不会有参与的热情。这是当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的最大障碍。
(2)民主不健全
提高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中的地位，核心是民主制度建设。应突出社会管理的主体性，即内容的主体性和参与的主体性。社会管理的主体性在于，民生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应占有重要位置，也就是说，社会管理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是服务而不是行政命令，是民生而不是单纯的GDP。目前我国社会管理存在主体缺位的问题，在社会管理中往往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重视GDP指标，忽视人均收入，只见数字不见人。一方面设置了过多的经济发展指标，比如GDP增长率、地方财政增长率、经济效益等。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内容比缺失，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公众满意度等缺乏关注，结果造成地方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评价主体中，只重视自我评价或同体评价，忽视社会评价和公众评价。因此，应加大社会评价的比重，社会评价具有较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评价，避免主体缺位。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建构的主要问题。
(3)信息不对称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首要前提，是信息准确真实。现实中，信用缺失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屡禁不止，表面文章、短期行为、数字游戏等似乎已成为有些地方政府做“政绩”的通用手段。用于评估的数据是由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事实上造成了自己汇报自己成绩的状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夸大其词的现象，导致了社会管理的数据缺乏真实性，所含水分过大。信息一旦失真，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必然大打折扣。确保社会管理信息的可信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说，靠技术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它实质上是一个综合性体制问题的反映。社会管理模式建构需要信息资源共享，特别是公众必须能广泛、及时获取公共部门的信息，但在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往往不了解社会管理部门的行为宗旨和意图，不了解社会组织的工作业绩，也不了解公众的意愿和需要，缺少信息沟通和对话机制。这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的重要因素。
(4)价值取向不确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价值取向是管理者对其行为终极目的的基本价值判断、价值确认和利益选择。价值取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建构和评价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当前，许多地方的社会管理仍存在价值取向不确定的因素，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本位”模式，这种模式存在泛经济化倾向，更多的关注产值、利税等，而较少涉及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如实际收入、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等。这种管理模式只注重过程取向的控制，即上级对下级的控制，着眼于政绩而不是民生。由于只注重数量和规模，忽视质量和效率，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视可持续发展，进而导致形式主义盛行，或者只注重成绩和经验，忽视问题和不足。忽视民生这种价值取向，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和社会效益的提高。自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社会管理的价值一般主要在于公民至上价值和公共责任价值。强调的是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由、进步。国内学者根据上述理论，也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以民生为本的社会管理价值取向。GDP作为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总量的货币价值，体现着当地经济发展的成果。然而，GDP的增加并不完全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但是，不少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必然片面追求GDP的增长速度，甚至认为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最大的民生。这种过于偏重经济指标而忽视民生的价值取向，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的基本原因。
三、构建以民生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的原则
建构以民生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需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应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缺一不可。社会管理创新，既要关注经济发展，又要关注社会发展；既要关注城市发展，又要关注农村发展；既重显绩，又重潜绩；既看当前，又要着眼可持续发展；有效防止两极分化和资源环境的浪费。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民生重点的原则。以民生为本是以效益和效率为前提的，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民生为本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以人为本最终要落实在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上；以民生为本就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不能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代价谋取片面发展的政绩；以民生为本就要统筹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关系，而不能顾此失彼。以民生为本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要以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为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人，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人，一切要有益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断定，以民生为本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核心价值导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的整个过程应始终贯穿这一核心价值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坚持以民生为本，有助于我们转换政府管理的理念和树立服务行政的观念。这种转换具体表现为社会管理从过去更多地强调“特殊集团”的意志到更多地强调社会公众的意志；从管理活动以政府自身的规则为导向到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依归；从强调社会管理对直接维护统治的工具性功能到强调对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性功能；从强调对上级负责到强调对社会公众负责，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从关注自己的政绩转变为关注民生。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设计，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根据改善民生的要求，将劳动就业、教育公平、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资源、能耗等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重要位置。三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要反对一刀切和脱离实际，从实际出发逐步提高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位。
(2)构建以民生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
以民生为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基于民生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五个方面。由于社会管理的各个部门在服务对象、工作特点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类型的社会管理组织也有所差异，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五个方面各有侧重。
党委领导是社会管理的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中，主要体现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民生工作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重要目的，就是不断造福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上感受到改革发展成果，感受到自身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感受到利益诉求得到公平正义解决。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日常工作中，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要认真解决好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向谁说、谁来办、怎么办的问题，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解决人民群众正当利益诉求转变为党的日常工作。使社会管理由过去人民群众要求依法维权向党委主动维护和代表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转变；由过去人民群众要求党委改善民生向党委主动改善民生转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政府负责是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中，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关注民生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政府必须克服越位、纠正错位、弥补缺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上来，突出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以民生为本，重塑政府的服务精神；以服务为导向，优化政府的运作质量；以职能为中心，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以市场为基础，健全政府的资源配置机制；以财政投入为杠杆，不断满足公众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其核心表现就是其管理的公共事业发展水平满足社会公众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公共事业关系到社会公众整体生活质量和切身利益，地方政府公共事业体系主要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人口与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水平和状况等内容和公共服务成本。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集中表现在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教育科技、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等关系民生的方面。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相对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失衡。这些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彻底解决，必然使社会各阶层、地区利益群体间的差距拉大，冲突和矛盾更加激化，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只有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城乡社区为载体，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保、民政、卫生文化等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才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社会协同是社会管理的重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中，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相互配合方面。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日益走向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发挥社会管理主体的各自功能优势，使其充分配合，实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的社会协同，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诸多社会经济管理权力和服务功能正在向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及其他非政府机构转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程度已成为政府职能社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中，要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大量地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即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供给转变为由社会自治和半自治组织以及私营企业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再由政府独自承担，政府也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机构，这样政府就可以部分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人民团体和社会行业组织，具有自身组织体系健全、公众认可度高的优势，可以通过相互配合强化自身组织建设和工作职能来参与社会管理。通过积极的参与，促进社会组织更好地发展。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其他社会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的作用，让各类社会组织有效汇入社会管理服务大格局。
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中，主要体现在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方面。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中，要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落实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包括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参政议政权利、私有财产权利以及相应的知情权等，这是保证公民参与的基本前提。要落实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切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公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和参与渠道，在制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选举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及建议制度等，增强公民对社会管理行为的影响力。引导公民主动参与，不断提升公众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
法制保障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中，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法治化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文明、公正、和谐的法治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根本方向是走向法治化。法治化是社会管理的根本追求。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利益诉求越来越具体，对完善法律体系的期待越来越高。所以，要在法治原则和现有法律框架内大胆探索，打破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运用新的理念、知识、技术，创新方法手段，不断总结经验，通过法定途径上升为法律法规，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合法性。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应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通过立法先行，为依法管理社会奠定制度基础；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践行司法为民，化解社会矛盾，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社会管理模式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
注释：
①林兆木：《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的十年》，《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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