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滞后城市化、超前城市化与城市中空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超前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工业化—信息化的演进，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也历经了分散—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城市化作为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伴生物，成为现代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化大致历经了两个阶段：城市集聚阶段与城市中空化（后城市化）阶段。由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国情，其城市化进程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信息化的发展使其城市化出现了“城市中空化”现象。最先提出“城市中空化”现象的是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贝利。此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定量研究城市中空化的模型方法，如C.Clark的指数密度函数估计法，W.C.Wheston离散选择增长模型估计法等。我国学者周一星教授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困的经济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在城市化进程中则出现了“超前城市化”与“滞后城市化”现象（顾朝林，2003），即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发展不同步。
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发展中的国家，背负着十三亿人口，特别在加入WTO后将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挑战，这将使城市化进程更具复杂性。目前理论界与政府更多的聚焦于对中国城市集聚中的问题与矛盾研究，并把推动城市集聚进程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目标。本文在对世界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城市化演进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及复杂性特征作实证分析。只有在对中国城市化演进特征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特点
城市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不断潜入、拓展、优化城市，并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历史过程。又叫城镇化、都市化。城市化的测量标准一般采用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且城市化的进程有一定的规律性。R.M.诺瑟姆将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在0-25％为城市化发展的初始期，城市化发展速度较缓慢；25％-75％为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城市化发展的速度飞快；75％以上为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此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减慢且相对稳定。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历史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数以万计的破产农民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在1800年以后，随着产业革命扩展，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以每50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到了1850年，比重为6.4％，1900年为13.6％，1950年为28.2％。此后50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迅速增加，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1999年统计资料，1999年该比重为46％，其中发达国家为75％，发展中国家为40％。见图1：
图1 1999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单位：％
世界各国由于现代化进程处于不同阶段，因此城市化也具有阶段性发展特征，下面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特点作一个比较分析：
（一）发达国家城市化特点：“城市中空化”
发达国家受工业化与信息化推动，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如下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聚集阶段（urbanization）：发达国家这一阶段起步早，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英国在1921年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77.2％。工业革命的兴起带来了中心城市二、三产业的全面繁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向区域内聚集，主要表现为中心区人口密度提高，房地产价格上涨，工厂、市场、金融机构、文化中心云集。但是城市化也造成了“城市病”，城市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第二阶段：城市中空化阶段（counter-urbanization）。当城市聚集达到一定程度，人们的各类活动超过了区域应有的承载能力和消化程度，城市中心区的生活与经营成本随之上升。而交通工具和信息交流方式的革命却使得郊区生活成本下降，质量提高，住在郊区因此变得现实可行。在这一阶段，城市中产阶级将住宅向郊区迁移，而区域内的工业，一方面由于政府规划，另一方面由于城区生产成本上升，也开始向郊外发展。此时城市中心区逐渐发展为商业区，而郊外则形成了住宅区，造成主城区白天繁荣，夜晚萧条，出现“中空化”征兆。
第三阶段：分散性集聚的后城市化阶段。随着人口的大量外流，商贸、金融等服务性行业也开始向区域外地区扩展，“中空化”趋势更为明显。二、三产业进一步向外围区域转移，导致其中心地位被新兴区域所替代，并且区域内低收入的弱势群体由于无法承担转移成本留在区域内，形成贫民窟，最终导致城市中心区域的“空心化”。此时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而城市功能却十分分散，出现了分散集聚的局面。
以美国纽约城市人口变动为例，40年代仍处于城市聚集阶段，人口从1940年的745.5万人增至798.2万人，以后20多年处于高位稳定状态，70年代以后人口下降至707.2万人，见图2：
图2 20世纪-70年代纽约市人口变动情况表单位：千人
至1960年，美国大都市郊区人口已经超过了市区人口，此后郊区人口比重还不断上升，1990年，郊区人口的比重已达到了63％。
“城市中空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现象，根据经济学中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城市集聚达到规模效应后，继续追加城市投资成本，收益将会递减，于是就必然要将城市的某些功能向郊区扩散，以达到发挥城市最佳功能的平衡点。但是，“城市中空化”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均收入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即城市经济的发展足够使人口有向郊区扩散的能力，交通、通讯水平必须发达。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城市化率达到50％，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小轿车拥有量达到160辆/千人时进入中空化阶段的。
（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点：“超前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比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多数起步于二战以后，但城市化进程发展速度非常快。如韩国在1985年时城市化率为64.89％，到2002年已经达到82.97％；菲律宾城市化率从1985年的43.05％上升到2002年的60.13％；瑞典到2002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3.33％，捷克达到74.61％，巴西82.24％。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落后，人口基数大，现代化进程具有外生型赶超特点，因此，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两种趋势；“超前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
1.“超前城市化”：又称“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是指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超过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其主要表现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城市建设远远赶不上城市化的速度，不能为居民提供足够的必要生活设施和就业岗位，从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贫民窟”和农村“空心化”。充分说明这种城市化不是由工业化所推动的，而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是一种“假城市化”（hyper-urbanization），对城市化的发展很不利。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这种状态。如2001年韩国工业化水平为4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但城市化水平却高达81％。同年，委内瑞拉的工业化水平为47％，而城市化水平为93％。还有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化率为60％，埃及为45％，伊拉克为70％，但他们的工业化水平都很低。属于典型的“超前城市化”。
2.“滞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是与“超前城市化”相反的形式，指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与该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顺畅地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或是政府政策的限制阻碍了城市化的速度。比如泰国2001年的工业化水平为40％，而城市化水平只有20％。
三、我国城市化进程特征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近20多年，由于以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启动，城市化进程提速。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9％升至2003年的40.53％。但总体上讲中国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3.4％，我国仅达到26.4％，到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7％，我国只有36.2％。由于中国国情与特殊的发展阶段，使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如下特点：
（一）中国城市化总体上具有“滞后城市化”特征
我国城市化相比较工业化而言处于滞后状态。通过以下指标加以说明：
1.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例一直小于合理比例。据经济学家分析得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合理比例范围是1.4～2.5∶1。而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例一直小于1，见表1：
表1 中国城市化率/工业化率变动趋势
年份城市化率工业化率
城市化/工业化
197817.92 43.130.42
198019.39 44.040.44
198523.71 43.9 0.54
198926.21 44.130.59
199026.41 43.040.61
199126.94 41.610.65
199227.46 42.110.65
199327.99 43.920.64
199428.51 47.430.6
199529.04 47.850.61
199630.48 48.8 0.62
199731.91 49.510.64
199833.35 49.990.67
199934.78 49.290.71
200036.22 49.420.73
200137.66 50.220.75
200239.09 50.1 0.78
200340.53 51.09 0.79
资料来源：根据统计年鉴（2004）数据计算，其中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数/总人口数；工业化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远远小于合理比例。1978年该比值为0.42，与合理比例相差甚远，到2003年时该比值上升为0.79，但仍然滞后于合理比例。说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很好地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2.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与GDP结构转移不同步。城市化进程的度量还可以通过三大产业转移中的两大指标：产值（GDP）结构与就业结构指标加以考察。一般来讲，经济结构越高度化，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越强，城市化水平越高。目前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城市化水平为73％，GDP结构中，第一产业比例仅为1.6％，就业结构中的第一产业比例仅为2.94％。下面我们借用结构偏离度来考察滞后城市化状况：
结构偏离度是衡量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转移是否同步的一项指标。公式为：
结构偏离度=（Yi/Y/Li/L）-1
其中，Yi/Y为产业结构指标，表示第i产业GDP占全国GDP的比重；Li/L为就业结构指标，表示第i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
若结构偏离度为零时，表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转移协调；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就业人口的转移与经济发展、结构转移不同步、不协调。中国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均偏大，这一数据可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作一个比较，见表2。
表2 美国、日本、韩国 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2000）
GDP比重（％）劳动力比重（％）
结构偏离度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美国 1.624.9
73.5
2.94
22.79 74.26 -0.46 0.09
-0.01
日本 1.431.8
66.8
5.31
31.15 63.71 -0.73 0.020.05
韩国 4.742.4
52.9
10.95 27.95 61.10 -0.57 0.52
-0.13
中国 16.4
50.2
33.4
50 22.5
27.5
-0.67 1.230.2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国际统计年鉴》（2003）
表2中的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代表了不同产业结构发展高度的国家，其中美国代表产业结构发展最领先的国家，其三大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均为最小，这说明美国的三大产业劳动力转移与GDP转移进程较为同步协调。与四国相比，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均较大，说明三大产业劳动力转移与GDP转移进程不同步，具体分析见表3。
表3 1979-2003年中国三大产业转移与结构偏离度指标
GDP比重（％）劳动力比重（％） 结构偏离度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1979 31.2 47.4 21.4 69.8 17.6
12.6 -0.55 1.69 0.70
1985 28.4 43.1 28.5 62.4 20.8
16.8 -0.54 1.07 0.07
1991 24.5 42.1 33.4 59.7 21.4
18.9 -0.59 0.97 0.77
1995 20.5 48.8 30.7 52.2 23 24.8 -0.61 1.12 0.24
2000 16.4 50.2 33.4 5022.5
27.5 -0.67 1.23 0.21
2002 15.4 51.1 33.5 5021.4
28.6 -0.69 1.39 0.17
2003 14.6 52.2 33.2 49.1 21.6
29.3 -0.70 1.42 0.1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4）
表2的数据说明（1）中国历年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且偏离零值的幅度越来越大，这说明农业GDP的比重下降幅度大于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幅度，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村，未能转移出来，压力有增无减；（2）中国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为正值，且大于1，这说明中国工业GDP的比重增幅大大高于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增幅，机器排挤工人趋势更为明显；（3）中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为正值，且趋于零说明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正在趋向于协调化；但由于第三产业本身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发展水平比较低，因而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
我国城市化总体上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人口因素：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地矛盾突出，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二，历史因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通过户口政策强制的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锁定在有限的土地上，阻止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三，中国长期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国家整合资源，利用工农业价格剪刀差重点扶持重工业发展，导致工业化发展水平大大高于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尽管放开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户口限制，并开始了由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影响，使中国滞后城市化特征仍然十分明显。
（二）“城市中空化”与“超前城市化”并存：
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整体上是处于滞后状态，但却出现了高收入群体迁出中心城市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即“城市中空化”与“超前城市化”并存的复杂局面。
1.城市中空化：出现在局部大城市。以北京、上海、为例，1982～1990年间，北京市全市人口增长率为17.2％，其中内城区人口的增长率为-3.28％，人口密度下降944人/平方公里，而近郊区的人口增长率为40.46％，远郊区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市增长率为13.12％。中心城区人口主要迁至离市中心较近的近郊区，很少迁到远郊区。上海市人口增长率1990年与1982年相比，全市增长了6.28％，其中。中心城区增长率为-9％，边缘区为59.3％，远郊区为7.6％；就业人口增长率核心区为-13.4％，边缘区为59.5％，郊区为3.1％。还有一些大城市，比如广州、沈阳、大连、苏州、杭州、重庆等，市中心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口外迁。说明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中空化”初见倪端。
与发达国家的“城市中空化”不同，发达国家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工业化与城市集聚的成熟期后，进入后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至1万美元的基础上出现“城市中空化”；而我国则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城市化水平不高，正处于城市化高速集聚阶段，人均收入仅为1000美元左右，在局部超前发展的大城市出现的。
中国城市中空化与城市聚集并存，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启动了市场导向的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使中国卷入了世界信息化的潮流之中。互联网与高速公路的建设改善了郊区的投资与生活环境，加之政府的“退二进三”的产业政策与民用住宅规划的推进，使二产与一批中高收入群体开始从中心城区迁至郊区。从将来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购车族的扩大，住宅郊区化的趋势会进一步扩大。有购买力的城镇人口外迁意味着有效的市场需求外迁，这将导致商业、服务业的随之外迁。如果说中国的城市聚集是一种显性趋势，那么，城市中空化则是一股潜流。目前吸引人们眼球更多的是城市聚集趋势，各级政府关注更多的也是如何推动城市化聚集进程。如果忽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中空化潜流，忽视有效购买力外迁的趋势，盲目的扩大中心城区商住楼及服务设施的投资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2.超前城市化：城市化不是用钢筋水泥土“垒”起来的高楼，也不是城镇人口比例的单项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是由经济、人口和生态资源的动态协调等方面综合构成的。我国很多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走入了某种误区，即把城市化看成是简单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建设规模。为了追求政绩的显示度，使城市化进程提速，不少地区政府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与人口规模，特别是1998年以来，中央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共发行国债9000多亿，加上相对应的银行贷款，使各地政府掌握了数量可观的经济资源，这为各地区政府“修新城，扩旧城”提供了金融支持。各地区因修公路、铁路、城市广场，商住楼，住宅小区圈占农民的土地，更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大量的失地农民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小城镇与大都市寻求谋生的途径，而城市却无法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因为，由政府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往往缺乏市场引导，即有效购买力的支持，这会导致与城市共生的二产与三产的发展不足。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入，城市无法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与生活居住条件，会增大城市社会治安的压力。中国目前不少地区超前城市化特征明显。
就中国目前的大都市而言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需要更多的就业岗位；而原有工业企业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机器排挤工人，使大量的下岗职工加入了求职的队伍；另一方面，“城市中空化”初见倪端，中心城区有购买力的人口外迁，导致市场与产业外迁，市区内提供的就业机会将呈递减趋势。这种“超前城市化”与“城市中空化”并存的格局使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因子加大。
四、结论与建议
中国在近2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迎来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挑战，加之中国特殊的国情，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具复杂性，我们的研究归纳如下：
1.总体上讲“滞后城市化特征”明显：由于中国以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提速，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城市聚集的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国情因素：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影响，总体上讲“滞后城市化特征”十分明显。表现在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长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自身的工业化发展进程。
2.显性的“超前城市化”与隐性的“城市中空化”并存：一方面是各地区政府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兴市政建设，扩大城市占地面积，造成失地农民的增加，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信息化悄然而至，大城市的中心区“城市中空化”初见倪端，中心城区有购买力的人口外迁，产业外迁，形成“超前城市化”与“城市中空化”并存的格局。集中表现为两类人口的逆向流动：一类是需要就业的无收入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另一类是能形成市场购买力，拉动产业发展的中高收入群体的外迁。前者是显性趋势，后者为潜在趋势。这两种趋势并存的复杂局面，将加大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3.从政策面上讲，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复杂性特征，采取相对应的政策：（1）发挥中国资源禀赋优势，在工业化进程中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第三产业。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发展都市经济，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2）对中国潜在的“城市中空化”问题给予高度重视，适当控制城市中心区商住楼建设规模，并加大对中心区城市的绿化和环境改善，稳定适度规模的常住居民人口。（3）对中心区的近郊区作现代卫星城镇的规划与设计，包括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具有大容量停车场的购物中心和娱乐场所与便捷、宽敞的城市交通等。（4）承接“退二进三”的政策，大力发展中小城镇，特别注意通过市场力量引入产业链，在区域内形成产业簇群，使城市化进程与产业发展同步，防止城市产业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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