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辩证认识中国人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口——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条件？在理论上，一般将这样的人口条件概括如下：适度的人口规模、优质的人力资源和合理的人口结构。但何谓适度？何谓优质？又何谓合理？研究者们却发现很难找到或者说确立绝对的、通用性的标准。此外，一些有识之士也发现，在构筑上述的人口条件时，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理论上美妙的构想一旦落实到操作的层面上，就有“面目全非”的风险。
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人口过多对经济增长不利，这已尽人皆知。然而，人口过少事实上也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是适度人口理论以及世界经济史所证明了的。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事例：经济的增长要以人口的增长为必要前提。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社会分工体系难以形成，细化和深化更谈不上；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人口的集聚和消费，而没有消费的刺激，生产也就没有了动力；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人口就无法保证（这里同时就涉及了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换言之，人口增长在一定的合理的限度内对细化社会分工、形成消费市场、保障劳动力供给来说是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当然，人口到底是过剩还是过少，要根据具体的国情和区情来判断。但在理论上，一个理想的人口要在过多的人口和过少的人口之间寻求一个适度的规模，即适度人口。换一角度说，也就是要在过快的人口增长和过慢的人口增长之间寻求一个适度的增长率。1984年，受美国国际发展团的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由9 名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组成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并在两年后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研究报告《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反思》 （ Propulation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olicy Questions），这份报告主要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结论是审慎的：“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定性的结论，即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较慢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要对它作出严格的定量评估就十分困难了，而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人口委员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第65页，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1990年。）美国学者朱利安·L ·西蒙在《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中得出了一个反传统的观点，他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适度增长，从长远来说（例如30—100年之后），比静态人口和人口增长过快， 都对于生活水平有积极的影响。不过，从短期来说，任何增加的人口都会给父母和社会增加负担。因此，人们判断人口增长的利弊，父母或社会希望孩子多，或是希望少，当然取决于对长期和短期收益的轻重权衡。”（注：[美]朱利安·L·西蒙著：《人口增长经济学》，第12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理论是理论，现实归现实。在中国，有时这是两张无法捏在一起的“皮”。
眼下，“人口要下降，经济要增长”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颇为熟悉的口号。然而，到了低生育率阶段，这一口号是否还合适呢？“人口要下降”有没有一个边界呢？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有没有极限呢？毋庸讳言，现在不少地方的做法是以“最低增长率目标”来替代“适度增长率目标”的，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多年的做法已成一种非理性的积习：人口是为了减少而减少——少生就是一切，很少考虑经济增长对于人口过程的呼应和要求。
其实，“人口要下降，经济要增长”论断的正确性是有限定条件的，因而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在高生育率挑战时期，这一口号有其合理性，它通俗易懂地解析了“两种生产一起抓”的著名理论。但到了低生育率阶段，这种提法是否妥贴、是否依旧适用，可以讨论。以笔者之见，对那些生育率开始显著低于更替水平，劳动力开始短缺的地区来说，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有些学者善意的警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目前面临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问题，所以出现了一种对于人口增长‘见低则喜’的情绪。但很可能过不了多少年，伴随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年人口问题突兀而起，‘见低则忧’的情绪又会很快泛滥起来。”（注：顾宝昌、 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 《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在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中，人口问题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而总是相对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言的。
对于像苏南这样已进入“超低生育率”阶段且同时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先进地区，笔者以为：一个合适的口号或许是这样的，即“人口要适度，经济要发展。”指导我们实践多年的减少人口理论应当顺应时势被适度人口理论所替代。体现在人口控制问题上，则要强调合理性原则和适度化原则。因此，就目前阶段的苏南等先进地区来说，稳定低生育率可能是一个上佳的选择。
二、苏南巨变的历史启迪：人口问题是相对的和变异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使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口推力的社会机制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正是主要通过“制度创新”生长起来的机制力量保证了在不可逆转的人口增长趋势下中国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苏南的巨变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改革开放前的苏南虽然作为长江下游金三角区早熟的稻作农耕区得天时地利有较高的农业产出，但因为狭窄的生存空间和有限的发展机会早已深陷人多地少的困境，人口压力巨大，哪怕是高度集约化的农耕方式——种地像种花一般的精细——也不能使苏南摆脱“低水平均衡的陷阱”。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的发展潜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优越的区位和人文条件，巨大的发展机会大大地拓展了苏南人口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工业文明的曙光开始照临大地，苏南由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与此同时，昔日农耕文明体系中的人口压力阴影也被奇迹般地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却是工业化时代的“劳工短缺”现象。这种巨大的变迁不是正暗喻着我们久久寻觅的启示吗？苏南变迁的现代启示录不过是中国大变革时期的一个缩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口始终是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人口过多”的确带来了不少困难。但人口多的好坏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转化的。当我们从发展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时，不难得出结论：人口多并不全然是“负担”，也不必然是“负担”。在我国的总人口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既存在着“必要人口”，也存在着“多余人口”。但在这两个亚人口（Subpopulation）之间， 并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划分，实际上两者具有较强的伸缩性，是完全可能互相包容和转化的。
事实表明，迅速的工业化已使苏州越过使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的“刘易斯转折点”。我们在全国性人口压力的浓重氛围中不得不提出一个“不和谐”的问题，这就是“人口短缺”问题——其中主要是“劳动力短缺”问题。进入90年代的苏州在经济增长的热潮中已日益强烈地感觉到这一问题的存在。1992年5月， 笔者有幸参加了“现代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研讨会”，和与会代表一起走访了一些地方，感触良多。例如，地处太仓县（现改为市）西北部的鹿河乡早在60年代工业就悄悄起步了，当时是“一花独放”；到70年代成“一方魁首”，80年代“一路领先”，到90 年代则“更上层楼”——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3个亿，1992年达到7 亿多元。当时全乡劳动力务工比例已高达75%，在农民收入的来源构成中，60%来自工业。鹿河乡人口属“先锋人口”，现代人口转变已趋于完成 ——1968年，人口出生率就已降到17.6‰，自然增长率降到8.3‰， 此后24年中人口自然增加1618人，年平均增加仅67人，并且有5年出现负增长。进入90年代，全乡人口接近零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12‰。持续的低生育率扼制了人口总量的膨胀，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1992 年，鹿河乡总人口16，667 人，全乡总劳力9615人。据当地领导介绍，鹿河乡劳动力短缺规模达2000—3000人左右，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人口条件，该乡不得不从苏北、安徽、四川等地引进劳动力——包括体力劳工和技术人才。
但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也带来了治安等一些社会问题，当地群众多有抱怨，并提出一个自己能否多生的话题。当地一位领导干部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在现代人口转变已趋完成、超低生育率也呈现出一些负面影响的地区，是否可以在生育政策上放宽一步，搞一个试点？我想，中国有如火如荼、成就卓著的经济特区，那么是否也可以有“人口特区”或称“生育特区”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新问题。
鹿河乡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同属太仓的王秀乡王秀村自1979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来，平均每年自然增加仅3人。 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劳动力也日趋短缺，1992年外地劳动力就大致占了在王秀村就业的劳动力总数的2／5。
还有一个例子是常熟的张桥。张桥的乡镇工业也较发达，1992年时行政村共17个，但乡村二级工业企业却有150多个。 当时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到1386元，比1978年增长10倍。由于人口过多的压力得到极大缓解而乡村工业又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人口经济协调发展的格局。同苏南的许多乡镇一样，张桥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颇富成效的。1981年，全乡计划生育率仅59.68%，1985年首次达到100%，以后除1988年为99.46%外，直到1991年，计划生育率年年保持100%。1991年，出生率仅10.17‰，自然增长率为2.91‰。计划生育率、节育措施落实率、 节育措施常规访视率均为100%。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到90年代初， 张桥乡也越过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转折点”。1992年5 月调查时，张桥乡已有外地劳动力达2000多人，主要来自苏北、四川、安徽、云南等地，主要从事建材和轻纺。显然，劳动力短缺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改善，势必损及经济的持续增长。
局限于一个社区的角度，劳动力的短缺对于经济发展的确存在着一定的负效应。但倘若我们将劳动力短缺问题置于一个开放的人口系统中来考察，短缺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也应当指出，引进劳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一定能使问题完全得到解决。而当其它地区也为持续的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劳力短缺问题所困惑时，引进劳力以期缓解劳力短缺症的办法是否依旧灵光就不得而知了。
人口过少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合格劳动力得不到保证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引进外地劳动力后可能导致区域间的文化冲突并导致一些社会问题，而且在于小城镇的发展缺乏人口推力，形不成城市规模，乡村城市化过于分散，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产生不了集聚效应。现在苏南一些地方开始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另一方面则要形成城镇人口规模。1996年我们专程赴苏南调查时，发现一些规划中的“镇”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空壳镇，本地没有足够的人口规模可以支撑。在乡变镇的规划中，人口是一个重要的砝码；问题恰恰在于，“人口短缺”已经成为一个冷峻的事实。例如，苏州工业园区的人口规模总量60万，但目前只有20万左右。其余人口哪里来？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苏南的城镇化要形成规模，就必须引进外地人口。但引进人口是否足以解决城镇化的人口短缺问题，目前还是一个问号。
三、人口现代化的新探索
应当指出，人口阶层结构的变化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苏南，它又是非农化的直接产物。人口结构现代化其实质是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一定符合最优化的原理。人口的流迁行为在根本上是受比较利益诱导规律所制约的，这符合经典的“经济人假设”。但个体分散化的行为又总是潜伏着威胁乃至损害社会的可能性，这是人类行为的外部性原理所决定的。一般而言，人类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从“他律”走向“自律”，这是人类行为的一种进步。问题在于，在文明的进化还处在“他律”的初级阶段时，尤要注意避免和克服人类行为的负外部性，这就需要政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下面我们就以苏南地区界岸村农民职业流动和阶层分化的事实为例，通过解剖麻雀的办法看看这个个案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注：黄健：《苏南界岸村农民的职业流动和阶层分化》，《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
界岸村地处名满天下的张家港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到90年中期，居民人数约130人左右，人均耕地不到1亩，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当地属中等。改革开放以来的10余年中，界岸村农民的职业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农业劳动者比重显著下降，而个体劳动者、企业职工的比重则迅速上升，逐渐形成了农业劳动者、个体劳动者、企业职工和管理者四个阶层（参见下表）。
苏南界岸村农民职业构成比较
（绝对数单位：人；相对数单位：%）
1978年
小计男 女
指标
绝对
相对绝对
相对绝对相对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劳动者总数 68 100 33 100 35 100
农业劳动者 51 75 18 54.5 33 94.4
个体劳动者
6 8.8 5 15.2 1 2.8
企业职工 811.8 7.21.9 1 2.8
管理者
3 4.4 39 00
1993年
小计男 女
指标
绝对
相对绝对
相对绝对相对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劳动者总数
75100 38 100 37 100
农业劳动者
14
18.7
0
0 14 37.8
个体劳动者
38
50.7 2565.8 13 35.2
企业职工 19
25.3 1026.3 9 24.3
管理者45.3
3 7.9 1 2.7
资料来源：转引自黄健：《苏南界岸村农民的职业流动和阶层分化》，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
从表面上看，务农者减少标志着人口的现代化，是一件大好事。但实际上农业劳动者份额的降低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动因的解说可以是多样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可以是拉力之故，也可能是推力所致。如果农业劳动力的产业分化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基础的，则可持续发展是有坚实基础的；反之，则可能损及可持续发展。苏南界岸村的“农业劳动者”似乎是被社会变迁淘汰的一群人——从调查来看，这些劳动力不仅是弱质的，而且是传统型的，居然100%全是女性， 而且体弱多病者占去一半！学历偏低，大多是小学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占去1／4；年龄偏大，平均47.4岁；生产粗放为主，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收益低；自我满意度极低，但又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很难向非农产业转移。这足以说明，界岸村农业劳动者的产业转移是拉力所致。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界岸村的可持续发展是有隐忧的。改革初期的“推力效应”（准确说或许是人多地少所产生的“压力效应”）似已释放完毕，现在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并非是农业无活可干，而是受非农业与农业的比较利益所驱使。
但苏南的情况可能较为复杂，苏南规模经营的做法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又在证明农业并没有在萎缩。也就是说，苏南乡村劳动力非农化的动力机制肯定存在着区域差异，对此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理论上，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即农业产出的提高、农业技术的进步应当是乡村劳动力非农化“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无视这种前提，则农民的职业分化和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必将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已经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也可能会被迫回流。
总之，让“3865”部队（这里“38”指妇女，“65”指老人，是对“弱劳力”的戏称）去支撑非农化的变革，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当然，在某些地方，强大的非农产业足以建立“反哺农业成长的投资机制”来弥补弱劳力的不足。从70年代末期起，苏南地区在走出一条农民办工业路子的同时，也摸索出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经验，成功地弥补了以弱质劳力支撑弱质农业的不足。仅在“七五”期间，苏南地区由乡镇工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的支农、建农资金就达40多亿元。由于建立了强有力的反哺农业的机制，所以在耕地资源减少的情况下仍能稳定粮产。例如，1983年至1993年，无锡市减少耕地达48万亩，但粮食总产量保持在30亿斤左右。目前，苏州全市人均耕地仅4.9分，但粮食、 蔬菜能做到基本自给。（注：王霞林：《苏南模式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海》1995年第1期。）。支农机制表明， 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人口条件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它非人口条件所替代。
诚然，苏南在工农并举和城乡协调发展方面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和经验，但以弱质劳力去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不是一种成功的做法还有待于今后实践的验证。
一般地，人口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产物，但对“人口现代化”也不能迷信，它所呈现的不过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从价值判断角度看，这种人口现代化是利弊互见的。为减弱人口现代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需政府对人口现代化过程加以宏观调控。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要给蓬勃发展的劳南地区提出二点忠告：
一是“小农业、大工业”的格局将是弱持续的发展格局。
二是“弱农业劳力，强非农分化”的做法恐怕也是弱持续乃至不可持续的非农化方式。
现在苏南面临的人口问题已非昔日的高生育率和高增长量的问题，而是已从数量过多渐向数量短缺转化；与此同时，人口的结构问题、素质问题及人口交流的冲突和融合等问题开始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这表明，伴随着经济成长和社会转型，人口问题的焦点和重心也在转变，凡此种种，都会对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从可持续发展前景来看，苏南如果不注意提升人口现代化的水平，不注意人口现代化内部的结构调整，使人口现代化内部的子系统也能保持和谐的动态的平衡；那么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将难以为继。这就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人口现代化的意义所在。
在人口转变现代化方面，一方面是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格局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要注意人口转变效应问题，区分初始效应和后期效应可能是有意义的。至于人口结构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现代化，仍有许多文章可做，值得学界同好共同为此作出新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