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构发展：回族村落变迁中的政府引导与农民参与——宁夏张村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同构论文,宁夏论文,村落论文,个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01—0049—05
一、问题与方法
在当代中国，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代表了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然而，关于什么是发展，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却一直是令人困惑的问题。[1](P.1)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发展便意味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被建构为以经济增长为表征的经济决定论[2](P.14－16)，现代性生活方式成为个人追求的目标。对西北偏远农村地区的回族农民来说，如何在传承民族传统和习俗的同时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促进村庄变迁就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毫无疑问，回族农民与所有中国人一样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步入现代化，如何适应现代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回族文化的特色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一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3]现在已有研究从多个方面指出现代化冲击引起的变化，例如：在生计方式方面，大量回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就业，重塑了个人的生活方式①；在社区组织方面，传统回族乡村社区往往通过社区内部的组织体系来承担多项功能，现在乡村社区的一些功能被逐渐剥离[4]；在村庄权力方面，村干部在村落公共事务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乡老集团和阿訇阶层的地位有衰落之势[5]；在婚姻方面，回族婚姻择偶中的“妇女外嫁禁忌”正在遭受挑战，追求自由恋爱、离婚、族外通婚的现象有所增多等等。②
现代化对回族农村社区的冲击是多样的，但是，回族农民要想追随主流的发展，又必须走向现代化。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宗教与发展”两种信仰边界的回族农民，如何应对伴随现代化而产生的文化、信仰上的差异并调适自身行为以适应新的发展潮流呢？马平认为，“广大回族群众宁愿付出某种代价——包括某些传统的生活方式、某些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摒弃，也会去争取新的生活，并创造民族新的历史篇章。”[6]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的保留仍然非常重要，伊斯兰教依然应该是回族文化认同中最牢固的基础，并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其作用。”[7]
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诸多旨在改善农户生计状况的发展干预项目③。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行动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项目实施，并与国家共同完成对项目的形塑。作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回族农民不会固守现有经济、社会结构的框架，他们正在创造性地调适自己的行为积极参与发展项目以更好地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本文通过一个政府主导下的现代农业发展项目在宁夏回族村庄张村实施过程中，村民如何对国家计划性干预回应、认同、参与，藉此分析回族农民如何创造性地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并同时维系传统文化价值，进而与国家共同建构发展。
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村落张村为本研究地点，现有村民547人，农户106户。全村耕地总面积约为1300余亩，其中700余亩为可灌溉耕地。笔者曾于2010年到2011年间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田野工作，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参与观察三种方式收集资料，研究对象涉及设施农业项目相关利益群体和村庄所有类型农户，包括县农牧局官员、乡镇党委书记、蔬菜批发商、村干部、富裕户、贫困户、卫生员、阿訇、小学教师等，最终完成调查问卷89份，个案访谈86份。
二、渴望发展：“赶社会”与生计策略多样化
在现代化浪潮中，张村村民一直在积极探求，他们用“赶社会”这一本土化词语表达了自己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望，而通过对具体的人、事、物的描述，“赶社会”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符号。村民口中的“赶社会”在日常生活中有直接呈现，例如：出行方面，骑摩托车成为一种潮流的外出方式；居住方面，修盖砖木结构的住房成为脸上有光彩的事情；穿着方面，身穿体面的衣服在集市和县城闲逛成为村民普遍的需求，妇女开始赶时兴购买高跟鞋；婚姻方面，彩礼涨至8万元，“三金”成为必需品，婚礼全程有专人录像也成为一个必需的过程④；教育方面，让子女尽可能接受教育，升高中上大学成为村民普遍的愿景⑤。
为了达成“赶社会”的目标，村民积极调整生计策略以避免自己在社会发展中落伍。生计策略可以被定义为家庭及其成员所采取的活动组合选择，以维系、保障和改善他们的生计。[7](P.5)张村农户采取一种多元化的生计策略，用以更好地维系和改善生计水平。在设施农业项目实施之前，作为一个资源相对匮乏，人均耕地稀少，没有集体经济的村落，农户的生计模式主要表现为粮食作物种植、牛羊饲养及贩卖和外出务工三种模式之间的策略组合。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户的生计模式为玉米、小麦为主的种植结构和牛羊饲养为主的养殖结构的结合，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村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农业生产与外出务工组成的兼业经济逐渐成为村庄主流的生计模式。在种植业方面，张村形成了川地种植玉米，山地种植小麦、土豆的耕作结构格局。受国家良种推广和农资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影响，玉米种植采取宽膜玉米覆盖种植技术，平均亩产在600公斤以上。⑥在养殖方面，村庄所有农户都从事牛羊饲养，且66.3％的农户定期去牛羊市场从事牛羊交易活动。在外出务工方面，男性村民主要采取季节性外出的方式在银川、兰州等地从事建筑工作。
多元化的生计模式有利于农户避免由于单一收入来源在遭受不可抗拒因素时引发的生计脆弱性，难以实现生计资产有效配置和转化而导致贫困，是村民自主性变迁的重要表现。尽管，张村农户一直有立足村庄社区自然资源改变农业产业结构(例如扩大养殖规模、发展蔬菜种植)的愿景，但是在缺乏现代技术和资金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把相对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到相对狭小的土地上，形成了过密化的农业生产系统，并导致了乡村实质性变迁的停滞。[8](P.1)政府主导的设施农业项目的实施同时提供了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和资金要素，快速改变了地方农业生产过密化的现状，村庄的农业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并重新塑造了村民的社会经济生活。
三、同构发展：政府引导与农民参与
“干预性变迁和自主性变迁是中国转型时期影响农村发展的两股重要力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促成各种创新。当某种外部因素特别是有目标的、有计划的干预进入到中国乡村社会后，乡村社会将会在干预的刺激下发生变化，并会在干预的诱发下出现某种能导致自主性变迁的因素，从而使得乡村出现自主性的变迁。”[8](P.4)政府引导与农民参与的有效结合，在短时间内改变了乡村面貌并促进了乡村的快速变迁。张村近三年发生的变迁，便是政府干预性变迁和农民自主性变迁结合，农民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的典型案例，农民在追求生计模式变化的同时，传统的牛羊饲养仍然得以延续。国家在张村实施的发展政策和实践包括灾害救助、低保、特困救助、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退耕还林补贴、水库移民补贴、新型合作医疗、新型养老保险、危房改造补贴、农业生产机械补贴等⑦，其中始于2009年的设施农业项目最为直接、影响最大。农民通过参与道路建设、农业结构调整、科学养殖、饮用水改造等活动，主动参与到国家主导下的发展过程中，并与政府协力共享“发展”。
(一)政府实施项目，促进村庄变迁
正如上文所言，尽管张村种植业结构一直发生变化，但主要体现为玉米、小麦种植面积的调整，缺少规模资金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投入使用，一直处于内卷化阶段。村民尽管心怀改变的愿景，但受限于低水平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⑧，在缺少政府系统化支持和强干预的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非常困难。⑨县政府采取自上而下方式具体实施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通过统一配给蔬菜秧苗，培训农民种植技术，联系蔬菜销售客商，改进灌溉系统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项目的持续运行。
政府旨在促进农户增收的设施农业项目与农户发展经济、改善生计、提高收入的愿景相契合；但是，受脆弱性生计系统的影响，农民在新技术采纳方面仍心存疑虑。于是，政府与农户之间出现既有契合点，又有断裂带的情形。此时，作为国家代理人和地方当家人双重角色的村干部，在整个项目争取和实施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⑩，他们成功争取、积极启动并顺利实施了项目。[14]到2011年底，设施农业项目建设基本完成，共建成面积为0.9亩的拱棚314个，面积为1.9亩的日光温室102个，蔬菜种植面积达到472亩。(2011年10月30日田野笔记)设施农业的迅速发展，短时间内重塑了村庄面貌，改变了村庄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传统的自我需求导向的农业种植模式向市场导向的资金、劳动密集型农业的迅速转变。
(二)农户调适行为，认同发展理念
设施农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业，必然会引起农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如何在适应新变化的同时实现传统的延续便成为摆在村民面前的问题。作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村民在项目起步时便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在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的同时，延续以牛羊饲养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方式。
1.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种养殖业协调发展
个人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群体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人们的经验和行为[11](P.2)，这些习俗和传统会对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纽带的群体产生认同和归属感。[12](P.3)对于回族农民来说，牛羊饲养的意义并不限于其经济功能，古尔邦节的宰牲仪式蕴含着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与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然而，如上文所言，蔬菜面积已占川地总面积的78.7％，必然会影响玉米种植，进而影响牛羊饲养。由于传统的遗存是以具体事件形成的记忆及其认同而存在并进而实现其连续性的，那么，在缺乏传统指引的情况下，未来的发展就不确定，便会引起担忧。在过去，玉米种植和牛羊饲养形成一个有机循环，牛羊饲料源于玉米及其秸秆，而其粪便则为玉米种植提供肥料，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户自身不再种植玉米之后，牛羊饲料就需要全部购买，养殖业收益便会深受影响。
农户采取了哪些策略性行为回应蔬菜种植可能对牛羊饲养产生的冲击呢？显然，蔬菜种植会给村民带来可观的收益，也会成为生计活动的中心，但是，祖辈遗留的养牛传统仍然需要延续，种养殖的协调发展才是最好的发展模式。此时，村民经由多年宗教行为实践所内化伊斯兰教知识和民族认同开始影响村民个人和群体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的态度和行为，[13]并进而促成了集体行动。最终，村民采取减少小麦种植面积，尝试山地宽膜玉米种植技术的方式应对这一可能的风险。而原本自给自足的小麦面粉，则通过购买方式满足。于是，种植和养殖不再冲突，新的生计模式逐渐形成。这样，传统便不会在记忆中逐渐淡去，牛羊饲养与蔬菜种植协调发展成为新的传统，回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其所有特有的象征、情感、意义，将会继续对民族成员产生影响。
作为政府统一规划实施的项目，单一的产品结构充满市场风险，多元化的发展策略才有利于降低风险，并增加村民应对市场风险所带来的脆弱性。张村蔬菜种植项目的实施便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政府统一规划潜在的风险。当年，全村有50多个拱棚的辣椒秧苗成活率较低，受影响的村民开始主动调整种植结构，并学习蔬菜育种技术。36岁的村民张超在遭遇辣椒成活率低后，开始主动请教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学习育秧技术，最终选择种植大葱、白菜、萝卜和菠菜，自己去集市销售，(2011年11月9日田野笔记)从而成功实现了从政府主导生产到个人主导生产形式的转变。由此可见，在设施农业项目的发展过程中，回族农民作为能动的主体，在遭遇技术问题时，他们并不是等、靠、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而是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重新构建设施农业的发展方向，这一行为的长期实践将会保证项目的持续运行和协调发展，并最终形成规模化和多样化共存的格局。
2.妇女调整自身角色，积极从事生产活动
在蔬菜收获季节，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届时外出务工的村民是否需要回家从事农事生产活动呢？张村妇女主动调整自身角色，积极投入到这一生产销售活动中，有效解决了农忙时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很多民族地区，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并不新奇，然而，在回族村落，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那是因为穆斯林村庄的男女性别回避和禁忌较多，妇女很少与男性一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此前，张村妇女主要承担在家养牛的角色，农田种植活动主要交由丈夫和老人承担，只是在收获时节才会与家人一起到农田帮忙。伴随设施农业的引进，妇女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她们与子女共同构成主要的生产者(11)。全村60％的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已与男性村民相差无几，她们同时从事着家庭生计的种养殖活动。
妇女的新角色对传统的性别关系形成挑战，已有妇女开始学习蔬菜销售并“抛头露面”，但是其日常生活的范围仍主要局限在本村和本镇。39岁的妇女马琳就是一个典型，她在自家拱棚种植了白菜和菠菜，因为种植白菜农户数量较少，合作社并不提供统一销售服务。而且当地有购买白菜存储或腌制准备过冬的传统，在丈夫外出务工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她选择了自己外出销售，并开始学习驾驶三轮摩托车、记账和讨价还价。(2011年11月2日田野笔记)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女性不再是传统的辅助性角色，而是开始掌握更多的新型农业生产实用技术，从而成为家庭生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这些有助于她们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使夫妻关系更加平等。妇女逐渐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其角色的改变是回族农村女性创造性地调适自身行为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人们固有印象中回族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
3.农民收入快速增长，认同发展理念
设施农业项目的实施在短期内实现了农户收入的快速增长。平均每个在村农户可以获得3个拱棚和1个日光温室，从而仅蔬菜种植收益就可达到1.5万元以上，蔬菜种植增加了村民的可支配，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项目实施还具有意外效果，例如：客观上改善了村民的饮食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配套项目道路修建项目方便了村民的出行；配套项目灌溉和饮水项目改造，改变了村民的用水习惯，因为在项目实施前，村庄近70％农户由于自家没有饮用水井，需要推三轮车去亲戚、邻居家拉水等等。
项目实施后，农户感受到国家改变村庄面貌和现状的强大力量，国家在场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和虚幻的表征，而是可以外化为温室蔬菜、灌溉用水、新建道路等具体的可视化标志。村民通过日常言谈表达出他们对政府发展政策和实践的认同，例如“多亏了国家和政府”、“国家政策很好”、“共产党很关心山区百姓”、“以前想都没有想过”、“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2011年2月、11月田野日记)因为，在他们看来，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自己没有能力投资蔬菜项目，也没有办法短时间内改善自家生活条件。于是，政府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的构想与农民提高收入追求现代化的理想相契合，在经由国家干预性变迁的诱发下，乡村自主性变迁力量逐渐形成，从而避免了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村庄“空心化”、“留守化”、“虚空化”现象，实现了村庄变迁从不连续性向连续性的过渡，村落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都得到很好的保留。
四、结论和讨论
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发展成为支配个人思维方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把经济理性作为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宗教与发展的关系，将宗教信仰、意义、价值和民族习俗、文化、传统作为发展的促进要素。[14]对于回族穆斯林来说，如何在发展经济、追求现代性的同时延续民族传统和习俗，寻求一种替代性的发展道路，并重新定位发展中宗教、灵性和信仰的角色便成为一种当下必然的选择。(15)在本文案例中，张村农民用“赶社会”这一本土化的语词表达了他们对“现代化”的渴望，并通过多元化的生计策略以完成自己追求现代性的梦想。在政府推进设施农业干预项目时，村民和政府结成伙伴关系，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妇女儿童积极投入生产，促成了项目的快速发展和持续运行，逐渐形成了新的生计系统。项目实施后，村民收入显著增加，他们通过诸多日常言语表达了对于国家发展政策认同。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以设施农业为载体的发展干预性措施诱发了农民自下而上积极调适自己行为主动参与项目运行的自主性变迁，共同促发了乡村社会的实质性变迁。政府和农民不再是一种冲突的角色对立，而是共享同一种价值的伙伴关系，共同构建了村庄的发展和变迁。与此同时，回族村落固有的经济生产模式得以保存，避免了村民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宗教与社会”完全分离结果的出现。
从宏观视角来看，近三年发生在张村的变迁是更宏大的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国家引导下的发展”模式[16]在农村社区的微观呈现，这一发展模式具备四个特点：持续的发展意愿，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核心经济官僚机构，紧密的政商合作，有选择的产业政策。[17]在本文案例中，政府实施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并提供持续支持，这与农民对经济发展追求相结合，反映了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县农牧局和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作为核心经济官僚机构长期跟进并实施了项目；县供销社积极与西安、兰州、郑州等地商人联系蔬菜销路并统一辣椒蔬菜品牌反映了紧密的政商合作；县政府实施以辣椒种植为主，黄瓜、西红柿种植为辅的现代农业蔬菜种植项目反映了政府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尽管从总体上看，项目实施是成功的，是一种农民和政府的双赢，但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在现代农业技术话语支配我国农业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社会变迁的发展干预政策和实践，例如农田水利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等等，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计。农民基于对现代生活的渴望，主动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与国家、政府协力共享发展主义，并部分地获取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改善了自身生活。国家权力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国家也不再是一个不服从就会遭受惩罚的形象，而是成为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提供帮助的伙伴。国家与贫乡僻壤的农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临时性的，国家政策为农民着想的思维深刻地烙刻在农民的内心。国家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实践的发展主义成为国家诸多发展政策和实践在农村顺利实施的根本原因，并最终促成了农村的发展与变迁。
收稿日期：2013－07－09
注释：
①参见刘纯彬，李叶妍．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报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9)。杨华．城市化背景下的回族社会变迁[J].宁夏社会科学，2012(1)。
②参见骆桂花．社会转型与回族婚姻家庭价值观念之嬗变[J].青海社会科学，2004(4)。朱晓明．社会转型期宁夏回族婚姻观嬗变探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3(5)。
③在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多数用“农村扶贫项目”或“农业开发项目”指称“发展干预项目”，一般由县农牧局(或农业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或扶贫办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和项目规划，并经由乡镇政府将具体指标分配到收益村庄，其典型的特点为政府主导，农民参与。
④2011年3月19日，笔者全程参与了张村一个外嫁女孩的婚礼，新娘红色的婚纱、婚礼过程的摄影、婚房大红的喜字、婚礼上的“你愿意嫁给我吗”和“我愿意”，处处彰显“赶社会”的时髦，而三金(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支出更是高达22600元。
⑤在回族的发展历史上，“重商轻学”的思想观念一直支配着回民的教育理念，很多家长在子女年幼时便急于让他们做生意赚钱。然而，现在一些悄然的变化正在发生，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张村很多农户在子女还在接受小学或初中教育时，便将他们送往县城的中小学，希冀将来可以读大学，不需要像他们一样从事苦力劳动。
⑥农户种植宽膜玉米，每亩可获得政府补贴70元，农户可用35元的优惠价购买价值105元的地膜。宽膜玉米种植技术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对作物生长产生的不利影响，有助于旱涝保收。
⑦此外，政府在农村实施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土地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农村制度改革之一。本文将会专门阐释政府为提高土地利用率而实施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
⑧村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五分之四的村民受教育程度为文盲或小学。
⑨在对农户的访谈中，笔者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您当时会从事大棚蔬菜的种植吗”，几乎所有农户都表示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他们既没有能力投资修建，也没有能力解决种植技术和蔬菜销路问题。
⑩村干部的代理角色和项目实施具体过程，详见拙文《农村发展干预项目中的村干部能动行为分析》，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1)因为蔬菜采摘时节恰逢儿童的暑假，所以很多儿童成为主要劳动力，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他们的劳动负担，并减少了他们的休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