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一个批判的历史概述（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
从4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早期，日常语言哲学在牛津繁盛一时。奥斯汀不适时的去世确实对它的衰落起了作用。具有重要性的还有恩斯特·捷尔勒尖刻的、部分是极端不公正的批评。（注：Gellner 1959。罗素为这本书写有导言。）但是，在这种哲学已失去其活力很久之后，牛津仍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们朝圣的麦加，他们前来的目的是为了使自身熟悉这一新型的分析哲学，后者归根结底起源于后期维特根斯坦。
独立于牛津，这种哲学也开始侵入美国。由于麦克思·白拉克特别是诺曼·马尔康姆的努力，康奈尔大学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心，其影响迅速传遍整个美洲大陆。两位哲学家在战前都在剑桥学习过。马尔康姆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以一种对哲学作出原创性贡献的方式，继承了来自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两人的综合性影响。
与此同时，属于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论变种的分析哲学也在美国扎下根来。来自中欧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并非无意义的贡献，他们逃脱了在他们的祖国可能会受到的肉体和精神的蹂躏。在这里只要提到少数几个最杰出的名字就足够了：鲁道夫·卡尔纳普，汉斯·赖欣巴赫，卡尔·古斯塔夫·亨佩尔，古斯塔夫·伯格曼，赫伯特·费格尔，克尔特·哥德尔，以及阿尔弗里德·塔斯基。不过，在美国已经存在一种土生土长的传统，它类似于由罗素和逻辑经验论者所代表的分析传统，其中心是哈佛，它的两位领袖人物是C·I·刘易斯和比他年轻25岁的威拉德·范·奥曼·蒯因。两人都与哈佛的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相关联。威廉·詹姆士和查尔斯·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两位经典大师。实际上，皮尔士可以看作是分析哲学的另一位创始人——与罗素、摩尔和处于他们的背景中的人物弗雷格相并列。皮尔士的影响仍在增长中。
当巡览分析哲学的当代状况时，有两件事情十分显眼。
一件是这样的：尽管该运动绝不只是活跃在说英语国家，它已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但它仍然是与盎格鲁—美利坚文化的影响相关联的。该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发源地是在中欧。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外力的干预。如已表明的，为了在欧洲大陆重新确立自身，所花时间之长令人吃惊。对此的解释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即存在着在德国和法国更适合生存的哲学传统，如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另一个起作用的原因可能是这一事实，即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精神上，大陆的分析运动都是“边缘性的”。直到最近为止，它原初的大部分影响范围都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之下。现在，当这一插曲已经结束时，也许可以合理地预期，在那些分享该运动的早期历史的国家，哲学中的分析思维会得到复兴。这将与他们的寻“根”和追求“民族同一性”的探索相一致。
当重新审视今天的分析哲学时，触动我们的第二件事是它的令人迷惑的异质性。什么是今天的“分析哲学”？一位细心和有影响的观察者里查德·罗蒂，在他著名的书《哲学和自然之镜》中写道：“我认为，不再存在任何可称之为‘分析哲学’的东西。”（注：Rorty 1980, p.172。）他把这一点与下述事实关联起来：称自身为“分析的”哲学在许多情景下已获得一种哲学建制的地位。（注：Rorty 1980,p.172。我注意到，“分析哲学”这个名称，就我所知的而言，在该运动的历史上相当晚的时期才开始流行。它逐渐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标签，后者在已变得陈腐之后还残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术语上的这一改变明显应归功于阿瑟·帕普的工作（1949和1955）。早期剑桥分析家和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坚持认为他们的方法是（逻辑和概念的）分析。但是他们并没有使用“分析哲学”一词去表示他们的新型的思维方式。可以说这一（新）名称反映了在该运动内部开始出现的调和倾向。）从此该运动失去了它先前具有的革命调子。它不再是一种向偏见和迷信宣战的哲学——如逻辑实证主义一度所自视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它本身已变成一具木偶，陶醉在自我满足之中，因而需要新的反偶像崇拜者与之斗争。
我将试图更清楚一点地展示这副相当令人迷惑的图景。
十
“我认为，逻辑对于哲学来说是基础性的”，罗素在他20年代所写的自传片段中写道。（注：Russell 1924,p.359。）罗素在逻辑的再生和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中，卡尔纳普对逻辑作出很大贡献——更别说哥德尔了，他也可以视为一半属于该学派。
逻辑是分析哲学的一个部门吗？这样说确实是不正确的。从根本上说，逻辑还应该看作是属于哲学的吗？这并不是一个无根据的问题。新的“精确”逻辑的主要源泉之一是探究数学的基础，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哲学湍流”之后，现在它又试图重归它的数学本源。这可以看作是哲学的一个部分如何变成为一门科学的另一个例证——哲学被踢到了楼梯上的另一层。
即使不能把逻辑看作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把分析哲学家们的活动称之为逻辑的研究仍是正确的。我所理解的哲学逻辑，是指对逻辑本身所特有的概念的分析，以及应用形式逻辑工具去厘清通常吸引哲学家们注意的那些概念谜团。
在他的《逻辑原子论》一文中，罗素已指出，对心灵、物质、意识、知识、经验、因果性、意志和时间之类的概念的分析属于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列。（注：Russell 1924,p.379f。）这些概念并不只是科学的概念，它们在日常的话语与思维中也起作用。对它们的刻画并不必然地需要涉及使用符号逻辑的“形式化”。不过，形式方法已证明对于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有用的。这一说法对于分析与人类行动、规范和价值评价相关的概念结构来说同样是成立的。在哲学逻辑的这些用法中，我本人看到了仍然配得上“分析哲学”这个名称的核心部分。可以说它继承和结合了剑桥分析学派、维也纳学派和战后日常语言哲学这三个传统。
尽管它具有综合性质，哲学逻辑并不宣称只有它继承了分析哲学的传统。该运动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变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具有了各种各样的特性。
十一
分析哲学的第二个分支冠之以“科学哲学”这一名称，它与我所谓的“哲学逻辑”相关，有时又与之明显地融合在一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罗素、逻辑实证主义者和青年维特根斯坦——但也可追溯到哲学中各种各样更早的有科学趋向的传统和思潮。维也纳学派和战前中欧有关的团体共同感兴趣的科学是数学和物理学。大约在世纪之交，在这些科学中出现了惊人的进步，但也出现了迷惑哲学家也同样迷惑科学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仍待解决。但与此同时，其他科学由于取得惊人的新进展，也成为注意的中心，并且向经典的反思发出挑战。例如，这一说法对于生命科学就是成立的。进而言之，新科学迅速出现并且十分引人注目。属于此列的有计算机科学、理论语言学、大脑研究和认知研究等。由于与逻辑和传统的心智哲学的关联，其中许多学科携带着沉重的哲学负担。
这里应该注意当代科学哲学的两个特征。第一是形式逻辑手段不足以用来厘清为所有那些科学共有的某些关键性概念。（这就是我为什么希望区分科学哲学和哲学逻辑的原因。）例证就是自然律和科学解释的观念。在分析哲学早期，人们认为使用全称蕴涵式的观念能够把自然律“形式化”，使用假说演绎的覆盖律模型能够把科学解释“形式化”。这些简单化的图式很长时间以来已证明是不充分的。对实际的科学实践逻辑的值得信任的说明将不得不注意到各种各样语境的和实用的制约因素，而它们内在地是不能被形式化的。这对于科学假说的确证标准和理论变化的历时现象（在库恩、斯尼德和斯太格缪勒的意义上）也很好地成立。
抛弃形式化方法和密切关注科学实践，使人们疑惑由此获得的洞见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哲学意义。答案依赖于术语的选择。在德语中Wissenschafvstheorie （科学论）已流行开来，它与Wissenschaftsphilosophie（科学哲学）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英语中处于“科学哲学”名下的许多东西，我倾向于认为它们属于一门独立的“科学或科学论”，而不是属于哲学——无论是分析型的还是更传统型的哲学。
我希望在此提到的有科学趋向的哲学的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是相当不同的。我正想到的是寻找深层结构以便解释或合理地显示表层结构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达到了一个早期的高峰。人们能够在乔姆斯基的“笛卡儿语言学”中看到它的复苏，后者为理解儿童的语言能力获得的缘故而设定了先天的语法结构。在此后的语言哲学中，部分地受乔姆斯基的启发，这一观念又以设定为心智的先天普遍语言（亦称“精神论语言”）的形式出现，为了解释人们最初如何能够学会自然语言，就不得不预设这种语言。（注：参看Fodor 1975。）“为了能够学会说话，儿童必须有一个语言”，如同人们有意所为那样。但是，这种“原初的”语言就像维特根斯坦的理想语言（其中名称的连接与事物的连接处于同构关系之中）一样，确实是一种“绝不——绝不——构造”，是一种逃避经验检验的先验的要求。
关于其他心智功能例如知觉、记忆和思维的类似的观念，在当代心智哲学中一直很流行。根据维特根斯坦使他自己早期揭示思想和语言的先天预设的努力所隶属的那种摧毁性批评，我发现这种“重归思辨”是令人吃惊的，甚至是值得担忧的。人们有时获得这样的印象：那种给自己提出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摧毁形而上学”的任务的哲学，在它的某些晚近分支那里，已变成也许是在值得认真对待的所有当代牌号的哲学中最具形而上学和思辨色彩的。
十二
除了哲学逻辑和科学哲学或科学论之外，还应该提到当代思想中的这样一些思潮，即使不为别的原因，仅因为它们的历史起源，也应该把它们视为分析哲学的变种。当谈到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转向”时，人们有时是指这样一些思潮。我们已经注意到，实用主义已成为与分析哲学的剑桥学派和维也纳学派并列的美国学派。当代的“实用主义转向”再一次可以刻画为来自皮尔士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的混合物。主要的起连接作用的力量是1960年发表《语词和对象》之后的后期蒯因。年轻的蒯因已经在数理逻辑和哲学逻辑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他是当代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
在哲学逻辑和科学论的情形下，人们有时疑惑是否仍应把它们视为哲学。随着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中新的实用主义转向，较少地诱使人们去提出同样的问题。分析哲学内部的实用主义思潮（如果允许人们用这个标签去表示一堆混杂现象的话），毫无疑问是哲学。不过，值得拷问的是，这种哲学是否能被正确地刻画为分析的。
“分析”意味着分解，把一个总体或整体拆分为相互孤立的部分。有一种观点经常被称之为部分论（meristic），来自希腊词μερο
，意味着部分。根据这种观点，整体的特性不得不根据它的部分的特性来解释。另一种观点叫做整体论（hovistic），来自希腊词ολο，它解释部分的特性和功能时要涉及部分所在的整体。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是典型的部分论哲学。如经常所注意到的，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在品性上明显是整体论的。它并不在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概念“原子”中寻找知识或思想的基础，也不寻求对所有真实信念的终极证实。语言的可能性不需要得到解释；必须把语言用法和由这种用法产生的“疑难”描述为“人的自然史”所特有的生活形式的特性。针对哲学事业的这种变化了的背景，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看作活动而不是看作学说的观点，在我看来，也变得更可理解了。
对哲学问题的整体论探索鼓励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相对主义的观点。在老一代分析哲学家看来分明而无歧义的概念区别，现在则显得模糊或成为可质疑的了。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蒯因在一篇很久以前所写的有影响的论文中质疑分析——综合的区别。（注：Quine 1953。）通向相对主义道路的更进一步的步骤是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以及各种各样关于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依赖语境的观点。这对真理概念也产生了后果。符合论自古以来就是实在论哲学家的教义，在许多人看来塔斯基的语义理论赋予它以新的精确性的尊严。它已开始把地盘丢给真理融贯论的复活形式， 后者传统上是与观念论哲学相联系的。 （注：参看例如Rescher 1973。）罗素和摩尔对唯心主义的拒斥，曾标志着哲学中分析运动的开端，已不再是公认的值得信赖的对象。唯心主义的长处和短处再一次成为哲学论辩的主题。
只要人们坚持存在着客观的实在这一观点，意见的分歧就有希望通过进一步接近真理而最终得到协调。如果人们认为意见从概念上说可能是不可比较的，情形就是另一种样子。于是互相冲突的真断言不必与同一个实在相关联。这种类型的相对性在当代文化人类学中已经引起了活跃的论战。“理解陌生的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哲学问题——与此一道的还有合理性概念。（注：参看参考文献中所列的著作《合理性和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论和哲学》。）在对部分地是旧的问题的新探索后面，人们几乎总是能够识别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多重影响。但是在这些领域人们距可称之为“分析哲学”的任何东西相距甚远。
十三
本文前面四节所说的话语旨在揭示分析运动的“认同危机”。今天应该把什么看做分析哲学这个问题并不是容易回答的。在许多情形下，或者与剑桥学派或者与维也纳学派的遗传学关联是可以遵循的唯一标准。
自30年前以来，在分析传统中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就哲学史方面的题材所写的论著有数量惊人的增长。首先，这一趋势关注着像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和十八世纪的英国经验论者这样的个别哲学家的思想和论证，而这些哲学家可以看作是分析哲学的遥远祖先。这一点也可以从下面一点中看出来：对从安瑟伦到威廉·奥卡姆的中世纪经院传统的兴趣在具有哲学头脑的逻辑学家那里明显复苏。在哲学的逻辑——分析潮流中所发展的工具对于深入理解该主题的历史已证明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与此同时，人们能从这种“回溯转向”中看出征服处女地的热情的疲惫与衰减，而当时它曾使“新哲学”的倡导者们生气勃勃。不再有激情去使传统哲学不令人满意的状况走向终结了——如罗素在1914年所说的那样。相反人们可以谈论对于哲学的伟大过去的敬畏情感的复苏。
当代全球文明令人迷惑和充满讽刺意味的图景也使得难以在本概述中区分肯定不是“分析的”思想潮流。不过，为了比较的缘故，我将挑出两种哲学趋向，在我看来，它们在特征上代表着与我所理解的“分析哲学”不同甚至是相对立的精神。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更有甚者，它们也与晚近的人们通常分类为“分析的”思想潮流相关联。
第一个是诠释学哲学。“诠释学”意味着对意义的解释、理解。我们把指向或意谓某物的现象称为意向性的。所有人类文化的产物和表达都属于它们——相反自然中的事物和事件本身并不意谓任何东西。
意向性现象和非意向性现象之间的区别对应于科学中相应的区别。在德语中人们用Geisteswissenschaften和Naturwissenschaften这两个词去指称这一区别。前一个词是很难翻译的。“人的科学”和“人文科学”似乎太宽。“文化科学”（Kuvturwissenschaften）更接近一些。强调这两类科学性质上的区别是与统一科学的观念直接相反的，后者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极力强调，并且看起来仍为有科学趋向的分析哲学家所拥护。科学观方面的差异归根结底反映着一般哲学倾向方面的不同。当代哲学中诠释学运动可以看作是里柯特和文德尔班的伯格登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的复兴，但首先是狄尔泰所持有的立场的复兴。诠释学最著名的现代提倡者汉斯·佐尔格·伽达默尔赋予它以新的形象。他的影响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拉丁国家也可以注意到。不过，随着它融入新的环境中，这一思潮已失去了它的某些原有特征。谁应视为“分析家”，谁应视为“诠释学家”，这一点并不总是清楚的。 （注：在 von Wright 1971中， 我提议在诠释学潮流内部区分辩证诠释学和分析诠释学两个分支。同上书，p.182f。也许，由于某种原因，人们能够区分具有辩证倾向的诠释学家和具有分析倾向的诠释学家。“诠释学哲学”于是可以用作表示这两个分支的一般名称。这将用于作出比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适当的下述划分更鲜明的划分，即起源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属于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主流的分析哲学。这样一种重新编组也许比下述做法对当代思想的流派形态学更为公正些，即把维特根斯坦置于分析的名下，并把大陆诠释学哲学基本上视为现象学的一个变体。）这种说法适用于例如我与之有密切关系的那一群哲学家，他们经常被称为“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其中应被提到的是查尔斯·泰勒和彼得·温奇。
诠释学是整体主义型的哲学。不过，诠释学家的整体论不同于像蒯因或塞拉斯或戴维森这样的具有实用主义趋向的哲学家的整体论。前者的哲学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后者的哲学则有自然主义的胎记。
诠释学哲学试图把人理解为文化的存在物，理解为社会——历史的造物。它与另一种哲学共享这一目标，后者旨在通过哲学的反思提高人的自我意识，并因此批判性地审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这种“价值相关的”哲学的经典例证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视为它的嫡传子孙。其最活跃的代表人物是乔根·哈贝马斯。他的哲学批判了为西方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文明及其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这种文明的基调就是相信能够通过科学和技术而获得进步。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主张并强烈地肯定这种“现代精神”。整个说来，它仍然具有这一信念。由于这一点，它还被指责为对一种确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巩固起了作用，而这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这种指责并不与下述事实相矛盾，即分析哲学的典型的代表人物作为个体，一直从事对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批判性研究。不过他们的这种投入只不过松散地与他们的哲学联系在一起。我熟悉这种与个人经验的自我分隔。关于维特根斯坦人们也可以坚持认为，他对当代西方文明的严厉责难和关于这个世界的暮日观照与他的哲学贡献没有什么关系。
十四
随着我们更驱近当下的时刻，我一直试图画出的分析哲学图景变得日渐令人耳迷目眩，难以概述。它最终变得与当代哲学的整个图景不可分割地组合在一起。对于从分析根底生长出来的某些分支来说，下述说法是成立的：它们走上了“科学的安全的道路”，但有时是以失去与哲学的关联为代价。对于某些另外的分支，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它们是“哲学”，但其中某些分支可能希望完全切断它们与分析传统的关联，尽管它们起源于后者。并且在这些后来的分支中，存在着很多的异质性。
有一些时代潮流的批判的观察家们认为，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已经走到了与其过去的决裂处，这种决裂甚至比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在其运动的早期所宣称的更为激进。据说我们处在寻求知识和信念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寻求忠实地反映“真实的实在”的世界图景的终点。这种寻求在其客观性方面已失败了，这种失败导致了整个过去的哲学传统的“解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分析哲学一直是对此起贡献作用的因素之一。我正在想到两类这样的人，一类像罗素和维也纳学派一样，要求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另一类则以维特根斯坦的精神把哲学设想为使其自身成为不必要的活动。这两类人一直在使哲学中的转折点成为哲学的终点——尽管不是完全以石里克所设想的方式，石里克认为可能不再需要哲学，因为人们已能够“有意义地和清楚地”谈论所有的事物。
可以肯定的是，我本人太深地植根于近代的启蒙传统中，以致难以接受这些“后现代”的观点。但我也认为，人们不能轻易地将其置之不理，因为我确信下面一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在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精神氛围方面的骚动不宁使人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自我，绝望地需求给他们定向的指南。从许多源泉给他们提供了支持：以欺骗性地宣称是“古代的智慧”和关于拯救的迷信教义的形式，并且并非罕见地披上了不真实的科学外衣。沃尔夫冈·斯太格缪勒是在不合理的狂热过去之后使分析哲学重返欧洲的不知疲倦的斗士，他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的前言中说到“对人的精神环境的语义污染”。他把这种污染与对物理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相提并论，后者甚至已对我们人种的生存构成威胁。（注：Stegmuller 1979，第二卷，第五版序言，p.xx。 ）他的告诫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我所认为的，与词语对人的心智的所有模糊效应作斗争，是哲学的最高任务——并非只在为我们时代所特有的黑暗中是如此。（全文完）
（此文原载The Tree of Knowledge and Other Essage, E. J.Brill,1993.译文发表得到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的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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