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标本兼治，促进学前教育事业新发展——访夏秀蓉同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本兼治论文,学前论文,教育事业论文,新发展论文,抓住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您是上海市学前教育的老领导，虽然这些年来一直在市人大工作，但始终关注和支持上海学前教育事业，在此，我们首先转达上海学前教育工作者对您的问候和敬意。在您担任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并分管学前教育工作时，正好遭遇本市第一轮入托入园高峰，能否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些当年的情形。
夏秀蓉：谢谢大家的关心。我1989年到市教委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如果加上在杨浦区教育局的经历，我有十几年时间一直在从事与学前教育相关的工作，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踏上市教委行政岗位后，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应对全市的入托入园高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第一轮入托入园高峰，当时一些家长无计可施，着急得直接把孩子送到区长的办公室，要求政府解决后顾之忧，可见当时入托入园高峰带来了多大的矛盾冲突。
我在市教委工作的这十几年，可以说一直在解决这一轮的入学高峰，从入托入园高峰到入小学高峰，再到入中学高峰、入大学高峰。当我2001年离开市教委时，这个入学高峰才稍有缓解。但当时我也已经预感到下一轮高峰的到来，我也曾经和下一任领导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教育和人口的出生规律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在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时候，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正如您的预料，第二轮入学高峰目前正以十分迅猛的速度向我们涌来。据有关部门统计预测，到2011年，上海市在园幼儿数将达到47万人，而目前全市在园幼儿数为31万人，可见这第二轮的入学高峰首先给学前教育带来冲击。那么，从您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天所面临的新一轮入托入园高峰呢？
夏秀蓉：第一轮入托入园高峰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即将到来的第二轮入托入园高峰是我曾经预感到的，这前后两轮入托入园高峰相差二十多年，因此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首先，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前后两轮入托入园高峰最大的差异在于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第一轮入托入园高峰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由于处于经济短缺的时代，那时候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并不像现在这么高，父母只是希望孩子有地方能读书就行了。那时的办学水平也相对较低，教育经费很紧张。因此，面对以上难题政府发挥了绝对强势的作用。记得当时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解决入托入园难题，如那时教育系统的资源很紧缺，而国有企业特别强大，所以当时政府就出台了一个文件，明确规定一千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要自办幼儿园。我给这些大企业领导开会，告诉他们如果不办幼儿园就出钱。当时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很大，专门提供了许多房子用于幼儿园场地的置换。政府的重视和强势作用，加上措施有力和政策保障，我们只用了几年时间就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
现在的时代背景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政府主导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应对第二轮入托入园高峰，现在的对策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发挥社会各方的办园积极性，可见现在解决难题的参与主体比以前扩大了。所以，利用当前时代发展的优势，明确两轮高峰所处时代的差异，对我们考虑相应的对策是很有帮助的。
其次，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幼儿园主要招收4～6岁的幼儿，所以当第一轮入托入园高峰到来时，小班幼儿就被放到了托儿所，等到高峰过去以后，不仅小班放回到了幼儿园，还把托儿所里托大班年龄段的幼儿也放到了幼儿园。但是，那时全市学前教育尚未形成完整的管理体系。2001年，上海市教委开始推进和建立“托幼一体化”管理体系，对此，很多人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表示认同，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有着很大的难度，涉及方方面面在观念上、体制上和利益上的问题，给学前教育资源的重新布局和配置带来很大的难度。好在政府始终非常支持并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建立，当时确定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把“0～6岁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纳入教育主管部门”。但教育部门主管并不等于教育部门主办，办幼儿园还是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参与。学前教育的体制理顺了，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现在全市所有区县都建立了0～3岁婴幼儿早教中心，这就是管理体制理顺之后的产物。早教中心的成功就在于有物质基础和管理体制作保障，所以可以从根本上满足家长的需求。因此，面对第二轮入托入园高峰，已经理顺的全市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管理体制有助于决策者的统一规划、指挥与协调。
再次，老百姓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家长对于学前教育的需求已不仅仅是入托和入园，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接受优质的学前教育。现在上海各个区都有一批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机构，这些机构不仅可以满足老百姓希望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还能以各自的办园成果带动薄弱幼儿园，实现全市学前教育办园质量的整体提升，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公平性问题。
记者：面对第二轮入托入园高峰，我们还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呢？
夏秀蓉：当前，政府的财力、资源和经验都比过去丰富了，这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如果说有什么担忧的问题，那就是队伍建设。教师、营养员、保育员三支队伍的培养将直接影响保教质量。
教师队伍需要经过专业培训。过去我们有专门的幼儿师范学校，各区教师进修院校也承担部分培养幼教师资的任务，相对“下位”的培养体系有助于保教队伍的培养和培训。但现在培养体系更加“上位”，基本集中在高等师范院校，这对加强幼儿教师的理论素养有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培养体系越高，离基础也就越来越远。现在学前教育与二十多年前有着很大不同，幼儿园课程也与过去有着很大不同，如果高校不了解幼儿园实践层面的基本需求，那么他们培养的师资就很难适应新的变化，就会影响师资的质量。至于教师队伍数量上的问题，现在的解决方式更趋向于“应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关键是我们在“应急”的同时必须要考虑长远的师资培养途径和方法。
我们在重视教师队伍培养的同时，切不可忽视营养员和保育员队伍的培养，这一直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我想强调的是，与小学和中学不同，幼儿园“保教并重”是原则，而且年龄越小的孩子保育越为重要。因此，营养员、保育员队伍和教师队伍的培养应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重视。
记者：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要“重视学前教育”，您认为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大好背景下，学前教育应该如何抓住发展机遇呢？
夏秀蓉：这些年，我在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工作，所以也一直关注学前教育立法。诸如幼儿园多了就拆，少了就急着建的现象，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可能发生的，说明很多学前教育资源的流失是因为缺少法律的保障。因此，上海应该率先在学前教育立法方面做出表率。上海的学前教育基础特别好，公办幼儿园的比例在全国也是最高的，老一辈幼教工作者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上海的学前教育只要充分抓住大好的发展机遇，充分利用这些优质资源，好好努力，就一定可以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我觉得高层领导要充分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很好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发挥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现在上海正在推进落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我相信，只要抓住这一契机，切实做到“标本兼治，两者兼顾”，上海的学前教育事业一定会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