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对上海新闻界的屠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界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在民国时期集中了大量的中外报刊、广播电台与通讯社，在国内外都有重要的影响。日军占领上海后，非常注意控制报刊舆论。当时上海的许多新闻机构都设在英、法租界，日军一时不能进入这里，就胁迫英、法租界当局取缔抗日言论与宣传。1937年11月13日，淞沪抗战刚刚结束，租界当局就发表谈话，警告凡在租界的华文报纸立论要更加慎重，不准有“日寇、汉奸”等字样在报上出现，也不准报纸报道抗战与惩处汉奸的消息。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当天，租界当局便同意日方在南京路的哈同大楼设立新闻检查所，通令凡是由中国人出版的报刊，必须在出版前将所有新闻与广告送交该所检查。
面对敌人的淫威，上海新闻界的绝大多数人表现出凛然的爱国正气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日军恼怒了。他们向上海新闻界的爱国志士们伸出了魔爪，制造了一桩桩血案。
一
1938年2月6日。日军占领上海后3个月。被日军包围的上海英、 法租界就像一座孤岛，笼罩着一片恐怖。这天清晨，路人突然发现：在法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总巡捕房东边，靠近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南口的电线杆上，高悬着一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相貌的人头，并附有白布一方，称之为“斩奸状”，上写“抗日分子结果”6字。 后来法租界总巡捕房派人将人头取下，经多方侦查，确认被害者是上海《社会晚报》的负责人蔡钓徒。
蔡钓徒是一位经历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报人。他本名叫蔡安福，字履之，浦东陈行人，很早就从事新闻工作，所写文章常自署“海上钓徒”，故人皆呼他为蔡钓徒。1934年3 月他在上海租界独自创办了颇有特色的《社会晚报》，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上海沦陷后，他出了两种不同版面的《社会晚报》，一种是送给日伪检查的，印数很少，另一种则是面向广大民众的，印数多，有很多宣传抗日的内容，如报道谢晋元等“八百壮士”退驻沪西“孤军营”后坚持抗日活动的情况等，他成了日军、汉奸的眼中钉。由日本“兴亚会”控制的汉奸组织“黄道会”将他骗去新亚酒店杀害，年仅34岁。
蔡钓徒是上海“孤岛”时期被日伪恶势力杀害的第一个新闻记者。在蔡钓徒被杀害后仅三天，《文汇报》又遭到了他们的炸弹袭击。
二
《文汇报》是1938年1月25 日在租界孤岛创办的一份抗日爱国报刊。创刊第一天就在一版头条刊载郑州专电，报道津浦线发生的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激烈战斗。还在显著地位报道了原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因抗战不力违令逃跑而被判死刑的消息。1938年3月28日， 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在南京出笼。第二天，《文汇报》就刊登了该报主笔徐铸成写的一篇社论：《无题》。文章尖锐地指出，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是在敌人刺刀下扶植起来的工具，像僵尸一样，假借“中国政府”的尸体，白昼现形，迷害好人。这篇社论最后说：“一切自暴自弃的废物，让他们去曝尸露体，供人玩弄、受人唾弃罢。所有有灵魂的人，都应足踏实地，奋发自雄，为未来的光明世界，增加光辉。”
《文汇报》在对日军、汉奸进行无情揭露与鞭挞的同时，对抗日军民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该报3月15 日刊登一篇社论：《西北大战之展望》，称颂八路军“经多年之苦斗、万里之长征，耐劳苦，守纪律”，为抗日之中坚，“跃马横戈于西北战场”。《文汇报》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与称道，发行量与日俱增。
《文汇报》的抗日立场使日军、汉奸如芒刺在背。1938年2月9日，《文汇报》面世才过半月，报馆就接到了日伪“正义团”发来的恐吓信。信中说：“贵报言论激烈，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后务望改弦更张。若再有反日情绪存在其中，即将与对付蔡钓徒者同样对付。”《文汇报》同人对此恐吓不予理睬，在第二天该报的要闻版上，仍然刊登了《渡河日军被歼》、《周恩来谈中国今后战略》等消息。凶残的敌人见恐吓无效，随即施用暴力。2月10日晚6时许，由日本特务指使的汉奸暴徒，突然冲入《文汇报》馆投掷手榴弹，“轰”的一声，报馆底楼顿时烟雾弥漫，窗户玻璃被震碎，写字台被毁，吊灯落地，正伏案工作的发行科职员陈桐轩倒在血泊中，广告科的萧岫卿、毕志奋也被炸伤。面对敌人的炸弹与同事的鲜血，《文汇报》同人毫不退缩，奋战通宵，第二天照常出版，照常刊登《日军攻定远西永康镇不逞》这样大快人心的消息，同时刊登《本报紧要启事》，公开揭露日伪施暴的罪行。
不久，《文汇报》主笔、负责编辑部工作的徐铸成接到敌人的恐吓电话，他们还在一封信中附了一颗子弹，要他“更改笔调”，否则就请吃“花生米”（子弹）。但徐不为所动。有一天，他收到一个用永安公司包装纸包装的热水瓶匣子，拆开一看，里面装的却是一支血淋淋的手臂，还附了一张纸条，上写：“主笔先生，如不改你的毒笔，有如此手！”过了几天，又有人给徐铸成送来一筐水果，将水果送去化验，每只水果都打进了毒药。后来，日伪又收买内奸企图爆炸报馆的印刷车间。在《文汇报》社同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阴谋都未能得逞。
三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立即向爱国志士大挥屠刀。在这年7月1日，他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公开发布了对83人的“通缉令”，在被“通缉”的83人中，新闻记者、编辑竟占37%以上。
1940年7月19日， 被列名于“通缉令”上的《大美晚报》中文版主持人张似旭驾车来到静安寺路，当他一人进入“起士林”咖啡店，在楼上静坐看书休息时，被埋伏在四周的日伪特务发现。特务们突然蜂拥而上，将他乱枪打死在沙发上。张似旭是列名于汪精卫“通缉令”而第一个被打死的新闻工作者。
7月底，《新闻报》编辑倪澜深又在深夜遭日伪特务绑架。 倪为人胆小，外号“泥菩萨”，自以为不会遭遇不测。但汪精卫仍将他列名“通缉令”。这天他坐车回家，刚到自家弄口，忽然从暗中跳出几个特务，把他左右两臂挟住，绑上汽车，捉进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备受折磨。多日后他虽被释放，但因受惊吓，很快死去。
《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为防日伪迫害，避居报馆多日。1940年8 月17日这一天，他因父亲与儿子在家得病，遂冒险从报馆偷偷回家看视。他不敢坐黄包车，也不敢乘电车，而是步行，一路上小心谨慎，瞻前顾后。然而在他事毕回报馆的路上，走到萨坡赛路口（今上海淡水路）金龙汽车行门前的行人道上时，突然遭到埋伏特务的枪击。子弹打进顾的颈部，鲜血直流，幸未中要害。顾立即急速地以波浪式的跑法向北脱逃。特务们又向他连放数枪，都未命中。顾被送入医院，侥幸地逃过一死。
没过几天，《大美晚报》年轻的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在金神父路（今瑞金路）广慈医院附近遭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特务的绑架。程卧地不走，并大呼救命。狠毒的特务一齐对程开枪，然后上车呼啸而去。程身中三枪，均伤及要害，肝脏及肠子都被打破，流血极多，被送进医院不治而亡。
《申报》记者金华亭被汪精卫“通缉”后， 长期离家迁居报馆。1941年2月2日下午他离开报馆，到一个朋友家聚会。2月3日天快亮时，他到嵩山路世界汽车行乘出租汽车。就在这时，日伪特务从四面包围了他，乱枪齐发。金虽备有自卫手枪，但拔枪自卫已来不及。身中四枪，鲜血四溅，顿时倒地而亡。
四
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和敌人的血腥屠杀，上海新闻界的绝大多数人士没有害怕，没有退缩，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宣传真理，宣传抗战。以英商名义主办，实际上由中共地下组织创办与领导的《译报》、《每日译报》，大量刊登外国报刊与新闻社的翻译稿，既报道了中国抗战的消息，又使日伪与租界当局找不到干涉的借口。该报还勇敢地刊登了“毛泽东对英记者发表重要谈话”的消息，把中共中央的抗日决心与抗战方针告诉给广大人民，使敌占区人民大受鼓舞。《大美晚报》也在毛泽东主席发表《论持久战》不久，就以极醒目的大号字和黑体字，全文转载了这篇抗日名著，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被迫接受日伪检查的报纸，如《新闻报》等，也千方百计通过文字技巧，来达到宣传抗日的目的。例如有一晚，一名稍有地位的汉奸在一家戏院看京戏时，被抗日志士用手枪打死。日伪方面与租界当局是不允许这样大快人心的消息见诸报端的。但《新闻报》的记者在写新闻稿时，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巧妙地写道：“……当舞台上正在演弥衡击鼓骂曹，大骂曹操是奸贼之际，台下枪声忽起……”这样，虽然在字面上没有写被打死者是汉奸，但读者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了防备日伪特务的武装袭击，各报馆都加强了防卫措施。大门装上铁门，门首堆了沙袋，在各层楼梯入口处也都装上铁闩。来访客人必先填单，由被访者同意后，才引入会客室会晤。各报社比较重要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目标比较大的新闻记者与被汪精卫“通缉”的人员，都住宿在报馆的沙发或办公桌上。虽然敌人的爆炸、暗杀与绑票愈来愈疯狂凶残，但他们的斗争也愈英勇，工作也愈勤奋。硬骨头朱惺公就是爱国记者的光辉旗帜。朱惺公，号松庐，原籍江苏丹阳。1901年生，父亲是一位穷中医，家境清寒。他曾当过店员、报社编辑、广告课职员，办过出版社，摆过旧书摊。潦倒困顿、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养成了他正直的品质与刚烈的性格。1938年2月，他由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介绍，进《大美晚报》社，任该报中文版副刊《夜光》编辑。很快，他就使《夜光》副刊成为一块充满爱国正气，频频向日伪发起进攻的阵地。
1939年三四月间，正当汪精卫等人从重庆叛逃出来，经河内、香港，即将到达上海筹组伪中央政府的时候，朱惺公在《夜光》副刊上连续发表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分篇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人物。同时，朱惺公又在副刊上连续刊载《汉奸史话》，《夜光》副刊上同时刊登的这两组文章，忠奸对比，古今相映，爱憎分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朱惺公对汪精卫尤其深恶痛绝。当汪精卫由日本特务保护来到上海时，他就在《夜光》副刊上刊载了署名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对汪精卫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与鞭挞，剥开了大小汉奸们津津乐道的汪精卫“英雄历史”的画皮。汪精卫的原诗，是他在清末赴北京行刺摄政王未成被捕后于狱中写的，共四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汪精卫变了，从一个献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改汪精卫诗》则将汪的原诗改成这样四句：
当时“慷慨歌燕市”，
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
终惭“不负少年头”。
朱惺公旗帜鲜明、尖锐泼辣的抗日爱国宣传在上海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爱国同胞把他编辑的《夜光》副刊当作黑夜中的一颗明星；日伪则把他视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1939年6月的一天， 朱惺公接到了日伪用“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即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名义发来的一封油印的恐吓信，信中说：今后如朱惺公“冥顽不灵，依然抗日”，在其编辑的《夜光》副刊上继续刊登“反汪（精卫）”的文章，那将对朱“缺席判以死刑”，派员对朱执行“国法”。在这种无耻的威胁面前，朱惺公毫不畏惧，立即写了一篇文章，题曰：《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发表在1939年6 月20日的《夜光》副刊上。他写道：
这年头，到死能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
日伪对朱惺公威胁不成，就下毒手了。1939年8月30日下午4时许，天气晴朗，夕阳西照，马路上行人不少。朱惺公正在寓所附近河南北路天潼路口的行人道上行走，突然有3名日伪特务窜出， 两名强执朱的左右臂，一名握手枪对准朱的太阳穴进行恫吓。斯文瘦弱的朱惺公面对暴徒，威武不屈，岿然不动。恼羞成怒的特务扣动了手枪扳机，枪响了，朱惺公倒在血泊中，年仅39岁。
1939年9月1日，在朱惺公遇难的第三天，上海各界代表数百人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会上，上海文化界联谊会送的一副挽联可说是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心意：
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气；
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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