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的逻辑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逻辑论文,进程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0)04-0373-10
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的方式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一种不断探索、建构和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其历史发展逻辑地指向了三个维度。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是什么？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追寻，就不可能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回应现实问题，也就不可能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什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的问题不断出现，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和实践上的指南。只有在对现实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最后，中国化该如何体现？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体现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必须融入中国现实、中国内在的文化精神，才能真正成为当代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共有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家园。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与构建，必然是一个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性、现实性和中国性，将其本真形态、时代形态和中国形态不断融合构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的不断探求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的探求是从反思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开始的。而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展开的。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逻辑起点。实践标准的确立破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理解，其中蕴涵着一系列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突破。伴随着实践如何是、怎样是、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的内涵、要素、结构，以及由此引发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人们开始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目标直指传统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框架、理论内容与思维方式。就体系框架而言，人们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提出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组成部分和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大板块，是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就理论内容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组成部分，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原象？就思维方式而言，传统教科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思维、社会历史领域的本质和规律的总结，是否是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究竟体现在哪里？
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带来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在世界观上，有论者提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唯有把劳动实践引进存在论、世界观，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旧唯物主义把实践观排除在世界观之外的致命缺陷。在认识论上，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凸显“能动地反映论”，而不是机械地反映论。在辩证法上，实践是人以主体的属人的感性世界的一种自觉的辩证运动形式，作为辩证运动，人的感性活动、实践都是历史性的，它们既是同一定的历史前提相联系的历史结构，又是历史本身。历史的发展是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是“辩证决定论”。在思维方式上，只有实践思维方式才能突破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因此，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独立的哲学形态，实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准确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内容，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功能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但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则存在着重大差异，形成了实践本体论[1]，物质实践本体论[2]，物质本体论[3]，实践中介论[4]，实践超越论[5]等观点。实践本体论认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一种实践中的存在，人类是通过这种实践存在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体论包含三重意义：其一，实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其二，这种哲学本身又是实践的，即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其三，全部哲学都不能脱离实践，是实践世界观的展开形式。物质实践本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上是物质本体论，在社会历史观上，是物质实践本体论，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物质本体论是最终基础和前提，物质实践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历史和逻辑的发展。物质本体论则认为，实践不是本体，而是人的本质属性和存在方式，物质和实践的关系是实体和属性的关系。实践中介论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并不是用一种本体论代替另一种本体论，而是包括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在内的新的哲学形态，实践是中介，不是本体。实践超越论认为，本体论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现代哲学已经超越了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超越了唯物与唯心的对立，超越是动词，就是要在实际行动中贯彻。
问题的争论首先聚焦于实践唯物主义与本体论的关系上。物质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实践中介论认为，本体论是关于本原的学说，世界的本原是客观物质，不是带有主观性的实践。实践本体论者主要是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本体论或曰存在论的，认为不能离开思维谈论存在，也不能离开存在谈论思维。因此，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沟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构建起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自然观等。而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去讨论抽象的世界本原或抽象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批判的。实践超越论认为，本体论是一种实体思维方式，是一种抽象还原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客体的、直观的思维方式，不是一种本体论思维方式。
对本体论理解的重大差异使问题的讨论陷入了僵局。于是，人们反思的目光又转回到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本身。第一，实践唯物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文本依据何在？有论者认为，在论证“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时，所引用的经典依据大都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依据不充分。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量文本，单从此两文献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有失偏颇。同时，文本论证力不够。因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一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以“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出现的，这只是就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功能而言的，即实际地改变事物的现状，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实践的唯物主义”只出现过一次，因此文本支撑不足。第二，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有论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提出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概念。当然，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可以的，实践唯物主义包含了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但它的主要内容是历史观。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6]也有论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过程来看，只有“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宗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内容来看，只有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哲学才是马克思创立的唯一科学的哲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各部分的地位来看，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作用来看，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开展的理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科学含义来看，辩证唯物主义原有含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构成来看，苏联哲学著作所构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哲学[7]。还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是唯物的辩证法。实践唯物主义只能在唯物主义的功能上理解，不能从本体论、世界观意义上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是彻底的世界观，内在地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8]。因此，合理地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就成了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的前提。问题的争论重新陷入了困境。
形态上的困境只能在形态自我超越中获得新的出路。这种自我超越包括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所谓内在超越，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深度理解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这其中首先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深度耕犁。“实践的唯物主义”遭受质疑的首要问题就是文本依据和文本支撑不足。因此，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重新解读来“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回到整体的马克思”。就解读的方式而言，学界力求改变传统“原理反注原著”的解读方式，摆脱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前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独立解读。从解读的文本群来看，不再局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文本：既包括经典作家公开发表的著作，也包括未发表的文本，还包括经典作家大量的笔记、手稿，力求整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从解读的路径来看，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内在学理、深层语境、出场路径来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其次，基础理论研究的纵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的探索是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开始的，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引发的一系列哲学基础理论的论争。其中核心的问题有：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究竟是怎样的？把实践范畴作为解释原则将构成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实践观、世界观、历史观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所谓外在超越，也包括两个维度：其一，与西方哲学的积极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的探究应从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理路和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研究中来把握。其二，转换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即改变了提问的方式，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的追问转向了面对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理论上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突破理论上的困境必须面向现实才能得到解决。
无论是文本的深度耕犁，还是基础理论的重大推进以及与西方哲学的积极对话，不少学者形成了一个共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但由于研究的路径不同，在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主要形成了从文本的深度耕犁形成的“广义狭义论”[9]、从基础理论的重大推进形成的“解释原则论”[10]和“存在论革命论”[11]、从与西方哲学积极对话形成的“广义论”[12-13]等观点。
广义狭义论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简称MEGA2）为依托，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厘定、框清、考证，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出发，重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和理论逻辑，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这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社会历史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马克思在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即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研究过程中，关于经济社会形态生存与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理论，这主要体现为经济成为社会生活主导性的方面，人物役于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力量。
解释原则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基本内容、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指向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以“历史”的解释原则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论证了人对世界的关系——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中所实现的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最深切地体现了哲学的批判本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升华了哲学对自由和崇高的追求——历史作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所指向的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
存在论革命论认为，马克思虽未曾写过存在论方面的专著，但他通过“对象性活动”原则的确立这一存在论革命，洞穿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之意识内在性的藩篱，瓦解了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魔咒，而这一瓦解的理论成果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即把历史看做是人的感性在其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活动中生成着现实社会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种对一切现存事物都从其在感性中的本质来历出发对之进行批判地描述的“历史科学”。唯有深切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变革，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才能得以真正绽开。
广义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是以苏格拉底肇始的知识论，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忽视了知识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论化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误。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此乃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广义性揭示的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展示的完整的世界图景，其本身就蕴含着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范畴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一切哲学研究澄明了前提，而且也为理解以往的乃至当代的全部哲学提供了钥匙。
广义狭义论、解释原则论、存在论革命论、广义论分别从不同的理路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的结论。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关注从事这项伟大建设的现实的人的生存、生活、交往、价值和内在的文化精神转型及其历史发展。而这正是外在超越中范式转换的指向。由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是什么的问题，转向了面向当代中国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从根本上讲，都指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形态的不断建构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主题的变化决定着哲学形态的变迁。当实践唯物主义讨论陷入困境时，超越之路就是直面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关注现实问题。这就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问题意识”的觉醒，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形态的积极建构。主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14]，交往实践哲学[15]，价值哲学[16]，生活哲学[17]，文化哲学[18]，人学[19]，生存实践哲学[20]，政治哲学[21]，综合论[22]等多种形态。
实践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深刻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区别于其他实践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其实践概念的根本特征是以艺术为自由活动之典范，因而其实践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艺术—生产范式，而非技术—功利主义范式，从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就只能是一种艺术—生产型的实践哲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构成了现代哲学的典范，作为一种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实践哲学，能够起到一种使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作为与中国传统哲学同属实践哲学的理路，则可能构成中国哲学重建的中介。
交往实践论认为，以往学界在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时对实践结构作了有限的解释，将之归结为“主体—客体”两极模式，忽略了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和运行机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只见“主体—客体”关系，没有“主体—主体”关系），缺乏实践运行机制和片面的实践动力等缺陷。交往实践观则认为，实践结构是由“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构成的整体，即“主体—客体—主体”结构。交往实践是新全球化的本质、基础和动力，全球化是交往实践的宏观拓展的结果。交往实践观有利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结合，创建一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价值哲学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以知识论哲学为基础的，是一种“拟科学”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它主要关注的是对事实、知识、真理的探索，而忽视了人、主体、价值、实践等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在于否定和批判，在于对现实世界的解构、治疗，基于现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中价值问题的凸显，特别是广泛而深刻的价值危机的出现，价值哲学以实践视角促使哲学采取“实践思维”方法，转换“观”世界的前提和视角，把人生活的意义作为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一种价值哲学，或者说，有关社会人生之批判的价值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生活哲学认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对实践的理解缺乏生活的底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生活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人的生成过程来理解生活，人们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自我创造自我和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性活动包含实在性和象征性。前者是基础，是人的生活内容，后者为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等自觉的精神生产。人的生活因此成为以实践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生活哲学的主旨是呼唤学界从生活中发掘出需要哲学解答的问题并解决之。
文化哲学论认为，文化哲学作为内在于众多现代哲学流派和学说之中的哲学主流精神或哲学发展趋势，才是一种真正回归生活世界、作为人类社会内在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新哲学范式，才是新时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人学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人学。它反映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也符合先有自然科学后有社会科学再有人的科学尔后才有人学的学科发展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是人学，应以完整的人为对象、主题和中心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内容和形式，并通过这种研究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哲学观念。
生存实践哲学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生存论维度发生范式转换，亦即从非生存论哲学转向现实的生存论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论包括人的生存、生存方式、人的生存的实然和应然三个方面的蕴涵。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出了人的生存就是他的实际生活过程，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的生存异化及其扬弃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的生存实践为起点，以人生存的辩证法为核心，以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为鹄的和宗旨而建构起来的。感性对象性的实践概念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生存的理解和把握，从根本上优越于那些并未使人的生存得以“澄明”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生存论哲学。以“价值”、“文化”、“发展”、“社会”、“人”为核心概念建构的哲学理论，固然可以从各自特定的视角观照和反思人的生存问题，但要想从根本上、总体上理解和解答人的生存矛盾、生存悖论，就必须将其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实践哲学中给予解读并予以创造性的推进。
政治哲学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哲学。马克思从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立体结构中，论证人类解放的目标，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与途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超越性哲学，同时是未完成的。它有两个维度：一是既有的理想性维度的政治哲学，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发展引申而来的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这两种维度存在着某种张力，也构成一种互补关系[23]。因此，以丰厚的理论资源为背景，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生活或政治事务”进行切实的、深入的哲学反思，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中国与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理论回答，应当是我们共同的不懈追求[24]。
综合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发展历程。应把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个最基本的规定，相应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只有立足实践论的高度，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系统规定，也才能找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总纲。
实践哲学、交往实践哲学、价值哲学、生活哲学、文化哲学、人学、生存实践哲学、政治哲学、综合论等多种形态构建，直接指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现代化建设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更是政治、文化、社会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因此，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指导、引领、规范、建构等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作用。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超越主体性的僭越，如何高扬人的价值已成为时代的课题。无论是生存、生活哲学提出的回归人的现实生存、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交往实践论对主体际性的弘扬，还是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人学提出的高呼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人的文化精神，以及政治哲学提出的现实性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综合论对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的弘扬，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范性指导和现实性建构的功能。
诸多形态的构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自身困境、面向社会生活的发展之路，也是学者试图基于自己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认知取向，走向非政治化的学术研究与建构之路。哲学工作者根据自己研究的兴趣和背景资源，结合某一现实问题，提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构建的思考，凸显了学术研究的个性化特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多维视角，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颇富价值的启示。
然而，诸多形态的构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首先表现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疏离。其中，既包含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疏离，也包含特殊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疏离。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疏离是指当人们转换提问的方式，追问在当代中国，面对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应该是什么”的时候，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这个普遍性问题的考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问题悬置式的解决，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人们往往会根据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意无意地肢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把马克思主义不同时期的文本不加区分地引用来论证某种观点，就会从“原理反注文本”走向“现实反注文本”。如果说，教科书时代用原理反注文本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错误，那么，当人们用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为理由，用现实反注文本，是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错误呢？特殊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疏离是指当诸多形态都强调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本真形态或时代形态，都强调自己的理论建构是总体性反思和整体性把握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疏离和论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表现为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分野。实践哲学、交往实践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人学、生存实践哲学、综合论、政治哲学等形态，都蕴含着哲学工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彰显着学者自我的理论建构。但个性化研究的凸显也带来了所谓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和“学术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区分，即政治的马克思主义隐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呈现。个性化的学术研究也都或多或少地援引了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诸如实践哲学的西方实践观，交往实践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论，生存实践观中西方哲学的生存论思想，生活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人学中渗透着的20世纪西方哲学回到生活世界的转向。以西方哲学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话语背景，所提出的回到现实，是回到了理论上的现实，还是回到现实的一个方面、一个层次、一个领域？从根本上讲，可能恰好是疏远了现实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们的‘盛宴’，更不应该是哲学家个人的私语和独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现实，面对时代，为捕捉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问题而提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哲学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相脱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25]真正的学术研究必然是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必然要为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思想的任务，这恰好是所谓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野只能是哲学工作者的自我放逐。
最后，表现为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断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构建的历史性缺失。当学者跳过“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根据时代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矛头纷纷指向了传统教科书体系，这就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历史延续性。传统教科书体系、“实践的唯物主义”固然未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但它们都是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产物。“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6]各种时代形态的建构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教科书体系，批判实践唯物主义的缺陷，俨然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形成史是一个“厮杀的战场”，是一个“堆满着死人的骨骼”的历史。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构建是在对现实问题的不断解答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这并意味着不同的形态没有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相反，不同的历史形态应具有内在的精神、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关联性，否则就不是时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简单地把不同的历史形态对立起来，其后果必然表现为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断裂。
因此，如何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疏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和时代形态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超越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分野，把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如何超越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断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结合起来，就成了进入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探索与建构的迫切任务。正是在这些问题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不断彰显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不断彰显
伴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强调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实践的哲学，其基本特点就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历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哲学基础。因此，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建构问题，在20个世纪就以应用哲学、建设哲学、哲学的现代化和文化热②等问题形式表现出来。
无论是应用哲学、建设哲学提出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回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用哲学理论指导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哲学的现代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应随着时代的现代化而不断现代化的争论，抑或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化热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意识的觉醒，都表现出学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关注，其内在彰显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解决中国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且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进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
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上述的种种“疏离”、“分野”和“断裂”，在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的推动下，在“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7]思想的指引下，一种立足中国现实、中国特色、风格、气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历史形态、时代形态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建构之路呼之欲出。在具体的方法上，主要形成了文本—对话论[28],[29]，综合创建论[30],[31]，形态演变论[32],[33],[34]，范式转换论[35]等代表性观点。
文本—对话论认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根据实践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其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又要研究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又要充分汲取和消化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合理思想资源；既要具备哲学思维必须的高度和深度，又要对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进行哲学升华和提炼，建构起既具有当代特征又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种建构，必须立足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回答新问题、开掘新源头、创造新方法、丰富新内容、建构新体系。其建构的具体路径是解读原典化、内容现代化、风格中国化、表述系统化。
形态演变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史观为内容，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为现实使命，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价值追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质，它通过四种特殊形态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次生形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再生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必须以开放的胸襟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的各种特殊形态；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特定内容与具体形式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作为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形态来把握其内在结构和现实根据；把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哲学形态演化更迭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形式，来把握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当代哲学理论和哲学流派多样化发展的大背景中，作为当代社会多种哲学形态中的一种现实形态，来把握其本质特征和独特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就是要具体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流变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各种特定的理论形态，揭示其特点，评价其好坏，以期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36]。从这个角度看，体系和形态的演变与建构是问题研究进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过程内在发展的必然逻辑。新问题研究的不断进行和积累，就会形成新的问题系统、问题结构、问题逻辑，就可以建构新的哲学形态。
范式转换论认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研究范式，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要求，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整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各种思路的根本途径，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如是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
综合创建论认为，无论是文本—对话论、形态演变论，还是范式转化论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会通，以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具体方法表现在，厘清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观点，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方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合理成分，把它们有机地融入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中去。这一哲学形态实质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实现“中西马哲学”的“综合创新”。然而，“结合论”只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尚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态的创立。当前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得不超越一般性的“结合论”阶段，进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以发展和创新为核心的中国化新形态的“创建”。这种独立自主、与时俱进的创建本身，既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和目标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质、思想方法和本真精神，通过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建设现代化、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全面分析和研究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性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精神风韵，特别是将之从具体的实践形态总结、提炼为抽象的理论形态，创建出全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这一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成就的必然指向。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求以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解决中国的问题，以新的研究范式建构新的理论形态，探索一种适应时代潮流并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哲学理论；以新的理论视野融贯中西、综合创建、反思批判，形成新的理论观察、渗透和批判能力；以新的理论气魄塑造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应所具有的精神家园和思想文化，构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这个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个特殊性之间的疏离，解决了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官方的或曰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分野，解决了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断裂问题。
首先，中国形态的彰显要求我们立足于时代的特点，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此重新理解已蕴含着文本解读方法论的觉醒，文本—对话论强调立足时代的特点、社会的现实和结合中西文化精神去对话，形态演变论侧重于从形态演变的内在逻辑，从“流”与“源”的历史发展中达到相互理解，范式转化论则转变研究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来重新理解，综合创建论同样强调必须融贯中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放到中国革命、建设中提升创建新形态。因此，具有如是特征的“回到马克思”，决不是简单地埋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尘封故纸，也绝不仅是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而是立足于新时代、新实践、新思想、新问题，透过当代中国的棱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意蕴和当代意义进行系统挖掘和全面阐发，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新形态，提供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直言之，这种“回到马克思”，已经是一种当代语境下的“回到马克思”，是与“发展马克思”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就是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的时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与当代中国现实的融合。
其次，文本—对话论强调文本与现实的对话，形态演变论强调要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作为形态构建的历史坐标，范式转化论提出的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重大课题，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构建之路，综合创建论提出的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精神风韵，特别是将之从具体的实践形态总结、提炼为抽象的理论形态，创建出全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四种建构取向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建构不能脱离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这个最大的现实。这就解决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分野问题。
再次，无论是形态演变论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的源流关系中研究不同形态内在演进的规律，文本—对话论、综合创建论强调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强调返本开新的有机统一，结合和创建的有机统一，还是范式转化论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研究范式，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演进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整体性和差异性，都强调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而不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形态单纯地对立起来，而是立足不同的时代特征，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研究。这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中的历史性断裂问题。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与建构的逻辑，历史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不断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问题的不断回应和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不断彰显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形态、历史形态、时代形态和中国形态不断综合创建的过程。不断深化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形态建构与重大基础理论双向推进、不断转化研究范式的过程。
注释：
①青年哲学论坛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详见：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J].哲学研究，2004,(1):3-12.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4，1987，1992，1993，1994等年编《中国哲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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