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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铺与米市
两宋都城的人口，均在一百万上下，是宋代人口最多的两大城市，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一百万人口，每人一天二升计算，每天耗粮即达数万石，每年的耗粮更为巨大。每年从各地经河渠运入东京（今河南开封）的上供官米达八百余万石。
东京居民所耗仓米，主要是靠商人从江淮一带输入，富商大贾利用两地米之差价，“转至京师，坐邀厚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戊辰条）因汴京居民所耗仓米数量大，米价极易上涨。朝廷为鼓励商人运米入京、给以免除“力胜钱”税的优遇。
南宋临安府市场所需米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梦粱录》卷十六《米铺》记载：“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
杭州市场上所需之粮食，大多来自苏州、湖州、常州、秀州（嘉兴）、淮、广等处，外地客米从航运到达杭城之北的运河码头；湖州市米市桥、黑桥（今杭州湖墅大关一带），俱是米行，由米行行头接客定价批发给收购者。米行成批收购后，然后小牙子（中间商）和杭城各处的米铺联系，再批发给米铺，再零售京师居民细户。米铺向米行批发，约定时日，由米行直接送米至米铺。城北米市最大，以湖州米最多，故称运河码头地段为湖州市。今拱墅区米市巷、米市桥，就是当年米市集散地。
除城北大型米市外，在杭城南部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有个中小型米市，约有三四十家米行，专门接待从钱塘江运入杭城的外地米客，然后批发给铺家，再由铺家（米店）零售给市民细户。
从米行把米批售给米铺，有条不紊。据《梦粱录》卷十六《米铺》记载：“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夜不绝可也。且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有争差，故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矣。”
到达杭城的外地米，品种繁多：有早米、晚米、新破砻、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红莲子、黄芒、上秆、粳米、糯米、箭子米、黄籼米、蒸米、红米、黄米、陈米等二三十种之多。
米价时有波动。东京开封便宜时，每斗米麦，约仅10—30文钱，上涨至中等价，常在70—100文之间，政局不稳时，米麦之价， 每斗高达200—300文。
每日官府、军旅所耗的米量是多少，史书未见确切记载，今从南宋理学家朱熹《李公椿墓志铭》记载，军队所耗之米也一年达二百万石，加之官府、皇宫所需，杭城官民所需粮食约达六、七百万石以上。
官米的搬运，按宋代祖传的规定，不许雇募百姓搬载，是由官兵按月轮流肩挑入仓。
运河两岸的运米船只，种类众多。大多船夫以船为家，全家大小生活在船上，随船航行各地。《梦粱录》卷十二《河舟》记载说，外地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可载五、六百石，大小不同。“其老小悉居船中，往来兴贩耳。”
二、肉铺与肉市
两宋都城人口众多，居民富户比例高，因此羊肉消费水平也较高，肉铺席也较发达。
汴京肉铺：东京居民所食的家畜肉类以羊肉为主，以猪肉为副。东京居民，无论是上等贵族、皇宫，或是平民百姓，都喜食羊肉。据皇宫御厨统计，神宗时，年所食羊达四万三千四百多斤，而猪肉仅四千一百多斤，占1／10。东京肉铺以销售羊猪肉为主。
猪肉，据《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载，活猪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东京有专门宰杀猪屠羊的作坊；卖肉又有肉铺；另有挑担串街零卖，生意兴旺。生意好时，“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同上书，卷三《天晓诸人入市》）。一般肉铺，多为三五人操刀，早上售生肉给市民；至晚所余，煮成熟食品上市销售（卷四《肉行》）。《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一家肉店门口挂着半个猪身的肉块。
肉店所售品种也很多，除鲜猪羊肉外，还有肉干脯、鹿脯、羊头、腰子、肚肺、旋炙猪皮肉等，此外，狗肉及被禁屠的牛肉也时有上市。
临安肉店：临安府肉铺，更是林立街巷，以货售猪羊肉为主。各肉铺“每日各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遇冬年两节（冬至与过年），各铺日卖数十边。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顾从便索唤批切。”（《梦粱录》卷十六《肉铺》猪肉有精肉、头肉、燥子肉、膂肉、庵蔗肉等；骨也有双条骨、三层骨、浮筋骨、脊龈骨、球杖骨、苏骨、寸金骨、棒子、蹄子、脑头大骨等。一般说，早上之肉很早售完；近午如有余肉，都烧煮成熟食品出售。
鲊铺，也很兴隆，，即羊巴或豕巴，就是猪、羊、狗之腌腊肉，生、熟兼售，主要品种：猪肉有算条、线长、影戏、糟猪头肉、玛瑙肉，红羊，鹅鲊，黄雀鲊等；又有“鲊”，就是腌鱼槽鱼类，如鱼头酱、桃花鲊、大鱼鲊、鲟鳇鱼鲊、银鱼鲊等。
临安肉市贸易也十分发达，地址在今坝北修义坊。“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皆成边及头蹄等肉，俱系城内外诸面店、分茶店、酒店、鲊店及盘街卖熬肉等人，自三更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其街坊肉铺，各有作坊，屠宰货卖矣。或遇婚姻日，及府第富家大席，华筵数十处，欲收市腰肚，顷刻并皆办集，从不劳力。”
州府县镇肉铺：各地州郡及县镇都有屠肆与肉铺。仅据《夷坚志》所载，以屠杀家畜为业，就有十多家，今举四例：
临江军新喻县屠者张氏，居于僧寺之旁，每宰猪，必以晓钟时起。《夷坚支癸》卷第五《新喻张屠》）
德清（今属浙江）民郑八，酷于屠牛，每行刃时，先刺其颈，血从中倾注数斗，目尚开阖。（《夷坚三志辛》卷第一《二屠鼎烹》）
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严前岭上民朱聋三八者，本姓名曰洪亨时，专宰牛……杀牛千头。（同上卷六《朱聋三八》）
桐庐（今属浙江）人养两牛，一
一犊（即一母一儿）同日卖给屠家，屠家准备先杀其犊，再杀其。（《夷坚三志己》卷第十《桐庐犊求母》）
临安宰猪，但一大屠为长，每五鼓击杀于作坊，须割裂既竟（尽），然后众屠儿分挈以去。独河东人郑六十者，自置肆杀之。尝挂肉于案钩上。（《夷坚丁志》卷第九《河东郑屠》）这说明宰杀作坊与货售肉已大部分分开，但也有少数或个别，宰杀货卖合在一起，仍有前店后坊之性质。
三、鱼行与鲞铺
北宋汴京周围水道纵横，池沼星布，淡水鱼虾资源十分丰富。《东京梦华录》卷四《鱼行》记载：
“卖生鱼则用浅抱捅，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担入门。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除附近州县运进淡水鱼虾外，江淮一带的是虾米（海虾）、淮白鱼、螃蟹、蛤蜊、干贝等入京销售，逐渐改变汴京市民菜的鸡豕独霸的局面。北京政治家欧阳修，吃食东南沿海的海鲜后，写一首《京师初食车螯》诗（《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6）。
南宋行都杭州，水产资源更为丰富多彩。据《梦梁录》卷十八《物产·虫鱼之品》记载，有鲤、黄颡、白颊、石首（大黄鱼）、鳓、白鱼、鲥、鳗以及虾、螃蟹等数十种之多。
同书卷十六《鲞铺》记载：
“姑以鱼鲞言之，此物产于温、台、四明等郡，城南浑水闸，有团（鱼行）招客旅，鲞鱼聚于此，城内外鲞铺，不下一二百余家，皆就此上行合摭（批发）。”
杭州鱼行批发的鱼鲞品种繁多，主要有郎君鲞、石首鲞、鳌鲞、鳓鲞、鳗鱼鲞、鲭鱼鲞等十多种；此外还有酒香螺、酒蛎、酒江瑶、蚶子、鲭子、比目、车螯等二三十种之多。
四、酒楼饭馆
酒楼，是唐宋之际城市中新兴的店铺，是宋代饮食繁荣的重要标志。
唐代以前，饮食店铺大多开设在坊内或山乡之交通要道之处，一般都是规模较小的食肆。史料笔记中偶见酒楼，也是规模不大的。而两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市）却出现了规模宏丽、设备精良的大型酒楼，时人称为“正店”。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之多。
汴京酒楼：《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详细记录北宋汴京大型酒楼的遍布的概况：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
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乳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则第一白厨，州西安州巷张秀，以次保康门李庆家、东鸡儿巷郭厨、郑皇后宅后宋厨、曹门
简李家、寺东骰子李家、黄胖家。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后来，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
樊楼：又名矾楼，是东京最大的酒楼。南宋学者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记载：“京师东华门外景明坊有酒楼，人谓之矾楼，或者以为楼主之姓，非也；本商贾鬻矾于此，后为酒楼，本名白矾楼。”仁宗时矾楼每年卖官酒之曲达五万斤，能供脚店（分店）三千户之用。北宋末，扩建后改名丰乐楼，成为“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齐东野语》卷十一《沈君与》）宋代诗人刘子袨《汴京纪事》描述说：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仁和酒店、八仙楼正店和会仙酒楼等也是东京大型酒楼。《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介绍说：“如州东仁和店、新门里会仙楼正店，常有百十分厅馆动使，各各足备，不尚少阙一件。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座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
东京酒楼装备精良，盘杯器皿除瓷器外，还尚有银器，显示贵重。
北宋士大夫也常常到酒楼饮酒作乐或招待客人。欧阳修《归田录》所记载鲁宗道就是常在仁和酒店招待客人。有一次真宗派中贵人召问鲁宗道，恰遇鲁宗道易服至仁和酒店招待从远方而来的乡亲。当真宗问及此事，他如实答道：“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北宋著名文学家石曼卿，以“饮酒过人”知名。有一次义士刘潜，到京师沙行王氏新开酒楼中，“对饮终日，不交一言。”“明日都下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归田录》卷二）
酒楼经营风格也有以信取誉的。苏颂曾以孙家酒店为例，综述了一位从酒博士（雇工）出身，以诚实取得主人的信任，借钱开了一爿脚店。由于经营得法，生意兴盛，发展成汴京的大型酒楼。（《丞相魏公谭训》卷十《杂事》）
南宋行都临安府的酒楼，大都仿效汴京，重视门楼装潢宏丽与店内摆设精致。无论是官办酒库或是民办酒楼，其规模宏丽者各有数十家之多。
据《武林旧事》卷六《酒楼》记录了户部点检所开办的酒楼有十余家。
这些酒楼（库），“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凡肴核杯盘，亦各随意携至库中。初无疱人，官中趁课，初不藉此，聊以粉饰太平耳。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不易登也。”
民办酒楼，华丽可与官楼相比，著名者也有十余家。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袨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盛头，香满绔陌，凭栏招邀，谓之“卖客”。
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坐”。
又有吹啸、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趁”。
及有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者，谓之“香婆”。
有以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缩砂、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橄榄、薄荷，至酒分俵得钱，谓之“撒
。”
又有卖玉面狸、鹿肉、槽决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鱼、虾茸、鱼孱干者，谓之“家风”。
又有卖酒浸江
、章举蛎肉、龟脚、锁管、蜜丁、脆螺、鲎酱、法虾、子鱼、
鱼诸海味者，谓之“醒酒口味”。
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少有违误。
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极意奉承。
此外，还有各种特色的小酒店，满足京都各方人士的需求。据《都城纪胜·酒肆》载：
包子酒店，谓卖鹅鸭包子、四色兜子、肠血粉羹、鱼子、鱼白之类，此处易为支费。
宅子酒店，谓外门面装饰如仁宦宅舍，或是仁宦子改作者。
花园酒店，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效学园馆装折。
直卖店，谓不卖下酒食次，又名“角球店”。售卖整盘饭菜的食店。
散酒店，谓零卖零沽散卖，百单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等不同规格的价格，并折卖外坊酒。
肥羊酒店，零卖软羊、大骨龟背、烂蒸大片、羊杂鸡四软、羊择四件等。
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箸盖之，以为记认。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
罗酒店，在山东、河北有之，今借名以卖浑头，遂不贵重也。
“酒家事物，门设红杈子、绯绿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阁名为厅院，若楼上则又或名为山，一山、二山、三山之类。牌额写过山（即美酒名），非特有山、谓酒力高远也。”
五、茶肆风貌
唐宋饮茶之风的盛行，据《萍洲可谈》卷一记载，宋人接待客人的习俗是：“至则啜茶，去则啜汤。”这些习俗促进了茶行与茶肆生意的兴旺；在宋代州郡城市中茶肆普遍开设，尤其是宋代两都城，茶店林立，成为都市商贸一大特色；茶肆不仅是宋人饮茶之地，还成为交际、商谈、行业开会、学习乐器和婚姻介绍等的地方，似乎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场所。
从外地运茶至汴京，先由茶行头接待定价批售。史书记载：“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条）汴京市民喜欢本地所产的末茶，也购买从东南运入京师的高价片茶（饼茶）与散茶。片茶以福建所贡的为皇亲贵戚大官所重。
汴京的茶肆始见于五代，北宋定都之后，茶坊有了迅速发展。清人徐叟辑《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传奇·茶肆高风》还记述汴京矾楼旁边一家茶肆，“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整，故卖茶极盛。”接着还介绍了主人拾金不昧的高风亮节品德。说的是熙宁年间（1068—1076），福建邵武李氏邀其友在茶肆饮茶，畅谈久别重逢之怀。结果把数十两金遗失在肆内桌子上。三四年后，李氏又来此肆，谈及失金之事，茶肆主人立即把收藏之金全部交还，李氏一秤，分毫不差。李氏为感谢店主，想分一半给他，也被店主拒绝；李氏想请他矾楼饮酒致谢，店主也坚辞不往。当时在肆中饮茶的五十余人，皆称赞说：“世所罕见也。”
提瓶流动卖茶小贩也不少。据《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记载汴京居民左邻右舍常以茶交往：
“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相互支茶，相问动静。”
南宋杭州的茶肆，在装饰方面虽然多承继了汴京风貌，数量上大大超过，在经营方式上更加灵活多样。
茶肆大者，多挂名人书画，其目的是“勾引观者，留连食客。”这是承袭汴京之俗。此外，还插四时花，装点门面。其经营方法有如下特色：
①货售奇茶异汤。一年四季不同，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这是一种产品随天气冷暖而异的新风。
②以乐曲助卖。绍兴年间（1131—1162年），一些茶肆卖梅花酒，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或者，门面列花架，插上奇松异桧，敲打响盏歌卖。
③富室子弟、诸司（机关）下直等人会聚处，成为他们习学乐器、教练唱叫之类的场所，当时人称为“挂牌儿”。
④城内诸行借工卖伎人行老会聚处，时人称为“市头”。
⑤有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青年人）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
⑥有茶肆楼上还安置妓女陪客人喝茶，时人称为“花茶坊”。据《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这种花茶坊，杭州有五家：即市西坊南潘节干茶坊、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张七相干茶坊。作者总结说，“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
⑦利用茶肆会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又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
茶肆之外，还有固定茶摊与流动小贩卖茶，夜市尤是如此。“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流动），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兵，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以此为名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
⑧茶肆与歌馆合为一体。这种茶肆一般为高档茶肆，有妓女陪乐，“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大多集中于抱剑营街、清河坊、新街、太平坊、后市街等商贸繁荣的地段。此外诸处茶肆有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等。（《武林旧事》卷六《歌馆》）
除宋代两都城茶肆较繁荣之外，各地州府与县镇也有开设茶肆，生意也很兴旺。
六、水果行
两宋都城的水果店铺也很多，货售来自全国的水果。东京把卖瓜果的店铺，称为果子行，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主要集中于州桥、西大街，朱雀门外等，而零星小店遍布街巷。
从《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等书记载，东京水果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有河北的鹅梨、西京的雪梨、镇定的浊梨、河阴的石榴、沙苑的榅桲、温州的柑、福建的荔枝、江西的金桔、河东的葡萄、卫州的白桃、南京的金桃、洛阳的嘉庆子、岭南的橄榄等数以十计。
如金桔传入汴京，还有一段趣事，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二《金桔产于江西》记载：
“金桔产于江西，以远难致，都人初不识。明道景祐（1034—1037年）初，始与竹子俱至京师。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后遂不至。而金桔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诚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贵，其后因温成皇后（仁宗之妃）尤好食之，由是价重京师。”
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金桔产于江西诸郡》也有类似记载，大同小异而已。
如嘉庆子，据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引唐代韦述《两京记》记载，东都（洛阳）嘉庆坊李树的果子“甘鲜为京城之美，故称嘉庆李。”接着又说：“今人（宋人）但言嘉庆子。”也是京师果子铺中常见名果。
如温柑，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记载：
“承平时，温州，鼎州（今湖南常德）、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百数。……天圣六年（1028）四月庚戌，诏三州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然终不能禁也。今惟温（州）有岁贡岁馈，鼎、广不复有之矣。”而商人仍远运到京师货售。
关于温柑，又名永嘉柑，据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永嘉之柑》记载：
“永嘉之柑，为天下冠。有一种名叫‘朱栾’，花比柑桔，其香绝胜。”接着又介绍了栽培方法说：“栽接之法，始取‘朱栾’核洗净，下肥土中，一年而长，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疏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则取柑之佳品，或桔之美者，接于木身，则尽为佳者矣。‘朱栾’，乃枳也。”
南宋行都杭州，水果铺中也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据《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记载，达37种之多：圆柑、乳柑、福柑、甘蔗、土瓜、地栗、麝香甘蔗、沉香藕、花红、金银水蜜桃、紫李、水晶李、莲子、桲桃、新胡桃、新银杏、紫杨梅、银瓜、福李、台柑、洞庭桔、蜜桔、匾桔、衢桔、金桔、橄榄、红柿、方顶柿、火珠柿、绿柿、巧柿、樱桃、豆角、青梅、黄梅、枇杷、金杏。”
卖水果时，往往配以歌声叫卖。此外还有干果子，如锦荔、京枣、串桃、松子、巴榄榄、人面子、嘉庆子以及十色蜜煎蚫螺、陈州果儿、蜜云柿、糖丝梅等。
记载中的水果，大多运自全国各地，如福柑、福李，为福建所产柑桔、李子；台柑、衢桔、洞庭桔等，又是今台州、衢州等地所产。此外，有太原的葡萄、盐官的枣、南京的枣、松阳的柿、罗浮的桔等数十种之多。
因此，南宋行都杭州的水果市场除了有城南初外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等集市贸易外，也有专门的果子铺，如水巷口的阮家京果铺、大瓦前水果铺和中瓦前的钱家干果铺子是杭城名店。此外，和宁门外，水果店较多，主要货售的新果子，为皇亲贵戚所喜欢。杭州果子铺遍布大街小巷，数量之多，名列京师十大类店铺。
据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福州新荔枝到进上：御前送朝贵，遍卖街市，生红为上，或是铁色。或海船来，或步担到。直卖至八月，与新木弹相接。”
七、陶瓷工艺品铺
宋代工艺美术品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形成了新的经营与消费特点：
一是官府手工业的规模大、分工细、产品种类多，在工艺美术品占重要地位，以宫廷消费为主。
二是都市城镇商品经济的发达，民间手工作坊发展迅速，其精品“极其工巧，前所罕有”；工艺美术品的消费以陶瓷、丝绸、漆器、金银珠宝工艺品等受到富家市民的欢迎。
两宋陶瓷工艺极为发达，品种极为丰富，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和装饰的差异，形成风格各异的陶瓷工艺品。
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因宋代属定州而名。定窑瓷器，胎体坚细轻菁，釉色乳白偏黄，纹样典雅富丽，北宋时一度成为官窑，专烧宫廷用瓷。除生产盘、碗、碟、盆、瓶等日常生活用具外，还烧制净瓶炉等佛前供器。
磁州窑，在今河北磁县观台镇、鼓城镇一带，宋属磁州而得名。是宋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最具特色。专门烧制瓷枕，数量较多，其中以张家造：“所遗留为多或如意头形、或腰圆形、或八方形；其中一件方形瓷枕，长约40厘米，枕面绘有一虎，右上侧题“明道元年（宋仁宗年号，即公元1032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等16字；瓷枕上往往书有诗词曲牌等许多文字。
耀州窑，是以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诸窑之瓷器，因铜川宋时属耀州而得名。烧造器物以碗盘为主，瓶、罐、盆、炉、钵、注子等也烧制；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刚劲流畅。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载说：“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今浙江余姚，唐宋之际属越州）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钧窑，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在今河南禹县，宋属钧州而名。钧窑是属北方青瓷系统，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乳浊釉，釉内含有少量铜，烧出来的成品是青中带红如蓝天中的晚霞，人称“蓝色乳光釉”，器形有花盆、盆托、炉、洗、碗、盘、钵、尊等；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紫红等多种色调。
景德镇窑，是宋代烧制青白色瓷的代表，因它的釉色介于青白两色之间，或青中带白，名白中带青；因而得名青白瓷，习惯上还叫“彩青”。
目前国内墓葬出土的或国外日本、朝鲜遗址出土的景德镇瓷盒，其底部往往印有“许家合子记”“段家合子记”、“蔡家合子记”、“吴家合子记”等标记达十一处之多。这种青的瓷盒，是大盒内又排列三个或五个小盒，俗称“子母盒”，深受中外欢迎。
龙泉窑，是南方青瓷体系的代表之一，因位龙泉而得名；南宋龙泉窑的瓷器，其胎色有白胎与黑胎两类，以白胎为主，约占十分之九，是龙泉窑的特色产品；而粉子青是胎白中带灰色，外观有柔和淡雅如青玉的良好效果。梅子青釉，胎白中略带灰，可与翡翠媲美，它的烧成温度比粉子青釉要高，釉的玻化程度也比粉青釉高；这种釉层的特点表面光泽，略带透明。
哥窑，是龙泉（今属浙江）章生一（哥哥）所烧之瓷称为哥窑；其弟章生二（弟弟）所烧之瓷称为弟窑。
哥窑，瓷胎有薄、厚之分；色有黑、灰、土黄之别；釉色以灰青为主，也有米黄色的；釉面开不同纹片，称“百圾碎”，有的大开片呈黑色，小开片呈黄色，俗称“金丝铁线”。造型有各式炉、瓶、洗、盘、盌、罐等，“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碎。”
八、布帛铺与染织品
宋代纺织，主要有丝、麻、毛、棉四类，以丝、麻为主。两宋都城都是全国最大的纺织中心，除了朝廷官办的纺织业具有规模大、制作精、分工细的特点外；民营的纺织也十分繁荣，尤其是两蜀、江西、两浙等地较为发达。
两宋的布帛，从经营方式不同分，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前店后坊，销售兼纺织的铺席，即前面出售，后面为生产织物的私营作坊；另一类是以销售为主，货源主要来自农村家庭妇女的副业所织的物品。宋代的私营作坊有了较大发展，欧阳修《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诗有：“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之句，可见东阳城郭机织之盛。（《居士集》卷十）又如扬州城西郊农户之中，“茅舍机杼之声”，有几张机，皆以素丝为主，有四五妇女在织。
宋代布帛铺，以经营产品的不同，可细分为彩帛铺、绒线铺、头巾铺、腰带铺、幞头铺、丝鞋铺、抹领销金铺、生帛铺等十余类。据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记载，大型彩帛铺，“堆上细匹段，而锦绮缣素，皆诸处所无者。”
杭州的纺织品是全国的名品；外地商人也到杭州来采购各种纺织品，然后贩卖各地。如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地方官唐仲友，在城内开设一家大彩帛铺，从杭州进货暗花罗、瓜子春等彩帛，一次就能卖出三四百匹之多。
明人《古今小说》中描写一家南宋杭州由吴防御开设的彩帛铺。吴防御是个富商，在湖墅新桥、灰桥分别开了两家彩帛铺；其中新桥新帛铺，前为商店，后为作坊；一边生产，一边销售。与此同时，也收购农村家庭副业中生产的纺织品，再由店铺货售得到。因生产兴旺而成富家。
杭州彩帛铺出售的以全国各地名品与杭州土特珍品为多。
绸，主要有苏州的织锦（称为宋锦）、建康（今江苏南京）的云锦、四川之蜀锦、婺州之精罗、越州（今浙江绍兴市）的越罗、毫州（今属安徽）的轻纱；此外有广西的柳布（苎麻布）、海南青花布以及甘肃兰州一带羊绒等等。
各地州县市场也都有布帛铺，经营得法者致富，如邢州商人张翁，原来开了爿小布店，因救了一位罪犯而发迹，十年后，罪犯发财后送来五千匹布感恩，使他成为“家赀十千万”的富翁，当地人呼他为“布张家”，（《夷坚乙志》卷七《布张家》）
鄂州富商武邦宁，开了家大布店，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夷坚支庚》卷六《武女异疾》）
布帛到染坊染色时，必以霞头为记号“缀布条于角，记物主姓氏，以草缠结之，使不漫灭，谓之霞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三）
九、金银珠宝行
宋代金银珠宝、首饰的消费，以都城皇亲贵戚、富商大贾为主，其他大的州郡也不少。因为都城的金银铺、古董行、珠子店、首饰铺是十分发达的。这种铺是属于上等铺席，从事这种行业，多是豪商或贵族兼营。汴京大内西右掖门外西大街金银首饰铺有枣王家金银铺为著名。东角楼街界身之内，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
南宋都城杭州尤为发达，御街南端，“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今属中山南路），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梦粱录》卷十三《铺席》）著名的金银首饰店有：市西坊南（今羊坝头）有沈家金银交引铺、张家金银交引铺，保佑坊前有俞家七宝铺（古玩），李博士桥畔邓家金银铺，官巷口的盛家珠子铺、刘家翠铺等为宋城名店。
金银珠宝首饰的铺店，不仅两都汴京、临安繁荣，一些大城市如建康（今江苏南京）、袁州（今属江西）、乐平（今属江西）、长沙等地均有这类侈奢品店铺。这类店铺也大多前面为店出售，后面即为工匠作坊，大多是雇佣工匠。这些金银加工后，宋人习惯上多称为“银匠”，靠手工技艺吃饭，也有发财或富贵的，据宋人《朝野遗记》载，宋徽宗时宰相李邦彦就是银工出身：
“李太宰邦彦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
金银制品器皿与首饰的流行，促进了金银铺的发展。宋人饮酒、喝茶，常以金器为珍，显示富贵的派头。宋代妇女首饰、佛像的修饰多以贴金贵，朝廷多次禁止而未成。银杯银碗更为酒楼、茶肆的高档器皿之一，受到贵商之欢迎，如酒楼把酒器称为银瓶或银瓮，南宋杭州有一官府酒库称为银瓶酒库。
日用器物上填嵌金饰或银饰，称为“铇金”或“铇银”。宋代较为流行。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十《铇金银法》说：
“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然后用新罗（今朝鲜半岛上）漆，若铇金，则调雌黄；若铇银，则调韶粉。日晒后，角挑挑嵌所刻缝罅，以金箔或银箔，依银匠所用纸糊笼罩，置金银箔在内，逐旋细切，取铺已旋漆上，新绵楷拭牢实；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余金银在绵上，於熨斗中烧灰，甘锅内熔锻，浑不走失。”
珠玉等装饰品也很盛行，尤以富贵人家的妇女首饰为多，称为珠翠。也有用珍珠串缀成圈，作为项饰，宋人称为“珠璎”，唐宋之际十分流行。
此外，以珠玉缀饰成为帘子，称为“珠帘”，在皇宫中常用珠帘银屏作为房内或床前的装饰品。还有珠子灯，“以五色珠结为网，下垂流苏”，（周密《武林旧事》卷二《灯品》也是南宋杭州的名灯品。
因为珍珠用途的日益广泛，唐宋之间在广南海边一带有专门采珠的民户，称为“珠户”，地方官每年还督促珠户送上精品作为贡品。（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这些珠贝的珍贵装饰品都是富贵人家所享受，而贫户百姓却少见少用，正如苏东坡《监试呈诸官诗》说：“贫家见朱贝，眩目自难审。”（《分类东坡诗》卷十一）
十、书籍铺与刻印
两宋，不仅雕板印刷在迅速发展，而且是我国活字印刷术创造与开始推广的重要时期。朝廷规定主管中央教育的机构国子监、太学（最高学府）、秘书监等可以刻印监本（标准本）书笈，各路（省）、州府也有印书机构。这些属于官方印刷书籍。两宋的民间刻书更是十分繁荣，这些书肆的特点是刻书与售书相兼的铺店，前店为售书，后店为刻书；这种书肆为多，只卖不印者也有。
宋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汴京、杭州、四川、福建，誉为四大中心。两宋之际的学者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世言雕板印书》对四地印书作了评述说：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汴京开封）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汴京是北宋刻书、印书的最大中心，无论官刻或是私刻均为全国之首。官办刻书印书机构有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主要是刻印经书、史书、医书、算书、类书以及日历等为主；官印之书籍，校对精审，错误较少，尤其是监本。淳化年间（990—994年），国子监“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同上书卷八）
相国寺书市，生意兴旺。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余皇祐壬辰岁取国学解》记载，皇祐四年（1052年）作者到汴京参加国学解试《律设大法赋》得第一名，然后到相国寺游观，“一日阅相国寺书肆，得冯瀛王诗一帙而归。”同书卷三《乡人上官极》记载，作者同乡上官极（一作拯）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累举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赴省试，游相国寺，买诗一册，纸已熏晦，归视其表，乃五代时门状（拜贴）一幅。”
文人设肆售书，是宋代书肆的重要特点。北宋古文倡导者穆修，晚年生活困苦，衣食不能给，恰得唐代文学家《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揭披阅，（穆）修就手夺取，瞑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魏泰《东轩笔录》卷三《文章随时美恶》）
杭州刻印书籍，早在五代始盛，北宋时已相当发达，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记载：“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太半。”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为地方官时，福建泉州商人徐戬，在杭州刻本佛经《夹注华严经》等书，私自运往高丽等地货售，获得厚利。苏东坡便向朝廷上奏《论高丽进奏状》请求禁止（《苏轼文集》卷三十奏议）。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就是北宋杭州一位技术精湛的刻印工，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首次作了记录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五代）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1041—1048）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与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又说：“（毕）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
宋室南迁杭州之后，杭州的刻书印书更加繁盛，成为南宋最大的中心。
南宋杭州的民间刻印书籍之坊，十分发达，称为坊刻本。坊刻书籍铺，往往有某某“经铺”、“经坊”、经籍铺、文字铺等多名。宋代书肆大多前店售书，后店为坊刻印。临安府城，大小书籍铺林立，据近代史学家王国维考证，至今尚能找到店铺名号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铺（陈道人）等十六家之多。
坊刻本，不仅数量多，而且讲究质量，它以流通营利为目的，刻印快、销售广等特点。刻字工整，刀法圆润，字墨有淡香，有些版本保存至今仍有一股香气味。钟家书坊刻印《文选五臣注》（皮纸）一书，至今保存在北京阁书馆。
彩色套印技术，宋代始有记录，可能是宋代所发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四川流行的交子，是用六块印板，青、蓝、红三色套印而成；太庙前尹氏书肆中有彩画《三辅黄图》一部，“每一宫殿绘画成图，极精妙可喜，酬价不登，竟为衢（今浙江衢州市）人柴望号秋堂者得之。至元（1264—1294年）斥卖内府故书于广济库，有出相彩画《本草》一部，极奇，不知归之何人？此皆画中之奇品也。”（《癸辛杂识》续集下《画本草、三辅黄图》）坊刻本，在书末刻上家铺之名号，如岳珂《棠湖诗稿》最后一页刻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铺印”等42字；每部书价也刻上，如绍兴十七年（1147年）刻印《王黄州小畜集》（即王禹俘《小畜集》标明每部书价为伍贯文。
私家刻书在宋代开始盛行，多作为自家存书，赠送交换之用，也有少量流入市肆。唐宋之前，私家藏书以抄书为多，这在宋代仍然流行，如宋初黄州刺史孙光宪，性嗜经籍，博通经史，聚书几数千卷，其中许多书是他亲手抄写的；叶梦得家藏书三万余卷，多为亲自抄录；自雕板、活字印刷术发展后，许多富有的官僚士大夫也选择自己喜爱的书籍，刻本，或自己收藏、或馈送亲友、或相互交换。如藏书家晁说之，山东济州钜野人，他博极群书，他家五世藏书，常以家刻补充，如政和五年（1115年）他家刊王弼所注《老子道德经》等。如南宋奸相贾似道及其门客廖莹中也多自刻图书贮藏，宋末学者周密在《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刊书》作了记录。
《持静斋书目》卷四还说“宋廖莹中世彩堂精刊本，相传刊印时用墨皆杂泥金、香麝为之，此本为当初印，纸宝墨光，醉心悦目。”（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贾似道·廖莹中》台湾学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