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波动、宏观经济稳定与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变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主导论文,稳定论文,模式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市场经济取向改革中，经济粗放增长和周期性波动成为经济转型的典型特征。投资波动被认为是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周期性失衡、经济结构错位和粗放增长的重要根源，而对于投资波动和扩张冲动的原因，学者们存在不同观点，分别从政府投资体制、资源价格扭曲、城市化进程等方面解释。投资波动是我国特有的高投资率的必然结果，而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强烈意愿和现实行为又是后者的重要根源。
一、投资主导型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是投资率高，消费率低，在以往宏观经济波动中，投资驱动是重要原因，因此，这里先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及高投资率、低消费率表现形式、对宏观经济和经济结构的具体影响。
（一）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投资驱动
资本积累、劳动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对我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表明，资本快速积累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因素[1][2]。如果说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生产要素，那么，需求和供给两种力量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构成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需求及其创新构成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供给则不断适应需求的这种变换，从而形成经济增长周期。
按照国民经济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从我国实际看，投资和出口构成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而消费（包含政府消费）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一直较微弱。因此，这里主要分析投资主导经济增长及其影响。
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即资本形成率，是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存货增加与GDP的百分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经济过热的年份，投资率往往是经济周期中的顶点（见图一），在1994年和2004年，投资率分别形成了两个顶点，达41.3%和43.9%。投资率常随着新一轮经济的启动而加速，如在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从2002年开始，经济增长呈现加速状态，2002年、2003年和2004年GDP年增长率分别为 8.3%、9.3%和9.5%，而投资率则分别为39.4%、42.7%和43.9%。过高的投资率反映了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现象。与投资率过高相对比，改革以来，我国的消费率（也叫最终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总体趋于降低，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消费率偏低。如在本轮经济增长中，随着2002年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率却一路走低至5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对主要矛盾，反映出投资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错位。一般来说，在成熟经济体中，经济增长应主要靠消费需求驱动，对于大国来说，国内消费需求则更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投资的作用应处于次要地位[3]。根据世界银行关于各大洲26个代表性国家的数据显示，1985～2003年间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多数欧洲国家平均消费率在70%～80%之间，由于发达国家均属于高收入国家，其最终消费率一般趋势是高位稳定或略有提高。同时，当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会不断下降。根据全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统计，2003年投资率全球平均为20%，低收入国家为22%，中下等收入国家为27%，中上等收入国家为18%，高收入国家为19%，我国的投资率明显偏高。我国投资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个百分点，消费率也相应低20多个百分点，投资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结构失衡明显。
图一 我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高投资率、宏观经济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我国的高投资率、低消费率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矛盾，最突出的是投资效益难以提高，宏观经济波动，经济粗放增长，增长动力结构失衡。
投资率是否偏高应以何标准衡量呢？作为资本投入，投资和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最终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当投资单边突进，而与其他要素投入增长配合失当的情况下，投资效益必然下降。因此，投资效益及其变化应成为衡量我国投资率水平是否最优的重要指标。
首先，考察我国的投资效益。以固定资产投资综合效益指标E[,t]来衡量投资效益，E[,t]=△Y/K[,t]，其中△Y为t时期内GDP的增量，K[,t]为t时期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虽然固定资产投资之外的其他因素仍对GDP增长产生影响，但以GDP增量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来表示投资效益。固定资产投资作用的发挥并不一定是在当期内完成，由于滞后期的存在，其作用发挥可能要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完成，因此当期GDP增量并不一定是当期投资推动的结果，这需要考察 GDP增量和若干滞后期投资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并选择能代表投资效益的最佳滞后期。候荣华(2002)分别研究了1980年以来我国若干滞后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GDP增量的比例关系，认为投资对GDP的效应发挥时滞为一年，即当年GDP增量与上年投资量的比例最能代表我国投资系数。这里利用1980年以来滞后期为一年的投资系数E[,t-1]来衡量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E[,t-1]=△Y/K[,t-1]。并将投资系数数据分为5个阶段，分别是1980～1985年、1986～1990年、1991～ 1995年、1996～2000年和2001～2004年。分析这5个时期投资效益的方差及其差异性，发现1980～1985年与1990～1995年两个时期之间的投资效益具有显著差异。前4个时期的投资效益均数估计变化见图二，总体来看，我国投资效益呈下降趋势，近年的投资系数均数比20世纪80年代初期下降了4个百分点。更详细地看，如图三，我国历年投资系数变化似乎有一定的规律性，往往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宏观经济过热时期，投资效益较好，而在经济收缩时期，投资效益下降；20多年来，我国的投资效益一直没有明显提高，甚至有下降趋势。
图二 前四个时期投资系数均数变化
图三 投资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其次，投资率偏高会造成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投资是一种中间需求，投资项目在建成之前，它表现为需求力量，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到项目建成，其生产能力逐步开始释放，则表现为市场供给的增加。一旦经济体主要靠投资驱动，一段时期的大规模投资虽能拉动当期的经济扩张，然而，在下一期，投资的集中释放，必然形成巨大的市场供给力量，并对最终需求和最终供给的相对均衡产生冲击，供给突然超过需求，宏观经济表现为供过于求态势。如果政策不能及时补救，易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这又反过来压迫投资减少，形成投资波动，因此，高投资率、投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即使政策能及时作出反应，但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政策效果甚微。况且，在既定条件下，市场总需求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企图刺激需求扩张从而适应供给大规模增加的经济政策实际效果往往不佳。
在我国，投资率高，往往不是市场力量驱动的结果，而与政府意图有很大联系，投资速度、规模、方向和结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高投资率不但对下一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均衡造成冲击，造成宏观经济总量的不稳定，还由于投资的主观性，极易形成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市场供给过剩产业和供给不足的产业并存。
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及其传导模式，可以清晰地反映高投资率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5次通胀和1次通缩，图四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走势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通胀发生在1980年，CPI上涨了6%；第二次发生在1984～1985年，CPI涨幅最高达9.3%；第三次发生在1988～1989年，CPI最高上涨18.8%；第四次出现在1993到1994年，CPI上涨幅度最高，达24.1%；第五次通胀发生在2003到2004年，CPI上涨 4%左右。通货紧缩压力大致在1998年到2002年上半年，经历了5年左右的时间，消费价格指数在零甚至是负的区域徘徊。从通胀压力看，前面四次一个比一个高，在第四次和第五次通胀间穿插了1998年到2002年间的通货紧缩压力。而通缩的原因主要在于外部冲击，即全球性供大于求的矛盾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总体看，20多年来，我国的宏观经济以通货膨胀为主要特征，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常态。
图四 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变化反映的宏观经济波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我国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是怎样发生的，其根源在哪里？要回答这一问题，先得分析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传导模式。考察五次通货膨胀的过程与机理，可以发现其传导模式是：以房地产投资为先导、固定资产投资为主体，带动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继而带动上、中、下游产品价格上涨。投资率偏高，投资拉动型的经济粗放增长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房地产在通货膨胀中的先导性，最明显地可以通过1993年和2004年左右的通胀得以反映。如图五，在1993年之前，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上升明显先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升，1993年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一直到1995年之前，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下跌，并且先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从生产层面看，1992年、1993年房地产开发规模剧增，房地产行业进入者增多，1992年房地产投资仅5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4%，1993年则达到1397亿元，比上年增长158%，而1986～1999年全国房地产投资年均增速为32.7%；从交易层面看，1992年和1993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比上年增长41.8%和55.9%。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和活跃交易带动了物价上涨，成为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丰雷、朱勇、谢经荣，2002）。以最近的2003～2004年的通货膨胀为例，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成为通货膨胀的先兆，房地产投资连续六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达10106亿元，同比增长29.7%，远远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9.1%的增速，也超过26.7%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图五清晰反映了从1999年开始房地产增速就大大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先导性明显。研究发现，我国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存在高度相关性，在最近这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房地产投资明显地领先于经济整体上升。在1999～2000年中期的经济预热阶段，房地产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度最高，是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在2000年中期～2002年底的经济启动阶段，房地产投资引致相关行业投资增长，对投资贡献度开始缓慢上升，保持在 40%～50%；在2003～2004年的经济周期波峰阶段，其他行业投资贡献度大幅度上升，取代房地产成为投资增长主要动力。
图五 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致性的对比
数据来源：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人民银行统计月报表。
图六 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速一致性比较
数据来源：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人民银行统计月报表。
以国民经济增长波动反映的宏观经济波动与投资波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这明显地反映了投资波动对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为前提的。图六反映，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速具有很强的波动一致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上升或下降先于GDP的提高或降低。陈乐一等学者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经济波动深受投资波动影响，投资波动剧烈程度远远高于经济波动。以最近的通货膨胀来说，2004年以来投资（只包括城镇50万以上项目）对GDP的贡献率上升到37.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则由上年同期的38.4%上升到 44.4%，提高了6个百分点，幅度更大，投资在经济景气上升中起了主要作用（安邦咨询研究报告，2005）。
投资过热是引起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多数学者在此观点上达成了共识[4]。张曙光等人研究表明，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用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 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高达79%。还发现，我国宏观景气循环中投资与增长的特征是，国有投资拉动、非国有投资跟进，即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就是说，国有投资是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
再次，投资率高、投资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表现在金融层面上，就是货币信贷周期性收缩和扩张。一直以来，我国的融资结构特征是间接融资比例高，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银行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如2005年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达82.9%，而国债、企业债和股票直接融资比重仅为 17.1%）。在银行融资占主导地位情况下，由于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仍有一定的间接干预能力，加上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最终会表现为货币信贷的高速扩张。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除自筹和其他资金外，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内贷款，贷款一般占总投资的20%左右，近年来呈不断提高趋势。
M2、固定资产投资与CPI同比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图七，可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M2具有变动的一致性。计量检验M2与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455，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投资波动以及相应的货币信贷周期扩张和收缩，可能造成以下结果：随着投资需求急剧膨胀，继而货币信贷扩张，拉动价格全面上涨，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伴随着大量低水平盲目投资的进行，投资能力集中释放，形成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货币扩张可能表现为大量不良资产的累积。
图七 固定资产投资与货币供应量、CPI同比增长关系图
数据来源：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人民银行统计月报表。
最后，高投资率、投资波动造成资源浪费、环境压力和经济粗放增长，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相矛盾，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济粗放增长是高投资率双重结果，经济粗放增长本质上是由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但实际上市场缺位和高投资率一样，具有同样的根源，即背离市场原则的政府行为扩张模糊了市场和政府的合理界限，高投资率、经济波动、粗放增长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具有同源性。
高投资率往往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特有表现，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投资扩张，大量项目纷纷上马，对各种物质投入要素产生巨大的需求，造成投入紧张，这种依靠要素投入的规模增加而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明显的外延增长或粗放增长。高投入低产出的增长方式，不仅浪费宝贵资源，还造成严重的环境压力。从2002年以来，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3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最终对许多原料产品形成压力，资源紧张，能耗加大，环境恶化。例如，2004年，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我国GDP总量占全世界总量的4.4%，但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我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同时，经济也遭遇了环境容量饱和危机，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7.4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9%，废水排放超过环境容量的82%，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
由于我国许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增长方式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相矛盾。据BP能源统计，我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煤炭消费量却占全球的1/3。按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我国应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利用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循序渐进地促进产业升级。目前我国除劳动力要素外，其他物质要素并不优越，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环境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如果在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下，忽略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而推进粗放式增长，不仅造成资源浪费等问题，还会贻误重要的“制度转型”时机，而失去发展和改革的最终制度动力。
二、投资波动、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粗放增长的原因和传导机制
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质上是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取向不一致，政府主导经济经由投资驱动，形成宏观经济波动，同时造成市场机制发育进程人为压抑，在银行主导融资渠道的经济结构中，形成金融领域内的不良“生态”，分析投资驱动、宏观波动和经济粗放增长的机制，对于认识我国经济转型的特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高投资率及其不良后果的根本原因：政府主导经济格局下的市场发育压抑
从根本上说，高投资率、及其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粗放增长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主要是由于体制性原因造成的。在我国转型经济中，地方政府主导经济、政府和市场界限不清晰，政府职能超出合理界限而造成对市场发育的抑制，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格局。
在传统计划模式下，资源配置模式是统收统支，投资和宏观经济波动表现为国家财政—国有企业投资—宏观经济变动的“计划周期”。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权的改革发展，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在相当长时期里，国有企业仍是国家投资的主要承担者，是建设性投资主体。不过，行政性分权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投资的扩张和收缩，不再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决定，形成了投资的“倒逼机制”（张曙光，2001）。分权虽重新界定了地方权限，但中央和地方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依然存在，中央作为委托人面对的是作为代理人的各个省市的“竞争性博弈”，代理人不仅在投资规模、权限上与中央进行博弈，各个代理人之间还形成“兄弟竞争”（樊纲，1994），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以及“兄弟竞争”共同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投资规模因此被一再扩大，超出合理限度，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根源仍未被彻底根除。1994年财政分权后，虽然从财政分成上看，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例有较大幅度降低，但由于分权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权限，加上经济发展和相应的财政实力绝对规模逐年提高，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实际主导能力有所扩大，况且，政绩考核仍主要以经济增长单一指标为依据，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仍未根本改善，而资源价格不合理，要素投入相对低廉，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为地方政府的高投资意愿提供了动力，最终促使经济数量型粗放增长。图八清晰地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中地方项目比例大大高于中央项目，显示出地方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主体地位。
图八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按隶属关系构成变化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统计月报表。
图九 我国高投资率、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方式
（二）高投资率、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粗放增长的传导机制与链条
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集中体现在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链条上，在特殊体制推动下，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行为成为高投资率、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数量增长的动力源头。如图九，在中央和地方分权改革前，地方政府对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财政主导国有企业而实现的，与财政控制相比，金融机构对投资的支持处于次要地位，而在分权后，地方财政权限扩大，实力并没有下降，加上对金融机构的间接控制依然存在，财政和金融成为投资扩张、经济不稳定和粗放增长的双重支持，并且，在政府转型中，通过产业政策对相关产业投资进行直接和间接支持，逐渐在政府对投资的影响链条中越来越重要。
从表面上看，宏观经济波动、经济粗放增长是投资冲动、货币信贷扩张造成的，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实质。地方政府干预与宏观经济波动、经济粗放增长存在密切关系，前者是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粗放增长的主要推动者。
在分权前，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链条，基本是从对企业、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开始的。
我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形成的，虽然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逐渐弱化着政府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交叉关系，但是要彻底割断它们之间的依赖性联系，让企业、金融机构成为独立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仍需假以时日。所看到的更多的情形是，地方政府的“隐含担保”往往成为（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和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受损的原因。从微观上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有了很大的进展，利润动机增强，但由于企业和银行内部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不对等，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没有真正解决，所有者虚置和内部人控制的存在，使得企业和银行作为虚假的市场主体出现在市场上。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实质上存在“体制性软约束”（平新乔，1998），即由于企业治理机制的不健全，对资金使用效益低，在成本约束薄弱的情况下，企业存在着旺盛的资金需求，而银行信贷自主权、定价权由于受到政府干预而存在缺陷，形成信贷盲目扩张。只要银企之间存在着“软预算”约束，企业就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
由于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三位一体”，投资由原来的财政主导转向“银行融资主导”，银行信贷成为支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基础。
在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三个渠道进行的：一是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二是通过对银行、国有企业的间接影响，实现了国有企业投资冲动和投资扩张行为；三是通过产业发展规划、战略等产业政策对相关产业投资进行影响的。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投资主导地位下降，地方政府对投资扩张从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基础设施”渠道和产业政策进行的。1992年，我国国有企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8%，从1997年以来，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不断下降，当年为53%，但到2003年，仍达 39%。如果说1997年之前我国的投资扩张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1997年以后，非国有企业投资主导的趋势越来越强。在国有企业投资主导的条件下，可以用地方政府的“隐含担保”解释投资波动、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粗放增长，而在非国有投资主导情况下，“隐含担保”难以解释投资扩张，地方政府对投资扩张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政策进行的。
地方政府是重要的投资主体，地方政府也是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而基础设施投资是我国投资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地方政府总是试图通过各种产业规划政策，提出地区性主导性产业，并对符合产业政策的相关产业的融资、投资给予大力支持，尤其是近年来，各地纷纷发展重工业，导致投资规模和速度大幅提高。出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政绩，在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政策的诱导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最终形成我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方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要素资源价格扭曲、城市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经济粗放增长
沈可挺和郑易生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经济粗放增长，尤其是投资过热，是由于当前资源制度缺陷造成的，即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定价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对自然资源、稀缺生产要素的低价转让，带动投资单边突进，超低的资源成本降低了投资的政策弹性，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减弱[5]。姚枝仲认为，我国持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从而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太规模投资及其波动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6]。这些解释与笔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解释了公共品投资，以及与土地等自然资源相关的投资增长的根源，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影响远远超过对自然资源的审批，笔者则从更广泛的角度解释地方政府在投资、金融、宏观经济乃至经济增长中的影响。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宏观经济均衡发展
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经济粗放增长有着深刻的原因。除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外，以往宏观经济的历次波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主导下的高投资率、投资波动。因此，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经济增长观念和投资主导经济的模式，是促进宏观经济均衡运行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
我国的高投资率及投资周期性的波动引致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粗放增长。从根本上说，都在于政府主导经济和相应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于政府超越合理界限对经济的干预行为。需转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观念，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并在执政中切实贯彻，强调可持续发展观念，改变背离市场经济原则的高投资意愿，根除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外延增长的源头。
（二）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完善储蓄转化投资的畅通渠道，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我国的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具有内在的联系。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中介不完善，一方面居民投资渠道有限，形成高储蓄率。而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较低，致使储蓄难以有效转化为投资，大量资金沉淀在金融体系，形成“闲余”资本；另一方面大部分投资则由政府财政主导，政府实际上部分地替代了金融中介的功能，利用财政赤字支撑产业投资的同时，其行为也对金融体系、企业产生不良影响，扰乱了产业体系中的投资秩序，对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不良影响[7]。因此，在矫正政府职能的同时，只有配合以金融深化，才能有效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三）投资结构的调整，政府投资支出应由主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转向公共支出投资
投资扩张在短期内能迅速带动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在利用这一机制时，一般通过刺激所谓的短线产业投资来实现经济扩张。但是，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当期投资在当期是需求，但在下一期可能形成供给，容易引发供给过剩，影响宏观经济平衡；固定资产投资还存在“挤出效益”，在市场导向下，社会资本的投资应遵循边际收益最大化原则，即产品市场供求最为紧张，投资收益较高的产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而旨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政府政策往往具有事后性和盲目性，会背离投资的市场原则，这样，在某一行业的投资虽然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但可能会相对减少其他行业本应增加的投资量，还会导致所投资行业未来产能过剩。如果将投资主要用于公共支出方面，完善公共设施，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不但会避免政府对产业投资干预中的种种弊端，还会最终促进消费需求意愿扩张。
（四）扩大内需，构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牢固基础
我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扩张，都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应逐步将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变到依靠内部消费需求上来。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下，扩大内需成为当务之急。扩大内需，主要政策措施应着力于社会保障的全面完善、农村收入提高和潜在消费需求的开发。
（五）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外部均衡
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性改革，尤其是改革资源定价机制，合理估计增长所引致的环境成本，寻求运用市场机制治理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恶化，约束政府的不合理行为，促进宏观经济均衡运行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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