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兼论清朝覆灭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政府论文,地方政府论文,清朝论文,时期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以降，清王朝的政治构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权威不断受到地方权威的冲击和挑战，中央政府式微，督抚擅权专用，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此种情势在辛亥革命前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表现得至为突出。其间，出现了四川军政大员违抗朝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互对峙的状态。此种状态对于四川保路运动之发展、辛亥革命之发生，乃至清王朝之覆亡，均具极重要影响。本文拟就此略抒管窥，期就教于方家。
一
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纷纷利用资本输出的方式疯狂攫取中国铁路主权，以达到其“借款夺路”之目的；清政府取悦列强，兼因“新政”费用取筹，不惜执行饮鸩止渴的“借款筑路”政策。1911年5月9日，成立仅及一日的皇族内阁因急于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抛出“铁路国有”政策，悍然宣布将原已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全部收归国有。翌日，邮传、度支两部各电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令其清查川汉铁路公司帐目以备政府接收。22日，清帝谕令王人文停收川路股款。6月1日，邮传部向王人文露出了欲鲸吞股款的口风。17日，清帝饬王人文查明股款确数，拟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清廷侵占民利、出卖国权的行径立即激起四川官绅民商的强烈不满，四川保路运动便由是而起，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亦权舆于此。
其时，川督一职由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理，赵莅位前暂归布政使王人文护理。面对群众日益高涨的保路呼声，护督王人文于5月31 日陈情内阁，反对中央的铁路国有政策，拉开了川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峙的序幕。继之，护督和总督与中央由在铁路国有政策上的意见相左逐渐扩及到与中央在其它一系列事件上的直接对抗，对峙状态全面形成。
首先，四川地方政府在铁路国有政策的合法性、川汉铁路干线与支线的界定及川路股款处置的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形成分歧。
王人文认为：其一，“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咨议局议决”。因此，国有政策的颁定有悖法律，应“分别交院、交局（指资政院、咨议局）开会议决”，“以遵法律而顺舆情”；（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58页，科学出版社，1959。） 其二，1909年朝廷已明定“川汉铁路干线，系由宜昌经荆门州达襄阳至广水、或附近广水之处，接连京汉干路上，支线由荆门州经沙市至汉阳止”（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87页，科学出版社，1959。）。但国有政策却将干线展拓为“广水京汉路线之起处，经过襄阳、荆门州至宜昌……又由宜昌起，至四川夔州府止”（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30页， 科学出版社，1959。）。这就把不属干线的宜昌至夔州府六百里路段划归了国有；其三，停收川省租股，朘削川民股款，只是“租股本息俱在，若刊布誊黄，诚恐民间误会国家将以从前股本为捐款，……虑别生枝节”（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59页， 科学出版社，1959。）。6月1日，邮传部“歌电”明示：川股充民捐，政府没收全部股款，换给无法兑现的国家铁路股票。王于3 日复电抗议， 要求“（存款）应尽还川人”，“已用之款”方可“ 换给国家铁路股票”。（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62页， 科学出版社，1959。）
赵尔丰竭力支持和鼓励王人文的做法。7月6日，赵以“真电”致王，谓“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中央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784 页，中华民国83年（1994年）。）。15日，赵称赞王关于路款的处理办法，“正大切实，为国为民，两全之道”（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中央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786 页，中华民国83年（1994年）。）。8月3日，赵尔丰正式执掌督篆。此后，他丝毫未改前衷，屡奏朝廷重议“国有”之策，甚至就在迫于廷命而制造“成都血案”的前5日，还呈请内阁川路仍归商办。
其次，四川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政府的另一焦点是粤汉、川汉铁路四国借款合同。
6月14日，粤汉、川汉铁路四国借款合同传至成都。19日， 王人文即呈奏中央，“借款合同，于路权、国权丧失太大”，并条分缕析合同中丧权之隐，要求严惩合同的始作俑者盛宣怀，谓“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再“治臣以盛宣怀同等之罪”，为川事“虽身被斧锧，甘如糜饴”。（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07～208页，科学出版社，1959。）不惧丢官死谏。27日，王又代奏立宪派人罗纶等签注的四国借款合同，愤斥合同“损失国权，莫此为甚”，“合同失败若此，即尽举其款优恤川人，川人亦所不受，即邮传部横施压力，强制川人，川人有死而已，不能从也”。（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07～209页，科学出版社，1959。）王人文不畏舍官纳命，并挟地方恫吓朝廷，表明与中央抗衡的态度较先前更坚决、程度也更激烈了。
在借款合同问题上，赵尔丰与王人文的态度也基本一致。7月23 日，王已因屡抗朝旨而两遭廷斥，赵却盛赞王“所陈皆为国之计”，“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并嘱王“多留一正气以撑持乾坤”。（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中央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787页，中华民国83年（1994年 ）。）8 月27日，赵致电内阁称应将合同交资政院议决。翌日，与成都将军玉昆等人领衔重奏此事。9月1日，赵又两次会同玉昆等人要求内阁弹劾盛宣怀、重议合同，并据合同第16款载明的“如有政治上、财政上意外之事，合同即行作废”等语，替朝廷擘画借川民保路运动废约，敦促中央“现在大局如此，即不提出修改合同，已有万难履行之势”，“眼前不议修改，则以朝廷当内讧；将来不能履行，又以朝廷当外侮”。（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93页，科学出版社，1959。） 赵尔丰继续违旨朝廷、颉颃中央的立场丝毫未有转变。
最后，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对峙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是，地方大吏回护保路运动，迟迟不愿取缔保路运动的领导机关——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也不愿拿办保路运动的首领，促成了保路运动迅速升级。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清帝谕令王人文“严拿首要， 尽法惩办”（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82页， 科学出版社，1959。），王却表示对同志会“不可绳之以法”（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02页，科学出版社，1959。）。 实际上等于保护了同志会，一时间各种保路同志会分会、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7月31日，清帝下令赵尔丰解散包括同志会在内的各种群众集会，并 “将首要数人，严拿惩办”（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 234页，科学出版社，1959。）。而赵也未遵旨，理由是“若纯用压迫，反动转增，于事未必有济，而地方反受其弊”（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72页，科学出版社，1959。）。 赵还两次亲莅已被朝廷斥为非法的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赞誉会众“具爱国之热忱”（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4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并亲督会场通过了《遵先朝谕旨保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商办案》，允为川人维护路事。当特别股东会请赵代奏抗议端方要求拿办保路运动首领的电文时，立即得到了赵的首肯，谓“端佳电诚无理，早已电驳之。今此电稿自当照转并加重语”（注：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324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8月24日， 特别股东会议决“自明日起， 全川一律罢市、罢课”（注：四川省档案馆编： 《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 3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6日又议决“以租股利息抵扣正粮， 不纳捐输”（注：转自鲜于浩《 赵尔丰与四川保路运动》，见曾绍敏编《荣县首义与辛亥革命》，336 页，成都出版社。），保路运动越出常轨。 清帝急令赵尔丰厉行镇压， 赵却频与“乱党”首领接触，会商解决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问题，并表示“彼此须同心协力，大家商量。诚恐轻易决裂，反至不可收拾。我总当竭力维持”（注：《四川血》，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41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27日至9月 4日，清帝接连四次严饬赵镇压川民， 赵仍以兵力不足且士兵多系川籍、恐酿激变为托辞，继续磨蹭延宕。
至此，清廷已对王人文、赵尔丰等川中大吏完全失望，只得急令端方率军入川镇压，并令四川提督田振帮会办。9月5日，赵尔丰在六拒朝旨、多次吁请无效的情况下，被迫顺旨行事，但仍流露出被逼无奈的情绪和对镇压必致严重后果的担忧。“惟有假兵力之所能及，尽力剿办，地方之损害，则固所不免；外人之危险，更所在堪虞。尔丰既有所见，不敢不言之于先，恐将来必有籍此以为口实者。”（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309页，科学出版社，1959。）至是时， 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状态便宣告结束，历时共三月零六天。
二
王人文、赵尔丰身为朝廷命官、四川最高军政和行政长官，何以不去拥护中央决策，相反站在中央的对立面对抗中央呢？他们的一言一行又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王人文曾说过，之所以反对中央乃“为安定人心，或从容和平之解决起见”（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59页，科学出版社，1959。）。赵尔丰也说过，“我辈做事，上顾国体，下安人心，人心安则国家安”（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29页， 科学出版社，1959。）。他们的用意是相同的，即稍纾民心，以达到保境息民、安定国家的目的。由此可见，尽管出现这种对峙状态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他们首要的和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利益和秩序。20世纪初年，外患频仍、内乱不止，清王朝仿佛坐在火山口上，随时都有被毁灭的危险。因此，他们力图劝谏昏愦的朝廷避免使用露骨的方式扑灭人民的怒火，设想用安抚的手段将群众的反抗情绪弭于无形，扶大厦于将倾，挽国势于既颓，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颟顸的清廷却仍一意孤行，以致地方与中央时相龃龉，直至产生严重的对峙。也正是这种对峙状态的出现，才为四川保路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保护和推动群众斗争不断走向高涨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作为一省最高军政和行政长官的王人文和赵尔丰，他们的态度对省府的其他要员和各厅府州县的大小官员兵弁产生了直接影响。
8月28日和9月1日，成都将军玉昆两次领衔会奏内阁， 指责四国借款合同违反法律，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8月27日， 藩司尹良电致度支部要求政府收回铁路国有政策之成命。提法使周善培、巡警道徐樾、监理财政官文龢和蔡镇藩等川府大员也纷纷电诘中央或表示支持川事。各厅府州县的官员兵弁为了取媚上峰，也见风使舵。当赵尔丰支持王人文及川人争路的“真电”于7月1日发表后，连日里即有隆昌、彭山、盐亭、重庆、涪州及东山等府州县的地方官争相效法，表示对辖内保路同志分会及川人保路运动不加干涉，且力为支持。9月2日，四川各地知府知县及省中下级官吏一百三十余人联名具奏内阁，力陈“川民争约争路，志坚理足”，要求“将路款各事，交资政院议决施行”。（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98页，科学出版社， 1959。）不少司道频频出席特别股东会，支持立宪派人议决一个又一个激烈的抗争方案。上述事实表明：正是由于川督的态度，才使得各级官员敢于肆无忌惮地放任路事，甚至直接支持和参与保路运动。尽管他们的动机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客观上为群众斗争赢得了时间，对保路运动的发展、壮大乃至最终酿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武装起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川总督对抗中央、同情和支持保路运动的态度不仅直接影响了地方各级官员兵警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还在客观上对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和迅猛发展起了诱导或是推动作用。
5月12日， 当王人文将清廷要把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接收川汉公司帐目的消息通知川汉公司时，立即引起股东的不安，一时间“函电纷驰，争议嚣然”，四川保路运动由此发轫。16日，川汉公司董事局电致邮传部，以“忽闻国有之命，众情惶惶”为由，要求政府收回成命。（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26页，科学出版社，1959。） 清帝停收租股的上谕，更加激起了绅商的强烈反对。川汉公司特为此召开临时股东会筹商保路之策，会上一部分人要求偿还路款，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国有，保路运动也迅速转向对政府展开激烈的抨击。6月11 日，邓孝可撰写《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不仅骂了盛宣怀，连中央政府也一块骂了。对此“犯上”之举，王人文并未加以约束。这一阶段的保路运动，其范围还仅囿于川汉公司绅董股东，斗争形式只是陈情中央，尚无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口号。但因王人文对抗中央、支持川人，保路运动便很快勃兴起来。
随着形势的发展，保路运动迫切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共同的斗争口号。6月17日，川汉公司召开大会， 宣布成立了以股东会为大本营、咨议局为后盾、立宪派人为领导核心的四川保路同志会，竖起了“破约保路”的大旗，除继续采用呈奏的方式外，还广泛采取演讲、办报刊和请愿等更为激烈的斗争手段，保路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全省各厅府州县、街道乡镇迅速掀起了成立同志会的热潮。据资料显示，从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到“成都血案”发生仅80天时间，全省有76个州县成立了同志会分会或协会，总数达124个之多。（注： 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中央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 ），720～730页，中华民国83年（1994年）。）8月24日和26日，特别股东会号召全川罢市罢课、抗粮抗捐，一场革命风暴眼看就要来临。然而此时，川督赵尔丰仍在继续对抗中央，拒绝执行清帝解散保路同志会、镇压保路运动的上谕，对峙状态日趋严重，从而为四川保路运动顺利地过渡到下一阶段创造了条件。
由于赵尔丰对群众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未断然镇压，群众斗争在逐步升级，彭山和中江已出现了零星的暴动，这表明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实际上，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早已悄然进行。7月， 在同盟会会员秦载赓的推动下，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领在新津会议，“承谋举义”。8月4日，同盟会又发起召开资州罗泉井会议，决定改同志会为同志军，议定9月中旬各地同时起事。至此， 革命党人取得了联合战线中的领导权，革命暴动的鼙鼓之声已动地而来。当赵尔丰决定结束与中央对峙、镇压路事时，为时已晚。就在“成都血案”的第二天，一场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同志军起义迅速席卷整个四川。
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在四省保路运动中独树一帜，同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密切相关。反观湘、鄂、粤三省，则情况迥异。湖南一度出现过罢市罢课，但由于湘抚杨文鼎在代奏群众呈文遭廷斥后便迅用高压政策，致运动最后流产；湖北保路运动在湖广总督瑞澂的严密防范下，也早早夭折；广东则因粤督张鸣岐一开始便厉行镇压，运动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惟独四川保路运动因有其它三省所没有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对峙的状态而愈演愈烈，直至酿成武装起义。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在谈到川督态度给四川保路运动带来的影响时说，“设当时行政长官稍加禁遏，当不至此。乃至护院（指王人文）畏其锋势，一味姑容，……致路事风潮至今尤未平静”（注：陈旭麓：《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端方也指责赵尔丰“违抗朝旨，恫喝挟持，无所不有”（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300页，科学出版社，1959。）。
三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不特对四川保路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四川地方政府对保路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它所产生的强大震波迅速扩及全国。各省民众逐渐看清了川事的真相，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声援川人运动。江苏咨议局电呈内阁总理奕劻，谓“川人争路惟求朝廷提交院议，此事尊崇法律，未可谓抵抗国家”。甚至连远离四川的山西、直隶、东三省的咨议局也同情川人，表示“力为川人抗争”（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中央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215～1219页，中华民国83年（1994年）。）。在四川保路运动的鼓舞下，本已沉寂的湘、鄂、粤三省的保路运动又渐趋活跃起来。种种迹象均已表明，全国民众已彻底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全部站到了爱国的川人一边，清政府民心殆尽，而一个民心丧尽的政权注定是要灭亡的。
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不仅暴露了地方与中央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使业已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联名拍发“歌电”给王人文，并唆使李稷勋迫王公开电文，王心生不满。因此，当邓孝可在《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一文中谩骂盛宣怀时，王实欲借此报复盛故未加丝毫究诘。四国借款合同一至成都，王人文便趁机弹劾盛，矛盾逐步升温，以致王最后愤于盛、端的专行，“故不制止同志会的发展”（注：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见隗瀛涛、赵清前引书，337页。） 盛和端则参王沽名钓誉。此外，湖广总督瑞澂因惧怕端方觊觎其位，便怂恿端带兵入川，这就引起了同样想从川事中捞取好处的岑春煊对端的疑忌。9月15日，清帝谕令岑入川，“所有川省水陆各军， 及各省所派赴川援军，俟岑春煊抵川后，一并归该督暂行节制调遣”（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361页，科学出版社，1959。）。18日， 端方为争兵权，竟置早已“糜烂”的路事于不顾，建议朝廷“毋庸春煊再行赴川”（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377页，科学出版社，1959。）为了兵权，二人关系也剑拔弩张。其时，不仅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及地方官员相互之间抵牾丛生，就连中央官员之间也是矛盾重重。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人，盛宣怀和载泽主张处死二人，但内阁总理奕劻因未能从四国借款中捞到好处而对盛、载恼恨，遂唆使玉昆反对赵尔丰处死蒲、罗，与盛和载唱反调。可见，清政府各级官员在恩怨、兵权、金钱和地盘上聚讼纷纭、争斗不已，王朝的存亡安危已完全被置诸脑后，政府的离心力在不断加大。
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还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将保路运动适时地引入政治革命的轨道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和充裕的时间。
保路运动一开始，革命党人就采取“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参加运动中来，利用保路同志会作为合法的斗争工具。5月，革命党人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商议同盟会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立场和方略。最后议决：一、“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者同盟会”；二、离间官民，故意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三、同盟会会员分赴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注：曹叔实：《四川保路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真相》，见隗瀛涛、赵清前引书，380页。） 成都会议的第一个成果是吸引了大批哥老会成员进入保路同志会，并且他们“在保路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注：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革命党人还不失时机地策动属于封建地主和地方士绅领导下的民团参加到保路运动中来。为了进一步把保路运动引向革命，同盟会还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即召开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这两次会议不仅加强了同盟会与会党的联合，巩固了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而且也筹议了四川革命的进程。 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罗纶等人， 成百上千的群众潮水般涌向总督署，要求释放蒲、罗诸人，赵尔丰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实行血腥屠杀，此即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的发生表明，人民群众和清朝封建统治者之间再也没有调和的余地，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革命党人紧紧抓住战机，毅然决定发动起义。9月8日，武装起义的枪声首先在成都打响，各地纷纷起而响应，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巴蜀大地。9月28日， 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会员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成立，为保路运动向何处去指明了发展方向，树立了光辉典范。随后，四川各州县相继独立，建立军政府。清政府的统治在四川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清王朝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夕之将至。
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峙，不仅坐失了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良机，而且打乱了中央政府的全局部署，牵制了清廷大量兵力，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乃至胜利都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有力支援，加速了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全面崩溃，从而使得四川保路运动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而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镇压日趋激烈的川省保路运动，清廷手忙脚乱地从粤、鄂、湘、黔、滇、陕等六省调集大批军队入川助剿，削弱了这些省的反动武装力量。在奉调入川的六省军队中，尤以湖北兵力最多、枪械最精，计有湖北第16协第31标、第32标1营约二千余人，毛瑟枪二千余枝， 另有军需辎重若干。这就为湖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大大减轻了军事上的压力，武昌起义也正是在此条件下爆发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11年10月11日，即武昌起义的第二日，湖北军政府成立，清王朝在湖北的统治寿终正寝了。在武昌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各省纷纷独立并建立军政府。1912年元旦，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它的成立宣告了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最后覆灭，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因此向前跨了一大步。
同盟会会员曹叔实曾这样说：“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之始，……该会为同盟会所酝酿而开，该军亦为同盟会所组织而成，而为辛亥革命之起点也。”（注：曹叔实：《四川保路运动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真相》，见隗瀛涛、赵清前引书，380页。）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宋教仁也曾这样评价道：若没有保路同志军取得全蜀为之堂奥，则“鄂渚一城，孤悬江介，大兵云集之时，计可克日收复已耳。”（注：宋教仁：《论川鄂有连合之势》，见隗瀛涛、赵清前引书，401页。）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若没有四川的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注：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61页。）。但是， 若无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这一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事件的发生，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及清廷垮台又必然呈现另一种状貌。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加速了清政府的覆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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