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威权政治下的治国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威权论文,新加坡论文,之道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加坡于1819年由东印度公司雇员史坦福·莱佛士发现建立，1959年自治政府成立，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而成立共和国，它位于东南亚的交通要道上，素有“亚洲的瑞士”之称。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继承了英国殖民者遗留的政治遗产——议会民主制，但又对其加以改造，形成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威权政治，并使经济长期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国内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实践证明，其独特的治国之道是成功的，符合新加坡国情的。 1 威权政治及新加坡威权政治 1.1 解读威权政治 要理解威权政治，首先需界定权威。从英文单词看，权威是Authority。在政治学中，“权威”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从事某些活动的权利，包括制定法治的权利及所有与国家统治有关的较次要的权利。韦伯将权威主要划分为传统型、魅力型和合法性权威三种类型。“威权政治”即权威政治，也称之为“威权主义”，英文均是Authoritarianism，近年来学术界都译成“威权主义”，这主要是为了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相对应。20世纪30年代，沃格林等人正式提出了权威主义国家的概念，但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直到60年代才由萨托利将其作为与民主政治相对意义上的一种政权类型重新予以使用。 有学者把权威主义简单理解为对反对个人自由的权威原则的信仰。《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把权威主义视为一种独裁。法国学者洛魁在研究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这一概念时，也对权威主义下了一个定义：“一个由文人官僚和军人所组成的政权，这一政权相对独立于社会统治集团，采用非暴力的方式排斥所有的社会阶级进入政治舞台，以此来解决困扰统治精英的冲突”。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在探究拉美威权主义国家政治结构时，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将其特征概括为：“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市民阶级；在取消大众部门政治活动的同时实行经济的规范化，以维持社会秩序；对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众部门进行排斥；压制公民权利，取缔政治民主机构；排斥大众经济部门活动，以利于大垄断寡头的资本积累；与跨国生产组织联姻并推动其增长；通过制度作用，用中立和客观的技术理性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关闭大众与政府间的民主通道，只保留军队和大垄断企业的参与。居安·林茨将威权政治界定为：一种不负责任的有限多元主义的政治体系；没有一套精炼的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具有独特的民族心理；除了谋发展时期外，没有深入而广泛的政治动员；统治者或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的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却受到约束”。这里林茨所谓的多元主义与民主政治种的多元主义不是一个概念，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所谓多元主义，政府要职并不是对所有的公民及社会团体开放。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它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 中国学者有的称其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新威权主义是指一种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集团，借助代议制形式以及其他国家工具严格控制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如政党活动、利益集团的活动、社会运动，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意识形态或政权形态。这种新权威主义被看做是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东亚是一种由旧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必经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故称之为“过渡时期的权威主义”。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威权政治主要指发展中国家由文人官僚或军人执掌政权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欠发达、大众政治参与水平低，即使参与也是在执政党设定的既定领域内进行意见表达，但政府注重发展经济、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突显其合法性。 1.2 新加坡威权政治 西方学者对新加坡威权政治专著并不多见，大多是在研究东南亚、东亚政治或者新加坡政治的某一方面、某一问题时提出新加坡威权政治问题，其着眼点是新加坡能否从威权转向民主，即关注新加坡的民主化问题。他们普遍认为，20世纪60年代，人民行动党内李光耀一派与共产主义者之间争夺执政权，威权政治就是在这种斗争中形成的。80年代以来，由于新加坡经济发展受阻，反对派的力量有所壮大，学者们认为，人民行动党虽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但威权政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为即使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制，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并参加议席的竞争，但人民行动党仍然是一党独大，反对党根本无法撼动行动党的执政地位，该党利用执政之便，划分的选区完全有利于自身政党的选举。同时，新加坡自李光耀执政以来，一直崇尚精英治国，民众要成为人民行动党议员需要经过“过关斩将”式层层筛选和考核，最终挑选的精英才能够制定影响新加坡发展的各项政策，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况且既然人民将权力交由政府，那么政府各部门专家有责任和义务来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相应公众不具备制定符合新加坡发展的有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吴作栋总理自己也将‘新加坡民主’称为“托管式民主”。此外，新加坡还保留着限制民主自由的法律，包括准许不经审判就拘留人可达两年的内部安全法。 萧功秦把新加坡的权威体制称为“选举权威主义”政治，其最大特点是，执政党牢牢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具体办法为：执政党掌握了制定选举程序的选举委员会，并通过对选举程序的规划与设计，来使选举有利于执政党长期保持选票多数的优势地位；执政党通过对法院的控制来制裁反对党，通过对传媒的软性控制来保持支持执政党的舆论，这样，反对党力量削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壮大到与执政党进行竞争；通过执政党对城市建设与生活保障的基金的控制权，来控制选民投票的方向。陈祖洲指出：尽管随着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的政治意识刺激了对政治反对派和政治异端的兴趣，人民行动党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但“权威型”政治的结构并未太大改变。人民行动党转向“更具协商型的统治类型”，实际上是加强通过议会进行统治的能力，即在承认议会中存在反对派议员的必要性的同时，设法破坏真正的反对派，制造政治多元的假象。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从新加坡政治稳定、廉政建设、法制建设、好政府模式、亚洲价值观等视角下对新加坡威权政治进行了研究。例如：赵晨认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卓有成效的原因有：一是强调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二是从制度建设上防止腐败。吕元礼认为，新加坡政治关键是有一个好政府，好政府创新了儒家的人治思想，它实行依法治权。 新加坡威权政治为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的快速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李光耀认为：“先有经济发展才有政治民主”，政治民主并不意味政治倾轧和争权夺利，民主政治的运作要以秩序、纪律为前提，新加坡威权政治的主要载体是“强大而有效的政府”。综上所述，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是一种现代型的集权政治模式。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一直以构建廉洁高效和负责任的好政府来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以勤政务实的精神去解决不同时期的历史课题，将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行为纳入一种既有传统精神又有现代气息的政治秩序之中，使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又能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获得了民众对其合法性统治的认可。 2 新加坡威权政治形成的影响因素 建国之初，新加坡由于内外面临诸多不利因素，故而建立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政治体制，或许“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综观新加坡建国后的地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和国际因素，威权政治是当时新加坡政府的必然选择。 2.1 地缘因素 新加坡位于亚洲大陆南端，东临南中国海，西临马六甲海峡.是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城市型岛国，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的地方，也是亚、欧、非及大洋洲海上贸易及交通往来的必经之路。新加坡自身具有适宜建设世界天然良港的条件，使其成为许多国家贸易往来的理想的中转站。相对于整个东南亚来说，新加坡地处东南亚腹地，陆路、海路与东南亚各地相连。由此可见，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具有相当的优越性。然而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小，只有659.9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小及其固有的热带海洋性气候，使其农业不发达.粮食主要依靠进口，作为海陆交通枢纽，连淡水都要依靠马来西亚，自然资源匮乏，使其无法靠自身“资源立国”；同时，由于新加坡地处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两大国之间，这就要求新加坡必须在它们夹缝中求得生存，同两个近邻的麻烦关系构成了政治生活中的永恒事实。正如李光耀所描述：“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地缘因素要求新加坡建立威权政治.通过强政府来整合社会资源，集中行使权利，克服其不利因素，发挥其有利因素，引领国家有序发展。 2.2 经济因素 民主是穷国的“奢侈品”。建国初期，“西方式”议会民主政治的实践并没有给新加坡带来稳定和繁荣.各党派对于执政权的争夺，使得新加坡无暇顾及经济发展。1960年，新加坡人均GDP只有1330新元(443美元)，4%的年增长率，5%的失业率，住房问题，腐败问题以及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严重困扰着新加坡政府，荷兰经济学家艾伯特·温斯缪斯对新加坡的发展前景颇为悲观，他说：“新加坡即将完蛋，它只是亚洲黑暗角落里的一个狭小市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扭转高失业率，使得社会有序发展，60年代中期.人民行动党选择并建立了威权政治，以其非凡的经济成就和以民为本的务实理念赢得人民对威权政治的认可。实践表明，不顾客观实际而盲目地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就可能会导致民主在这个国家水土不服，经济无法取得预期发展，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局的稳定。 2.3 政治文化因素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是海外唯一的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儒家文化的思想意识渗透到该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儒家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和集体意识，推崇国家至上、服从权威、贤人政治及精英治国理念。这种思想把调整人伦秩序的“父子”、“君臣”等伦理纲常推演为政治伦理，即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认为合乎道德的政府是“仁慈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实质上是一种家长制政府。“一切公民自发性的组织和活动都要服从于政府的安排。政府无处不在，政府似乎会给人民一切.而人民必须俯首听命于政府”。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国民把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并对政府给予无条件的尊重、忠诚和服从；作为交换，“君子执政”的好政府给国民创造秩序、安全与繁荣。李光耀认为，实行民主政治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树立与本国文化传统相一致的民主观。他据此把民主分为东方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认为前者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强调政府的作用；后者强调个人自由，重权利、轻义务。他认为，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由此可见，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是新加坡威权政治建立重要的思想基石。 2.4 社会结构因素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据2001年人口普查，其全国人口331.9万人口中，华人76.7%，马来人13.9%.印度人7.9%，其他种族1.5%。此外还有欧洲人、日本人、阿拉伯人、犹太人、菲律宾人、泰国人以及缅甸人长期居住和生活在这里。由于种族众多、文化多元、宗教各异，导致民众对刚刚独立的新加坡缺乏认同感，种族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随时有可能被分裂。正如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人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历史短浅，树根子还未十分稳固.有时遇着风雨，难免会摇晃，因为大部分移民都习惯于以一种是否有利可图的观点去看待一切事物”。在这样一个历史短暂的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培养新加坡人的民族意识，提高新加坡国家的凝聚力显得至关重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强大的行政权力和统一强硬的政策维护国家安定和种族和谐，也是新加坡威权政治的重要合法性因素之一。 2.5 国际因素 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对峙和争夺；1965年，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马来西亚对它产生不满情绪，周边国家对华人敌视和排斥；1968年，英国政府宣布将于1971年12月前撤出其驻扎在新加坡的武装力量，这一系列事件对新加坡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使新加坡一下子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儿”。李光耀曾经把新加坡比做国际社会海洋中的一只小虾，即使一条小鱼也足以将其吞噬。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新加坡必须拥有强大的凝聚力、铁腕式的政治人物、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和统一强硬政府方能维护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阿尔蒙德就曾认为，“一个政治体系可能受到敌对国家的威胁或侵略，为了对付这种挑战，这个政治体系可能会感到自己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为有效的办法来组织和安排这些资源”。对于新加坡来说，确立威权主义政治模式是当时应付复杂国际形势最为有效的办法。 3 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治国之道 3.1 廉洁的“好政府”与“强政府” 近些年来，根据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新加坡一直蝉联亚洲最清廉国家，也是世界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人民行动党制订了多种制度从法律上严惩腐败，使得腐败的成本大大提升，加上李光耀等高层领袖的洁身自好，新加坡多年来未受贪污腐败问题的困扰。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在经济上取得增长和进步，它需要的是稳定、诚实、有效和肯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他指出：“新加坡的生存，全赖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高效”。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显得至关重要。对于“什么是好政府？李广耀认为：“这要视人民的价值观而定。亚洲人所重视的，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所重视的”。在重视集体价值、秩序、纪律及尊重权威的亚洲文化，与强调自由价值、个人主义及鄙视权威的西方文化之间，有根本的差异存在。他认为：“好政府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育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换句话说：一、人民在食、住、就业、保健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照顾；二、在法治下，社会有秩序、有正义，国家不是由反复无常、独断独行的个人统治者管理。人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彼此都不互相歧视，没有人拥有极度的财富；三、人民尽可能享有个人自由，但却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四、经济能够取得增长，社会能够取得进步；五、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制度，并不断获得改善；六、统治者和人民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七、有优良的基础设施，消闲、音乐、文化和艺术设备；八、人民有信仰和宗教自由，能过充实的知识生活”。拥有廉洁的“好政府”是新加坡治国成功的原因之一。新加坡也非常重视“强政府”的建设，在“强政府”推行下，一般民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自然相对不足，但是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政治精英们对国家、社会和民众高度负责，结合自身国情，审时度势，适时对一些政策作出调整，使得新加坡仍然保持着发展的效力和活力。 3.2 一党居优政党务实的治国精神 新加坡实行的是多党并存、一党居优的政党体制，有20多个反对党存在，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新加坡5年一届政党角逐，获得多数的政党组阁，1959年人民行动党大选获胜上台执政，至今在新加坡历届大选中，都以绝对优势获胜蝉联执政，这与人民行动党务实的执政精神密不可分。其务实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定期深入基层。要求议员每周至少深入其所负责社区一次，倾听并反映民意，切实解决民众所反映的问题。2)设立官委议员和非选区议员制，将社会上有声望和才干的人纳入国会，同时将反对党中受民众支持、得票率较高的人才纳入国会，希望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效力进行监督，提出反对意见，以便自身正确决策。3)民选总统。1991年，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由国会选举改为全民普选，赋予总统一定的实权来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4)建立群众信息反馈机制。1985年，设立信息反馈中心，收集各方面尤其是下层群众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切实为改善民生服务。5)居者有其屋政策。人民行动党将住房问题看作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经济的基础，政府兴建组屋，组屋种族进行合理分配，这一政策解决了90%以上民众的住房问题，增加了各种族的接触与交流。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政治意味着人民行动党是在为生存而奋斗，并非玩游戏”。“西方民主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不要迎合政治潮流，要奉行务实主义”。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适合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将新加坡由一个贫穷落后的星岛建设成为今天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环境优美、公用事业完备、民族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现代化“都市花园”，可谓政绩卓著，在新加坡人民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为其继续执政赢得了的合法性，其务实精神实为可赞。在陈庆珠1976年所进行的关于人民行动党在基层的研究中，她注意到，在人民行动党统治的最初10年中，“实际成就和效率的记录”为“该执政党获得支持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3.3 精英治国理念 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制，实行国会议员由选民直选，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的体制，但是它强调贤人政治，精英治国。埃兹拉·沃格尔曾以“大丈夫精英政治”来形容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人的信念，即精英政治“不仅适用于行政官僚，还同样适用于政治家”。他认为，“对新加坡的一代领导人而言，好政府的支柱并非权力的分割，而是一个强大集中的精英政治”。“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但仅仅如此，都还无法获得经济增长，只有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他们能够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新加坡奉行的精英治国和贤人政治理念来自儒家“贤能之士”和“贤能君主”思想，也有西方民主所宣扬的“最好的人掌管政府”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国家应由这些最能干、最坚强、最果敢和最具有献身精神的精英来治理。李光耀一贯公开主张新加坡必须由少数最优秀的精英来主宰和治理。他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要想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利用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的人民，并由一个精英领导层来治理的新加坡，这是新加坡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3.4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理念 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立国的社会，它崇尚英国的法治传统，有一套立法严密，执法严正，惩罚严厉的法治体系。新加坡的依法治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系统，这个系统对新加坡的政府机关人员起到了不想贪(尚德)、不必谈(高薪)、不能贪(严法)和不敢贪(重罚)的功效。大到政治经济体制，商业往来，公民权利和义务，小到旅店管理，停车规则，公共卫生，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皆有条可循，有法可依，新加坡还以东方社会古老的严刑峻法闻名于世，是世界上少有的还保留着鞭刑的国家之一。新加坡不但是一个法治社会，拥有一个法治政府，一个清明、廉洁、高效的政府，也是一个崇尚德治的社会，它将德治作为自律与他律的准则。内圣外王、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德治思想在人民行动党治国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李光耀将传统儒家思想概括为“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对“八德”赋予现代性涵义，将其作为人民行动党的治国之纲。人民行动党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治国有机结合，二者相得益彰，相互补充，这为行动党自身合法性统治奠定了基础，也为新加坡经济持续繁荣、社会井然有序提供了重要保障。 3.5 东西文化相融的共同价值观 新加坡历史上是一个英国统治下的华人社会，重视集体、服从权威、追求和谐，同时西方的自由、公正、平等的价值观也为人民所崇尚。在这样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汇中，人民行动党推出了五项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突出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凸显了“家和万事兴”的儒家思想，家庭和睦幸福是社会凝聚有序的重要基石。“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倡导每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关爱弱势群体，共同构建幸福家园。“求同存异，协商共识”要求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包容，求同存异，通过民主协商解决问题和达成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要求各种族相互尊重彼此宗教信仰，多元文化间相互包容，共同构建和谐文明的新加坡。纳丹总统在李显龙就任总理仪式上致辞：“我国进步繁荣的景象，是建立在一套经得起考验的价值观上，那就是诚实、正直、任人唯贤、机会平等、人人互相关怀和尊重，不分个人的种族、宗教和社会背景”，充分说明共同价值观对新加坡取得成功的重要作用。由于新加坡尊重历史现实，结合自身国情，吸收东西方文明的精华，逐步使全民树立起“兼容并包、凝聚人心”的新加坡意识。 3.6 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是自由开放的，对外贸易是我们的经济命脉。到了21世纪，我们不但将继续依赖于世界各国的贸易，而企业将依赖他们的投资。我们的经济越是发达成熟，我们就越需要依赖规模经济、组织能力、市场开放以及跨国公司的工艺技术”。在倡导经济优先发展的前提下，新加坡实行的是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但奉行政府积极引导经济发展的政策，让政府主导本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走向。新加坡国有企业占20%左右，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如公用事业、通讯、金融、咨询等由政府控股经营，航空、宇航、军工企业都有国家去办。新加坡政府通常采用强硬的统治手段，将经济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制定经济计划和实施经济政策等方面向技术专家授予较多的权力。新加坡政府在宏观决策上起着导航作用，尤其在经济发展处于转折的紧急关头，能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向更高更优的模式发展。正如新加坡贸工部部长林勋强所说的，新加坡政府的行为，不能说是一种干预，更多的是起一个带头作用，或者促进作用。新加坡政府发现了一个行业的发展，而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可能没有理想的效果，政府就会有所作为，由于有了政府的积极作为，在区域协商方面，双边谈判能够进行得更快。 4 总结 新加坡威权政治的建立受到当时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是历史使然。新加坡政府的廉洁、高效，经济上的巨大成就，社会安定，种族和谐，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新加坡。实践证明，威权政治的建立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奇迹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这一发展模式是符合新加坡国情的。由于新加坡威权政治自身所具有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探讨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新加坡的治国之道告诉世人，没有万能的政治发展模式，成功的民主化也不等于西化，盲目照搬所谓“最佳”的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可能导致水土不服，甚至会变成“最坏”模式，只有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本土化治国之道才能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和谐，才是民众期待的。标签：政治论文; 李光耀论文; 新加坡经济论文; 威权主义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新加坡军队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权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