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几个问题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 （2006）06—0052—07
近代中国出现了一种叫乡土志，一种称乡土教科书的特殊文献。它们都是清末特殊历史背景下，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而产生的，用作小学乡土教育的乡土教材，二者名称虽略异，但属性相同，学界多统称乡土志。
有关乡土志的研究，学术界较早进行探讨的是黄署光、范学宗、易邵白①。他们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新修地方志的形势下尝试研究的，简要地叙述了乡土志的兴起背景和史料价值。由于乡土志是近代中国史地教育理念的体现，近年来随着中国地理学、教育学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对乡土志的关注也越来越多。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②，从民族自尊自信意识重铸的角度探讨了清末乡土地理教科书的编纂。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③，则由晚清乡土教育思潮论述乡土地理教科书的兴起。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④，以广东的乡土教材为例研究乡土教材的兴修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国家、种族观念，视角新颖。王兴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乡土志”的两个问题》⑤，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部分乡土志的著录错误进行了订正；《清末江苏乡土志的编纂与乡土史地教育》⑥，研究了江苏乡土志编纂与乡土史地教育的特点。笔者也曾著文《清末乡土志考》⑦，论述乡土志的属性、编纂原委、体例类型等。尽管学术界对乡土志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但某些观点还值得进一步讨论，某些相关问题尚未研究，还有探讨的必要⑧。
一、乡土志的持续编纂
目前，学界有关乡土志编纂历程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末，民国时期较少涉及。对清末“编纂乡土教材的热潮”也有“属昙花一现”之说⑨。甚至对乡土志出现的时间也有分歧。有的说乡土教科书是“在癸卯学制颁布后一年左右在各地出现的”⑩；有的称“‘乡土志’的主体，即清末小学乡土教育所用的教材，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部颁发《乡土志例目》之后才正式出现。”(11)
乡土志的产生，学界公认同清末的民族危机、乡土教育思潮的兴起有很大关系。首部乡土志是1898年蔡和铿编《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12)。从现有资料看，有目可考的、在1905年前编纂的乡土志除蔡书外，尚有佚名《泗水县乡土志》（1902年石印本）、侯鸿鉴《锡金乡土地理》、《锡金乡土历史》（1904年成书，1906年无锡艺文斋活字本）等4种。而乡土志的编纂被作为清朝的国策，的确是清朝学制改革的结果，尤其是《乡土志例目》的颁布更推动了乡土志编纂的兴盛。如陕西扶风县在1906年春接到修乡土志的檄文，知县谭绍裘以修乡土志为“分内事”(13)。1907年7月，奉天省法库直隶厅同知刘鸣复“嗣奉考［部］颁《乡土志例目》”，编纂《法库厅乡土志》(14)。
晚清一共修有多少种乡土志？笔者先前曾作过一次统计，约453种(15)。这里根据新掌握的资料，作一修订，约467种。在《乡土志例目》颁布以前就有乡土志编纂，只不过能统计到的数量较少而已，而不是没有出现。《乡土志例目》的颁布，大大促进了乡土志的编纂。在1905年至1911年间，乡土志成批编辑，形成一个热潮，约有463种，年均达66种。主要集中在1905至1908年间，有年份可考的约有364种，约占总数的78.1％。宣统年间的乡土志编纂，则多系光绪朝编纂热潮之延续。如杭州府，1909年彪蒙编译所编辑《杭州府乡土历史歌》，仁和学堂编《杭州乡土地理》。
辛亥革命后，乡土志并不因政权的更迭而中断编纂。1912年，梅县焕文阁出版《梅县乡土历史读本》，黄诚沅依清《乡土志例目》编《武缘县乡土志》成书。次年，吉林省“民政长令各县送乡土志”，时值筹办冬防，双山县知事牛尔裕，“又不敢无以报命，爰于风晨雪夜，据事直书。”(16) 陆培亮编《川沙县乡土志》，共分72课，用作小学乡土地理课之课本。1914年，教育部催促各县编纂乡土志或乡土史地教科书。“疆吏檄各郡守、县令编辑乡土志以进，化一格式、考订而为学校课程焉，曷其盛？”(17) 湖南成希蕃在清末曾经编过《湘乡乡土地理》一书，“以授生徒。迄今代异时移，诸多变革。于是复加改正，以求适用焉”(18)，名《湘乡乡土地理教科书》。1915年，“清史馆饬编乡土志”，吉林双阳县吴荣桂“遂邀集多士，编辑是书。采访考校，阅数月而成”(19)，设置疆域、山川、人民、吏治、物产、交通等目。磐石县也以“今清史馆征各省县乡土志”，县知事黄守愚属劝学所所长韩绍琦载记，韩绍琦“爰本一己之见闻，参诸同人之采访，不揣谫陋而搦管焉”(20)。上海青浦县曾在1909年编乡土志，1918年葛冲又续编，首县略图，次地理、物产、交通、市镇、历史、古迹、人物，共66课。1919年5月，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的盐城文人印鸾章返回故里，采录资料，实地考察，凡4月编成《盐城乡土历史》、《盐城乡土地理》，内容丰富，所附统计表尤有史料价值。同年，泸定县知事王世瑀“惄于斯土之无志也，爰延视学张君培恕为主笔，刘君干司编辑，各校教员暨县属耆儒司调查，遵用部颁《例目》，阅数月，裒然成编。其于历史、地理、格致，不过大端粗具，所以便教授也。”(21) 1933年，河北冀县马维周编纂《冀县乡土教科书》3册，经省教育厅审定：“查阅所编乡土教科书，按国民二、三、四年程度分配材料，尚属合理，应准印行。”(22) 迄1937年，约编成乡土志113种，形成民国时期第一次乡土志编纂热潮。
1928年，国民政府下令全国省、市、县一律修志，次年又颁布法规性文件《修志事例概要》，各地的主要精力多集中在省、市、县志的编纂上。尽管如此，乡土志还是继续编纂。如1928年，江苏泰县油印出版《泰县乡土史地合编》。1931年，曾经著有《史地混合教材》、《社会科教育法》的湖南学者王介校，按教育部的规定编辑师范学校的乡土教育教材《湖南乡土地理教本》。1933年，《小学法》颁布，编纂乡土志成了知识界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当年，黄守孚以问答形式编《嘉定地理》，匡尔济编《嘉定乡土志》。1936年，嘉定县教育会编纂《嘉定乡土教材》，用作高级小学乡土教育课本。同年，上海市小教职员联谊会编《上海乡土教材》4册，用作高小的补充读物。期间，即使在抗战这样的国难时期，乡土志仍有编纂。如杨大恩于1941年编《石阡乡土教材辑要》，李绍良于1943年编《榕江县乡土教材》。
民国的乡土志，笔者粗略统计，约修有214种，详见下表。其实际成书数，应远不止于此。比如民国初年，奉贤县东二乡杨古心编《东二乡乡土志》，未被目录收载(23)。1930年，教育部第1977号训令，饬令迅速搜集有关史地沿革、古今人物、风俗习惯、词曲歌谣，以及讲学名家、教育情形、特别出产、交通状况等项，“编定乡土史地，为小学史地补充教材。”热河省教育厅接令，要求各县“限一月内造册呈厅，以凭编辑热河乡土史地在案。”不久，除隆化、经棚县外，“各县教育局均已先后呈报到厅”(24)。按：热河省时领县32，据前引档案资料，目前仅见《林西县乡土史地》、《承德县乡土史地》、《赤峰县乡土史地》、《建平县乡土史地》、《围场乡土史地》，当有滦平、丰宁等25个县已编成《乡土史地》，惜未见著录。可以认为我国的乡土志自产生以来一直是连续编纂，持续发展。
二、乡土意识与国家至上
近代以来日本常常有人以研究中国国民性为幌子，丑化中国人，为他们所谓的“东亚圣战”制造舆论。原惣兵卫《支那心理の解剖》(25)、山崎百治《これが支那だ：支那民族性の科学的解析》(26)、大谷孝太郎《支那国民性と经济精神》(27) 等就曾多次恣意定性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对于这些日本人的谬论，只要读读近代中国的乡土志就能给予最有力的批判，爱国主义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乡土”、“国家”是近代知识界曾热烈讨论的命题，近代乡土志无不贯穿着编者和有识之士这方面的认识。中国是个地域辽阔、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度，“国家观念”的核心就是要正确定位“乡土”和“国家”之关系。编纂乡土志的核心主旨即是如此。（宣统）《安南县乡土志》杨咏裳《序》认为：“国家为乡土之集体，乡土犹国家之细胞，欲引起儿童之爱国心，必自读乡土志始。”（民国）《盖平县乡土志》郭春藻《序》说：“盖分而言之，则为一县之乡土；合而言之，则皆国家之舆图也。”杨咏裳、郭春藻把“乡土”看成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二者属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那么，爱乡、爱国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民国《磐石县乡土志》的作者韩绍琦认为：“聚异姓之人，居一隅之地，未有不庆吊相通、患难相急者，乡党之感情使然也。有时异域相值，剪烛共话，谈及旧雨，较诸萍水相逢而倍亲切者，土地之关系使然也。是故张翰尝思乡味，钟仪不忘土音。乡土之维系人心，顾不重哉。东西各文明国，将乡土之山川、人物编入初等教科，以授儿童，戟刺之深，则有爱乡之观念。有爱乡之观念，则有爱国之思想。及其长也，爱国家之寸土，等于寸金不肯轻让于人也。”(28) 爱乡的思想源自对桑梓的眷恋，并由此而升华为爱国情怀。
对爱乡与爱国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乡土志的编纂者尽管多是本地人，然并没有把狭隘的地方主义凌驾于国家之上。虽然乡土志多在字里行间尽量地体现“乡土意识”，宣传本乡本土的“人杰地灵”，把乡土志当作宣扬“乡土意识”的载体，但这种“乡土意识”都是基于“国家至上”的爱国理念而实施的，处处以爱国为前提。京师总理学务处奏称：“查各省编［乡］土志，备编小学堂课本……用意至为精善。学堂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人人爱国，必自爱其乡始。欲人人爱乡，必自知其山川、人物始。各国中学以上课目，互有异同，惟小学乡土志，则东西一律。盖历经教育家研究，培养爱国之心法，无善于此故也。”(29) 清辽阳州的警务长王永江和（宣统）《南金乡土志》的作者，均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夫先人堂构虽艰，窖藏虽富，而后人不之知，则举而弃之也，必不甚爱惜，人之于乡亦犹是。数百年来，文人学士敝精帖括，举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应试之。知虽生斯长斯之乡，出门跬步，任举一名一物，有茫然莫辨者。故一旦受外人刺激之危，觉此乡于吾直若渺不相关，而放弃于不顾，则以爱乡心早销灭于隐微之中而不觉也。乡且不爱，何有于国？然欲人知爱乡，必先使人知此乡之历史沿革及往事、现势之经营、缔造、人事、天产皆足宝爱，有不容漠然置之者，则爱之之心自油油然相生相依而不能恝然，则乡土志一编胡可少哉(30)？
中华自立国以来，除残虐时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爱其国者。惟立爱自亲始。爱家必先爱身，爱国必先爱乡。眷怀桑梓，万众一心，大同之景象迄今犹可想见。所惜者，世风变迁，人不古若。今或有于乡之所可爱、与乡之所当爱，以及乡之所同爱、乡之所独爱者，习焉而不见，懵然而不知。以故，瞻顾流连，保持护惜之天真，遂汨没焉而不复发露。有如华屋良田，其家非易致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淡而视之而不萦心。又如祖创父守，其业至难成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浪以掷之而不介意。不知爱家，何由爱乡？不知爱乡，何由爱国？是皆失于教育之故也(31)。
秦兆阶《赞皇县乡土志》还以韵文，运用进化论的思想，阐述爱国、爱乡、乡土教育间的关系：“大地椭圆，万国罗列；强则称雄，弱则败灭。权力道理，世运流迁；政贵知变，自古其然。中国维新，振兴学校；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道，始自一乡；请与幼学，说我赞皇。”
在“欲俾人人自知爱国，必先自爱其乡始；欲爱其乡，必先自知其乡之山川、人物始”(32) 思想指导下，乡土志在传播爱乡、爱国思想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宣统）《齐东县乡土志》，列图、地理以明地理形势、名胜古迹，历史、兵事以便了解发展脉络，政绩录、耆旧录记乡贤、名宦等的好人好事，人口、氏族、宗教、道路、物产、商务以叙现状。“合邑之地理、山河、政绩、事业、麟麟炳炳。今吾人读之，而爱乡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果由此扩而充之，爱国之心何难普及于教育中哉。”(33)（宣统）《安南县乡土志》于安南的沿革、风俗、人物、种类、山脉、水道、形势、位置、物产、古迹、交通等记载，“无不井然、秩然，补一邑县志之缺，起后学入胜之阶，使读者由爱乡土之心扩而及于国家，诚佳构也。”(34) 清佚名《蒲江县乡土志》以“国积乡土而成，爱乡土即爱国之确矢”，志中历史、地理、物产，“择大者、远者，略加讨论，揭出可爱之实，藉博儿童兴味，即所以引起其爱乡土之热诚。”(35)
为更好地“把受教育者带入他们所熟悉的本地区的现场”(36)，乡土志十分重视对地方特色的反映和提炼。广西（宣统）《明江厅乡土志》开列：疆域、沿革、山岭、水泉、城郭、官署、学堂、祠庙、汛隘、风俗纪、气候、礼节、土产、名宦、耆旧、职官、课目举人、课目副榜、武举、明江厅辖地等目，改乡土志之惯例附列艺文，以突出山水风景之胜，以示开化之深；专设风俗，详载各民族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并概括出本地风俗的三项美德：“一曰不溺女，一曰不惑风水，一曰妇女多勤苦”，让儿童习之而发扬；土产之详位居各篇之首，且生动、形象，以突出明江物产之饶。王培棠《江苏省乡土志》在叙述江苏文化上的特色时还特意进行总结，寄托对学子的期望：“综观以上所述，可知江苏在学术与艺术上之表现，无一不备，殊足惊人。除浙江可与并驾齐驱外，洵非他省所能冀及，所谓人文渊薮者此也。保持过去之光荣，是在来者之急起直追，将来中国学术界之光明灿烂，吾苏人负有极重大之责任焉。”(37)
有些乡土志尝试新的编排方法，以改善“亲临现场”的教学效果。（宣统）《辽源州乡土志》采用清部颁《乡土志例目》，以目作问题，再予以解答。（民国）《南通县乡土志》是小学三、四学年的乡土教材，74课面授，6课实际考察，“施行校外教授”，另绘制全县图以及各市乡图，“以谋教授之便利”。该书的课程安排，“首南通市，次唐牐市，次平潮市，次其他各市乡，由近及远。”各学校采用时“宜临时变通”，以所在地的市乡起讲(38)。谢目度《湖南全省乡土地理》分沿革及名称、境界及政治区划、交通、人民、都市等9章，每章以小字排入“补辑”，补充正文，还增加练习题，巩固学习效果。
爱国、爱乡不仅是情感上对家乡、祖国的眷恋和崇敬，而且还是种责任，需要人们为振兴乡邦、复兴国家而付诸行动。乡土志的编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江苏省乡土志》的作者即指出：“尤有言者，‘读书救国’，为教育者之劬言。果读何书可以救国乎？……吟风弄月，无补于身心，泛论空谈，何益于国事？……其必有使人先知之致用之学，或必有根据于先知之学之言，……则民可以观，国可以兴矣。是书也，固无当然于先知之价值，且又限于一省之规模，自知其不能备识者求知之效用，聊供吾苏人偶一检阅，知所感奋。如油然兴爱吾乡土之情绪，晓然于苏省人事之足为，毅然肩负复兴民族、匡救国家之职责，则又编者企望中之意外收获也。”(39) 因而乡土志除留心“利权”外，还灌输了一些重要思想，为儿童今后建设家乡、复兴国家指明方向：
其一、脚踏实地，讲求实学，不要好高骛远。“盖闻地理一科，所以培养国民爱国之心者也。……乡土者则又为地理学之基础，尤足以增儿童之兴味，能使儿童推爱乡之心以爱国。……晚近学生专以六洲五洋之概况为口头禅、门面语、若叩以乡土事迹，则瞠目无以对。嗟乎！舍本逐末，忽近图远，以此而言求学，吾未见其有济也。”(40)《湘乡乡土地理教科书》也有相似的观点：“或谓地理当讲求本国之大势及五洲各国之情形，区区一邑一乡之地理，何必絮絮为学子语乎。讵知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侈语遐方，而于乡邦密迩，反习焉未察，问而不知，是可哂已。况学童知识初开，骤语五洲万国，能领悟乎？”(41)
其二、辩证地看待地情、国情。不隐恶，不避讳，敢于揭短，以期改良、开化、文明。（光绪）《蒲江县乡土志》首先通过叙述历史演变宣传进化论，“人皇肇蜀后，人群若何进化，国界若何进步，皆生蜀国者宜研究。志中第一期至第五期，证以古籍，确指蜀为人皇贵种，黄帝子孙，并揭出无蒲江之蒲江，使儿童知蜀国进化之先，即知吾蒲开化之早。”其次，让学子读乡土志而“生富强贫弱观念”。志中对蒲江贫弱原因“据实直书”，对如何实现由弱转强，“证之中外古今，附以鄙见，以期唤起儿童整顿乡土之精神，俾人人有可士、可农、可工、可商之资格，为异日组织桑梓入手地步。”再次，痛陈积弊，培养儿童“有革故从新、出死入生之趋向。”至于“济仓、三费、税额、路股、鸦片诸端，破除忌讳，直陈腐败原因，以期改良。”(42) 乡土志对地方恶习、弊政的揭露，涉及面很广，最多的是生活习惯、迷信风俗，此外还有生产、观念等。如清《昌黎县乡土志·实业》指出：“织布编席皆女人常业，墨守旧式，不知进取。”《湘乡乡土地理教科书·工艺》说，当地人“不讲求工艺，所作器物，不过沿袭旧式，聊以供本地之求，罕有创一新法，制一新器。”有些乡土志还提出改良陋习的方法，希冀能提高本地的现代文明程度。（光绪）《上海乡土志》就提出以西方的公墓制代替讲究风水的坟墓，“是宜改良风俗，筹集款项，觅一清静广大之地，以为葬所，仿西国墓场之制，……以破社会之陋习。”提出“改良风俗，宜从婚礼入手，文明结婚”，反对奢靡铺张。指出传统的春节活动过于“繁文缛节，徒事虚浮”，倡导新年团拜。“况今国势阽危，强邻环伺，实可忧可吊之时，何贺之有，故开通之士，相约不贺新年，而行团拜礼，以破社会之积习，亦改良风俗之一事也。”(43)
其三、正确地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陕西扶风县产罂粟，是该地的利源之一。（光绪）《扶风县乡土志》指出：“扶风之竞种罂粟，为稍获流通之利也，而先已染其害。夫竞目前之利，而遗远大之害，则不如其无利也。利适足为害也，屏目前之利，而别求乎远大之利，则去害即终以有利，而利且无穷也。”(44)
透过乡土志有关“乡土”、“国家”关系的诠释，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代脉搏，爱国主义教育的热潮激荡。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热潮下，“乡土”和“国家”才更紧密地、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乡土意识”才得到正确的定位。
三、东渐日本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代所编乡土志约有681余种，部分为公开出版本，大多属稿本、抄本、流传不广。除国内收藏外，还大量东渡日本。
笔者粗略统计，东传日本的近代乡土志约有102种(45)，其中，河北1种，辽宁5种，吉林2种，黑龙江1种，陕西15种，甘肃1种，新疆37种，山东11种，江苏4种，浙江1种，福建3种，河南1种，湖北2种，湖南7种，广东4种，四川4种，云南3种，主要收藏在日本东洋文库、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天理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书库、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等图书机构。
因近代中日关系十分“不正常”，使上述乡土志流入日本的渠道和方式变得十分复杂。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考察，有以下几种是可以明确的：
第一、在华收购。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动乱，大量书籍散出，流入市场。尤其是1907年日本静嘉堂文库成功收购湖州陆氏“皕宋楼”的汉籍，给了日本图书机构、书商以极大的刺激，他们来华收购汉籍更积极、更频繁。“今陆氏书籍舶载而东，而史、集部始重。嗟乎！往事已矣。目见日本书估之辈，重金来都下者，未有穷也。”(46) 东洋文库就利用在北平的松村太郎等日人代为收购地方志等书籍，1935年前采购入藏的乡土志有（光绪）《镇番县乡土志》、（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光绪）《武冈州乡土志》、（光绪）《靖州乡土志》、（光绪）《永兴乡土志》、（民国）《醴陵乡土志》、（光绪）《闽县乡土志》、（光绪）《侯官县乡土志》、（光绪）《广宁县乡土志》、（民国）《辑安县乡土志》、（民国）《南金乡土志》、（民国）《双山县乡土志》、（宣统）《黑龙江乡土志》、（民国）《黑龙江乡土录》等14种(46)。
第二、派遣学者、留学生来华考察收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关注、研究”，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日本大财阀和用中国“庚子赔款”组建的“外务省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常常资助大批日本教师、学者和留学生到中国调查、访书、买书，有相当部分乡土志就是以这种方式流传到日本的。典型的人物有林出贤次郎。
林出贤次郎（1882—1970），日本和歌山县日高郡美滨街人，是日本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二期的学生，1905年毕业。这年，林出贤次郎等5名刚毕业的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受日本外务省的委派前往新疆进行调查。肩负特殊使命并隐瞒真实身份（外务省翻译）的林出到新疆前后有两次（1905.5—1907；1908.2—1910.9），滞留约4年。在新疆期间，因他具有较丰富的新学知识受到了新疆布政使王树楠的赏识，受聘担任新疆陆军士官学堂、法政学堂的教习(48)。新疆建省不久，清朝政府为加强对新疆的统治，准备编纂《新疆图志》。时值内地兴起编修乡土志热潮，新疆各地也纷纷仿效。如镇西厅，“所幸恭奉圣明，举行新政，纳斯民于轨物，饬查乡土，勒为成书。……特于志书，则前贤有志未逮耳。叠奉上峰檄电交催，迫不及待。治斯郡者，乃武衔阎公缵卿，以修志为急务，不以南之鲁钝，邀同采访编辑。……此志告成，谨呈列宪。”(49) 各地的乡土志都遵命汇集到《新疆图志》的总纂王树楠处。“师从通志编纂的实际责任者王树楠的林出并未意识到通志编纂与自己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外务省官员指示他关心乡土志，对此他感到不可思议。”尽管如此，林出还是听从了外务省的命令，请人抄了30种乡土志、1种《全省图说》，共31种32册，并带回日本(50)。林出带到日本的30种乡土志，有《迪化县乡土志》、《绥来县乡土志》、《塔城厅乡土志》、《于阗厅乡土志》4种不见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
此外，为调查和发掘佛教遗迹，1908年和1909年间，日本派遣第二次大谷（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前往新疆，其成员之一野村荣三郎在新疆省内各地看到并亲自手抄了8种乡土志，其中（光绪）《孚远县乡土志》（1903年修）、（光绪）《孚远县乡土志记》（1907年修）、（光绪）《轮台县乡土志》、（光绪）《温宿府乡土志》、（光绪）《温宿县乡土志》、（光绪）《拜城县乡土志》等6种与林出的不同(51)。
第三、赠送。中国的机构和学者将乡土志赠送给日本的有关方面。以东洋文库为例，1937年6月9日，接受燕京大学图书馆馈赠《乡土志丛编》第一集，收有：（光绪）《中部县乡土志》、（光绪）《城固县乡土志》、（光绪）《岐山县乡土志》、（光绪）《宜川县乡土志》、（光绪）《甘泉县乡土志》、（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光绪）《朝邑县乡土志》、（光绪）《鄠县乡土志》、（光绪）《神木县乡土志》、（光绪）《华州乡土志》等10种(52)。
从日本收藏的乡土志看，其最大特点是关注中国边疆。这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的北部边疆，掠夺中国的领土和各种资源的“国策”有关。“时值日俄战争高潮，……俄陆军发动了对清朝边境各地的侵略，……政府和军队对此深感焦虑。当时的外相小林寿太郎与盟国英国商议，为了侦察外蒙一带的情况，需要向俄清国境地区派遣调查员。为此外相特地与根津院长（注：东亚同文书院）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恳谈，得到了院长的支持。此事非同寻常，极其秘密，被派遣者必须具有敢于牺牲的决心。为此根津院长亲自慎重物色人选。请刚毕业的林出等人到院长宅邸，如实讲明计划。林出等五人欣然表示愿当重任，不辜负院长期望。他们就这样踏上了西去的征途。”(53) 因为边疆的绝大部分地方长期没有志书编纂，乡土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载地方历史与地情的作用。掌握了那些地区的乡土志也就意味着为日本以后掠夺和控制那里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如新疆在道光以前有地方志书编纂，但较少，仅有《西域图志》、《哈密志》、《总统伊犁事宜》等10余种。新疆的37种乡土志，多是新疆各府、厅、州、县最初的系统记载，“可以说是清朝官僚进行统治时手中的指南，从数量上补充了清末新疆省研究史料之不足。”(54) 正由于价值的珍贵，乡土志自然成了日本收集的重要对象。
总之，我国近代乡土志是连续编纂，不断创新。虽然其篇幅短小，记载简单，但却是近代中国乡土教育发展，新知识、新观念传播和社会变革深化的见证，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 黄曙光：《乡土志述略》，《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3期；范学宗：《乡土志浅议》，《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易邵白：《清末乡土志初探》，《志苑》1992年第3期。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⑤ 《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11期。
⑥ 《历史教学》2003年第9期。
⑦ （日本）《史学》第73卷第1号（2004年6月）。
⑧ 本文得到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02CTQ003）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
⑨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
⑩ 癸卯学制的颁布时间在1904年，一年后即1905年。
(11) 王兴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乡土志”的两个问题》。
(12)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第296页。
(13) 谭绍裘纂：（光绪）《扶风县乡土志》，谭绍裘序，国家图书馆2002年《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为此本。
(14) 刘鸣复纂：（光绪）《法库厅乡土志》，黄家杰序，辽宁省图书馆1985年《东北乡土志丛编》本。以下简称《东北乡土志丛编》本。
(15) 《清末乡土志考》，（日本）《史学》第73卷第1号。
(16) 牛尔裕纂：（民国）《双山县乡土志序》，柳成栋等《东北方志序跋辑录》，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17) 谈国楫纂：（民国）《辑安县乡土志序》，《东北方志序跋辑录》，第387页。
(18) 成希蕃纂：《湘乡乡土地理教科书》，自序。
(19) 吴荣桂纂：《双阳县乡土志》，绪言，1926年铅印本。
(20) 韩绍琦纂：（民国）《磐石县乡土志绪言》，《东北方志序跋辑录》，第331页。
(21) 张培恕纂：《泸定县乡土志》，王世瑀叙。
(22) 马维周纂：《冀县乡土教科书》，《教育厅批文》。
(23) 姚金祥主编：《奉贤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8页。
(24) 辽宁省档案馆：《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辽沈书社1983年版，第37页。
(25) 东京书房昭和7年版。
(26) 东京栗田书店昭和16年版。
(27) 东京岩松堂昭和18年版。
(28) 韩绍琦：（民国）《磐石县乡土志绪言》。
(29) 吴美堂：（光绪）《益阳乡土志》，序。
(30) 王永江：（光绪）《辽阳州乡土志序》，《东北方志序跋辑录》，第221页。
(31) 乔德秀：（宣统）《南金乡土志序》，《东北方志序跋辑录》，第77页。
(32) 袁馥村：（宣统）《齐东县乡土志》，李炳炎跋，1910年刻本。
(33) （宣统）《齐东县乡土志》，李炳炎跋。
(34) （宣统）《安南县乡土志》，杨咏裳序。
(35) 佚名：《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
(36)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
(37) 王培棠：《江苏省乡土志》下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铅印本，第400页。
(38) 佚名：《南通县乡土志》，编辑大意。
(39) 王培棠：《江苏省乡土志》，自序。
(40) 张世藩：《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序一。
(41) 成希蕃：《湘乡乡土地理教科书》，自序。
(42) 佚名纂：《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
(43) 李维清：（光绪）《上海乡土志》，冢墓、婚、新年团拜。
(44) 谭绍裘：（光绪）《扶风县乡土志》，序列。
(45) 据《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史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书库汉籍目录》、《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等统计。
(46) 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董康题识》，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47) 东洋文库：《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昭和10年版；《东洋文库十五年史》，昭和14年版。
(48) 片冈一忠：《林出賢次郎将来新疆省郷土志について——新疆省地方志の現存状況に關連して》，（大阪教育大学历史学研究室），《历史研究》第15辑，昭和53版。
(49) 高耀南纂：（光绪）《镇西厅乡土志》，高耀南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新疆乡土志稿》本。
(50)(51) 片冈一忠：《林出賢次郎将来新疆省郷土志について——新疆省地方志の现存状况關連して》。
(52) 东洋文库：《东洋文库十五年史·受赠图书并芳名》，昭和14年版。
(53)(54) 片冈一忠著、章莹译：《林出贤次郎携来新疆省乡土志三十种解说》，《新疆地方志通讯》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