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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的变革与效能型成长，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其先导往往是新兴产业的崛起与成长。理论上明智地驾驭本世纪60年代开始迅速兴盛起来的新兴信息产业，是我们判断和把握当代世界产业结构的状态与趋势，从而正确引导和协调国内产业结构的思想基础。
纵横结合的整体研究表明，信息产业的理论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势态并不一样。个中差别，有的比较模糊，有的则非常突出和明显。比如，以美国为典型的欧美式经济文化类型；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文化类型；等等。显然对它们作历史的、系统的、科学的考察和比较，无论对信息产业理论本身的创新与建树，发现信息产业成长的共性与特殊，还是对加速信息产业的有序发展，对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信息产业的理论提出与研究发展（包括研究重点的选择与确定），事实上反映了信息产业的现实发展与理性要求，从本原意义上表现了信息产业理论的初衷及其演变。为此，本文试图仅就理论的提出这一界面来比较美、日、中等国信息产业理论的异同。
一、美国信息产业理论的提出与创设
有关信息产业理论的提出与创设问题，得首先从其理论基础，也即从具有更广意义的信息经济理论说起。
美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设是从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假设，并提出从实际上的不完全信息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和修正全部经济理论及其结论开始的。按信息经济理论大师们的思想，实质上，在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其以前的经济学派那里，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理论的建构或者是未能意识到经济领域中信息问题的存在及其意义而拒有关信息论题于经济学视野之外；或者是以经济主体一般备有足够信息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条件肯定下来。而事实上，也就是说，不论是经济主体行为的优化，还是市场均衡，都隐含着“完全信息假设”。显然，这种假定是有悖经济现实的。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是被尊称为西方信息经济学始祖的两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即雅各布·马尔萨克和乔治·斯蒂格勒 。他们认为，经济行为的开始也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与挑战来临，但恰恰是，经济主体所掌握的初始信息总是很有限的。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条件不是既定的，而是可变的。经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量，它是随着自然、社会和思维尤其是经济自主决策方法的变革而不断创新的。显然，一个经济主体，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可能赢得“完全信息”。①正是这样一种经济主体“不完全信息”，或“不完备信息”原理，造成了信息产业及其理论借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和基本依据。
美国信息产业理论的提出和创设，及其在世界文明上的卓越贡献，可从下面几位开拓者的体系架构和探索性工作看出。一位是弗里茨·马克卢普教授。1958年，他开历史无河，把知识的生产、处理和传播分为教育、研究与开发、通讯手段、信息机构、信息服务五大类。并首次计算了知识的产值和分布量。据他的估算，当时美国对知识的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1947-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平均每年增长10.6%，为美国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的两倍。1962年，集中地反映他的“富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知识产业》一书正式问世。这时，知识产业及其成长问题也就明确地被正式提出来，为世人所认知了。在此之前的经济学基本上是不讨论知识或信息产业问题，甚至是意识不到这一产业的存在的。1963年，美国《幸福》杂志编辑G·伯克仿效马克卢普的方法算出美国当年知识产出的附加价值为1590亿美元，是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3%。196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萨克经过计算后认为，70年代美国知识产业的产值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40%。另一位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最先地研究并向社会提交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未来“后工业社会”理论与思想，包括在经济上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在职业分布上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也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未来的方向是掌握知识与智能的人足以对技术的发展作出准确鉴定，使技术的发展具有可控性，在制定决策上既要依靠新的“智能技术”也要服从于创造新的“智能技术”的需要。②再一位是美国的M·波拉特博士。他在美国商务部支持下，以马克卢普教授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对美国的信息经济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1977年他的长达九卷本的研究报告《信息经济：定义和测量》(The Information Economy: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的价值在于，(1)从信息的角度将整个经济领域划分为信息部门和非信息部门；(2)使信息部门按是否具有市场交换关系分析出第一信息部门（即包括所有在市场上出售信息货物和信息劳务的信息行业）和第二信息部门（即其信息产品与劳务不经市场交换而只在政府、企业或本单位的内部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行业）；(3)采用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四个部门的划分法分析研究就业结构的变动状态与趋势，冲破了科林·克拉克学派的三次产业分析方法的局限。
由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出，相对而言，美国信息产业理论的提出与创设蕴含着如下几个重要的特征：(1)它与传统经济学里通常被默认了的理论假设——即经济主体总能取得“完全信息”直接相关，具体地说，就是它是在对以市场均衡和行为优化为支柱的新古典学派的批判中起步的。(2)它最初是以知识为中轴原理，以知识产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3)它是经济结构的实证考察和未来产业社会的趋势分析的有机结合。(4)它标示着，研究对象系指经过市场交易实现的信息产业部门和不用经过市场交换或经过准市场交换实现的信息产业部门。(5)它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上的。(6)它不局限于狭义的信息咨询服务业范畴，而是一种建立在新的产业分类基础上的广义的信息产业理论。
二、日本的新信息产业理论提出与求新
日本对信息产业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发展可追溯到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1966年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协会”未来部基于未来经济发展对信息与技术的需求扩张趋势和经济结构重组所可能创造出来的信息供给增大的产业条件，开拓性地提出“技术文明理论和信息产业理论”的研究课题，从而在日本最先把信息产业理论作为研究目标，进行现实的探讨。
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思想渊源上，日本的信息产业理论是以“信息化社会”这样一种带有未来学意义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因为在信息产业被作为一种理性思维与自觉正式提请理论研究之前，以梅棹忠夫为首的学者们开创的“信息化社会”思想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这样，这种理论也就很自然会对日本信息产业理论的提出及其后来的发展造成一定意义上的文化感应与传递作用。或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理论渊源关系，再加上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阶段规定性和人们对现实与未来认识的局限性，实际上，信息产业理论并未能按预定的思想生成，而是走了大大一段并不那么圆滑的弯路。
1967年秋，由日本财界要人组成的访美计算机考察团考察了当时美国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的利用状况，回国后发表了《关于MIS的开发和利用的建议》，文中提出了日本应大力应用计算机的主张。基于“计算机是开创信息化社会的＜经济技术＞基础结构和信息产业的核心”这样一种认识，在“科学技术与经济协会”提出信息产业理论研究目标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原先接受了信息化社会理论的行政当局和大众传播系统只是把它作为广义未来论的信息化社会理论转化为极其狭义的计算机社会理论，并囿于只对当时产业进行预测，因而信息产业理论事实上没有得到社会公众应有的评价。
造成这种计算机社会理论逐步走向消失，促进日本重新审视原先的信息产业理论并提出新信息产业理论的基本原因是，原先的理论虚脱于日本的现实和物能经济出现衰落迹象的新条件下日本经济技术发展提出的挑战与新要求。具体来说则主要是如下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1973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石油能源危机及其资本结构中节能投资迅速增加，而通过运用信息技术以达到节能并提高交通运输效率目的的投资特别显要，如对现代交通信息系统的投资、电力机车系统与现代信号系统一体化的投资、为寻求向驾驶员和乘客提供更多更好交通信息的新途径的投资等等；(2)70年代初日元升值、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金融冲击”的另一面是引动了电子信用卡、“电子现金”等的金融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大变革；(3)70年代初期由日益严重的公害以及环境破坏而引发的世界性反技术思潮，特别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轰动全球的“增长极限”论，客观上促进了近20年来的日本经济技术结构新调整，尤其是现代新信息产业的发展；(4)再就是70年代由于物质资源、能源的经济萎缩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技术社会不确定现象和不稳定事实，如由油价的持续上涨而带来的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条件的不确定、不稳定程序加大，交易成本迅速提高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不确定性交织状态，投资比率和投资环境评价难以确定与把握，付出比以前大得多的代价来维持原有规模经济的系统运行但并未取得如愿的有序和效果等等，这些不确定性问题的挑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社会的信息新需求，从而促进了新信息产业的产生和信息产业结构的进步。
将所有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作一综合的考察，人们也就逐渐觉察出现实经济问题背后的产业（经济）结构矛盾，实质上是物能生产与消费的片面增长，而且未使信息产业经济同步跟上或适度超前。这种产业发展的结构不协调，到80年代初期，受到由于现代新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全面渗透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挑战，在一大批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涌现出来的对日本式产业社会的事实与未来抱有期望的欧美理论家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所向往的未来社会发展蓝图寄予厚望的种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对当时的未来产业社会思想进行了重新的评价与估测，并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信息产业理论问题。
日本新信息产业理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去阐述。第一，新信息产业在技术和商品化方面表现出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如果说，传统的信息产业主要是教育产业、研究开发产业、书报刊印刷出版业、邮政邮电通信业、广告业、电影业、广播业、文化娱乐业等的话，那么，按照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协会的新划分标准，新信息产业主要由两大产业群构成：一是专门提供信息技术产品的产业群，通称信息技术产业；一是通过出售信息内容而形成的产业群，通称信息商品化产业，也即使用信息机器进行信息的收集、加工、分配等提供信息服务或提供高度专业信息的产业，如报道产业、出版产业、数据库产业和咨询产业等，代理主体判断或行动的代理人型产业（代理计划和运用），培养适应高度知识化社会的人才的教育产业，等等。第二，关于新信息产业矩阵及其主轴的理论。它认为，新信息产业在结构上实际是按社会性（如社会性功能范围不同的信息处理水平）的；技术性（如职业种类之间信息的流通）的；信息内容（如信息的种类和特性）等多方面因素排列起来的矩阵，构成信息矩阵的六种要素是信息种类（情绪信息、知识信息、控制信息），信息过程（信息生产、信息保存、信息传输），信息源（产业界、政界、学界、民间），信息利用形式（商业用途、公共用途、家庭用途），有形、无形的信息媒介（硬拷贝、软拷贝），信息形态类信息媒介（活动图象、静止图象、文学、符号、声音）。第三，新信息产业的技术社会相互支持理论。它认为，信息产业变革和新信息产业形成是新信息技术革命的要求与发展形态，它们的背后实质是技术结构变革和社会需求推动的共同作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社会进步首先是通过投入产业活动过程中，进而多层面地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从而取得最终的实现或表现。支持新信息产业的主要技术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存储器技术、显示技术、传感器和光符识别器、通信技术、日语处理技术、声音输入与声音合成技术、传真技术、打印机技术等。第四，现代家庭信息化理论（这是与产业信息化、市场信息化、办公信息化等有着不同层面意义的极其重要的社会信息化方面）。依此理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信息化的浪潮将波及家庭，对那些提供和销售信息并向信息接受者提出建议的产业的需求也将迅速增大；随着通信网络、终端机、软件等技术的发展，对人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导向意义和优化作用的家庭信息处理系统的大胆设想将由可能变成现实。十年后，未必在所有的家庭中都能实现全面的信息化管理，但要将那些可同时满足多种功能的家庭现代化管理系统在相当多的家庭得到实用，是有可能的。重要的问题是，家庭社会同信息技术之间要有不间断的、多样化、多层次并存的“多边交流对话与持续协调。”③
通过综合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相对而言，日本信息产业理论隐含着这么几个特点：(1)信息产业乃至整个信息经济的理论是在有关信息化社会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和构筑起来的。(2)在新信息产业领域，前瞻性、战略性、科技或信息含量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作用。(3)在发展方式上，特别强调信息产业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支持配合，而不倡导单业独取的经营思想与方法。相互支持意指信息企业、产业之间的相互参股，也包含信息产业同市场、技术、文化、社会等相关要素的相互支持。(4)政府在新信息产业及其市场开拓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具体体现在国家对信息产业的发展支持政策上，如帮助提供投资资金、通过减税维持资金周转、对科研工作进行保障以及协助加强出口等；政府机构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格局来改变信息产业进步状况；通商产业省负责巡察联系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各种渠道，扮演信息产业发展的“守门员”等等。(5)信息资源及其产业开发的协调成长特点，这在信息产业中的电信部分表现得尤其突出，尤其充分。④
三、中国信息产业理论的选择、探讨与启示
始自1978年底的中国改革开放，其所带来的赫赫功勋，有目共睹：每个人都得到了较多的实惠。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国民在由开放的大潮推至的世界新坐标系中比照出，本国与发达国家现存的巨大差距，并且有可能越陷越深。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科技、人文上，而且反映在思维方式、决策机制、信息生态环境上。现实中的强烈反差与在召唤过去的光荣景观的历史反思中同时形成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国训”相结合，很自然地在国民心目中酿就了独特的赶超意识。实现赶超，首要的是要确认一个目标集，并使目标具体化为一个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同时要优化选择赶超的参照系数，形成赶超过程的整体参照系。然而，在这一切都还极大地不确定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尤其是决策者具有建立在现代信息优化管理和大科技意识基础上的理论自觉与前瞻品质。于是乎，一大批大智大勇者面对蜂涌而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与挑战，历史地选择了未来信息化社会的理论，并极尽时代责任地翻译、介绍、传播和推广有关的理论和思想主张。这集中地体现在1986年12月由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电子工业部电子科学研究院、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等14个单位在北京联合发动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国信息化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会议的主题是：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人们携起手来，推进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会议主要讨论了世界性的信息化趋势与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战略及其对策选择问题，具体内容包括信息化的内涵、意义和测度；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模式与道路；信息化与现代化，与第一、二、三次产业发展的关系；信息活动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信息化与社会人文发展的关系；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系统问题，信息产业的含义与发展方略；信息商品化与信息市场；与社会信息化有关的其他问题；等等。由此观之，正是在研讨中国如何赶超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和选择对策的过程中，我国提出了信息产业理论问题。这在我国尚属首次，而且系官方和研究单位、实际工作部门联手合力的。⑤以此为端，我国先后组织召开了“全国信息化与商品经济发展”专题理论研讨会（1987年11月于温州）、“全国信息经济理论研讨会”（1988年8月于烟台）等几次会议都把信息产业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特别是1992年的“全国信息产业理论研讨会”，更加突出和集中。组织上，为了更好地推进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研究，1989年8月8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北京成立。1990年2月13日我国第一个信息界的行业组织——中国信息协会在京宣告诞生，1990年5月7日中国信息产业商会在京挂牌并即时投入国内外信息产业的研究与商务开展的综合过程中去。在研究成果方面，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各种媒体感应着“信息热流”的挑战，陆续刊登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信息产业社会方面的文章和书籍，这些内容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信息产品的内含与界定；信息资源的开发与优势转换；信息部门的划分方法；信息产业结构（目前还主要是传统信息产业与现代新兴信息产业关系方面；信息技术硬件产业与信息软件服务业的关系问题；根据与市场交换关联状态划分的一、二次信息产业关系问题等）；狭义信息产业与广义信息产业的区分；现代信息产业特点；信息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信息技术、信息服务的产业化道路与选择；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与模式；信息产业同信息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相互依存又相互推进关系；等等。值得给予特别说明的是，《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和《经济信息合理组织与效益》一度被规定为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并与这些最终成果相配套产出了一系列的专题及附录报告实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关于信息产业理论的思想脉络与发展流向。
由上，把我国信息产业理论的提出与初步形成状况放到一个开放系统或环境中进行比较，我们不但可以觉察出我国信息产业理论成长一些基本特征，而且会发现某些启示。
第一、我国的信息产业理论在发展类型上与日本相似，基本上同属东方文明类型。当然，在一些现实的理论问题上，尤其是在比较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两国是存在着较多或较大的差异的。就时间差来看，我国的信息产业理论提出至少要比日本晚20年左右，但这里首要的是要看到信息产业理论提出与转换在中日两国交汇的共同点或相似之处，从总体而言，它们都属“赶超强国的、未来信息化社会的强化战略”型发展方式。换句话来说，它们都是在从战略意义着眼的有关信息化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并力图通过改革开放求得加速发展的。
第二、信息产业理论的突破及其后的纵深推进首要的是要在研究方法或思想方法上创造出独到的创新。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表明，信息产业理论研究的建树者们大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方法。日本人的研究特点是有意识地以电子计算机化为中心课题而进行的；马克卢普学派的研究方法是综合法；哈佛大学信息资源政策研究所所长安东尼·奥延格博士采用矩阵法动态地分析研究了信息产业的产业联系及其多种技术关联问题，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M·波拉特成功地运用增殖法、最终需求法、收入法和投入产出表对经济领域里的信息活动进行量化处理，从而使马克卢普所创立的第一信息部门及其对其他部门相互间的影响得以详尽的分析，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世界性的巨大反响。⑥
第三、换一个角度来看，创新，不仅仅是思想方法上的创新，不仅仅是操作程序上的创新，不仅仅是“工艺”技术上的创新，也不只是产品最终实现形式上的创新。从一个整体的综合性能来审视，我们可得启示，由如上比较而使人明显感到因创新动力不足而表现的在信息产业方面的诸多差异，是历史的，是经济基础上的，是理论准备上的，是思维方式或决策方法上的，而更主要的是社会信息机制上的。
信息，作为一种“负熵”，用世界著名控制论专家维纳的话来说，“是系统有序性和组织程度的度量”，或者说，是混乱无序的对立面。⑦为此，要优质高效持续地发展现代信息产业，使整个社会形成按照最大经济社会效益原则开发、采集、加工、储存、传输、创造性利用信息的机制，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是要在科学地区分社会公享信息领域和专有信息领域的基础上，培育若干信息经济成长点，并以此为参照系，比较规范地建立和健全我国的信息市场体系，通过加速交流增强信息的聚集力和辐射力，同时自觉地对信息进行产业制度形式的组织化改造，形成经济社会物能产业与信息产业的良性循环。
第四、国外信息产业的现实进程与理论发展表明，一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实证考察和未来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趋势分析两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这是从上述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看法。然而，值得重视的是，至目前为止，(1)基于我国信息产业欠发达基础上的发展理论的建设尚未能为人们所认识；(2)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探索仍未能从我国欠发达的实际出发，寻求赶超发达与欠发达、信息与非信息的综合发展交汇点；(3)作为信息产业循环的运动场与交换枢纽的信息市场与流通，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或许同仍未把培育信息市场合理地排列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发展规划中有关。
第五、在突出现代信息产业的先导性的同时，强化全国各地各行业的系统联网意识和系统兼容功能。从我国信息需求和信息条件的多层次与参差不一实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融汇现代化手段与人工方法，多样式地建构各级各类信息网络；合理地利用其所具有的双向流动和纵横交织与融通功能，促进各类信息产业的“外引”与“内联”；逐步形成强劲的信息产业通联力、聚合力和辐射力，这是中国信息产业自立于世界信息产业体系之林的“特色”基础。况且，突出信息产业的先导性，增强信息系统的多元多样兼容功能，将现有产业改造成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现代产业新体系，这是问题的核心，也是在信息生产和流通第一线更有效地设置中枢管理机构和研究开发机构的重要条件。
注释：
① 许斌：《西方信息经济学评述》，载于《世界经济文汇》1988年第5期。
② ［关］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12月第1版第2.20
③ 〈日〉科学技术与经济协会编：《信息产业的前景》，蔡振杨、蔡林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6、146、180、280-236页。
③ 〈美〉日·巴托恰等：《发展高技术产业政策之比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2月第1版，第99-117页。
④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编：首届中国信息化问题学术讨论会文集《信息化－历史的使命》，电子工业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⑤ ［美］马克·尤里·波拉特：《信息经济》，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日泽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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