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启蒙起跑线上的不同价值判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德斯鸠论文,线上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价值论文,伏尔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同为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两人对中国文化都发表了影响颇大的观点，看法上却有明显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本文想就此问题作些分析。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间接的。与当时的绝大多数欧洲人一样，他们获得和掌握的中国文化信息大都靠17、18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提供的，其中法国的耶稣会士所起的作用更大，因为这些人“都有丰富的学识，受过高等教育，长期在中国居住并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宫廷任职，他们获得了任何单纯的旅行者或商人所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把所有这些知识写成书籍传播给欧洲公众，这些书籍被人们广泛阅读”，因此“法国知识界熟悉中国社会制度的大概；甚至有人说法国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本身某些地区的了解”。（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第287页）。
据此，我们可以说，法国18世纪曾经出现过“中国热”和“中国文化热”，这种“热”的出现既与法国及欧洲当时社会需要有关，也与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有关。但要提出的是，吸取者的需要与中国文化价值的判定，都与吸取主体的思想紧密相关；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的主观因素及主观标准，并不总是与中国文化在中国所起的实际作用相一致。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不可能用中国人的观点去分析、认识这些作用，而是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分析评价中国文化对欧洲和法国的价值及将会起到的作用。
文化的继承和传递，是通过继承、传递者的判断和理解进行的，这是一个“文化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正确的理解，也可能有不正确的理解，理解的正确与否，并不代表理解者的水平高低，只能反映理解者的需要及价值取向，与文化本身出现和形成时固有价值不是一回事。乐黛云先生指出，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人们在接触另一种文化时，“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第18页）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是主张社会改革的，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流派有多大差别，但几乎又都是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却否认上帝任意干涉和主宰世界，他们认为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世界的运动有其自身规律，上帝也随之按此规律行事。这种自然神论在18世纪这一启蒙时代甚为流行，是启蒙思想家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宗教思想作斗争所采取的一种“最适当的宗教形式”，（《资本论》第1卷下册，96页）“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5页）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是自然神论者，这两位启蒙思想家在政治观点上，也都主张君主立宪，要求削弱、限制君主的权力。伏尔泰是从反神学的理性观点看待中国文化的，孔子及其儒学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他认为“中国儒生的宗教从来没有受无稽神话的糟蹋，也没有为政教之争和内战所玷污”，“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风俗论》220页、219页）“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风俗论》216页、271页）如果说，伏尔泰的这些论述多是根据中国封建社会中风俗道德及儒教伦理中的积极面，那么不论就其材料的现实性及判断的客观性，都不是信口开河地一味吹捧，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封建文化比起欧洲宗教统治下的文化确有值得仰慕之处。当然伏尔泰笔下的中国文化，表扬得也有些过分，这与来华传教士传回去的信息大有关系，更主要的是伏尔泰需要以中国文化为武器，去攻击法国的宗教统治。他有意无意地采用一种高势能文化去冲击、批判低势能文化，达到自己需要的社会效果。伏尔泰采用了一些中国文化材料，也改造了一些中国文化材料，把它作为样板展示给欧洲读者，说明东方的“中央帝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体制”。这虽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与欧洲当时的社会状况相比，无疑是有其优越性，因为当时欧洲存在着令人窒息的教会统治，存在着僧侣和贵族特权阶层。中国的社会气氛比起欧洲来显然是宽松和自由的。
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伏尔泰，他是从理想的追求角度来对待中国文化的，并未真正认真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比如法律在中国当时社会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伏尔泰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得出是维护当时君主统治的，而不是保障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伏尔泰无意从这一层面上去分析、看待，这与他的需要没有联系。但有的理论对手触及到这一问题后，伏尔泰也有托词应付，比如后期的伏尔泰不回避中国文化的消极面，他也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因此他说：“人们因教士及哲学家的宣扬，只看见了中国美妙的一面，若人仔细地查明真相，就会大打折扣的”。（王漪：《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145页）
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也很重视，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也不乏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之处，但是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相比，他对中国文化看法有不同的视角。孟德斯鸠更多的是从政体和法律方面来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的，在信息来源上，他接受的主要不是仰慕中国文化的在华耶稣会士提供的材料，而是一些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的在华西方传教士所提供的材料和观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因为他有时很难把东方各国纳入自己划分的‘三种政体’的框架内”（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册，第29页）。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们，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那么，我所建立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便毫无意义了”。为了维护他的“三种政体的原则”，他对传教士们的看法是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他引证种种材料，说明在中国“经常施行的暴政”，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如果按照孟德斯鸠的正常思路，既然不同意西方传教士的观点，把中国当作完全充满恐怖的国家，那么所谓荣誉和品德也就很难存在了，但是很奇怪，他却有意无意地承认和欣赏这一方面的事实。特别是涉及中国的礼教问题时，他又仿佛否认了自己前面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立法者们是“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按照孟德斯鸠的看法，中国的统治者无疑是属于严格遵守这种礼教的成功者，那么他们显然是守法、尊教、讲求风俗礼仪的人了，中国又怎能被定性为十足的专制政体、以恐怖为原则的国家呢？这不又恰恰赞成了传教士们的看法，放弃了自己的看法吗？看来，孟德斯鸠的观点确是比较混乱，“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十分轻信，把众所周知的寓言传奇固执地当成了历史真相”。（艾田蒲：《中国之欧洲》，35页）
如果从文化的社会属性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其主导精神是为巩固封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为破坏封建统治而诞生的，中国的皇权政治确实属于封建专制制度，从这一基本观点上看，孟德斯鸠的看法并没错误，他批判、抨击中国的封建文化不仅在情理之中，也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问题在于他主要是从政体、法律角度分析、归纳中国文化，把大范畴问题划归小范畴之内，不仅容纳不下，而且优劣混淆，定性不准，容易给人造成错误印象。这就说明他对中国文化没有真正加以研究，只是先入为主地把一些中国文化放在他的理论框架内，缺乏科学的合理性。《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确实涉及到不少中国文化方面的内容，有的看法也不乏正确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支离破碎，不能成为科学的整体。
伏尔泰肯定中国文化，孟德斯鸠排斥中国文化，肯定也好，排斥也好，本文重点不在于裁判，而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按照瑞士汉学家胜雅律的观点：研究中国绝不只是为了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是想借助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中国文化来达到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用以比对、反思、理解自己的文化，以便更能“立体”地观察世界、观照人生。这是现代的中国研究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是不会想得这么周全，但这两位启蒙思想家的基本意图，恐怕还是属于此类。他们对中国文化肯定或否定，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去变革社会。这是启蒙思想家的主要用心。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所持的不同观点，都同样属于当时法国历史要求的有机组成部分，但1789年以后，这种要求已经从中国文化方面转移到别处，欧洲文明的巨大进步，已经使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先进文明国度的人一般是不愿向落后文化倾心的。相反，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摆脱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却向自己的民族文化发起进攻。这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由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成中文，用《法意》的书名在中国出版。梁启超称赞这部著作是“改制之模范，功固不在卢梭下也”。
伏尔泰仰慕中国文化，说了不少过头的好话，晚年有所发觉，并作了修正。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带有情绪化的贬低，是偏听偏信所致，有的只是根据个别西方商人提供的材料，十分片面，更是不完全符合事实。
总之，伏尔泰对中国文化说的好话过多，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贬低的过重，都缺乏客观公正性。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掩盖不了这两位启蒙思想家思想的价值，他们都是想通过一种说法去达到另一种目的，都是以人类的进步为共同出发点，都是为了创建更为美好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评价的对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同一启蒙起跑线上的不同价值判断的目的，最后是异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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