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笔谈——正统论的兴起与历史观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历史观论文,正统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统论的兴起，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并在史学上有突 出的反映，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梁启超所说，“正统”论殆滥觞于《春秋》公羊学“大一统”义，“昉于晋而盛于宋”。西汉时期，中国政治统一初步完成，当时的思想家依据《春秋》公羊学 阐发“大一统”观念，以其整合文化、社会以及历史变化的价值原理与历史观。至北宋 ，“正统”论大兴，对“大一统”以及“正闰”说进行了一次推陈出新的思想重构，这 标志着时代变革中又一次历史观念的变化。
《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 舒和何休均训“统”为“始”，他们所说的“大一统”，是指王者受命布教施政的头一 件大事乃是重建正朔。“一统”即建正朔何以为大?按照天人一气相感、天道王道相应 的宇宙观，创立新朝的王必须通过建正朔来自觉地给予天地、民人、万物一个新的至正 的始基本原，以此响应所承奉的“天命”。“大一统”说又包含了“通三统”义：历史 上兴亡之变的实质是“黑”(夏，其德为忠)、“白”(商，其德为敬)、“赤”(周，其 德为文)三统的转易循环。(《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有 尚忠、尚敬、尚文的区别，那是因为前代的王在行道施政时有了“偏而不起”之处，后 王代之而兴，必然要承敝通变、拨乱反正，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正天统，以 明天命。“三统”各得“天道—王道”之一端，“道”正是在“三统”的因革损益、承 敝通变中得其大全。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三统”的转易循环，其实就是“道”的鼎故 革新，围绕着不变的轴心，即以仁义为实质内涵的“天道—王道”。在“天”的主宰下 ，兴亡更迭循环绝非无意义的幻象，而正是要保证“道”的常在常新。历史的演化变易 围绕着、通贯着不变的“统”，即“天道—王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 变”(《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大一统”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华文明为自身的 发展确立价值原理，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历史确立意义和目的。历史上所有难知难料的变 故都要服从于统一的目标和意义，都要纳入“统”中，历史不再是无常的命运，而是实 现“天命”、“王道”的必然历程，是自觉形成的有意义的传“统”。
至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以“五行相生”的宇宙气运规律来解说历史变迁，认为 秦虽得水德，但不得天道之序，处于“闰位”，不得为王。其后班彪以此为理论根据著 《王命论》，论证汉朝复兴的神圣性、命定性。北宋时代正统论的兴起，标志着一场具 有强烈政治关怀和经世指向的思想革新运动：新兴士绅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 讨“天理”、“王道”，重新规划历史大道，以指示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基本方向 。欲明了宋代正统论的思想内涵及其时代意义，有必要从“天理”观的形成谈起。北宋 时代，柳宗元的自然性“天”观曾产生很大影响，但天人重新合一的思想潮流越来越明 显，当二程提出“天即理也”，一种新的“天人合一”的“天理”观成熟起来。宇宙阴 阳五行的气运法则之所以然之本原，不再是主宰性、意志性的“天意”，而是抽象的、 原理性的“天理”，“天”具有了以前无法想像的抽象性与合理性。“天理”内具于人 的道德本性，人只需向内自求道德完善则“天理”呈现，社会、政治秩序也就循理自正 了。按二程的看法，气化宇宙贯通天人的大“元”大“统”，由外在的、主宰性的“天 命”置换成了“人心中那一点殄灭不得的秉彝”。我们不难想像，当理学成为思想主流 乃至意识形态，历史变易的贞一之理、历经王朝鼎革而不可断绝的“统”、政治正当性 标准，是只能以“天理”即人心中的“秉彝”为旨归的。然而，北宋的正统论却并未定 为一统，在时代的激荡之下，儒家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呈现出复杂的思想面貌，使后人 得以领略中国文化曾经内具的蓬勃创造力，以及回应时代问题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
宋初仍流行天命正闰之说，推五德相生之运，以宋为火德。欧阳修著《正统论》针对 的正是这一思想背景。他给“正统”明确地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从此，“统”从时间之开始义转成空间之统 一义。这是一个自觉的误解，欧阳修深明正“统”的本义其实是改正朔，但他指斥皇家 尊奉的“帝王之兴，必乘五运”乃“怪奇放诞”之说，改正朔以应天命是一套“虚文” ，都背离了“王道”之实在于“仁德”的孔子之教。他为“正统”下的新定义，惟据“ 治乱之迹”、“功业之实”，而非虚幻难凭的“天命”，来衡评现实政权的正当性、合 法性。那么，什么是历史理应遵循的大治之道呢?政治正当性、合法性标准的实质内涵 是什么呢?欧阳修的“正统”是一个真正二元论的指标。一方面，他说：“统而不正， 犹弗乎统。”这似乎是以“正”为本，然而怎样才算是“正”，并未详论。另一方面， 他又说：“夫一天下而居上，则是天下之君。”并据此进秦、晋、梁为“正统”，这似 乎又是以统一天下的事功为本。就是在这二元论的“正统”观念中，人类为历史规定的 目的、意义，即历史理性的内在的深刻矛盾已呈现出来：这是政治之理与道德之理的矛 盾、是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的矛盾、是生存斗争的逻辑与文化价值的矛盾，或者说，是 得失成败与是非善恶的矛盾。
与欧阳修同时或稍后，理学思潮渐成其势，“天理”既贯通天、人，历史之理就不允 许有任何含混、矛盾，而必须定于一了。“王霸之辨”是理学上的一个著名论题，“王 道”、“霸道”分别指称两种政治伦理，指示两条历史道路。从二程的论述来看，“王 道”即“天理”流行人间之道，承载于圣人、王者之心，实质内涵是天下大公，王者首 先立大公之心并笃行之，使民自养而不知谁养之，民自治而不知谁治之，以求得社会的 高度和谐融通；“霸道”，则是“假仁义以霸天下”，本意以人民土地为一己私产，行 仁政、尚礼教都是为了常保此私产，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富国强兵、社会的高度整齐划一 。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喻，在程子看来，真正是霸者之言。而只有“王道”才 是“天理人心”为历史规定的惟一正道。二程并未参与当时的正统之辨，但他们有一套 明确的天理王道历史观，曾说蜀汉君臣虽区区守一隅，但志在王道，故“三国之兴，以 蜀为正”(《二程集》第1234页)。在欧阳修之后，有章望之推“王霸之辨”以论“正统 ”：“分统为二名，曰正统、霸统。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得天下而无 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并强烈批评欧阳修将“正统”给予以霸道得天下 者，实“非正名之道”(《明统论》，见饶宗颐辑《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 出版社1996年)。但在整个北宋时代，这一以“王道”论“正统”的思路都未能占据上 风，直至南宋，随着时势和思潮的变化，天理历史观与王道正统论才终于胜出。朱熹著 《资治通鉴纲目》，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象以道德性“天理”为轴心，贯串成统一的历 史体系。虽盛衰有变，然历史大势总是以“天理”为指归，总是必然地、自然地合于“ 王道”。当他持“天理”论“正统”时，以蜀汉为三国之正，于两晋南北朝之际，疾斥 “夷狄”不得为正。他表示这样做，是要在时运艰危之中扶树正义，以彰明历史至正大 道，于历史之中保存贞下起元、转衰而盛之几。其时，北方“夷狄”据有中土，得“道 统”之传的南宋及其文化时有覆亡之虞，正是由于南宋士人真实感受着历史中文化价值 之逻辑与政治斗争之逻辑的矛盾，他们才以强烈的焦虑和激愤之情，力主一以“天理” 为定准的“正统论”，以坚定自己以及后世对于至善历史理想必将实现的信心。
然而，在北宋的正统之辨中，这种一元正统论曾遭到发人深省的批判。苏轼著《后正 统论》三篇与章望之辩论，他首先将评价政权的标准与道德的标准明确地区分开来，指 出，政治之“正义”仅在于“天下有君”，即建立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权，使天下有法 有制可循，生民免于战争与暴乱以全其生，这是历史、文化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 “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然而，在“天下有君”的“正义”之上，还有“ 至公大义之为正”，得“正统”者无关乎“圣人之盛节”。既然历史的真实状况是“天 下之贤”与“天下之贵”未能合于一，那么，就有必要在权力与道德之间划出一个基本 的分际，权力在价值等级上低于道德，但权力自有其功用，道德并不能取代之。(转引 自《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表面上看起来，这一“事功”正统论简直是目光短浅的秩 序主义，将有秩序当作政治的根本标准，不讲政治的道义基础和目标，肯定甚至赞许政 治的暴力性。然而，在另一方面，“贵”与“贤”的两分也展示了这样一种思想可能性 ：政治得以确立自身独立的伦理，与道德之理并不能完全合一；而文化、道德自有其道 ，政治权力不必也不可将文化价值的传承维系、“人道”、“天地”的存亡都肩负起来 。北宋时代，偏重统一功业的“正统”论与《春秋》学的“尊王”论相互应和，反映出 当时中央集权强化的历史大势。然而，对于思想的历史来说，更重要的是，关于历史之 理中政治之理与文化价值之理的内在矛盾的明确，透露着一元天理历史观不可弥合的缝 隙，从而可能容纳对于政治、道德、历史更为复杂的认知。
宋以后，随着理学定为“国是”，王道正统论以及天理历史观长期处于正统地位。从 政治思想上看，对于圣人为王、天下大公、天理流行的至善政治的憧憬不绝如缕，不断 有人持此义批判现实政治之无道；而另一方面，王道正统论肯定政治权力应该、必须并 且能够与“天理人心”合一，这又是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的理论基础，是专制王权具有 神圣性的思想原理。超越性价值与现实政治的合作，其结果总是后者借前者给自己披上 神圣外衣，从而获得“神权”，不但管制人身更要统治人心。从史学思想上看，一元性 天理历史观将“上圣惟微之心”确定为历史的贞一之理、大中恒久之道，历史生活中最 根本、最紧要的事就是此“理”的维系与传承，而“尧舜事业不过泰山上一点浮云”( 二程语)。朱熹批评以往史家又讲“仁义”、又讲“功利”，往往根据成败的效果来讲 “仁义”之有用，这使“仁义”不过成了明智的考虑和计算，终究是“功利”。他把“ 仁义”与“功利”如此尖锐地对立起来，其实是要讲明，只有真正出于道德动机的“仁 义”之举才真正有利于“天理人心”之常存常新，才真正对人类历史有长远的大用，故 而要求史家能于“成”而见其不必“是”，于“败”而见其未必“非”，让后人明了什 么才是真正的历史大道。
收稿日期：2004-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