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中小学校长观念的差异与碰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中小学论文,校长论文,差异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 128(2009)04-0028-08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美国范德彼特大学与美国田纳西首府那什维尔市公立学校系统三方合作的中美中小学校长交流(Educational Leadership Learning Exchange，ELLE)项目于2006年6月正式启动。之后即在两校开展中美双方中小学校长培训。这一项目精心设计的双向、情景式、互动式学习环节和学习内容使得中美双方的中小学校长有机会同室学习、零距离接触，真正“走进”了中美双方的中小学校，亲身体会并共同面对真实而生动的中美双方中小学校教育。
通过自己亲身的观察和体会，中国的校长们也欣喜地发现，中美教育的确存在着差异，但差异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既不像有些人所形容的那样“充满快乐，令人神往”，也不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基础薄弱，混乱无序”；相应的，和美国中小学教育相比，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既非人们所认识的那样独享“基础扎实，课业繁重”特点，也非人们所惯常指责和批评的那样“机械乏味，了无生趣”；校长们发现，有些他们犹犹豫豫、胆战心惊，生怕被扣上“机械僵化”、“应试教育”帽子的一些改革尝试在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被毫不犹豫地执行着，还有一些他们多年坚持但近期却常常被讥笑和讽刺，几乎要被抛弃的做法被美国的同行高度赞赏并渴望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于是，他们明白：对于中美基础教育的比较，绝不是用“孰优孰劣”这样的简单思维可以概括得了的；对于美国基础教育，绝不能因为美国一贯坚持的对教育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态度而真的认为美国基础教育就是不行；对于中国基础教育，也不能因为在某些方面的比较中所得出的所谓“基础扎实”而暗暗自得；美国基础教育既有它的缺陷和不足，也有它的美妙之处；中国基础教育既有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表面看来，美国基础教育和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似乎正在分道扬镳：中国通过近十年来对“应试教育”的批判正日益强调快乐学习和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美国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的颁布和实施，规范了中小学的考试并日益强调学习的严谨和系统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学习；然而，当我们深入到两国基础教育的核心去发掘，去探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美两国的基础教育就像是分别处于轨道两个相向终端的列车正分别在探究中向对方驶来，他们必然在某一个地点汇合并朝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最终共同达到“没有残缺的教育”这样一个完美的境界。因此，正如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华南师范大学附中校长吴颖民在面向那什维尔市数百名中小学校长所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美基础教育并非在分道扬镳，而是要殊途同归，正是这种殊途同归的趋势才构成中美中小学校长交流与学习项目合作的基础，也正是这种殊途同归的趋势才使得中美双方中小学校长的对话成为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一、能让学生每天都愿意来的学校就是好学校
国内关于学校优质发展的各种改革以及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动示范性高中建设的工程，让我们的校长们特别关心美国校长们对于好学校的评价标准，他们曾问一位美国的小学校长：“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美国校长的回答是：“能让学生每天都愿意来的学校就是好学校。”美国校长的回答让我们的校长们多少有些不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学生愿意到学校来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所在学校的学生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校长基本上都是广州最好的中小学校的校长，似乎并不存在学生不愿意到学校上学的问题。表面看来，美国校长的答案非常简单，然而其中的内涵却并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一种理念决定了美国学校生活的特点。在美国，对一般的公立学校而言，学生的辍学率非常高，让所有的学生到学校上课是对校长提出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让学生愿意到学校上学就必须想方设法吸引他们，比如说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活动总是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以各种生动灵活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室的布置也尽量多姿多彩等，这些看似随意的细节实际上却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让学生“愿意”来，意味着“上学”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是教育由“他主”到“自主”最基本的体现。尽管这种标准在中国任何一种学校评价标准上都未曾出现，但的确会引导并深刻影响着学校的方方面面。尽管表面看来中国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较强的上学意愿，但学生对学校的叛逆和反感却是客观存在的，否则也不会出现“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这样的改版“校园民谣”了！试想一下，如果学校以此为标准，则学校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全面实施让学生快乐学习的方案，而学生如果每天早上都高高兴兴满怀对学校的渴望和期待到学校，则必然能学得好，学得有效，这样的学校即便还不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优质学校”，那也一定离“优质学校”不远了！
二、有效教学不等于游戏教学，美国课堂既有轻松活泼也有严谨系统
怎样组织课堂教学以及如何才能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是中美校长共同关注的问题。提到美国的课堂教学，人们通常津津乐道的是美国课堂的轻松愉快，似乎教师总是在各种游戏中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预先的教学目标。各种媒体对美国这种“游戏式”课堂教学方式的渲染着实给中国的中小学校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中小学的课堂教学向来强调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课堂教学方式多数以教师讲授为主，这种方式被批评为在保证了知识传授的系统性的同时牺牲了学生学习的快乐和学生探究的自主性，因而难说是一种“有效教学”。为此，中小学校长们想方设法鼓励他们的教师向美国同行学习，在教学中增加游戏，增添快乐。如果真的能够让所有的课堂教学都在游戏中轻轻松松地进行，学生能够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哪一个校长不愿意呢？问题在于，是不是所有的课堂教学都有必要而且都能够通过这种“游戏式教学”来实现呢？它能够切实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吗？
带着这样的困惑，中方的校长们和美方的校长们讨论并观察了不同类型的课堂教学。他们的交流和观察让他们得出了更为客观的结论。实际上，美国的课堂教学并不像一些媒体所一味渲染的那样，总是以游戏教学和活动教学为主，游戏和活动只是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所设计的教学环节，对于某些不适宜采取游戏和活动的教学内容，严谨而系统，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只不过教师总是想办法用表情、语音语调以及各种身体语言让课堂尽量展现一种轻松的气氛而已。
同时，在我们津津乐道、对美国的游戏式课堂教学羡慕不已时，美国的校长们对这种教学方式也不无担心，他们认为，尽管这种方式能够比较好地让学生在快乐中自主学习，但是也往往会因为过分轻松和松散而降低了教学的效果。因此，在游戏式课堂中增添一些严谨，游戏式课堂教学与严谨系统的课堂教学相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当我们的校长们告诉一位曾经到中国广州学习的校长说中国正在极力推崇美国式课堂教学时，这位校长笑了。他说，我们还觉得你们的课堂教学更为有效呢，你们可不能在学习我们的同时把你们自己的优点丢掉呀！
三、美国的学生并不轻松，补课、长时间的作业，样样都有
提起美国的中小学生，人们普遍的认识就是轻松愉快，学生早上8点钟上学，下午3点钟就放学，课堂上随随便便、玩玩闹闹，放学后很少或几乎没有作业，这些在中国的中小学生看来，简直就是天堂。应该说，美国中小学的确有轻松愉快的一面，这和美国教育工作者奉行以学生为中心、快乐学习、自主学习的理念是分不开，然而，美国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一般来说，小学的课堂多数都比较轻松愉快，做作业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但是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则大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初中和高中学生在放学后都有2～3个小时的作业，而对于质量较高相当于国内重点学校的磁石学校的学生来说，作业时间更长，学生3点钟放学后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回到家以后一般都要有3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用于作业和自修，而对于那些立志上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说来，学习到深夜也是常有的事情。另外，对于那些学习跟不上的学生，额外的学习辅导更是不可缺少。一般来说，美国的很多中小学都有“课外辅导项目”(After School Program)或“暑期辅导项目”(Summer School Program)，专门对那些在阅读或其他科目上达不到要求的学生进行课外辅导，这些辅导项目多数是免费提供的，但也有一些暑期辅导项目是收费的。
对于这些课外辅导项目，中国的校长们有些哑然。国内教育管理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学校在课外补课已经是多年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即便学校根据某些学生的需要想办法提供一些课外辅导项目也是偷偷摸摸不敢张扬。当然，提供课外辅导无疑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但是不提供辅导无异于把一些学业落后的学生抛弃，相对于美国同行们光明正大同时还有政府资助支持的课外辅导项目，究竟哪一种是更实事求是的做法呢？
四、竞赛赛出的误区：美国的学生基础并不差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中美基础教育的比较所做出的结论往往是“中国学生的基础好，美国学生的创造力强”，这样的结论已经基本成为无论专家学者还是民间的共识。然而，这样的结论无疑会让人产生一种疑问，难道基础扎实和创造能力强真的是矛盾的吗？强调基础就一定要以牺牲创造力为代价吗？创造力真的就不必要以扎实的基础知识为基石吗？在走访了多所学校，了解了多所学校课堂学习的内容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之后，校长们对中美学生的基础问题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由于美国的学校通常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教学内容由教师自己掌握，在一些非常普通的学校里，教学内容的确显得非常简单，尤其是数学教学，有些学校初中二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六年级)的数学难度只相当于中国小学三、四年级的内容；然而在一些好学校(如磁石学校和一些私立学校)，教学内容则与一般学校大不相同，这些学校课堂教学的严谨性强，教学内容的难度也很大，如一些学术性磁石学校所开设的AP数学、AP经济学课程根本就是大学程度的内容，这些课程的难度和中国重点中学的教学相比一点也不逊色。2006年6月，一位曾任数学教师的美国校长在中国学习时听了一节中国的奥数课，对于奥数教学内容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说她过去经常在课堂上教授学生类似的内容，并兴致勃勃地说很想在中国的数学课堂上小试一把。至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从学生运用所学到的微观经济学知识经营虚拟公司的自如程度来看，他们显然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课堂所学的知识并学会了灵活运用。
由此可见，美国学校教授学生的基础知识并不像我们惯常所认为的那样简单，美国学校的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也并不差，正如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在批驳“中国学生基础好”的观点时所认为的那样，“美国最好的学生真是好得不得了……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绝对不逊色于中国学生，相反是要强得多”。那么，人们所形成的共识又是由何而来的呢？对此，我们有必要突破一个误区。其实，人们并没有科学地比较研究过中美两国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所得出的所谓共识性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一些国际竞赛(如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成绩得出来的。的确，中国学生在很多国际大赛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参赛选手往往在国内经过层层选拔，多年训练，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选手的成绩并不能代表中国中小学生普遍的水平，而美国的参赛选手往往就是从普通的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其选择性远不如中国那样强，也就是说，美国参赛选手的成绩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即便大多数美国中小学生的成绩不像他们那样好，但是也不会有很大的差距。由此说来，所谓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好的论点并不一定站得住脚，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
也许这种严厉的批判让我们基础教育的同仁多少有点挂不住脸面：我们的创造性不如美国的学生，如果我们的基础也不如美国的学生，那么我们的基础教育岂不是一无是处了吗？对此，我们应该有更为科学、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承认美国学生基础并不比中国学生基础差并不等于否定中国的基础教育，相反，倒有助于我们端正对于基础和创造性的关系的认识。美国学生创造性强的同时基础也强，这正说明创造性不仅不与基础扎实相矛盾，而且，真正的创造性应该是以坚实的基础为根基的。我们在中小学教学中不能因为要强调创造性就丢弃掉我们多年来强调基础的做法，相反，我们应该更强调基础，同时增加对创造性的培养。基础与创造性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关键在于要以更加灵活和创新的方式、方法与手段去培养能够激发创造性，为创造性提供营养和土壤。
五、高考指挥棒在美国的作用：如何指挥，如何应对
就中国而言，中小学孜孜以求地追求升学率的做法尽管长期被批判，但却始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考指挥棒对中小学的影响也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公开的秘密”。当问及我们中方几位名校的校长，在他们每年张榜公布高考中榜名单并向社会宣扬他们骄人的高考成绩时怕不怕被扣上“追求升学率”的帽子时，他们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这是社会认可的、最直接、最硬性、甚至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指标，一所学校再说好，如果高考成绩上不去，无论教育管理部门还是社会都不会认可这所学校。当和美国校长们交流对“追求升学”这一问题的看法时，中国校长们的无奈让美国同行感到很惊讶，在他们看来，一所中学(尤其是学术性中学)关注毕业生的高考升学率是必然的选择，尽管某些学生可能会在毕业时选择不读大学，但是能够被大学录取是绝大多数学生的愿望和目标，尤其对于高质量的学术性磁石高中来说，有多少毕业生能够被美国一流大学录取是学校以及学生、学生家长必定关注的指标。美方的校长从来都不惮于承认自己的学校是大学预备性学校，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被认可为一所以培养和输送学生到大学去为目标的大学预备性学校几乎是一种“荣誉”。交谈中，当中方的校长问到一所学术性高中的美国校长是否像综合高中那样提供一些带有职业性的综合科目时，该校长马上纠正说：“不，我们是以升大学为目标的学术性高中(College Preparation Academic School)，只提供学术性科目，不提供职业性科目。”另外一个特许学校的校长在谈到自己学校的特点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他们是“大学预备性而非职业性”学校，并以此来说明，他们是一所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正规学校。当中方的校长在一所学术性磁石高中(Hume Fogg高中，该中学在全美高中排名第49位)看到一入校门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的“大学入学光荣榜”时开心极了，他们开玩笑说：“在美国找到了知音！”
无疑，在追求升学目标的过程中，大学对中学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当我们问及美方的校长是否认同大学以及大学入学考试的“指挥棒”作用时，美方的校长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并且丝毫也不认为这种指挥棒有什么不好。比如，学术性磁石高中所开设的AP课程就是根据大学认可的课程科目所开设的，全美高中的排名也是根据高中所开设的AP课程被大学认可的情况所确定的：一些大学对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经历的要求推动了学校对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科目的重视；另外，被大学认可的SAT和ACT考试也对中学教学产生影响，这两类考试只考数学和语文，而各个学校对数学和语文科目的格外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中美双方校长共同的体会中我们认识到，大学的引导和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对中小学的影响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是跨国界跨文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如何指挥。与其言词犀利地批判中小学追随高考指挥棒，不如认真研究如何使高考指挥棒指挥得更为科学。在美国，由于SAT和ACT考试的设计非常科学，集测试学习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为一体，学校在追随其引导作用的过程中恰好实现了教育的功能。
而大学对中小学的影响也是如此，大学对学生学习能力、学术准备和社会参与的要求促使中小学追求更全面的发展。同时，美国大学的多样化、大学要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中小学课程的多样化，因为即便都是追求升入大学，由于学生的要求是多样化的，为了能够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把学生送到不同类型、各有优势和专长的大学，学校就不能只盯着某一类型或某几所大学的引导，而是要尽可能博采众长，在这种引导下，中学和大学、中学教学和大学入学考试相互促进又有何不可呢？所以，当务之急不在于批判国内中小学对高考指挥棒的追逐以及追逐过程中某些不当的做法，而在于认真研究指挥者与互动者之间的互动规律，认真研究大学入学考试，增强高考的科学性，以科学高考来引导中小学对正确教育方向的追逐。
六、书包重并不等于负担重，强调考试的教育并非都是应试教育
近10年来，与大张旗鼓提倡素质教育相对应，应试教育也遭到了大张旗鼓的批判。显然，仅仅以考试为目的，以考试训练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唯考试分数是尊，把学生浸泡在题海战术中，甚至学校成为“考试地狱”的教育是我们坚决要摒弃的，这种应试教育显然会导致学生的片面发展甚至身心的扭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强调素质教育，批判应试教育的过程中，有些做法显然过了头，一时间，似乎只要提考试就是“应试教育”，只要强调考试就是“反素质教育”，凡是与考试相关联的教育教学活动都变得战战兢兢，无论教师还是校长提及与考试相关的话题总是闪烁其词，曾经作为学校教育教学话语体系中关键词的“考试”，一时间竟然成为不能摆上桌面的词语。素质教育强调要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考试自然被列为被减之列，同时，学生书包的重量也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学生背负的书包重也成为应试教育摧残学生的“罪证”之一，因此，减轻学生的书包也成为反对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的表征之一。
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美国基础教育成为国内仰慕的素质教育的典范，在各种各样的描述中，似乎美国的中小学几乎不用考试，美国的中小学生几乎不用背负大大的书包，每天都轻轻松松地来，轻轻松松地走。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在我们走访的学校中，无论中学小学，几乎每所学校的学生都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里面装着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书，高中生的书包几乎个个都超过5公斤以上，很多学生因为书包太重，直接用一个拉杆箱做书包。一个中方校长特地提了一下一些学生的书包，深有感触地说：“比我们学生的书包重多了！难道这就意味着学业负担重吗？”对此，美国同行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课程多与少、书包重与轻并不必然说明学生负担的轻重，如果学生学得愉快，再重的课程也可以上得很愉快，再重的书包也可以背得很轻松；相反，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得沉闷、不愉快，再轻的书包、再少的课程也一样是难以忍受的负重。
至于对待考试的态度，美国校长们提出了布什总统2002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作为回答该问题的背景。该法指出了美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学生数学和阅读水平不令人满意的状况，并在全美教育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强调了对数学和阅读科目考试的统一要求，不仅要求提高测试水平的难度，而且要求各州要有统一的测试，要求各州的统一测试通过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且要求每年都要有一定的年度进步指标(AYP)。这一要求就好像是给全美基础教育戴上了“紧箍咒”，各州都在这一要求下紧张应对，纷纷加强对本州学校教育教学业绩(students' achievement and school performance)的管理，尽管有个别州曾试图联名反对联邦政府对各州基础教育的干预，但反对的力量在联邦政府强大政策的推动之下实际上是非常微弱的。显然，这样的要求对于学校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校长们必须时时关注自己学校的州际测试成绩，如果达不到州的测试标准，学校将会被贴上“不达标学校”(Failed School)的标签，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学校被“重组”的后果。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强调测试水平和测试成绩的背景下，那什维尔市的教育总监Garcia博士才会在全学区TCAP(田纳西州级测试)测试平均成绩提高了2分的时候向全学区的校长和老师一一发送邮件表示祝贺和感谢。从美国同行那里我们了解到，这种关注考试的氛围正在日渐加强，并日益被社会，被教育界所认可。美国的校长们认为，尽管这种氛围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同时也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他们认为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美国基础教育的水平是迫切而必要的，通过考试来促进教学的改进是卓有成效的。当中方的校长们问美方的校长，是否担心会因对考试的关注而导致出现中国目前正在反对的“应试教育”(Test Oriented)时，他们坦率地回答，尽管他们并不认为强调考试就必然会导致应试教育，但是这种可能性并非绝对不存在，他们会努力避免；同时，根据他们在中国时对中国学校教育的观察和理解，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同行们对考试的强调都是应试教育，相反，某些有效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的做法是值得他们学习和参考的。
七、学校风纪：问题的存在并不等于没有规范和原则
由于近年来对美国中小学校园暴力的不断报道，再加上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美国人对个性张扬的追求，提起美国校园风纪，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词语往往与“毒品”、“枪支”、“暴力”、“缺乏纪律”、“散漫”等有关，似乎美国的中小学是没有什么校园行为规范和原则的，或者是即便有规范和原则，也往往被学生们所漠视。中方校长们最初到几所学校去参观的时候的确还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会遇到什么难以预料的“校园暴力”或令人尴尬的场面。然而，在参观了几所学校以后，中方校长渐渐放松下来，他们发现，尽管每个学校的学生在肤色、服饰、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却几乎无一例外的阳光、开朗、自信、乐观、积极、热情、彬彬有礼。
在参观一所很普通的社区小学时，校长们发现，在其他学生都在上课的时候，有几个学生却安静地排着队站在教室的走廊上。校长们直接的反应是认为一定是他们违反了课堂纪律被教师驱逐到教室外面罚站，然而，询问之后得到的答案却是，他们在排队等着上厕所。在学生午餐时，校长们也发现，尽管学生们有说有笑，但多数都压低了声音，尽量不影响别人，根本没有大声喧哗和推搡吵闹的。中方校长们对此很是感慨，他们认为，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美国学生彬彬有礼、相互尊重的行为规范。当问及美方的校长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与所听闻的报道有那么大的差异时，美方校长们回答说，由于青少年处于一个比较躁动的时期，再加上美国的青少年个个追求个性的张扬，学校的确存在着一些风纪问题，比如学生迟到、旷课、不按时交作业、考试抄袭等，严重时也可能有暴力现象，但是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遵守学校的风纪要求的。为了确保学生能够遵守学校的风纪要求，学校和家长之间还有常规的“家校联系手册”，学校和家长要分别就学生在校和在家的表现进行沟通，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的行为。至于“枪支”和“毒品”问题，媒体的报道自然也是真的，但是这些严重问题的出现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出现的频率也并非很高。一方面，国家有法令确保学校“远离毒品”、“远离枪支”；另一方面，社区参与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校园的安宁和清静，比如说，警察局会为每一所学校指派至少1名警察专门负责学校的安全，同时，警察也会亲自到学校的课堂中去为学生上课，引导学生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美方校长的介绍引起中方校长们的良久沉思。校园风纪和学生品德是中美双方校长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所学校从未出现过学生风纪问题，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学生的主流精神风貌和行为表现是怎样的。如果把中美两国学生的风纪和品德行为表现作一个比较的话，恐怕很难得出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学生会有更为良好的表现”这一结论。表面来看，中国学生似乎更“听话”，然而从近年来所出现的学生暴力行为，如一对孪生姐妹因考试成绩不佳毒死母亲等个案来看，中国学生的暴力行为一点也不比美国学生差。在讨论中，曾有校长提出这样的假设，“假如中国的孩子也有枪”，而这一假设之后的想象却令人不敢深想。抛开这些极端的个案，从大多数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来看，我们也很难得出上面的结论。从细节中可以看出，美国学生的彬彬有礼和儒雅的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而大多数在独生子女年代下出生的中国中小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自私、霸道、任性、娇气、两面性却令人担忧。因此，我们与其在惊恐于美国校园枪杀暴力的同时庆幸好在中国的孩子没有枪，不如更客观地思考一下中国学生日常行为的真实表现，并向美国同行学习如何更为有效地把学生们培养成为真正文明儒雅的公民。
八、世界是平的，你的学校在哪里：美国学校教育的国际化
那什维尔市教育总监Garcia博士是一个非常有魄力、有思想的教育管理官员，他曾经自己出钱给全学区的中小学校长每人买了一本《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书，要求他们通读、讨论并写出感想。这本书是近两年美国的畅销书，主要讲述20世纪以来世界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总监让校长们读这本书的意图就是要让校长们了解他们所管理的学校处在一个怎样迅速变化以及相互依存的全球环境中，同时也让校长们了解像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发展中国家怎样在世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思考他们的学校应该怎样去主动适应这样一个一体化的世界，怎样在这个世界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人曾经和教育局局长开玩笑说，是不是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中国的日益强大，想要和中国“攀点亲戚”才决定和中国的学校进行合作的。总监没有否认，却更进一步说：“与其惊恐于中国的迅速发展而宣扬中国‘威胁论’对中国进行抵制，倒不如向这个最有潜力之一的国家学习任何一点他们强过我们的地方，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以提高我们的后代和他们打交道的能力。”
当我们谈到学校的国际化问题时，大多数中方校长都认为美国学校的国际化程度一定很高，然而美国校长对美国学校国际化水平的认识却令我们吃惊。他们认为，美国学校恐怕是世界上国际化水平最低的。多数学校，无论校长、教师，还是学生，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他们惯常都是以美国为中心来进行思维，美国学生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学生对美国的了解程度，美国学生很少会讲出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美国学校很少主动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在他们的观念中，国际化似乎就只是美国化或者充其量欧洲化，很少关注其他国家。在全球一体化、逐渐变“平”的世界发展进程中，美国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在世界迅速发展的今天以及未来，美国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领先，也不可能永远领先，美国必须向其他国家学习，美国的学校必须担负起推动美国国际化的责任。和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和中国的学校相互学习是美国学校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本文与吴颖民同志合作完成。
(本文选自王定华主编的《透视美国教育——20位旅美留美博士的体验与思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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