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声：北京话声调的空调类——兼论生成规则的语言学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话论文,声调论文,语言学论文,轻声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前言
汉语音节声调的声学特征不同于英语的词重音。英语的词重音主要表现为能量的大小。读重音的音节，能量最大；读次重音的，能量次之；没有重音的，能量最小。汉语音节的声调变化主要是音高变化。实验语音学上以基频
表示音高的发音声学性质；在听觉感知上，音高主要体现在音节的主元音上，浊声母、介音、韵尾，与声调的感知无关(林茂灿1995:437-45)。
现代音系学理论认为，声调与音素在音系结构上属于不同层面，音素属于一个有时间先后的平面，叫音段层面；声调属于另一个层面，叫超音段层面。语音的各个层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这就是自主音段的基本观点。
语言成分可分意义、语音两种单位。汉语的意义单位从小到大为：语素、词、短语(包括句子)、复句等；汉语的语音单位从小到大为：音素／音位、音节，单音节以上的语音单位则包括双音节词的轻重、短语的韵律、单句的句调、复句的语调。
其实，语素与词的根本区别不是大小，而是看能否独立运用。词是从语言运用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意义单位，语素是从语言分析角度得到的最小意义单位。人们在分解复合词的意义成分时，不排除分析到语素单位。从这一点上，可以把语素当作意义的基本单位。
在语音上，单音节与双音节的根本区别是单位的大小，汉语的音节是以发音能否停延(短暂的停顿)划分出来的最小单位（注：未经语音学训练的人不能分解比音节更小的语音单位。），汉语的音节与语素基本上是一对一，所以，对于说汉语的人，可以把音节当成最基本的语音单位。
综合以上两点，“音节／语素”是人们分解汉语语音、意义的基本单位。下面以“音节语素”指称该单位。
如果对北京话的所有音节语素进行声调的分类，一般有四个声调类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它们是四个调值确定的调类。剩下的那些不属于四个调类的音节语素，它们是：(1)单音节助词，如“的”；(2)双音节词的词缀，如“子”；(3)某些复合词的后一语素，如“大意、报酬”。本文把这些不属于四个调类的音节语素的音高读法单独列为一个声调类别：轻声调。魏钢强(2005:530)也主张将与阴、阳、上、去四声相对立的轻声作为一个调类，却否认它是一个独立调类(调位)。
2.调位与变调
汉语里声调不同的音节，代表不同的意思。声调与音素音位有相似性，即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声调跟音素音位不同的是，音素音位不带声调，也能单独发音，而声调单独发不出声，必须体现在具体音节上。
汉语的语素常以汉字为书写单位，语素与它所对应的单字，两者意义相关。因此，语素声调与单字调有关。比如，“土改”的“土”读[35]调，是“土地”之意。读[35]调的“土”与读单字调[214]的“土”，二者意义上有同一性。根据语素意义的同一性，可以找到变调与单字调在调类上的联系。所谓变调，其实是某个语素的音高在语流中的自然读法，它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是该语素的单字调类，二是受该语素前后音节声调的影响。
北京话四个调值确定的调类(阴阳上去)与各自的变调，可比附音位与音位变体，但归纳调位与归纳音位有所不同。对同一语言归纳出来的不同音位系统，服务于不同目的；而调位与变调的关系相对固定，主要依据所属语素意义是否具有同一性。至于轻声调位，由于它是相对于四个基本声调的中和调类，调值不确定，轻声调位无本调，所有成员均为变体。所以，轻声音高的实际调值由它所跟随的音节调值而定。轻声调没有固定音高，不等于它没有音高，没有声调。轻声调音高的依附性成了轻声调类的特征，基于这一特征，下文以“空”调类来指称轻声调。
此处“空”定义为不确定，它相当于音系结构(声调层面)上一个调值不限定的“空”位。这个空位不等于“零”概念，更不应该理解为“无”概念。因为“无”就是声调层面没有声调。如果没有声调，该音节词库里就没有调类，“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不好解释。
采用“空”调的名称，以区别于其他四个有固定名称(阴阳上去)的调类，也可避免由术语“轻声”所引起的混淆。“零”调类的概念则让人想起零声母，零声母是没有辅音声母，“空”调类则是有声调的。
3.轻声音节的声学特征
轻声是北京话音系有争议的内容。先看轻声音节的声学性质。
据林茂灿、颜景助(1980)的声学实验，北京话的轻声音节，声学上有四个特征：音长变短、能量(音强)变弱、音高取决于前字、单元音央化。据林焘(2001[1983]:140-1)所做的双音节词的轻音听辨测试，在音长、音高、音强这三方面，音长变短对听辨双音节词的轻声音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音高次之，影响主要在轻音音节起点的高低，曲降变化不明显；音强对分辨轻音语素作用最小。曹剑芬(1986)认为，音长和音高变化是构成轻声音节声学特点的两个重要因素，轻声音节具有相对稳定的音高模式，它是轻声音节听觉上最显著的特征，把轻声当作声调讨论不无道理。但后来她对于轻声性质的认识，徘徊在声调和轻重音两者之间(曹剑芬1995:317)。
林焘、王理嘉(1992:179)根据轻声音节音长变短的声学特征，把北京话的轻声看作轻音，与重音归为一类。路继伦、王嘉龄(2005:108)认为，既然轻声音节的四个声学特性(音长、音高、音强、音质)实际上就是轻音音节(弱读音节)的四个声学属性，可用不同术语区分二者：轻声属于声调层面，轻音属于重音层面。
笔者赞同区分轻声与轻音，并把轻声调从轻音的各声学特征中独立出来，因为在汉语音节的四个声学属性中，音高变化的辨义承载力不低于其他三者。徐世荣(1984[1957]:116)从轻声音节的短弱声调以及调位的辨义性两方面，把轻声调分析为一个独立的声调音位。本文将从两方面支持这一观点：(1)北京话单音节里，音长本身没有独立的辨义功能，音素长短不区别意义，音节长短一般也不区别意义，而音节调型(包括轻声调)却有最显著的辨义作用。(2)音节之间的轻重强弱对比是韵律现象，与音节的音高比起来，属于不同性质的语音现象。
4.轻声调的辨义功能
先论证单音节轻声调的独立辨义功能。
从声学上，轻声音节的音长、音高、音强、音质变化的属性，完全等同于轻音音节的声学属性，轻声音节与轻音音节可以合一。但是，就这四个声学属性对北京话音节语素的辨义作用而言，四者的功能各不相同。音强本身，不能独自区别意义。轻音音节里的元音弱化(音质变化)，本身也不区别意义，因为没有一种音位归纳把北京话的弱化元音分析成与非弱化元音对立的音位。音长对于北京话的音节语素，元音的长短不区别意义，音节时长一般也不区别意义；只有在音节长短相差达一倍时(林焘2001[1983]:129-31;曹剑芬1995:315)，短音节才有辨义作用。
汉语方言里，所谓音素长短起辨义作用的典型例子是粤语的元音
。李行德(1985)认为，这两个元音，长短是它们的区别性特征，音质差异只是伴随特征。听辨测试说明，之间的对立包括音长(单字的音长比例为2:1)和音质两方面的因素，二者缺一不可(石锋、刘艺2005:5；石锋、麦耘2003:50)。Hashimoto(1972:157)认为，粤语音节里，长元音后面的滑音或鼻音较短，而短元音后面的滑音或鼻音较长。既然汉语方言里不存在音素以长短不同而归纳为不同音位的现象，汉语里也就不存在音节仅以长短区别意义的情况(轻声除外)。
英语的元音长短更是相对的，元音在浊辅音前较长，在清辅音前较短；在重读音节里较长，在轻读音节里较短；它们都是音位变体，没有辨义作用(Ladefoged1982:225)。至于英语的所谓[i:]、[i]对立，那是设计者为了减少一些符号，它们其实是[i]、
音质的不同(Ladefoged 1982:70-6)。
相比之下，音高变化在北京话音系里有独立的辨义作用。根据林焘(2001[1983]:133-9)的实验报告，笔者发现轻音音节的声调调型在听辨中起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该实验把重轻式复合词轻音音节的音高分别合成为平调、升调、降调三种调型，并且音长缩短至一半以上(前一音节210毫秒，后一音节90毫秒，词总长为300毫秒)，以此测试听辨者对各种轻声调型的反应如何。表1是笔者根据该报告的实验数据重新组合的对照表。
表1 “重轻”型改变第二音节调型后的听测结果
用于测试的五个轻声词分别是“丫头、大爷、大意、码头、姨姨”。当把轻音音节的音高合成为平调时，在“丫头、大爷、大意”三者听辨中，听成轻音的平均数为19%，“码头、姨姨”二者听成轻音的平均数为54%(缩短音长对听测结果无影响)。当把轻音音节的音高调型合成为升调和降调时，“丫头、大爷、大意”的轻音平均数大幅度上升，分别为升调68%、降调86%，“码头、姨姨”的平均数变化不大，分别为升调54%、降调53%(“码头、姨姨”的数据差别不明显，可算例外。林焘认为二者轻音不稳定)。比较表1“丫头、大爷、大意”轻音音节的音高合成为平调与非平调(升调和降调)的听测平均数，二者的差别竟达三至四倍(升调为19%：68%，降调为19%：86%)。这个巨大差别，说明即使音长缩短至一半，调型如不符合轻声调的音高模式，也无助于轻音听辨。看来，对轻音音节而言，长短不是关键因素，调型才是决定性的。这与曹剑芬(1986)的观点一致。
现以助词“的”为例说明音节语素的轻声调辨义。在可预测的语言环境(如助词在句中位置，对于说本族语的人，它是可预测的)，如果说话者用一种奇怪的声凋(非轻声)说出助词“的”，听话者虽然不理解说话者的怪异行为，但因为这是个可预测的语言环境，一般不会产生交际障碍。但是，听话者会对这个音产生怪异感。例如，把“天渐渐地冷了”中的助词“地”说成去声，听话者会觉得奇怪。在说本族语的人看来，把轻声调说成非轻声调，语感上不认可。本文把本族人语感上对某个音(包括调类)所产生的怪异感看作一种辨义现象。
复合词的轻声辨义不那么明显。先看“椅子”类的轻声词。“椅”有词汇义，“子”有构词作用，虽然“子”只出现在复合词中，但从词义构成成分上，其词缀的地位应该不成问题。“椅子”的词缀与名词语素“子”(如“父子”之“子”)的任何义项都不相关，二者虽共用同一个汉字，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素，不是同一语言单位。
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如果把轻声词缀的调类读错，把“椅子”的词缀读成非轻声，该词一般不会理解成别的词，但听话者可能不明白它是什么东西。这种理解上的含混，由轻声音节的调类偏差造成。本族人语感上理解含混，代表轻声语素调类的辨义作用。
词缀“子”在使用中从不单独出现，但这并不否认它是从语言分析角度划分出来的音节语素。能否单说是一方面，能否依据同一性来分解词义构成成分是另一方面，这两方面都属于人们的语言能力。
词缀“子”的音高与音长，二者谁承担该音节语素的主要辨义功能？从表1的数据看，轻声调调型的作用不在音长之下。音高与音长为不同声学属性，二者无法进行比较，但考虑到调型稍有变化(从升调或降调变成平调)就对听测结果造成巨大影响，而音长变化必须达一倍才对听测结果造成影响，音高与音长二者谁承担轻音音节的主要辨义功能，应该分出高低了。
再看“大意、报酬”类的轻声词。
北京话有轻声词的“大意”(表示疏忽)和非轻声的“大意”(表示主要意思)，二者字形相同，词义不同，各自的语素义也不同。“大”在前者义为“粗”，在后者义为“主要”；“意”，前者是“注意力”(模仿“小心”之“心”，陆志韦等1975:71)，后者是“意思”。同—性上很容易分辨二者不同的构词成分。读音上，成语“粗心大意”的“大意”，其意义与轻声词“大意”相同，前者的“意”可读去声，因此，轻声语素“意”与读去声的“意”(“注意”之“意”，不是表示主要意思的“大意”之“意”)具有同一性，后者的去声可成为前者的原有声调。“大意”类的轻声词还有“地方”(部位之义，与非轻声的“地方”(本地、当地之义)相对)、“兄弟”(弟弟之义，与非轻声的“兄弟”(哥哥和弟弟之义)相对)等。
“报酬”代表另一类轻声词。北京话有轻声的“报酬”和非轻声的“报仇”，二者词义不同，字形不同，读音也不同。轻声词“报酬”结构上属并列格，轻音语素“酬”与非轻音语素“酬”(“酬劳”之“酬”)，意义上有同一性。声调上，前者为轻声调，后者为阳平调。由于语义的同一性，“酬劳”之“酬”的阳平调自然成了轻声语素“酬”的原有声调。“报酬”类的轻声词还有“包涵”(与非轻声的“包含”相对)、“比试”(与非轻声的“笔试”相对)等（注：“比试”与“笔试”的不同还体现在第一个语素的字形。就整体语音形式而论，可将“比试／笔试”算作与“报酬／报仇”同一类轻声词。）。
至于语言运用上只有轻声的复合词“大意”，不存在单独的轻声语素“意”，这同“椅子”类的情况一样。人们以同一性来分解轻声词“大意”的词义成分而得到轻声语素“意”，并且人们能够轻易发现这类轻声语素的原有声调。所以，辨认它们的词义成分比“椅子”类更容易些。
以上从轻音听辩和分解词义构成成分两方面论证北京话三类轻声词轻声语素的辨义作用。北京话还有几个轻声词给本文带来挑战，它们是“东西、马虎、地道”之类的轻声词。陆志韦等(1975:103)只列“芙蓉、慷慨、唠叨”之类的联绵词为“不可分析的词”，没提“东西、马虎”这些轻声词。他们认为，有些词虽有两个音节，但只有一个语素，这些词不能归类，“考古也没有门径”(陆志韦等1975:12)。一般语法书上排列的双音节单纯词有联绵词、音译词、叠音词、拟声词，也没将“东西、马虎”之类列为一类。这类轻声词虽有固定汉字，但不存在与它们可类比的语素。比如，表示事物的“东西”与表示方向的“东西”语义上无关，二者的语素也无关，轻声的“西”与阴平调的“西”没有同一性，二者的“东”也无同一性。“东西、马虎”之类轻声词以两个音节表示一个语素，两个音节各自不表任何意义，其中的轻音音节不属于音节语素。这类双音节词，只能在韵律上按照韵律类型将“东西、马虎”与“椅子”归成一类。
5.轻声调的音系学依据：词源还是同一性语素？
如何从音系上解释轻声调的性质？路继伦、王嘉龄(2005:108)认为，轻声调的底层形式有两种：一种为无声调，如“椅子”的“子”；一种为有声调，如“小姐”的“姐”。该文把北京话的声调先分为“有声调”和“无声调”两类，“有声调”又分阴阳上去四声，而“无声调”在底层就是没有声调。对于“椅子”表层的轻声，该文这样分析：轻声由重音层面上的轻音所引发，语素“子”在声调底层没有声调，受轻音引发而产生轻声(“轻声规则”解释从无声调到有声调)。对于“小姐”的“姐”，笔者理解它的生成程序有两种：一是经轻音引发从有声调变无声调，再经“轻声规则”从无到有(轻声)；一是经轻音引发从一个声调变另一个声调(轻声)。路继伦、王嘉龄采取后一种，他们的“轻声规则”既能解释从无声调到有声调，也能解释从一个声调变成另一个声调。
什么样的语言学理据使“轻声规则”获得如此能量呢？路继伦、王嘉龄的依据是前人的研究结果，轻声因轻音而发生，“据此，我们说，声调层面上的轻声都是从重音层面的轻音经过一个轻声规则映射过来的”(路继伦、王嘉龄2005:109)。
这个观点基于北京话轻声的历史来源（注：有学者认为，现代北京话的轻声有两个来源：一是汉语自身发展演变而来，一是受满语的轻音影响而产生(赵杰1996)。）。但是，生成音系学理论在分析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心理机制时，遵循一条基本原则，即一般语言使用者不具备历史语言学知识。生成音系学家认为，“对于某语言的音系解说，应该是对它的语音结构的解说，同时也是解释说话人用于句子发音的语言能力”(Kenstowicz and Kisseberth 1979:174)。“轻声由轻音引发”虽合乎历史事实，但说本族语的人不具备这方面知识，他们的语言／心理机制中缺少这方面内容。因此，“轻声规则”虽从生成规则上解释一个声调变成另一个声调，但这样的解释缺乏语言学依据（注：至于如何理解音系规则反映历时演变，举个例子，音变相对先后(relative chronology)与历史发生的先后并非同一概念，如果有历史材料证明相对先后所代表的次序与历史的先后一致，当然很好；如果没有史料证明，也不妨碍音变相对先后的成立，因为相对先后是生成音系理论中语音规则运用次序的概念。所以，生成规则虽然在某些方面(如构词音变)可以反映历时演变，但生成音系学的本意并不在此。Kiparsky(1982[1971]:57)说，“在生成音系理论框架内研究历史音变，目的是从现今共时理论出发，发展一种能概括语音演变的形式与制约”。）。
什么才是说话者对发音的语言能力呢？举一个赵元任(2002[1934]:779-80)的经典例子。北京话声母有舌面音j，q，x，舌根音g，k，h，舌尖音z，c，s，翘舌音zh，ch，sh四组，根据四组声母的分布，即舌面音只出现齐齿呼、撮口呼韵母前，而其他三组从不出现在齐齿呼、撮口呼韵母前，舌面音在音位上似乎可以归属其他三组的任何一组。赵元任指出，虽然词源上可把j，q，x归入g，k，h，也可归入z，c，s，但是照顾词源不属于音位归纳范围。他把j，q，x归于g，k，h的依据有二：一是本地人感到
是两组([k]组与
组)差别只在元音(
及[u]～[y])的双声系列；二是当时北平有种秘密语(可视为一种语言游戏)，把原音节的声母和韵母拆成前后两个音节，规则是“原声母＋[ai]”为前一音节，“[k]声母＋原韵母”为后一音节。如果原韵母是齐齿呼或撮口呼，后一音节声母就以替代[k]（注：赵元任(2002[1931]:372-3)用上世纪初北平话的一种反切语，来证明本地人的语感。据他的观察，北平反切语在小学生、算命瞎子、流氓、窃贼中使用，它取法于中国古代的反切，又不完全相同。它以A、B两个音节拼成音节C，即C=A+B。北平反切语的规则如下：
A音节声母与C音节同，韵母为[ai]。四呼依C音节而定，即分别为ai，iai，uai，üai。因为iai，ü ai这两个韵母在北京音不自然，所以取相近音ie，üe；
B音节韵母与C音节同，声母为[k]。B音节声母则依C音节四呼而有所变化，当C韵母为开、合时，声母仍为[k]；C韵母为齐、撮时，声母为；
A音节声调读上声，并且随B音节声调而变调(上声变调)，C音节声调与B音节的相同。）。
赵元任把j，q，x归于g，k，h所用的两条依据，一是本地人对于双声联绵的语感，二是本地人的一种语言游戏，这两方面都属于本地人的语言能力，这些能力可通过判断语音同一性而得到验证。
根据以上思路，如何判断北京话轻声调音节语素的同一性呢？这与轻声语素的所谓“原有声调”有关。可从两个方面判断轻声语素的“原有声调”：一是该语素词源的声调，二是根据该语素与其他语素的同一性看出二者语义相同但调类转变了。探究轻声语素的词源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只有专家才知道，一般语言使用者不知道语素的历史演变。轻声语素与其他语素是否具有同一性，却是说话者只要将有关词语略经比较就能发现的，不需要专门的语言学知识。
分析轻声调的生成过程，是对轻声调的语言／心理机制的一种解释，词源不能作为解释语言机制的充分条件，只有同一语素的声调，才与轻声调有调类上的关联。此前分析的轻声语素，助词(如“的”)和词缀(如“子”)没有同一语素，它们也没有原有声调，“空”调是它们词库的调类。“大意、报酬”之类的轻声语素，可以找到它们的同一语素，词库里可将这类轻声语素规定为它们的原有声调(情况与“小姐”之“姐”的词库声调形式相同)。“东西、马虎”类的轻声词，它们不具备原有声调，不可能找到同一语素。
词库中，轻声调音节分为无原有声调和有原有声调两种。在生成程序上，当该音节与其他音节组成更大语音单位时，它们声调层面上的生成过程分别为甲式(无原有声调)和乙式(有原有声调)：
甲式：空调→轻声赋值(根据前音节调值)
乙式：原调→空调→轻声赋值(根据前音节调值)
(受重音格式制约)
以上轻声调的生成过程，与路继伦、王嘉龄的不同处在于：(1)有相当部分的轻声音节(甲式)在声调层面上不直接受重音格式制约，而路继伦、王嘉龄认为所有轻声音节在声调层面上都受重音格式制约；(2)这些轻声语素在词库上规定为空调，而路继伦、王嘉龄认为这些语素在词库上没有声调。
6.北京话多音节词的韵律格式
北京话的轻声调归属声调还是归属韵律，应该从音系上考虑。
轻重音，是音节的强弱对比，属于多音节词或短语的韵律形式；而轻声调则是音节自身的语音(音高)形式。就音节自身而言，重读音节的能量大，但韵律上说的重与轻，指两音节的强、弱节奏的对比。
韵律以音步(foot)为单位，北京话的一个完整音步由两个音节组成(冯胜利2005:89-91)。单个音节的音步是不完整音步(f)，它附加在完整音步(F)的前面或者后面。现以北京话双音节词扩展成三音节词为例，说明北京话音节的轻重与韵律之关系，见表2。
表2 北京话双音节词、三音节词的韵律
北京话双音节词的韵律格式只有“强强”与“强弱”两种，如“文字”为“强强”，“蚊子”为“强弱”。比较“强强”两个音节，后者更强，但这样的强没有类型上的对立作用（注：北京大学中文系(2004:121-2)把“文字”分析为“中重”，“重重”与“中重”没有辨义功能。本文用“强强”为了突出音系上的强、弱对比，不计语音上的“强”、“中”差异。魏钢强(2005:529)根据北京口语现象，如
，认为北京口语有三种重音模式：中重
、重中
、重轻(“老·子”)。笔者认为，北京话音系上不存 在“强：次强(或次弱)：弱”的三重对立，只有“强：弱”两重对立。）。
对于双音节词来说，音节的重轻对应于音步的强弱，但双音节以上的重音类型就不存在这样的对应了。北京话三音节词是在双音节基础上增加二个音节，有三种格式：“强弱强、强强弱、强弱弱”。北京话韵律从双音节扩展到三音节，遵循以下三条原则：(1)不存在弱起音步；(2)“重轻”之“轻”在韵律中永远不会改变其弱音地位；(3)“重重”式扩展时，根据音步“右向构词”规律(冯胜利2005:108)，韵律通常为(xx)x，也可以x(xx)，但二者韵律格式相同。
先解释第一条原则。弱起音步，就是轻音音节作为完整音步的起头。北京话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的音步起头，不能由轻音音节充当。有两方面的解释。首先，北京话双音节词的韵律格式只有两种：“重重”与“重轻”，不存在“轻重”或“轻轻”。虽然构词上有前缀“老—、阿—”，但前缀不是轻音音节，所以韵律上不存在“轻重”式（注：北京话前缀与后缀的韵律作用不一致，究其因，还是音节语素的词库语音形式不同。）。此外，两个轻音节不成音步。音步内若无重音，便无法形成节奏。看来，北京话的基本音步必须至少有一个重音，而且起头不能是轻音音节。
其次，从双音节词扩展到三音节词，可作左向或右向扩展(北京话不存在构词上的中缀)，左向扩展的音节一定不是轻音节。“重重”则可双向扩展，如从“塑料”扩展到“塑料花、白塑料”；“重轻”也能双向扩展，如从“豆腐”扩展到“豆腐花、老豆腐”，从“师傅”扩展到“师傅们”。
第二条原则说明，如果某音节词库形式为轻音音节，那么，韵律上它永远处于音步的弱节拍。然而，弱音不等于轻音，弱音是音步的弱拍，它所辖的音节，或为轻音，或为重音；轻音则是音节自身的语音特征。这说明，一方面，词库的轻音性质决定音步类型；另一方面，重音节受韵律制约可能变弱音。词库的轻音节(包括轻声调)非但不受韵律制约，反而直接影响重音类型，这也是对所有轻声音节在声调层面上都受制于重音格式的一个反证。
现以“白塑料”的韵律变化解释第三条原则。在北京话里，此类三音节词的节律可以是(xx)x，也可以是x(xx)，前者为一个完整音步加一个不完整音步(简称双单式)，后者为一个不完整音步加一个完整音步(简称单双式)。据吴宗济(2004[1985]:178)的观察，北京人口语中经常把“单双”说成“双单”，例如，“省美展”的节奏为“双单”和“单双”两可（注：吴宗济(2004[1985]:188)的声学实验还发现，三字组次字的声调，受首字影响较大，受末字影响较小。这表明，三音节词的节律通常为“双单”，不管词法结构是1+2还是2+1。）。读“双单”的“白塑料”与“格子布”具有相同节奏。表2“强弱强”式的前一音步后一节拍的下辖音节，可以是轻音节，也可以是重音节。不论轻重，都改变不了它在韵律上的弱音地位。
以上三条原则还不足以解释三音节词的韵律变化规则。表2只列了音节层与基本音步层。音步层之上有词层。如果音步结构复杂，还要分出音步的不同层次。基本音步以上的重音，可落在完整音步上，也可落在不完整音步上。多层次的韵律结构一般以Liberman(1975)的节律栅(metrical grid)表示。节律栅不把重音看作音节的固有特性，而把它分析为二元列阵。在列阵里，强音所在的节律位(metrical position)用*号标志，弱音用空格表示。北京话带轻音节的三音节词韵律结构可表示为A、B、C三式(韵律结构由下至上)。
以上三个节律栅，每个音节都在音步层和词层上标志了它的性质，星号的为强，空白的为弱。节律栅性质呈阶梯性，高层上的星号意味着它低层上也有相应的正值。A式是一个强弱音步后加一个强的不完整音步，B式是一个强弱音步前加一个强的不完整音步，C式由一个强弱音步后加一个弱的不完整音步。
A式的词重音落在音步层的后一重音上，这符合两重音相连后者更重之原则。B式词重音所在的节律位，也符合两重音相连后者更重之原则，但B式音步层的两个相连重音，中间没有任何音节间隔。根据学者对英语短语韵律的解释，两个词重音之间无任何音节间隔会产生碰撞，为了避免碰撞，必须将左边星号的节律位向左移动（注：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参见张立杰等(2004:93-5)。）。B式说明，北京话的韵律似乎能有条件地接受两个重音前后相连，可能因为B式的两个重音都无法作左向移动，也可能因为它们相邻的节律位为轻音音节，轻音音节不能承受重音。
如果音步层上两个重音相连，且相邻的节律位不是轻音音节，那么，北京话的两个重音也需要避免碰撞。例如，双音节词“塑料”的词重音在后，扩展成“塑料花”时，音步层两个重音发生碰撞，见Aa式。
北京话的“碰撞回避”规则要求左边星号向左移动，这个左向移动与英语的移动方向一致。“碰撞回避”规则能够解释音步上“塑料花”的中间音节为弱音。Aa式与A式在音步层和词层上的重音类型一致，它们同属一式。
“白塑料”的节奏可说成“单双”或“双单”。不论是“单双”还是“双单”，二者的韵律相同。它的“单双”节奏，韵律与“格子布”相同；它的“双单”节奏，韵律与“塑料花”相同。下面以“单双”节奏为例。
比较“白塑料”与“格子布”，虽然二者各个音步所辖音节数量不同，前者为x(xx)，后者为(xx)x，但二者音步层、词层的重音类型是一样的。“白塑料”的中间音节因音步层上无重音，韵律上只能是弱音（注：北京话韵律中弱音与音步的从属关系，需要专文讨论，此处从略。）。
如果将三音节扩展成四音节，层次可能会增加，结构可能更复杂，但词层重音仍落在最高音步层的后一节律位上。一般四音节词的韵律结构为D式。
D式第一、第三音节的音步层上均无重音，但两个音步不是弱起音步，因为所辖音节不是轻音音节。
带轻音音节的四音节词，根据轻音节的不同分布，分别为E式和F式。
E式与D式的不同在于音步所辖音节的性质，E式音步下辖的两个音节一重一轻，D式音步下辖两个重音节。
轻音节在F式仍然控制着音步类型，“老豆腐汤”的节奏，不能像一般四音节词那样形成(xx)(xx)，而是由一个完整音步前后带两个不完整音步：x(xx)x。它的“腐”是轻音，节律上不能跟它前面的音节分离，“老豆腐汤”“王麻子面”之类不能说成“(老豆)(腐汤)”或者“(王麻)(子面)”。此外，F式音步I层有两个相连重音，其中第二个星号并没有因“重音碰撞”而移开，可能是“碰撞回避”规则不允许右向移动，也可能是轻音节不能承担重音。该式音步Ⅱ层的重音，根据后者更重的原则，重音分别落在音步Ⅰ层的第二及第三重音的节律位上。
再将“白塑料花”的韵律结构分析如下：
比较“白塑料花”与“老豆腐汤”，前者的两个音步层(Ⅰ、Ⅱ两层)和词层的重音类型与“老豆腐汤”完全一样，只是“白塑料花”的韵律结构曾经发生过重音碰撞回避，而“老豆腐汤”未发生过重音碰撞回避。
注意“白塑料花”音步Ⅰ层的第二个星号，为避免碰撞作左向移动后；又与左边的重音发生碰撞，但是，北京话“碰撞回避”规则只允许星号作左向移动，不允许右向移动，因此，“白塑料花”的音步Ⅰ层可以接受这两个相连的重音，该情况与“老豆腐汤”相若。
综上所述，北京话的双音节词的韵律类型有两种：“强强”与“强弱”。三音节词的韵律类型有三种，它们是A式、B式、C式。四音节词的韵律类型也是三种，D式、E式、F式。
7.结语
为北京话轻声调归类，在声学上，可以把轻声与轻音合并，归入韵律的轻重；在音系学上，不能把轻声调归入韵律现象，轻声调可算一个特殊调类。在解释轻声调的生成规则时，应以可验证的、反映本族人语感的同一语素为依据。
北京话的韵律体现在音节间的停延、音节的时长、轻重音、轻声调等方面，但韵律有其自身的结构规律，它的基本单位是音步。显然，音步的语音特征与轻声音节的音高属于不同质的语音现象。
轻声调还涉及普通话的教学。在没有轻声调的方言区(如粤语区)进行普通话教学，即使不在调类上介绍轻声调，碰到轻声词语时，免不了集中介绍轻声调，其方法如同介绍一种新调类。香港的普通话教学，通常把轻声调当作一种特殊调类。因为轻声调的依附性，香港学生对于轻声调类的掌握，难度远远超过四个基本调类。把轻声调当作一个特殊调类，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法，音系学上也完全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