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产业与出版人才——在苏州大学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报告论文,会上论文,苏州大学论文,产业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4)01-0083-05
来到美丽的苏州大学这所百年老校，有机会能和在座的同学、老师们进行交流，感到很高兴、很荣幸。大家都是学习、研究新闻传媒和文化出版的，我长期在新闻出版部门工作，因此，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出版产业与出版人才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与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都非常重视人才问题。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要求“营造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体制环境。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以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所以探讨如何培养和造就大批出版人才，同样是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需要。
一、转变出版理念，大力发展出版产业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出版工作作为文化事业来管理。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重要思想，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由于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为我们正确认识出版现象、发展出版产业指明了方向，并内在地要求我们把出版作为产业来发展。这一认识的变化是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化，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与此相适应，出版要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好，就必须转变出版理念，大力发展出版产业。出版产业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那么，从出版事业向出版产业的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一问题，我简要讲三点：
第一，意味着我们的出版活动将主要成为一种企业行为，出版的企业化经营将成为出版单位的生存方式。我们过去传统的出版活动主要是一种事业行为，出版单位就是国家事业单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按照“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方针，我国的新闻出版单位逐渐从事业管理体制转换到企业管理体制上来。企业管理体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最新提法是“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健全出版企业法人制度，并“依法进行自主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一点很重要，是我们今后发展出版产业的基础，也是当前我们出版改革必须进行和正在进行的一项实质性工作。
第二，意味着我们的出版活动将主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运作，市场机制将成为配置出版资源、优化出版活动的主要手段。今后我们的出版活动将主要向市场要资源、向市场要效益，这一点很关键。
第三，意味着我们的出版活动将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不可否认，与发达国家的出版业相比，我国出版业的产业规模还很小，但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处于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时期，出版产业往往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这个国家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并逐步向富裕型转变的时候，随着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文化消费将在人们的消费指数系列中逐步上升，出版产业将逐步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支柱产业。所以产业化是我们必须突破的一个阶段。
在这里，产业化是一个整合概念，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产业化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既相谐又相容的一个概念，而不能脱离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我注意到一些学者在论述我国传媒产业化发展理论时往往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硬拿外国的一些媒介理论进行对比，这是对中国现实情况缺乏了解。就我国出版产业目前的发展情况来说，我们依照的是在基本保持原有的所有制性质、政治立场和编辑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对内进行企业化经营，对外实行市场化运作，从而在整体上按照产业发展规律逐步推进。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出版业本身的特殊性，它生产的产品是精神产品，它既是一项经济活动，又是一项文化活动，所以，我国的出版产业化要以先进文化为指导，要以发展先进文化为目的，这一点又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出版产业化是一个“过程”，它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随着出版改革的逐步深入，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而完成的。
二、德、能、识——优秀出版人才具备的基本素质
在出版日益产业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要求，就显得尤为必要。现在的出版市场竞争，已经从最初的产品竞争的层面上升到品牌竞争和资源竞争的层面，优秀的出版人才已经成为出版资源竞争的焦点。为什么面对一位著名的作者（专家或作家），有的编辑能组到他的书稿，而有的编辑就组不到。“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得人者昌，用人者兴”。只有得到了优秀的出版人才，才会发掘出优秀的作者，策划出优质的选题，才能打通优质的营销渠道。目前“品牌竞争”已走向机构品牌为副、产品品牌为主（要经过市场的评价）的阶段，而产品品牌是由人造就的。“个人品牌”可以延伸为好的“团队”效应——好的组织、用人机制、激励机制，可以激活、鼓励和提高创新能力。大家也都注意到，这两年出版界的人才流动现象已经受到业界关注。尤其是几个在出版界颇受关注的“重量级”人物的“跳槽”，对出版界震动很大。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从整体上说，我国的出版产业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联系到我们的实际学习情况和工作情况，作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出版人才就是集“德”、“能”、“识”于一体的杰出人才。一个杰出的出版人就是以崇高的道德、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通过整合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生产出优质的精神产品，既能创造经济价值，又能为满足人们精神需要而不断创新的人。下面，我就“德”、“能”、“识”这三方面的素质要求进行一些分析。
（一）从“德”这一方面讲，优秀的出版人才应该把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完美地集于一身
具有社会道德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基础，恪守职业道德是一个出版人立足于出版行业的前提。出版活动作为一种企业行为，出版人当然要考虑经济效益，但这不应是唯一的目的。他还肩负着启迪民智、普及教育、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他要在这“双重目的”之间寻求完美的结合。也就是说，他的赚钱是通过出售先进文化产品来实现的，而不是为了赚钱，将危害人类的落后的文化产品甚至是文化垃圾产品兜售出去。美国出版家小赫伯特·S·贝利在《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中说：“出版业的不同，首先在于它的文化事业的性质。大部分出版商非常重视各类图书的文化作用，唯利是图而不问其他的出版商是很少的。”英国出版家斯坦利·昂温也认为：出版人的工作就是“使人们和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密切接触”。他还告诫人们：“如果赚钱是你首要的目的，那你就不要从事出版业。出版业的报偿远不只是金钱。”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版家的论述，在现阶段我国发展出版产业的转型时期，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从实际情况看，职业道德是内化于优秀出版人精神世界中的理性的、自觉的行为，那些一心为了读者，专注于出版先进的、健康的、高质量的出版物的出版人，不仅总是为广大读者所肯定、所颂扬，而且也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丰厚回报；而那些出版了落后的不健康出版物的出版人，不仅会受到大众舆论的谴责，往往得不偿失，而且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从“能”这一方面讲，优秀出版人才属于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
人类的出版活动首先是一种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活动，这既是出版产业的出发点，也是出版产业的归宿。从出版经营的角度讲，出版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但当它被当作一种经济活动来对待时，又往往表现出它独特的文化属性，这正是出版产业的特性所在。因此，优秀的出版人才首先要具备高品格的文化选择与创造能力。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组织策划选题能力；对书稿的选择、判断能力；对出版物的销售能力。
第一，组织、策划出版物选题的能力。
我们知道，传统出版人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编校质量上，侧重于内容加工，而不是创造者的业务形态，这也就是过去常说的“编辑为别人做嫁衣裳”，是“无名英雄”，对选题的策划含量所占比重不大；而当前对优秀出版人才的要求是：在不放松编校质量的同时，更把工作重心放在组织和策划出版选题上。要开拓并掌握原创性出版物的知识产权，培育核心竞争力。从出版活动的文化属性讲，组织和策划选题是优秀出版人在对出版文化的现状和走势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把握之后，对自身发展方向的一种定位，是一种有头脑、不盲从的表现。从出版活动的经济属性讲，组织和策划出版选题是在市场条件下缔造出版产业大厦的必要步骤。选题是出版工作的重心，出版人在确立选题时不仅要考虑到国情、作者、读者、国内及国际市场各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到出版物在推进社会文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同时，还要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成功的出版人往往能从文化的绵延性上来进行分析、判断，使自己的选题策划具有重大理论或实践意义的前瞻性。因此，从选题的组织和策划上往往能分出出版人才功底的深浅。
第二，书稿的选择和判断能力。
书稿的质量直接决定出版物的质量。书稿需要出版人采取主动的方式去组织，并且要让自己的出版理念贯穿其中。实际上，出版人出门组稿一直是出版业的一个良好的传统。这里对书稿的判断力显得很重要。对书稿的判断主要是基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的考虑，其中社会效益是前提。选择文稿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得到作家的信任并能保持这种信任是优秀出版人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出版物的销售能力。
销售出版物就是“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出版物送给合适的读者”。图书销售这个环节被西方出版人称作一个“富于挑战的永恒的课题”。因为在全部图书出版活动中，卖书亦是一项相当难的工作。道理不难理解：出版物只有被读者阅读，才能实现其文化价值；读者购买了出版物，出版者才能达到赢利的目的，并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正如斯坦利·昂温所说：“最有效地销售出版物”是一个出版人取得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从上述三方面能力而言，我国出版史上也不乏这一类杰出人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赵家璧，一个是孙伏园。赵家璧以策划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而名载中国出版史册。这套大系共十集，是集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成就的皇皇巨著，在今天看来，其编、印、发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赵家璧在承担这么巨大的任务时，还只有25岁。可见他作为一个出版人的心理素质和沟通能力已经是何等优秀！可以说，25岁的赵家璧已经成为一个全能型的出版人。之后，他又策划了“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晨光文学丛书”、“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等选题，在社会上都产生良好影响。1990年11月，第二届韬奋出版奖公布，赵家璧排名第一。
关于孙伏园，鲁迅先生在记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详细追述了他作为一个编辑利用其“善于催稿”的艺术促成《阿Q正传》写作并发表的全过程。上门催稿是一门艺术，能催出好稿是一门艺术，其中更蕴含了出版人对稿件的选择、判断能力。后来换了编辑，《阿Q正传》就草草结束。如果代替孙伏园的那个编辑，也像孙伏园那样善于向鲁迅先生催稿，那么《阿Q正传》也许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除了上述业务能力外，优秀的出版人才还应该是出版产业的管理专家。这主要针对高级出版人才甚或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出版人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管理。出版行业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出版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日本学者清水英夫认为：“对于出版社来说，人是至关重要的，是命脉。”但是真正指导各类出版人才统一在一个思想原则之下并非易事，因为每个出版人都是独具个性的。因此，优秀的出版管理人才应该是整合配置人才资源的大师。他们应该具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知人善任，广纳群贤”。
（三）从“识”这一方面讲，优秀的出版人才是集才识、学识、胆识于一身，具有科学精神的创新人才
在“德”、“能”、“识”这三方面的素质条件中，“识”是最具魅力的。因为“德”着重于出版人人格境界的分析，“能”着重于出版人实践品质的分析，而“识”则是最具灵性的东西，是给出版人灌注鲜活生气的，使“德”、“能”获得丰富内涵的文化智慧系统。
首先是“学识”。这是出版人才所禀承的文化知识体系的集中表现。我国著名出版家邹韬奋说：“关于编辑工作，虽然有其特殊的技术，（但）基础仍在写作能力和学识的充分修养。”即是说，“学识”是基础性的东西，是根基。“学识”又分两端，一曰“专”，二曰“博”。“专”是对某一专业学科有深入的研究，“博”则在“专”的基础上扩散开去，比如对相关学科的了解和熟悉，对自身文化素养有所促进和提高的各类知识的掌握等。在出版业中要求出版人文化知识上的“一专多能”，既是“专家”，又是“杂家”，实际上是让出版人将“专”的能量释放到“博”的容器里，以“博”涵养“专”，以“专”提升“博”。对于优秀的出版人才来说，“专”和“博”都是干好工作的资本。
现在有些作者、年轻编辑表现出浮躁、急功近利，缺乏深厚的学识素养，急功近利只能是一时的，甚至可得大奖，但长远就不行了！
编辑界有一种提法：要做“学者型编辑”。这一点在当前有必要提倡。近几年，学术腐败严重困扰学术界，同时也给编辑出版界提出了新问题。一些学术著作抄袭多多，硬伤累累，而竟然获得出版。因此，学界有人指责我们的学术编辑群体不成熟，扮演了学术腐败的“帮凶”和“帮闲”的角色。这些指责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国编辑出版史上，有很多大学问家都从事过编辑出版工作，像鲁迅、茅盾、叶圣陶等先生。中国成熟的出版家，无不是学者型出版家；也有很多编辑出版家成了大学问家，像陈原、周振甫、傅璇琮等，可惜这些学者型编辑后继乏人了。
在这里，我还想重点提一下张元济先生和周振甫先生。1948年，在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中，张元济先生以全票当选，是当时新闻出版界的唯一入选者。无疑，他的学术功力与他的编辑出版功底密切相关。他以编辑出版的方式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介入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从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肯定。同样的例子，周振甫先生因为编辑了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而成为学界佳话，自不必多说。周先生自己还成为《文心雕龙》研究领域的专家，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面对这些大学问家，我们在座的，特别是从事大学出版的同志们，都应该有所思、有所学、有所悟。
下面再谈“才识”。“才识”带有天才的非凡意味。它和人的生理、心理、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否认，有许多天分极高的智者，其识见自与常人不同，其在出版业中展现的才能使出版文化熠熠生辉。但从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观点看，天才得之于勤奋，得之于学识的积累，得之于善思考、善“悟”。可以说，“才识”是对“学识”的提高，“才识”是“悟”的结晶，是在“学识”基础上的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是一个从量到质的变化过程。
“才识”与审美鉴赏力密切相关。为什么有的出版人能在常人眼皮底下发现被埋没的大选题呢？这就与他们的才识有关，与他们的审美判断力有关。比如大家熟知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最初被一家旅游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当作一本旅游指导书来编，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也没出版。后来被上海知识出版社（今“东方出版中心”前身）识中出版（1992年3月第1版，1999年11月第13次印刷，2001年4月第2版，2001年9月第4次印刷），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一种独特形式，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文化界的认可，余秋雨先生也因此声名远播。所以，一个优秀的出版人才，还要在审美判断力的培养上下功夫。
最后谈一下“胆识”。如果说“学识”和“才识”是现代出版人进行出版活动的必要条件，那么“胆识”则是把“理论”变为现实的助推器。由于出版产业的市场化，对出版人来说，每投资出版一种出版物都是一种商业风险。这就要求现代出版人在具体的出版活动中，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与才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果断而正确的决策。缺乏胆略、优柔寡断，不仅会丧失发展的机遇，也是对学识与才识的浪费。因此，“胆识”里蕴含着创造的因素、创新的勇气。
三、出版人才培养与大学出版产业发展
下面，结合学校出版教育与大学出版现状，简单谈一谈出版人才培养与大学出版的关系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国不少高校开办了新闻传播与编辑出版专业的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为新闻出版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功不可没。因为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包括教育界一些领导都认为“出版无学”。全国恢复评职称时，为争取单列编辑系列是费了很多口舌和很长时间的。这也难怪，就出版来说，我们传统的培养人才的方式是师徒相传式，师父言传身教，徒弟潜心学习，边学边干。我国商务印书馆早期的人才培养方式就是这样。现在，随着出版越来越向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趋势发展，出版社内部迫切需要那些既谙熟出版产业运作规律，又有能力推动出版业务的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创新型人才，这样的人才从出版社内部培养已经很费力气，而高校作为一个培养高等人才的地方，有着无可比拟的学科优势和资源优势，这种情况使高校出版教育的形成成为必然。
我认为，高校出版教育应该成为先进出版理念的策源地和高素质出版人才的培养基地，应该成为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什么是出版理念？从学理上说，所谓出版理念就是贯穿于出版机构的认识理念、行为准则、行动纲领和处世信念，是最能代表一个出版机构外在形象的内在精髓，是出版机构活的灵魂。一个出版传播机构从出版定位开始直到出版传播效果的评价都必须从它的出版理念中获得支持，才能确立其生存之道。出版理念是很抽象的东西，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以具体的、感性的面目出现。美国人德格拉夫创办袖珍图书公司时的出版宗旨是“用大多数人都买得起的低价，出版品种最多的图书”。这就是美国纸皮书开创之初的出版理念。牛津大学出版社始终把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专业书刊作为自己的出版理念，500年来始终恪守这一理念。出版理念确定了，就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自身的出版定位，形成自己的出版特色，创出自己的出版品牌。
我之所以认为高校出版教育应该成为先进出版理念的策源地，就是因为高校不但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而且具有厚重的科学精神，不但能够接受到最先进的知识信息，还可以学习到处理这些新知识新信息的最新方法和手段。学习包括在课堂学习，在编辑实践和出版实践中学习；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只要同学们善于学习，勤于学习，就完全可以把自己造就成一名高素质的出版人才和传媒人才。我相信高校出版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出版教育，会时刻站在世界出版产业发展的前沿，来推动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的。为此，要将理论学习和业务实践结合起来，要将经验学习和创新智慧结合起来，要担当起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艰巨任务。
大学出版日益成为我国出版产业的中坚力量，目前全国568家出版社中，大学出版社的数量占到五分之一，在综合实力100强的排名中几乎占了半壁江山，成绩喜人。我也注意到，苏州大学出版社建社11年来，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图书，像“苏州文化丛书”、“扬州文化丛书”等，其中“扬州文化丛书”（在北京开过出版座谈会）还在去年获得了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抗非典时期出了一本《中华民族的脊梁》，反响很好，这说明苏州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理念是对路的。
大学出版有很多优势，可以出版高校教材、学术专著、地方文化丛书、教辅读物等，选题资源优势十分明显。如何将这些出版优势化为出版效益，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大学独特的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对社会、对民族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大学的学术成果、科学精神、人文传统需要出版的传播和推广，才能发扬光大。可以说，依托于大学，服务于大学，但又不拘于大学，是大学出版的基本理念所在。
我认为大学出版可以走“品牌经营”的路子。世界知名大学出版社之所以会产生全球性影响，是与他们在品牌经营方面所做的长期努力分不开的。比如牛津、剑桥、哈佛、霍普金斯等大学出版社，他们都非常注重品牌、注重学术出版，这种历经数百年而一直恪守的出版理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要注重品牌，努力开发各类显示高校优势和特色的品牌，要在品牌经营上长期下功夫。我相信大学出版社将会成为我国新一代“学者型出版家”成长的摇篮和基地，因为你们具备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当然，“学者型出版家”也要具备现代出版的经营理念和实践经验。有人曾说：“有文化的缺乏商业头脑，有商业头脑的缺乏文化。”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最后，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和同志们、朋友们都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中国出版产业的腾飞而努力奋斗。
收稿日期：2003-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