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关于开发西北经济的战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战略意义、战略步骤与实施政策等三个方面对孙中山先生关于开发西北经济的战略构想作了全面探析；并指出：孙中山先生关于开发西北必须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必须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必须引进外资与人才、必须注重文化教育与建设人才培养等主张，对于我们更好地实施西部发展战略、建设好大西北仍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孙中山 西北经济 交通运输业 移民 产业体系 开发 建设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十分重视。在其著作和讲演中，他多次提到西北的开发问题。特别是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对于西北经济的开发与建设更是提出了许多宏伟的战略构想。今天，党中央已经把开发大西北作为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先驱者思想的合理继承与发扬光大。因此，我们重视审察孙中山关于开发西北经济的战略思想，这不仅对于研究、总结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思想，而且对于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战略设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开发西北经济的战略意义
由于“中国西北部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二”，[①]孙中山认为开发西北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其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开发西北经济是发展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地，是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战略后方。
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全面振兴中国实业的宏伟计划，其中多处与发展西北经济有关，开发西部经济是发展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孙中山认为西北地广人稀，草原广阔，矿产丰富，开发与发展西北经济可因地制宜，把西北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肉类生产基地、石油、铁矿开采以及皮毛加工工业基地，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与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开发西北经济可以促进西北地区交通运输的发展，从而使中国交通成为世界交通的一部分，进而促进中国与欧亚大陆的经济联系。
孙中山认为，西北铁路可以把北方大港与西北各地联系起来，使欧亚“两大陆可以连成一气。”[②]在孙中山看来，西北铁路以“地位适宜”之原则言之，“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盖将为欧亚铁路系统之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结”。“由太平洋前往欧洲者，以经此线为最近”；由从新疆出发，可与印度、欧洲线路“联络成一连锁”。综观西北铁路，“于世界位置上，无较此重要矣”[③]。以经济言之，此路“不仅有利于中国，且有利世界商业于无穷也”[④]。
（三）开发西北经济可以促进全国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发展。
孙中山指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很丰富，但是分布极不合理。西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但人口稀疏；而东南地区则人满为患，劳动力过剩。因此，运用东南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去开发西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则可以促进全国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使生产力布局走向合理，国民经济实现地区之间的平衡，使全国经济均衡发展。
（四）开发西北经济具有重要的军事国防意义，可以巩固西北边防，抵御外来侵略。
近代以降，西北地区屡受外敌侵扰，国防力量极为虚弱。面对我国西北边疆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倡导开发西北问题主要着重于军事国防意义。他说：“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⑤]。要在西北地区建立强大的国防，必先练兵；要练兵，必先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必先发展交通。因为交通与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的巩固有着密切的联系，交通不便则经济不兴，经济不兴则国防不固。因此，孙中山“由政治上经济上言之”，把修筑西北铁路看作是“皆于中国今日为必要而刻不容缓也。”[⑥]总之，孙中山正是从西北地区所处的经济地位与国防地位的特点出发，提出开发西北经济的宏伟构想的，他试图通过开发西北，一方面改变西北贫困落后的状态，提高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平衡全国生产力布局，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巩固西北边防，进而达到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二、开发西北经济的战略步骤
孙中山认为，西北经济的开发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其战略步骤主要有：
（一）开辟交通，大力发展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
孙中山认为，交通是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开发、建设西北经济的战略重点和第一步骤就是要发展交通运输业。因为“交通为实业之母”[⑦]，要兴办交通运输业，又必先兴建铁路，“计划交通当先发展铁道为重要”[⑧]。因为铁路获利甚大，它又是“今日文明富强之利器也”[⑨]。在全国是这样，在西北地区，更是“为必要而刻不容缓也”[⑩]，由于西北地区因交通运输业不发达而“委为荒壤”[(11)]，因此，在西北地区修筑铁路乃“破荒之急务”[(12)]。在其《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计划在西北诸省，按先易后难的程序，建设铁路多条，分别纳入西北铁路系统、中央铁路系统和高原铁路系统之中。通过这些铁路系统不仅可以使西北各省之间互相联系起来，而且还可以使西北地区同孙中山设计的北方大港以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的，这些铁路一旦建成，伊梨就可直达上海，喀什噶尔亦可通至广州。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将成为许多铁路的交叉点或终点，并且将建设成为新式城市。兰州将有13条铁路汇合于此，形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交通中枢。孙中山还认为，在穷乡僻壤的地方，不能修铁路，就要修公路，行驶摩托车。此外还必须疏通黄河及其支流，即相连诸运河。“此河可供航运，直达甘肃之兰州。”[(13)]这样，以近代化的交通手段铁路为主，辅以公路和水路，陆水结合，互相配套，就可以形成为一个交通运输网。有了这个交通，就大大便利于西北的开发，东南沿海的工业品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入西北，而西北各省的矿产资源则可“均得廉价之运输”[(14)]而运往全国各地。
（二）移民实边，殖民垦荒。
在《实业计划》中，基于对全国经济建设和西北地区经济开发的通盘考虑，孙中山认为移民蒙古、青海、新疆等地是当时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在孙中山看来，继西北铁路系统建设之后，开发、建设西北的第二步骤应当是移民垦边问题，即从长江及沿海人口充盈之地向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移民。他指出：“殖民蒙古、新疆，实为铁路计划之补助，盖彼此互相依倚，以为发达者也”[(15)]。孙中山认为修筑西北铁路系统不是终极目的，而是手段与条件，亦即为开发西北创造交通运输条件。西北地区“现以交通运输机关缺乏之故，丰富地域，委为荒壤；而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分，麇居之贫民无所操作，其弃自然之惠济，而耗人力于无为者”，如果修筑一条能与西北相通的铁路，则“稠密省区无业之游民，可资以开发此等富足之地。”[(16)]
孙中山提出的“移民”主张是立足于对中国国情深切体察的基础之上，他认为移民于西北的理由有二：
其一，是为了解决东南沿海地区人满为患、而西北地区人口稀疏的人口布局不合理的社会问题。孙中山早期认为中国有人满之患，“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17)]。他所反映人患主要在东南沿海诸省，“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凋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剩之虞；凋零之区，物产无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图强之道”。[(18)]因此，孙中山主张“尽仿西法，招民开垦”，[(19)]极力倡导把东南地区“废弃之人力”[(20)]移植西北地区，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
其二，是为了解决“被裁百余万之兵”的生存与就业难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孙中山就敏锐地洞察到：“夫中国现时应裁之兵，数过百万；生齿之众，需地以养。殖民政策于斯两者，固最善之解决方法也”。他还认为，裁兵的安置问题还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如果“此等散兵无以安之，非流为饿莩，则化为盗贼”。因此，“此弊不可不防，尤不可命名防之无效，移民实荒，此其至善者矣”。[(21)]
孙中山认为，移民是一项“最有利之事业”，[(22)]贯彻实施移民实荒政策对于开发西北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一件一举数得的大好事，善莫大焉。首先，把东南人口稠密省区无业之游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裁之散兵迁移于西北地区，不仅可以消纳长江及沿海充盈之人口，让这些移民把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经济落后的西北地区，而且还可以化兵为工或为农，让这些散兵成为开发西北的先驱，从而缓解内地人口压力和就业困境。其次，移民政策“实为铁路计划之补助”，且“有益于铁路”[(23)]，大量移民涌入西北地区可以为西北地区铁路的修建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保证和促进西北铁路建设的顺利完成。再次，移民垦荒可直接在西北地区“开源浚利”[(24)]，开发西北地区无穷之富源，从而促动西北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孙中山对移民实荒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充满了十足的自信，他认为如果“能以科学上方法行吾人之殖民政策，则其收效，将无伦比”[(25)]。他乐观地预测：“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26)]
（三）因地制宜发展西北地区的部门经济，建立符合西北实际的产业体系。
孙中山认为，开发、建设西北经济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依据西北地区的资源优势，培植符合西北实际情况的产业结构与产业体系。其主要内容有：
其一，大力发展西北地区的农牧业。孙中山反复指出，西北诸省有“潜在地中之农业富源”，[(27)]有不少“最富之农业与最美之牧场”，诸如：蒙古、新疆“有农地牧地极广”，青海“有牧地极广”[(28)]，对这些农牧资源应当充分加以开发利用，以便把这一广大地区建设成真正的“最大食物之生产地方”。[(29)]特别是对于已耕之地，需要“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30)]使同样面积的土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其二，大力发展羊毛工业。孙中山指出，西北地区有广阔的草原，“中国西北部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二用为牧地，而羊毛工业则未见发达，每年由中国输出羊毛甚多，制为毛货，又复输入中国，”[(31)]西北地区成为了外国畜产品的供应地。中国“因工艺不发达，商业不振兴，所用货物多仰外国，是以每年出口之货多生货，进口之货多熟货，又至利权外溢”。[(32)]外国工商业者从中大获其利，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他认为，要发展西北经济就必须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发展毛纺织工业。“自羊毛商业输出、输入观之，可知发达羊毛工业，为在中国甚有利之事”。他认为要发展好羊毛工业，“当以科学方法养羊、剪毛，以改良其制品，增加其数量，于中国西北全部设立工场以制造一切羊毛货物，原料及工价甚廉，市场复大至无限”。[(33)]中国应将西北地区建成中国畜牧业和皮毛加工工业的重要基地。
其三，大力发挥采矿业。西北诸省矿产资源丰富，新疆、蒙古、青海等省“以铁矿著名”；[(34)]甘肃、新疆等省“已发见有油源”，[(35)]石油资源丰富；新疆和阗之玉矿更是名闻中外。[(36)]孙中山认为西北地区的矿业主要是油矿（石油）开采业。他指出：“四川、新疆、陕西等省，已发见有油源，虽其分量之多寡，尚未能确实调查，而中有此种矿产，不能开采以为自用，以至由外国入口之煤油、汽油等年年增加，未免可惜”[(37)]。孙中山认为中国将来工业发达起来，汽车工业也会有一个大发展，“待至中国将来汽车盛行之时，煤汽之需用或增至千倍。当此欧美各国煤油正在日渐减缩，由外国输入之煤油、煤气，断不足以供中国之需要，此所以在中国以开采油矿为必要之图也。”[(38)]关于各种矿产的具体开发形式，孙中山主张：在铁矿产地及其附近建立钢铁工厂、冶铸机厂和农器制造厂；在盛产石油的地方，“皆宜用油管办法”，把石油产地与其他工业中心联络起来，以使其输送与分配于各地，更为便利。[(39)]总之，孙中山认为，西北地区丰富的矿藏资源都应该充分合理地加以开发利用，在其经营方式上应该采取政府承办与私人经营并举的方针。不过，应以政府经营为主，尤其是那些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以防止资本家垄断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对于那些国家尚无力经营的矿务业，“当留为私人办之；”“租与私人立约办理。”“国家必须采用宽大之矿律”，“政府所雇用之专门技师，应自由给予指导与报告”，“公司银行应予以经济之帮助”。[(40)]对于私人经营的矿业，“政府有收回办理之权”，这样，一切有利益之矿可以逐步收归国有，使全国人民都能“均沾其利益”。[(41)]
三、开发西北经济政府应采取扶持政策
孙中山认为，要开发、建设好西北经济，除了制定开发战略计划，规划开发步骤之外，还必须加强政府行为在西北经济开发建设中的调控指导作用，国家必须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创造种种便利条件，提供切实的扶持政策。他认为，政府应采取以下的扶持政策与措施：
（一）由国家收购西北地区的荒芜土地，建成农庄，长期贷给移民，使移民有地可耕，有田可垦。
孙中山一贯主张，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应由私人独占，更不允许进行土地投机。他认为，一旦西北铁路筑通，随着西北经济的发展，土地价值一定会增殖高涨，土地投机商必将会乘时从事土地投机，这样就势必影响西北开发事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孙中山主张：“土地应由国家买收，以防专钻投机之家置土地于无用，而遗毒害于社会”，国家所得土地，“应均为农庄，长期贷诸移民”，[(42)]以保证广大移民有田有地垦殖。
（二）设立特别国家机关统筹安排移民事宜。
孙中山认为设立特别机关主管移民事宜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即以满州现时殖民言之，”“杂乱无章”，“虚耗人工地力，不知凡几”。因此，急需设有一“国家机关”“用系统的方法指导其事”。这一特别机关的职能就是要“特惠移民”以“普利全国”。“特惠”政策之内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其一，国家收买荒地长期贷给农民；其二，移民迁至西北地区初期进行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其三，“兴办此事，必当组织数大机关，行战时工场制度，以为移民运输居处衣食之备，第一年不取现值，以信用借贷法行之”；其四，待一个地区移民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授予移民自治特权，实际上就是授予资本主义地方自治性质的权限；其五，对每一移民“应施以训练，俾能以民主政治的精神，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43)]所谓“个人局部之事业”，即指资本主义企业或农场。按照孙中山的设计，就是要把西北地区建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三）国家为开发西北专设兴农、殖边银行，创建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支持。
孙中山在民国初年（1912年3月）就曾明确指出：“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融通资本故耳”，因此，“创设兴农、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44)]孙中山把西北经济凋零、贫穷的原因归结于金融机关缺乏，以整体而言，此论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与民族金融机关缺乏实有相关之处，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在于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残酷掠夺。虽然如此，但孙中山所提出的创设民族金融机关以资济西北经济开发大业的设想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的一面。
（四）拨出专款扶持建立开发西北的实业公司和科研团体。
民国成立初期，由于海关仍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税款被扣留，拒不上交民国政府，地方赋税也迟迟滞交。在民国财政十分艰难的情况，孙中山仍然主张对有关开发西北的实业公司和科研团体给予财政支持。如1912年，黄兴等人筹办专门研究开发西北农牧业的“拓殖协会”，孙中山大力支持，认为“拓殖协会之组织，自是谋国要图，国家应予协助”，[(45)]应“由政府筹款补助，以资早日成立。”[(46)]并指示财政部门每年拨款30万元，列入国家预算，作为拓殖协会经费。
（五）发展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积极为当地建设培养各类人才。
孙中山多次指出，治贫须先治愚，“非学问，无以建设也。”[(47)]他又说：“二十世纪之国民，一科学互竞之国民也。”[(48)]中国要实现近代化，要国富民富，舍教育将无路可走，西北地区更是如此。有鉴于此，孙中山极力主张，政府应大力支持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师范教育，要“养成师资”，创设学堂，“广施教育、共同进化。”[(49)]借此开发、利用西北地区的人力资源，提高西北地区国民的文化素质、技能水平，为西北经济的建设培养有用之才。
（六）实行“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发展西北地区的铁路、农牧业和工矿业。
孙中山是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直将利用外资与开放主义联系起来，他说：“利用外资，可得外资之益，故余主张开放门户，吸引外国资本。”[(50)]孙中山认为，在“民穷财尽”和科学技术落后的时代条件下，要有效地开发、建设西北、要修筑铁路，发展西北的农牧业和工矿业，就必须募集外资，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机器以及外国人才，即所谓必须“欢迎外资”、“欢迎机器”与“利用外国人才”。[(51)]在引进利用外资活动中，必须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坚持为我所用的基本原则，真正切实开发西北地区之富源，振兴西北经济。
孙中山关于开发西北经济的战略思想，凸现了孙中山对于西北经济建设事业敢想敢做的革命气魄，凝聚着他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改造西北落后面貌的满腔热忱。像他这样系统地全面地提出开放西北的宏伟设想和计划，前无古人。当时的西北，人烟稀少，土地荒凉，经济落后，极少有人关注于此。孙中山作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能够如此重视西北地区的潜力，并把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同全国的经济建设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显示出他具有远大的、全局的、战略的眼光。
孙中山关于开放西北经济的战略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鸦片战争以来近代进步思想家和林则徐、左宗堂等人关于建设西北的思想成果，并把这种思想推向一个更高的新起点：在开发的目的上，不是侧重于军事，而是着重于经济，其目的在于改变西北贫穷落后的状态，增强国力，抵御外来侵略；在开发的方法上，不是旧式的驻军屯田，而是通过近代化手段——大铁路、大农业、大工业来综合治理西北，使西北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发展，进而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贫困落后的面貌。
不可否认，孙中山关于开发西北的种种设想、步骤、措施，以现有的科学精神来审察，其中未免有一些不现实的成分。但其中包含的许多正确的合理的成分，仍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仍然值得我们科学地研究、总结与借鉴。如孙中山关于开发西北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开发西北必须把发展交通运输业置于首位，开发西北必须引进外资、人才，开发西部必须注重文化教育、注重建设人才培养等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实施西部发展战略，建设好大西北仍具有参考价值。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⑥ ⑩ (11) (13) (14) (15) (16) (20) (21) (22) (23)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孙中山全集》，第6卷，383、256、262、262、262、262、262、265、265、264、262、264、265、264、264、264、264、337、379、361、379、383、56、384、390、391、392、391—392、292、393、393、264、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⑤ (17) (19)《孙中山全集》，第1卷，6、17、18页，中华书局，1985。
⑦ ⑧ ⑨ (18) (24) (44) (45) (46) (50)《孙中山全集》，第2卷，383、384、557、294、384、275、294、297、302、4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编：《总理遗教·谈话》
(47)《民立报》1912年5月14日。(48)《民国日报》1921年1月11日。
(49)《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64号。
(51)《孙中山全集》，第5卷，133—134页，《孙中山全集》，第2卷，5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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